杜甫传记。陈贻焮撰。此书共为上、中、下3卷，百余万言，分别于1982年、198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作者在书中以杜甫生平为线索，以唐代社会为广阔的历史背景，对杜甫的家世、生活、创作、交游作了深入的研究。书首载南薰殿本杜甫像，宋刻本《杜工部集》书影。正文前有林庚序、傅璇琮序，作者自识，书末有葛晓音跋。《评传》的作者没有把杜甫简单化，既没有像封建社会某些士大夫那样把他看成每饭不忘君的诗圣，亦未将杜甫贬成一钱不值的地主老财，只是如实地根据杜甫本人的作品，把受多种社会条件约束的杜甫介绍给读者。诚如傅序所云:“书中往往在一些较为专门性的论述以后，就接着以亲切的笔调向读者介绍杜甫的生活，他的朋友，他的诗歌艺术手法的特点，犹如冬夜围炉听一老友在谈论他所感兴趣的事情。”此书精于考订，敢发新见。既注意有分析地吸取清代钱谦益、杨伦、浦起龙、仇兆鳌，以及现代闻一多、俞平伯、冯牧、萧涤非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又在深入搜罗、考察史料史实的基础上，对诗人的游踪、交往和杜诗的写作年代等作了不少考订工作。同时在介绍杜诗时，往往能阐发自得之见。如对《自京赴奉先咏怀》作者云:“浑成之作，须浑成之体，庶几得其大致若详加剖析

白寿彝总主编，共12卷、22册，1400余万字，系统地论述了自远古时代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本书开创了一种新的综合体史书体裁，其中包括编年体、传记体、纪事本末体、图版语表体、史论体及章节体。全书从1979年开始，在数万名专家学者20年的努力下，于1999年全部出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来部头最 大、水平最高的一部通史著述。本书上册分为甲、乙、丙三编，甲编主要叙述了明史研究的文献资料及研究概况；乙编论述了明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外交流的发展情况；丙编则对明代的土地、户口、赋役、科举、铨选制度，商业、手工业、工程技术、阶级结构等主要的典章制度和重要问题作了专题论述。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尤其是土地、户口、赋役、阶级结构等数章，是明史研究中的力作，反映了较高的理解水平和研究分析能力。本书下册为丁编人物传记，论述了明代社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共100多位，其中有帝王、内阁大臣，有突出政绩的著名官吏、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医学家、军事家，以及明代专权的几大宦官，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活动的描述，生动展现了明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深了人们对明代社会历史的了解。本书还设专章论述了明代数学、

白寿彝总主编，共12卷、22册，1400余万字，系统地论述了自远古时代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本书开创了一种新的综合体史书体裁，其中包括编年体、传记体、纪事本末体、图版语表体、史论体及章节体。全书从1979年开始，在数万名专家学者20年的努力下，于1999年全部出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来部头最 大、水平最高的一部通史著述。《中国通史　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下）》上册分为甲、乙、丙三编，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关于蒙元史的文献资料及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情况；论述了元皇朝的建立、发展及衰亡的历史；论述了元时期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及其特点。本书吸收了国内外蒙元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了目前学术界蒙元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与同类书相比，本书最具特色的是甲编序说和丙编典志，甲编对于文献资料和研究情况的全面深入的阐述是国内仅见的；丙编各章均由各专家学者负责撰稿，对这些问题均有深入的分析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下册主要是蒙古兴起至元朝灭亡这一时期重要人物的传记与自然科学各门学科的发展情况的专题论述。本书论述了这一时期在政治、军事、学术文化方面较为重要的人物，如拖雷、阿里不哥、真金、合撒儿、按赤

白寿彝总主编，共12卷、22册，1400余万字，系统地论述了自远古时代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本书开创了一种新的综合体史书体裁，其中包括编年体、传记体、纪事本末体、图版语表体、史论体及章节体。全书从1979年开始，在数万名专家学者20年的努力下，于1999年全部出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来部头最 大、水平最高的一部通史著述。《中国通史　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下）》第四卷上册共分甲、乙、丙三编。甲编“序说”，列举了秦汉史研究的各种主要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包括秦汉古都、长城、秦始皇陵、西汉帝陵、秦汉简牍和石刻等；介绍了近代史学对秦汉史的研究，以及建国以来关于秦汉民族史、经济史、政治史、学术思想史和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乙编“综述”，主要写秦汉的政治史。编中介绍了当时正在形成的汉民族以及秦汉境内和其周边的其他各族。丙编“典志”依次写了秦汉时期的农牧业，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官民手工业，手工业技术，商业和货币，都会和里（坊）市制度，国内外交通，户籍、上计、赋税、徭役、职官制度，官吏的选用和考核，赐爵制度，兵制和刑法制度。下册内容以介绍秦汉历史人物的传记为主，其中包括秦汉著名的皇帝

白寿彝总主编，共12卷、22册，1400余万字，系统地论述了自远古时代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本书开创了一种新的综合体史书体裁，其中包括编年体、传记体、纪事本末体、图版语表体、史论体及章节体。全书从1979年开始，在数万名专家学者20年的努力下，于1999年全部出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来部头最 大、水平最高的一部通史著述。《中国通史　第二卷——远古时代》，本卷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以考古资料探索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中国原始社会的状况，上起人类的原始，下与夏商周对接，科学地全面地勾勒了中华大地上史前民族、文化及社会发展脉络。这是填补空白的杰作。书中附有图片150余幅，更可增进读者的感性认识。此书既可作通史的一个部分读，又可单独当高校文科教材使用。

白寿彝总主编，共12卷、22册，1400余万字，系统地论述了自远古时代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本书开创了一种新的综合体史书体裁，其中包括编年体、传记体、纪事本末体、图版语表体、史论体及章节体。全书从1979年开始，在数万名专家学者20年的努力下，于1999年全部出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来部头最 大、水平最高的一部通史著述。《中国通史　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上下）》上册论述了清朝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建国起，迄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开始的历史。本书分为甲、乙、丙三编，甲编叙述了清史的有关史料、档案情况；乙编则是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民族发展情况及民族关系的综合论述；丙编典志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并对这一时期生产关系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作了多视角的研究分析，对这一时期商人、商业、商镇的发展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下册主要是清皇朝建立初期至1840年这一时期重要人物的传记与自然科学各门学科的发展情况的专题论述。本书论述了这一时期在政治、军事、学术文化方面较为重要的人物，如清皇朝的创建者努尔哈赤及其事业的继承者皇太极等，在政坛上煊赫

“诗圣”杜甫何以荣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称号？洪业身处日寇囹圄，欲以杜甫诗晨祷夕诵；自述平生以杜诗慰其大悲大喜。后寓居大洋彼岸，用英文写就《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Tu Fu ：China 's Greatest Poet），这部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52年出版的杜甫传记，迄今为止仍是海外汉学领域有关杜甫研究的最重要的著述。洪业的传记书写寄寓个人感情，全书译引杜诗达374首，融合史事，逐一析释，力求考实诗人生平踪迹。

这本《高宗武回忆录》是他离开香港赴美国定居后，在1944年8月完成的英文手稿。是高宗武对自身经历的回溯，以独特视角揭开了民国时期外交风云的隐秘面纱。​书中，高宗武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细致描绘了1934年至1939年间中国对日外交的复杂局势。作为民国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他深度参与多场重要外交谈判，书中如实记录与日本高层的周旋交锋，将当时外交官员在国家危难之际的艰难抉择与博弈，生动呈现于读者眼前。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书中对“高陶事件”有详尽叙述，他与陶希圣冒死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行径，这一情节不仅展现出他的民族大义，更让读者得以窥见抗日战争时期暗流涌动的政治斗争。​《高宗武回忆录》语言平实，却充满历史厚重感，是研究民国时期外交史、中日关系史及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历史的珍贵一手资料，为后人了解那段风云变幻的岁月提供了独特而真实的视角。

出版于1968年。沈亦云原名性真，后改署景英，字亦云，她是蒋介石的把兄、曾任北洋内阁总理的黄郛的夫人。该书书名由胡适题写，卷首依次收有蒋中正的《为黄膺白先生家传作序》、张群的《亦云回忆序》、胡适的《函代序》、张公权的《函代序》的墨迹影印件。很多人推崇这本书，一方面固然与这些名人作序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沈亦云在书中所述历史，插入大量当时的函电加以佐证，并非某些信口开河的所谓史书可比。上世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推出一系列历史人物口述传记，当时已移居美国的沈亦云也在此行列。不过沈亦云已自行完成一部回忆录，于是哥大派唐德刚协助她整理，最终呈现出我们如今看到的《亦云回忆》。书中，沈亦云以自身经历为线索，生动展现了民初政坛风起云涌的局势，能让读者深入了解黄郛的性格与应世处事之道，见证其欲将辛亥革命未竟事业继续完成的理想。同时，也侧面反映出对蒋介石施政影响极大的黄郛所处的艰难处境，进而为探究蒋介石最终失败的原因提供别样视角。它是研究民初政坛不可多得的一手史料，值得细细品味。j

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的专著。戴玄之著。1963年和1967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初版并再版。戴玄之，中国河南新蔡人。西北大学文学士，历史学教授。先后在台湾师范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台湾政治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长期从事秘密会社秘密宗教研究。另有《红枪会》等著作。本书由2篇序言、8章正文和2篇附录组成，约13万字。书末附有英文提要。研究内容涉及义和团运动的源流、性质、大规模兴起的原因、仇外排外、清政府的态度、东南互保、八国联军、辛丑条约诸方面。附录对“许袁三疏”和“董福祥上荣中堂禀”进行辨伪。本书最精华的部分是对义和团源流的探讨——提出义和团与白莲教无关，而是来自团练的论点。它向沿袭劳乃宣“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是发展斯泰戈《中国与西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与发展》观点的力作。本书是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的参考书。

郑振铎著，全书以精炼笔触勾勒梁启超（1873—1929）波澜壮阔的一生，从早年科举中举、师从康有为发起戊戌变法，到流亡海外推动思想启蒙，再到晚年投身学术，书中串联梁启超的人生关键节点，揭示其从政治家向学者转型的深层动因，尤其侧重变法失败后“以著述启民智”的抉择。解析梁启超作为维新派领袖的改良主义主张，如君主立宪、护国战争等实践，批判性探讨其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中的矛盾角色——既突破传统又囿于时代局限，展现知识分子在剧变中的理想与困境。全书仅两万余字，以短小篇幅提炼梁启超思想精髓，脉络清晰，被读者誉为“近代史入门佳作”。

《开明中国历史讲义》是开明众多课本和讲义中的重要一种，是文史研究大家王伯祥、宋云彬写给大众的历史读本。该书初版于1934年，内容大体以时间、朝代为序，将中国历史分为78个主题，每个主题为一讲，把朝廷递嬗、民族融合、疆土开拓、文化演进、社会状况、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变迁、外交局势转移等，作扼要叙述，浓缩了自史前传说时代直至1932年一·二八抗战时的上下五千年中国史。

唐朝是我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其经济发达，疆域辽阔，科学技术领先，是当时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大国。它开创了“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繁荣景象。然而，也是这样一个辉煌的大唐王朝，在开元盛世之后以不可挽回的趋势逐步走向衰落。安史之乱的爆发，藩镇割据局面的愈演愈烈，吐蕃、契丹之侵略扩张，王仙芝、黄巢之农民起义…… 本书会告诉你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个盛世王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本书作者作为唐史研究领域的大家，对唐朝由盛转衰的过程和重要史实进行了有力的论证，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深度还原了大唐王朝被人忽略的历史真相。

吴晗著，初版于 1962 年。该书主要讲述了明代锦衣卫、东厂和西厂这几个特殊机构的发展历程、职权范围、行事手段及其在明代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影响。作者吴晗通过丰富的史料，详细剖析了这些机构如何从最初维护皇权的工具，逐渐演变成为权力斗争的利器，其特务统治如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对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深刻地揭示了明代专制统治的特点和本质。

陈垣撰。三卷。1941年成稿，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共分十章,详细阐述清初东南佛教各派纷争的历史。一、临济与曹洞之诤；二、天童派之诤；三、新旧势力之诤。主要叙述法门中故国派与新朝派之争，虽为宗派争执，却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卷首冠以派系年表,卷末附有“记馀”。

周一良撰。中华书局1963年初版。本书收入了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的几乎所有代表性的论文，基本反映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文章大致按年代顺序编排，上编多写于1949年之前，下编大都写于20世纪70年代后。包括《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魏收之史学》《论诸葛亮》《论梁武帝及其时代》等一组论文，以及关于官制、礼制、词语的考证文字，均可见作者对魏晋南北朝史多方面的贡献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

中华书局1962年初版，抓住了1592—1598年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中朝两国人民共同抗击倭寇这一事件的核心，充分利用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资料，将古文、外文转换成让人易懂的语体文，整个事件的叙述又要而不烦，特别是战事发展的曲折多变，而作者条分缕析，娓娓道来，脉络清晰，李如柏兄弟、朱舜臣等中朝抗倭中坚人物形象鲜活。至于对攻城陆战及海上决战的描述，更是声情并茂，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

《民国政制史》由著名政治学家钱端升所著，初版于 1939 年。彼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艰难时期，民国已走过二十余载历程，钱端升出于对国家政制发展的深刻洞察与学术责任感，撰写了这部著作。​ 钱端升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者之一，在政治学、法学领域造诣深厚。在《民国政制史》中，他以详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梳理了从辛亥革命后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民国政治制度的发展脉络。书中详细阐述了民国时期的中央与地方政府架构、选举制度、政党政治等内容。例如，对北洋政府时期复杂多变的内阁更迭、国会运作进行了细致剖析，展现了这一时期政治制度在传统与现代间的挣扎与摸索；也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训政体制进行了深入探讨，揭示其本质特征。​ 这部著作不仅是对民国政制发展的忠实记录，更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它为后人研究民国政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成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其研究方法与视角，为后续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帮助学界更好地理解民国时期政治制度的演变逻辑，以及这种演变背后的政治、社会因素，对深入探究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轨迹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