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 斯大林死后 第三章 今天的法律_古拉格群岛

读者已经通过全书看到，在我国，从斯大林时期的最早年代起，从来没有过政治犯。所有从你们面前驱赶过去的那成百万群众，那几百万犯刑法 这时已是上午十一点。市内已经完全看不到民警，军队却越来越多、（过的确很形象；刚有点风吹草动，民政当局就躲到军队身后去了。）武装士兵占领了邮局、电台和银行。这时整个新切尔卡斯克已被军队完全封锁，任何人一概不许出入。（为了执行这项任务，还动员了罗斯托夫几个军官学校的学员，其中一部分人留守罗斯托夫，担任巡逻。）”几辆坦克从游行队伍走过的同一条路沿着莫斯科大街朝市委大楼轰轰隆隆开过来。有些男孩子抓到坦克上面，堵住它的盼望孔。坦克开始空弹射击，街道两旁的窗户和橱窗响起一片玻璃破碎声。孩子们吓得跳下坦克跑了。坦克继续向前开。

那么，这个城市的大学生呢？新切尔卡斯克是个大学城啊！大学中哪里去了？……工业大学、其他大学和一些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从清早便被锁在宿舍和学校建筑物里，不许出来。校长们真机灵！不过，我们还是要说：那些大学生的公民责任感也并不很强。大概他们自己也乐得有这样一个托词吧。当代西方国家那些造反的大学生（或者是从前我们俄国的大学生）大概不会是一道门锁能够阻拦得住的。

市委大楼里似乎有人开始扭打了。在阳台上讲话的工人一个一个被揪进楼里。阳台上出现了军人，越来越多。（斯捷普劳改营管理局的军官们不也是这样从阳台上观看肯吉尔暴乱的吗？）一队冲锋枪手开始从大楼前面的小广场上逼迫群众后退，把人们逼向街心公园的铁栅栏。（不同的目击者异口同声地说：这些士兵是少数民族士兵，是从军区的另一端刚刚调来的高加索人，用他们把刚才守卫在这里的当地卫戍部队替换下去了。但是，原先守卫在这里的那队士兵是否也接到过开枪命令呢？是否开枪命令末被执行？是否接到这项命令的大尉没有下令开枪，而是自己在队前开枪自杀了？关于这些情况，目击者的说法互不一致。有一位军官自杀，这个事实是大家都证实的。但是人们讲的细节不够清楚，而且谁也说不出这位有良心的英雄的确切姓名。）人们被士兵们逼迫着向后退，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灾祸、这时，不知是谁下了命令民总之。是这些士兵举起冲锋枪来，朝着群众头顶上射出了 现在的囚犯们从“移民区”写来的信都是灰心失意的，他们说：

“想找公理和正义是徒劳的。报上写的是一码事，实际生活可是另一码事。”

（维·伊·德．）

“我实在不愿意继续当一个被社会和人民遗弃的人。但是，到哪里去讲理呢？人们更相信侦查员的话，不会相信我。可是，侦查员，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子，她懂得什么？她能够理解什么呢？难道她能够想象到人们是怎样摆布别人的命运的吗？”

（维·克．）

“他们不对案件进行复查，因为一开展复查，他们自己就得被精简掉。”

（列-恩）

“现在只不过是把斯大林时期那一套侦查和审判的手法从政治领域搬到刑事案件领域来了，如此而已。”

（格·斯．）

把这些苦闷的囚犯们的话总结一下，我们就会明白：

l·不可能复审案件（否则，整个审判员阶层就要垮掉）。

2．从前是根据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开庭审理米沙·波塔波夫案。指控他以到他家看电视为诱饵，强xx同院十四岁茨冈少女娜佳，奸污五岁幼女奥丽娅。侦查笔录以一个从未见过性行为的六岁男孩沃瓦具名，内行而详细地描述了“米沙叔叔”和娜佳的这种行为。

这一切似乎都是沃瓦透过窗户看到的，而他的身材根本够不着窗户，玻璃上结了冰，里面还有小松树和窗帘遮住。（请问：对于那些向少年儿童日接这类的话，从而真正糟蹋孩子心灵的人，该判什么罪？）“被强xx的”娜佳已经怀孕六个月，但却一直没有告发，现在，当侦查员瓦休拉叔叔需要的时候，她就告发了。我们学校的许多教员要求参加旁听，但不允许他们进去，不过这些人却反倒因此得以在法院走廊里看到了父母们怎样教给那些“作证”的孩子，怕他们在法庭上说错话！教员们为此事给法院写了一封联名信，但这信引起的“后果”仅仅是区党委把签名的人一个个叫去，指责他们不信任苏维埃法院，并且威胁要取消他们当教员的资格。（那还用说？应该把这类抗议扼杀在萌芽阶段。如果社会舆论随便发表起对法院的意见来，司法人员就别想过太平日子了。）不久，宣布本判决：十二年严管劳改。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了解外省情况的人们会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去反对呢？！没有任何办法。我们都束手无策。甚至自己也可能失掉工作。只好让无辜的人去受苦！法院总是有理的，党的区委总是有理的。（它们是互相有联系的，有电话嘛！）

本来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过去一首都是扶梯的一

但是，事有凑巧。正在这个时候发表了我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它描写了一个人很久以前遭到的无端灾祸。这时，区委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那只总能镇住老鼠的猫了。于是我决心干预这件事。我写信给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更主要的是我使《消息报》的记者奥·柴可夫斯卡娅也来干预了这件事。这样，就开始了我们长达三年的斗争。

愚蠢麻木的侦查和司法的臃肿躯体之所以能够存活，全靠着它是不会有错的。这个躯体之所以有力，之所以信心十足，是因为它对自己的决定从不复查，任何一个法官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判决并坚信不会有人来纠正他。为此，他们之间订有一条秘密默契：不管上诉状递交到哪里，哪怕递到“超莫斯科”去，都要统统转回原审理机关处理。而且任何司法人员（审判员和检察长等），即使发现他们有滥用职权、感情用事、挟嫌报复、判断错误或处理不当等情节，也都一概不受指责，不受惩罚。我们要庇护他们！保护他们！成为他们的挡风墙！正是因为能这样作，我们的名字才叫“法律”！

既然已经开始侦查，结果却不起诉，这怎么行？！那不等于侦查工作放了空炮吗？既然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案件，结果却不判刑，这怎么行？！这不等于愚弄了人民审判员吗？！法院不是白忙了吗？！州法院对地方人民法院的案件进行再审？这意味着什么？这等于在本系统内部增加废品率！而且还会使自己的同事们感到不快。何必呢？！举例说吧，由于告密而一旦开始的侦查工作，必然要以有罪判决而结束，而这判决则应该是不可能受到复审的。这样，大家也就不会互相扯后腿。不要使区委为难，他们怎么说，你就照办好了；这样，他们也不会使你为难。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当代法院里不需要有磁带录音机，也不必有速记员，只有慢条斯理地写字的女书记员，她只会用两个世纪前小学生写字的速度在笔录纸上慢吞吞地写下一点什么。这个审判笔录并不当庭宣读，审判员审阅和批准之前谁也不能看到它。只有审判员批准的东西才能构成法庭材料，才被承认是在法庭上发生过的。至于我们旁听者在法庭上亲耳听见的，那都是云烟，早已消散，不，它从未存在过；

在审判员的视野中始终有一张漆黑发亮的真理的面孔，它就是合议室里的电话机。这个传达上帝旨意的神坛是从来不会坑害人的，所以，只管照它所说的去做好啦！

可是我们呢，我们居然争取到了上诉的权利，这真是空前的事。从此便开始了一个重新侦查的漫长过程，它一直拖了两年。那些不幸的孩子长大了一点，他们想从自己过去作的伪证中解脱出来，把这一切都忘掉。但是，不行，父母们和新侦查员又对他们进行训练了：你们该这样说，不然的话，你妈妈会吃苦头的；如果不判米沙叔叔有罪，就得判你妈妈有罪了。

我们终于来到梁赞州法院的法庭上。律师像往常一样毫无权利。审判员可以驳回他的任何抗议，而这种驳回是不受任何监督的。照旧是利用仇人邻居的证词作根据，还是无耻地利用未成年人的证词。（请与巴兹别伊的案件比较一下看。）刚一开庭，审判员不是对证人说：“你把事实经过说一说。”也不是要求他们：“你把真实情况说说。”而是要求证人：“你讲讲你在最初侦查时是怎么说的！”而对于被告方面的证人的发言，审判员竟公然打断他们，扰乱他们的思路，并且进而实行威胁：“预审侦查时你在证词里说的可是……现在你有什么权利不承认它呢？”

女审判员阿夫杰耶娃不断地对几位陪审员施加压力，就像一头母狮对待羔羊。（顺便说一句，现在到哪儿去找白发苍苍的老法官啊！如今我国法院里的审判员的职位几乎全被一些善于看风使舵的狡猾女人占据了。）她的头发像马鬃一样，说话像个男人，语气坚定、强硬，她自己可能也为她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和谈话的重要意义所陶醉了吧。只要审讯进程稍不如意，她就大发脾气，甩尾巴，脸涨得通红，打断不中用的证人的话，威胁我的教员同事们。她说；“你们怎么能怀疑苏联的法院呢？”“你们怎么能设想是别人唆使孩子们那么说的呢？那就公说．你们自己一定也在教给孩子们撒谎吧？”“集体给法院写联名信是谁策划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集体行动”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非法的！是谁？是谁？是谁？）检察长克里沃娃（都是谁给她们选择了这些贴切合适的姓氏呢？）面对这样气势汹汹的审判员却一声不吭，毫无作为。

审判过程表明，一切指控都站不住脚。男孩子沃瓦不可能从窗外看到什么；奥丽娅也把证词全推翻了，根本没有人糟蹋她；在可能进行犯罪活动的那些日子里，波塔波夫的妻子一直卧病在家，躺在她家唯一的一间屋子里，丈夫总不能当着妻子的面强xx邻家的吉卜赛姑娘吧；这个吉卜赛姑娘在这之前曾偷过波塔波夫家的东西；吉卜赛姑娘平时经常夜不归宿，尽管她只有十四岁，可在这之前就常在外面跟男人们鬼混。但是，苏维埃的侦查员是不犯错误的！苏联的法院也不可能犯错误！判决——十年劳改！亲爱的司法人员们，快庆祝胜利吧！侦查员同志们，不要动摇！继续这么干下去！

这一切都是在《消息报》记者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还是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法院已经出面干预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那些无人替他们出面干预的人该怎么样呢？……

后来，又经过将近一年的是非真伪的辩论和斗争，最高法院才终于作出裁决：波塔波夫无罪，恢复名誉，予以释放！（他已经坐了三年牢……）那些教唆孩子们淫秽行为的人怎么样了呢？一点也没怎么样。没关系，失败了就失败了嘛！那么，雄狮般的阿夫杰耶娃审判员总该有个污点，有些难堪吧？不，她仍旧是人民选举的崇高司法代表。那么，斯大林式的摧残者瓦休拉呢？他仍在原处。仍任原职，连他那长指甲都没有修剪一下。

坚守阵地吧，繁荣昌盛吧，司法阶层！是我们为你而存在，不是你为我们！就让司法制度成为你脚下的一块毛茸茸的地毯吧。只要你觉得舒服就好！老早就宣布过，在迈入无阶级社会的时候，司法审判也将是无冲突的（为了反映出社会秩序内部的无冲突性）：在这样的审判中，法院人员，检察员，辩护人，甚至被告人自己，都将结为一体，奔向共同的目标。

司法工作这种可靠的稳定性使民警机关的日子也好过多了：它使民警可以毫无顾忌地实行“挂车”或者“犯罪口袋”的办法。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地方民警玩忽职守，动作迟缓，有时还是因为胆小怕事，犯罪事件接二连三地破不了案。但在表报里可一定要写成业已侦破（即已结案）！这就得等一个方便的机会了。碰巧有一个好捏鼓的，揍蒙了的，傻头傻脑的家伙进了局子。所有这些没破的案子都能往他脖子上套。这些全都是这个不法之徒一年之内作的案！让他挨一顿“练”，再饿上两天，什么罪都能“认”，签字画押，数罪并罚，长期徒刑——本区的污点也就洗刷干净了。（在埃里温附近的阿尔塔沙特，出了一件杀人案。一九五三年胡乱抓了一个人，安排了假证人，经过拳打脚踢，判了二十五年。可是一九六二年找到了真正的凶手……）

由于一切罪行都未能逃出法网，社会生活大大地健康化了，民警局的侦查员们拿到了奖金。

洗刷本区的污点还可以采用相反的方法：要做得好像根本没有刑事犯罪。年老的前犯人伊万·叶米利扬诺维奇·布雷克辛，六十五岁，蹲过十年牢（是我在马尔非话“沙拉什卡”时的朋友），一九七八年七月在“旅游者”消夏村黄昏街头无人时遭到两个年轻流氓的毒打和抢劫。他在公共汽车站躺了两个小时，没人管。后来被拉到附近德德奈沃的一家内科医院。萨维利耶娃医生根本治不了——但也不送他去外科医院；尽管他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年龄，她也不把伤者的情况通知医疗系统，甚至也不报告民警。被殴打者浑身血肿，脑出血，牙齿打掉，眼角出血，不但没有得到治疗，甚至没人护理（卫生员喝醉了），整整三天三夜，躺在一张漆布上，后背泡在尿里。他的家人在这个村里并沿着萨维约洛夫公路东奔西跑地找了他三天三夜，——可是医生哪里没有报告呀。最后终于找到了，靠自己——不是靠医院——想办法从莫斯科叫了一辆复苏急救车，拉到一位神经外科大夫那里，大夫做了颅骨手术，但未能制止内出血。患者受了九天痛苦之后去世了。

当地的伊克山民警局收到了法医鉴定，但并不忙着立案侦察，更没有到医院检查血衣寻找线索。原因是捷捷来沃人人都知道这些本地的流氓，可是谁都怕他们。上面说过的那个女医生萨维利耶娃协助高级侦查员格拉西莫娃（在询问死者的妻子时她的办公室里放着流行音乐），搞了两个多月，侦查结论是：因受害者发生卒中，至使倒地时跌伤。这样一来，没什么人可抓，犯罪没有发生，本区是干净的。

愿你在天国安息，伊万·叶米利扬诺维奇！

有一年、上面号召要抓捕、审判、驱逐寄生虫，打从这年以后，社会可就更健康了，法制可就更加强了。这项法令也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过去的极富弹性的 而且我国的“法律”也不知道有一种所谓“伪证罪”。它根本不认为作伪证是犯罪。我们中间有一支庞大的、专作伪证者的大军，这些人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进入应该受到尊敬的老年期，在金色的黄昏中消闲纳福。整个世界上，整个人类历史中，只有我国对伪证者关怀备至！

我国的“法律”也从来不惩处杀人犯审判员和杀人犯检察长。他们都受到尊敬并担任着原来的职务，而且还要工作很久，然后才光荣而尊贵地去度过晚年。

还不能不允许我国“法律”有所摇摆和发生急剧的转变，因为这些都是人们激动的脑海中时隐时现的创造性思维所固有的特点。一忽儿法律转向一个极端：这一年必须大大降低犯罪率！要少逮捕人！少判罪！被判刑人可以“交保释放”！随后，它又转向另一极端。坏人还没有被全部抓起来！不能搞“交保释放”这一套！应该更严格地管理！判刑太宽！处决那些坏蛋！

但是，尽管遭到风暴的多次袭击，我国这只“法律”航船依然在庄重、威严而平稳地航行着。最高法院的法官和高级的检察长们是富有经验的，这些风浪打击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区区小事。他们召开几次全体会议，发出自己的指示，于是，每一个新的、极其荒唐的方向性转变就都会被解释成是群众早已盼望的、是我国整个历史发展已经准备好条件而势在必行的、是那“唯一正确的学说”所早已预言过的。

我们的“法律”航船时刻准备着应付各种摇摆和转折。如果明天一声令下，说必须再把意识形态不对头的人抓几百万关起来，必须再次流放整个民族（原先被流放过的民族或者别的民族），或者必须流放整个发生暴动的城市，或者必须再给囚犯们挂上四块号码布，即使如此，这只航船的巨大船体也几乎不会颤动一下，它的船舶也绝不会倾斜。

这样，就只剩下诗人杰尔查文“的诗句了，不过，对于这句话也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真正有所理解，即：

“不公正的法律甚于抢劫。”

剩下来的也就是这一点。只有这一点保留下来了，仍然像斯大林在世时一样，仍然像本书所描写的所有年代一样。《基础》、《法令》、《法律条文》颁布了许多，印刷了许多，有的互相一致，有的互相矛盾，但是，我国整个国家生活并不是依靠这些东西运转的，也不是依据它们逮捕人的，更不是遵照它们进行审判和专家鉴定的。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有百分之十五吗？），只有在侦查和审讯的对象既不涉及国家利益，也不关系指导思想，而且不影响某官员的个人利益和安静生活的情况下，司法人员才享有按照问题实质认真进行裁决的优惠条件，无须住什么地方挂电话，无须清什么人作指示。在其余所有情况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都无疑会触及某些人的重要个人利益——集体农庄主席的、村苏维埃主席的、车间主任的、工厂厂长的、房管所主任的、区段民警的、派出所所长或特派员的、主任医师的、主任经济师的、局长和司长们的、特别科科长和干部科长们的、区委书记和州委书记们以及再上级、再上级的什么人的个人利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电话便从一个安静的办公室打到另一个办公室，谈话的声音不高、慢条斯理、语气和善，人们会向你提出建议，纠正你。引导你——告诉你应该怎样处理这个看来是小人物的案件，因为这个小人物身上有小人物所无法知道也无法理解的、比他高得多的人们的利益和想法错综地交织在一起。可是，那些轻信报纸的一般读者对此一无所知，他来到法庭上，抑制不住为真理而剧烈跳动的心、面对着审判员们一张张睡眼惺忪的面孔热情地、激动地陈述着自己准备好的合理而周密的论据，他根本不会想到案件的判决书早已写好，而且没有上诉机关，没有时间和途径让你去纠正这险恶的、自私的判决，纠正这利剑般穿透你胸膛的不公正判决。

你所面对的只是一堵墙。这堵墙上的砖是用谎言的灰浆粘结在一起的。

我们起初把这一章题为《今天的法律》。但是，确切地说，应该把它题为《没有法律》！

依然是那同样诡谲的隐秘性和暗无天日的不公正充满着我国的空气，笼罩在城市上空，它比城市烟筒冒出的黑烟还要浓。

一个用钢箍紧紧箍在一起的巨大国家矗立在世界上已经是 但是，能够这样作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我也曾向某些人提议，由他们撰写个别章节，他们没有答应，而只代之以口头叙述，或者把书面材料交给我，供我选用。我还向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提议过共同编写全书，他也推辞了。

按理，应该设一间办公室。应该在报纸上，或者通过电台，发表广告（“请踊跃响应！”），能够有公开的私人信函往来，就像写布列斯特要塞的情况时那样。

但是，我不仅没有可能这样铺开工作，反而不得不把自己的构思、信件、材料等等全部隐藏起来，分散到各处，对一切都严守秘密。甚至在写这本书时我还不得不装作正在从事别的工作。

我多少次提笔写它，又多少次搁笔了。因为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到底需不需要由我独自来写这样一本书？我的力量能坚持到什么程度？但是，当我看到在已经搜集的材料之外又有许多囚犯从全国各地纷纷写信给我的时候，我明白了：既然此事注定要由我来作，那我就有义务去完成它。

必须说明：这一整本书，包括它的每一部，一次也没有同时放在同一张书桌上过！在《群岛》的撰写工作最繁忙的时候，一九六五年九月，我的文件柜遭到摧毁，我的一部小说“被没收了。这时，我只得把已经脱稿的《群岛》的各部以及为其它部分准备好的材料分散到各地去。从此全书就再也没有集中到一起，因为我怕冒险，何况书里面提到许多人的真实姓名。后来，我总是抄下一张备忘单，写明应该在什么地方核实什么材料，到什么地方去删掉什么，然后带着这张清单从一处辗转到另一处进行工作。是啊，这种惶惶不安的状态和文字加工不足的情况也正是我国的受迫害的文学所具有的确切特征。只好请读者接受这样一本书了。

我停止了本书的写作并不是我认为本书已经完成，而只是因为我自己再没有更多的精力写它了。

我不仅请求读者宽恕这一点，而且我要大声呼吁：时机一到，一旦有可能，就请幸存的朋友们，熟悉情况的朋友们集会到一起，写出有关此书的评论和注释来；需要的话，就修改它，需要增加的地方就请增加（当然不能堆砌，类似之处可不必重复）。到那时，本书才可以说是完成了。愿上帝保佑你们！

即使是现在这样一本书，我能够安全完稿也使我十分惊奇。我曾经想过多少次；不会让我写完它的。

我结束本书的时间正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具有双重纪念意义的年头（这两个周年纪念也算是互相有联系的），即：建立了古拉格群岛的革命取得胜利五十周年和发明铁丝网（一八六七年）一百周年。

这第二个周年纪念想必不会为人们所留意……

1958．4．27－1967．2.22

于梁赞市一隐居地

写在后记之后

当时我很匆忙，因为预计我写给作家代表大会的那封信引起的爆炸即使不把我毁掉，至少也将使我失掉写作自由和接触自己手稿的可能性。没想到，信不但没有使我被捕，反而使我的地位像磐石般稳固了。这时我才认识到：我有责任，也有可能把本书写完，修改完。

现在，已有少数朋友看过它的原稿。他们帮助我发现了一些重大缺点。我未敢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征求对本书的意见，即使将来会出现这种可能性，那对我来说恐怕也已经晚了。

在这一年中，我作了可能作到的一切，总算把它完成了。请读者不要责备我写得不全面吧，因为补充是没有止境的。而每个稍微接触过一些事实或进行过思索的人都可能增添一点什么，有时甚至会增添某些珍贵的东西。但是，容量是有它自身的规律的。当容量已达到极限时，即使再挤进几个小粒也会引起整个岩石的崩裂。

至于我描写得不够成功之处，有些地方可能重复或显得松散或不当，只好请读者谅解了。要知道，即使是这一年，也并不是安静地度过的，而最后几个月的情况更是像大地和书桌都在燃烧似的。甚至在进行这最后的编辑加工时，我还是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全书手稿合在一起，没有在同一张书桌上放过全书。

有些人帮助了我。没有他们，本书不可能完成，不可能传阅，不可能保存下来。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我可以信任纸张而把他们的名字全写在纸上的时候。他们自己理解这一点。我向他们致敬。

伊斯特圣诞岛

1968年5月

又过了十年

今天，在被放逐的日子里，我终于能安安静静地对此书做一次加工了，虽然已经是在全世界的人读过它以后。又有二十来位当过囚犯的见证人给我提供了更正和补充的材料。

在西方这边，我有了以前不能相比的利用各种出版物和新的插图的机会。但是这本书不能再把这些全收进去了。它是在苏联的黑暗中依靠囚徒们记忆的震动和火花写成的，它应当留在它生长的基础上。

佛蒙特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