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 流放 第六章 流刑犯的幸福生活_古拉格群岛

1．自行车钉子（螺丝）。半公斤2．皮鞋5（双）3．送风器2（个）4．波利［玻璃］杯

10（个）5.木欠（铅）笔盒1（个）6．地球义（仪〕l（个）7.火柴50包8.扁福（蝙蝠）牌油灯2个（盏）9.牙高〔膏）8（筒）10．甜饼干34公斤11．伏特加酒156瓶（每瓶半公升）这是一张艾达拉村百货商店全部商品的盘存单，是为了对商品进行重新定价编制的。科克切列克区消费合作社的商品检查员和商品计价员开列了这张清单，而我现在正摇计算器计算商品的价格：有的商品要降价百分之七点五。有的要降百分之一点五。价格既然已经如此大幅度降低了，学生用的木铅笔盒和地球仪就可望在新学年开始之前卖出去，大螺丝也一定能在自行车上找到各自的位置。只是滞销的大批甜饼干（大概还是战前生产的）最后很可能不得不列入“呆滞品”一类。至于伏特加酒，就是再涨点价也会在“五一”之前卖光的。

四月一日，按斯大林的步调，照例要宣布商品减价，使劳动人民受益数百万卢布（全部受益额都已事先算出并公布了）。但这对我却成了一个打击。

我来到流放地已经一个月，在劳改营实行“经济核算制”时期当铸造工挣到的一点工资全吃光了。（获得自由之后还要靠在劳改营挣的钱维持生活！）我不断到区教育局去询问；什么时候录用我？但是那个蛇局长不接见我，两个胖视察员和我说话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拖到月底，他们终于把州教育局的批示拿给我看：科克切列克区各学校数学教员编制已满，无法安排工作。

在这期间我写了一个剧本（关于一九四五年的反间谍机关）。如今早晚没有人搜身，没有必要像从前那样经常要把写下的东西销毁了。我除了写作外没有任何事作。经过长时期劳改营生活之后，我倒宁愿这样。一天，我到“饭馆”去花两个卢布喝了一碗热汤。这也就是给当地监狱囚犯吃的稀汤，我看到同时把这汤舀到桶里送到监狱去。黑面包可以在商店随便买。土豆我已经买下一些，甚至还买到一点猪油。我自己借了一匹小驴从小树丛里驮回些干盐木枝，可以升起一个炉灶了。我的幸福生活可以说十分圆满。我想：不雇佣我也不要紧，眼下只要过得去，就先写剧本；哪里去找这么自由自在的生活！

一天，我走在街上。突然，一个警备司令部的军官用一个手指头示意我走过去。他把我一直带到区消费合作社，径直走进主任办公室，对一位胖得像水桶似的哈萨克族主任认真地说：

“他是学数学的。”

多么奇怪！谁也没有问我为什么坐牢，没有叫我填写什么自传和表格！主任的秘书（这位被流放的希腊族姑娘长得像电影明星一般漂亮）立即用一个手指头在打字机上敲出一纸委任状：委任我为经济计划工作人员，月薪四百五十卢布。当天，也同样轻而易举地，没有研究什么表格，区消费合作社又安排了两名尚未找到职业的流放者；曾任远航货轮船长的瓦西连科和另一个我还不了解的人（他叫格里戈里-萨莫伊洛维奇-姆-泽，性格很内向，从不多说话）。这些日子瓦西连科正醉心于他的“加深楚河河道，使汽艇通航”的计划（楚河每到夏天水很浅，牛也能走过去），他正请求警备司令部批准去勘察过河道。他在海运学校时的同学、共同驾驶过“同志号”机帆船的曼恩现在已当了船长，这时正忙于装备“鄂毕号”探险船去南极洲。而瓦西连科现在却被强行雇佣去当区消费合作社的仓库管理员了。

其实，并不是雇我们去当经济计划人员、仓库管理员或什么会计人员的。我们三人都被调去突击一项紧急工作：对商品重新定价。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夜间到四月一日早晨区消费合作社从来都忙得不可开交，从来都缺少人手。人手怎么可能够用呢？在这一夜之间，既要盘存商品，又要发现偷盗商品的售货员（虽然并不是为了把他们送交法院），还要给所有商品重新定价，因为 噢，怎能叫人不激动呢？我看到了“关于赦免曾同德国人合

作的人员”的消息！怎么会这样？那么我呢？这与我无关？因为

我本来一直在苏联红军中服役？算啦，见你们的鬼去！这样我就

更心安理得了。这时我的朋友列-季、科佩列夫从莫斯科写信来

说，他凭着这项赦免令在莫斯科警察局争得了临时落户的权利。但

是，很快警察局又把他传去了。“你是在同我们搞什么鬼名堂？你

并没有同德国人合作过呀！”“是没有。”“那就是说，你一直在苏

军中服役？”“是的。”“那么，二十四小时之内你滚出莫斯科去！”

当然，我的朋友还是没有走，可是，他写道：“晚上十点之后就有

些提心吊胆，一听见大门铃响就担心是来赶我走的。”

我可是很高兴：我这里有多好！把手稿藏起来（我每天睡觉

之前都把它藏起来）就可以像天使般睡觉了，高枕无忧！

呆在这洁净的沙漠地带，我想象着首都那熙熙攘攘、纷乱嘈

杂、追求虚荣的生活。那里一点也不吸引我。

可是莫斯科朋友们的来信却极力敦促：“你怎么想的？为什么

还呆在那里？……应该要求复查你的案件！现在正在复查！”

我为了什么呢？……在这里，我可以整小时地观察蚂蚁的生

活：它们在我的房基土坯上钻出一个洞来，排着队把自己的货

物——一颗葵花子皮搬运进洞储备过冬，它们并没有班长、看守

和劳改营的长官管理。忽然，一天早晨，虽然房前扔着不少瓜子

皮，可是蚂蚁却不出来了，原来是它们预先就知道今天要下雨。尽

管晴朗的天空和阳光没有一点下雨的迹象，但它们却老早就知道

了。雨后，虽然天空还布满阴云，可它们却出来劳动了：它们确

切地知道今天不会下雨。

在这里，在这寂静的流放生活中，我仿佛确切看到了普希金

生活的真实道路：他的 同年夏天，我在莫斯科打电话询问检察机关对我的申诉有无答复。接电话的人叫我挂另一个电话，然后我听到了侦查员的声音：他用友好的憨厚语气请我到卢宾卡的机关去谈一下。我来到库兹涅茨桥大街著名的传达室，人们叫我在这里等一等。我猜测这时已经有某人的眼睛在注视着我，在研究我的面部表情了。我内心感到紧张，但却作出一副和善的、疲惫的表情，似乎无心地看着一个正在接待室玩耍的、并不很好玩的小孩。我的猜测是正确的1穿着便服的新侦查员正站在一旁注视着我！当他已经确信我不是一个凶猛的敌人时，这才走到我跟前来，十分愉快地把我领进了庞大的卢宾卡大楼。一路走着，他已经在不住叹息了：看他们（是谁？？）把您的生活糟踏成了什么样子，妻离子散！可是，白天也开着电灯的、闷热的卢宾卡大楼走廊还是老样子，还是当初我被押着走过时的样子，那时我是剃光了头、腹内空空、几夜没有睡眠，衣服上的钮扣被扯掉、两手倒剪着的。“办理您的案件的那个侦查员叫叶泽波夫，我知道他。您怎么遇到这么个野兽呢？现在他已经被撤职了。”（他现在大概正坐在隔壁的侦查室里，也正在同样骂我面前这位新侦查员……）“我原先是在海军的反间谍组织‘死灭尔施’工作的，我们那里可没有这么搞！”（从你们那里出过一个叫留明的人！你们那里还有过一个叫列夫申的侦查员，有过一个叫利宾的！）但是，我天真地对他不住地点头：那当然喽！他甚至还提到我在一九四四年说过的关于斯大林的俏皮话，并且说：“您的话很中肯！”他全清楚，他全赞成，只有一点使他感到不安，他说：“您在《第一号决议》里写着：‘所有这些任务，没有组织是不可能完成的。’您莫非是想建立一个组织吗？”

“不一是！”我事先已经周密地想过这个问题。“‘组织’不是指人们的集合体，而是指以国家的方式实行的一系列措施。”

“哎呀，哎呀，是这个意思！”侦查员高兴地表示同意。

这一关过了。

他称赞我描写前线生活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原来也都是作为罪证归入档案的。他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反苏维埃的东西！您想要的话，都可以拿回去，还可以去试试能否发表。”但是，我却用一种病人的、几乎是垂危病人的声音谢绝了他的建议；“哪里的话！我早把写作忘掉了。如果还能活几年，我想研究点物理。”（物理学是我们时代最时髦的嘛！这种游戏现在很时兴，今后我就要同你们做这种游戏了！）

挨了打的不必哭，未挨打的应该哭！监狱总应该教会我们一点什么吧。至少总该教会我们在“契卡格勃”的面前应该保持什么态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