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苦役刑 第十二章 肯吉尔营四十天_古拉格群岛

不过，贝利亚之死对于特种劳改营来说也还有另一种涵义：它既使政治犯产生了希望，也迷惑了他们，使之失去了方向，减轻了苦役刑的重压感。希望萌芽了：仿佛即将发生变化。因而政治苦役犯就不再愿意为了惩罚眼线而自己去蹲劳改营监狱，也不再愿意举行罢工或骚动了。仇恨已被忘却。他们指望，不必骚乱和罢工一切也都会向好的方向变化的，只须等待一时就行了。

贝利亚之死还有另一层意义那些从来就是苏军部队中最受尊敬、最可靠的佩带蓝色肩章（但没有空军肩章上的小鸟）的人们，现在像是突然被打上了罪恶的烙印。不仅在囚犯及其亲属眼里如此（这些人倒无所谓，随他们去！），难道政府不也是这么看的吗？

正是在那不祥的一九五三年取消了（“按照景章”）发给内务部部队军官的双份工资，这就是说，他们今后也只能领取一份工资了。尽管军龄补助、极北地区工作补助和各种奖金还都依旧照领，这对他们的钱袋也是个不轻的打击，而对他们的官运前程则是更大的打击——照这样子看，今后不需要我们啦？！

正因为贝利亚完蛋了，保卫部门才感到有必要尽快地用事实证明它本身的忠诚和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怎样证明呢？

这时，那些迄今被保卫人员看成威胁的劳改营暴动便像救命星一般闪烁起来了。多发生一些暴动吧，越乱越好，那就需要采取对策，就不会对我们裁员和减薪了。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肯吉尔特种劳改营的押解人员几次无故向囚犯开枪。这类事件接连发生，不可能是没有预谋的，

一个开灰浆搅拌机的姑娘丽达到前沿地带附近去晾一双袜子，警卫立即开枪打死了她。

还开枪打伤一个中国人老头。（肯吉尔的囚犯谁都不记得这个中国人的名字。他几乎完全不会说俄语。大家都记得他那蹒跚的步态，他嘴里常叼着烟斗，面孔有点怪模怪样。是警卫士兵叫他到跟前去的，士兵把一包马合烟扔给他，正好扔在前沿地带的边缘上，中国老头俯身去拾烟时，士兵前他开了枪。）

还有另一次类似事件。卫兵从了望塔上扔下几发子弹，命令一个囚犯去拾起来。犯人去拾时，士兵开枪把他打死了。

后来还发生过用达姆弹朝着从选矿厂下工回营的囚犯队伍开枪的轰动事件，使十六人受重伤。（还有二十来人隐瞒了自己的轻伤，没敢去登记，怕受到处分。）

这一次因犯们没有忍气吞声，埃克巴斯图兹的历史在这里重演了：肯吉尔 与此同时，还采取了从前行之有效的其它办法。三四月间把几批囚犯转押到其它特种营去。（结果是使传染病又扩散了！）大约七十人（包括腾诺）被送进了特别严厉的监狱。发送犯人的公函上写的都是固定的“由头”：“对该犯已采取各种改造措施，收效甚微。鉴于该犯对他犯有腐蚀作用，不宜在劳改营羁押。”劳改营里公布了被送进特别严厉监狱的囚犯名单，“以做效尤”。同时，作为劳改营的某种“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所谓经济核算制；而为了使这个办法能够取代囚犯所要求的自由和正义，便给一向缺乏物资的劳改营小卖部运来了各种食品，甚至（啊，这简直叫人不敢相信！）允许囚犯预支工资去购买这些食物。（古拉格当局竟然信任它的群岛上的居民并借债给他们！真是咄咄怪事！）

就这样， 五一节前夕，统治者把六百五十名惯犯和部分普通刑事犯（包括许多青少年犯）押进骚乱过的 总务科完全被讨伐者占领了，大院内配备了几挺机枪。 不过，也正是在这里，在妇女营区内，讨伐者们才找到了可以在上司面前为自己辩护的主要政治借口。他们并不是傻瓜！不知他们在什么书上看到过，还是真的自己想出来的，反正 大约五分钟，沉默和不信任笼罩在壁垒上空。然后，几个囚犯小心翼翼地朝总务科大院望了望：里面空荡荡的，地上扔着一些死者丢掉的、缝着号码布的黑色便帽。

（事后我们得知，是哈萨克斯坦内务部长下令军队清理总务科院内尸体并立即撤离那里的。他刚刚从阿拉木图乘飞机来。尸体拉到草原上安理掉了，以防将来有人提出进行验尸。）

响起了一片欢呼胜利的“乌拉！”声。人们涌进总务科大院，接着又涌进妇女营区。墙上的豁口加大了。女营区的监狱也打开了。几个劳改点连成了一片！主营区内部全都自由了，唯有 当然、劳改犯中也能找到牧师，而且不止一个。停尸房果已经在为被打死或因伤致死的人们举行追悼仪式了。

这时充满八千名囚犯胸膛的该是一种什么感受呢？！这八千人，他们过去一直是，甚至刚才还是互相隔绝的奴隶，现在却团结起来争得了解放，尽管这并不是真正的解放、它仅限于这四面围墙中间的一块长方形地带，而且处在四人一组的红肩章武装士兵的严密监视之下。记得在埃克巴斯图兹营的那一次吧，当时忍饥挨饿躺在反锁着的工棚里，就好像觉得自己已经接触到了自由！今天呢，这简直像是革命了！曾经遭到无情压抑的人间友谊，如今一。于进发出来了！我们喜爱这些流氓小偷，他们也喜爱我们！（是啊，何必隐瞒呢，这是用鲜血凝结的友谊。况且，要知道，他们此时已经脱离了自己原来那套规范！）当然，我们也更喜爱这些妇女们，她们又像人类应有的那样同我们并肩站在一起了，她们是与我们共命运的姊妹！

食堂里贴出了大标语：“拿起任何武器，向军队进攻！”某些最性急的人已经用黑字或彩色字在旧报纸上（这里没有别的纸张）匆忙地写出了自己的标语口号：“哥儿们，狠揍契卡人员！”“处死眼线！处死契卡的走狗！”在各个劳改点，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在举行群众大会，人们争相发言！发言人都提出各自的意见！你自己考虑吧（现在允许你思考了！），你赞成谁的主张？应该提出什么要求？我们想要什么？判处别利亚耶夫？当然！判处杀人凶手？对！还有呢？不再锁工棚！取消号码布！还有呢？……

还有……还有就是那个最可怕的问题了：我们为什么开始这个行动？我们想要什么？当然，我们想要自由，就是自由！但是谁会给我们自由呢7那些判我们罪的法院在莫斯科呀！当我们暂时还只是对于斯捷普劳改营当局不满，或者只对卡拉干达当局不满的时候，人们还会拿我们当个谈话的对象。但是，一旦我们说出对莫斯科不满……那就会把我们全都埋葬在这草原上了。

既然如此，我们想要什么？拆掉这些墙吗？向草原四散逃跑吗？……

自由的时刻到来了！沉重的枷锁已从肩上和手上脱落！不，反正义无返顾！只要能过上今天这样一天也值得！

星期一傍晚，当局派来的代表团来到了怒涛汹涌的劳改营。代表们都十分友善，根本不是虎视眈眈的，也没有带冲锋枪。本来嘛，这还用说？！他们可不是两手沾满鲜血的贝利亚的帮凶！我们得知：从莫斯科飞来两位将军——劳改营总管理局的博奇科夫和副总检察长瓦维洛夫。（他们也在贝利亚手下干过。不过，何必翻老账呢？！）他们认为我们的要求是完全正当合理的！（连我们自己都不胜惊讶：正当合理？这么说，我们不是暴乱分子啦？不，不，完全正当合理！）“对开枪杀人的人一定要追究法律责任！”“他们为什么毒打妇女？”“毒打妇女？”代表团员表示惊讶，“这不可能。”于是阿尼娅-米哈列维奇立即把一长排遭受毒打的妇女带到代表团跟前来。代表们深为震动，连连说：“我们一定查清，一定查清！”“衣冠禽兽！”柳芭-别尔沙德斯卡娅对将军叫喊。“不要再锁工棚！”又有人喊。“决定以后不锁了。”“拿掉号码！”“号码一定要拿掉。”一位我们从未见过面（以后也不会再见面）的将军十分肯定地回答说。

“把各营区之间的豁口保留下来，不要再堵死！我们需要彼此来往！”我们的人有些得寸进尺了。“好。你们可以来往！就让这些豁口保留下来吧。”将军也同意了。

那么，弟兄们，咱们还要求什么？咱们不是胜利了吗？！我们骚乱了一天，兴高采烈，热血沸腾，我们终于胜利了！虽然我们中间也有人不住地摇头说：欺骗，欺骗！可是我们相信了，相信了那些“基本上还是好的”领导！我们相信了，也是因为只有相信才是摆脱目前处境的最简便的出路……

受压迫者除了相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一次上当受骗了，下次还得相信。再次上当受骗了，以后还得相信。

这样，星期二，五月十八日，肯吉尔各个劳改点的囚犯容忍了自己同伴们的死伤，全部出工了。

这一天上午，在我们看来一切都会平安地过去了。但是，聚集到肯吉尔来的高级将领们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种结局等于他们的失败。他们怎能认真承认囚犯有理呢！怎能认真地惩办内务部的军人呢？他们那低能的头脑能够吸取的唯-一条教训是；各营区之间的墙壁修造得还不够坚固！那里应该进一步划出一条火力封锁地带！

就在这同一天，性急热心的首长们就把那些已经几年、几十年不曾劳动过的人动员起来参加劳动了：军官和看守们系上围裙，会干活的人操起了镘刀和铺灰板，而那些还没有轮到值勤的士兵则被叫来推车、抬筐。留在营区的残废也要来搬砖、递土坯。傍晚前就把几个豁口全已堵死，还修好了打破的路灯，而且沿着营区内部的各道墙旁边都划出了一条不许靠近的禁区，两端派有哨兵看守，给他们的命令是：越过此线老枪杀勿论！

傍晚，为国家贡献出一天劳动的囚犯队伍回到营区来的时候，看守们急忙赶他们去食堂吃饭，趁他们还来不及省悟就尽快把他们锁进工棚。按照将军们的作战部署，必须赢得今天这个晚上，这个对昨天的诺言过于明目张胆地背信弃义的 囚犯们用长条桌子撞击铁丝网，撞击禁区刚刚埋下的柱子。但在机枪火上压制下既无法把墙打破，也无法爬上墙去。不行，必须挖地道。可是，按照规定，营区内除了几把消防铁锹之外没有铁锹。只好利用伙房的菜刀和汤盆。

五月十八日夜至十九日黎明之前，几道墙下全被地道打通了，几个营区和总务科大院又连成一片。这时了望塔上已停止射击。总务科大院里各种工具应有尽有。那些戴肩章的泥瓦匠们一整天完成的工作如今完全白费：在夜色掩护下囚犯们拆除了禁区障碍，打通了墙壁，大大展宽了豁口，免得它们再成为陷阱（后来甚至加宽到二十来米）。

这天夜里还打通了通往 劳改营当局的主要推测是：刑事犯必将开始强xx妇女，政治犯就会起来维护妇女，这样，必然会开始一场互相残杀。但是，内务部的心理学家们这次又错了。这也同样值得我们惊讶。一切都证明，小偷们这期间的所作所为也像人们一样，不过不是他们使用这个词的传统含义，而是我们所理解的人们。为了酬答他们的这种态度，政治犯和妇女们自己对待他们也特别友善，充满信任。至于在这背后是否还隐藏着别的什么原因，那就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了。也许小偷们仍然想着 将军们被领到可以去的地方（当然不能去总务科大院的秘密房间），允许他们同囚犯谈话，还替他们召集各劳改点的囚犯大会。开会时将军们仍然和从前一样闪着金色肩章坐在主席台上，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犯人们推举自己的代表讲话。但是，这个话有多么难讲啊！怎么讲呢？现在在这里讲话等于在书写自己的新判决书。更何况这些灰黑色的囚犯与天蓝色的将军们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是大相径庭的，他们彼此所理解的真理过于悬殊，甚至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启发这些养得脑满肠肥、身躯高大的生物，可以感动这些发光的冬瓜头。一个共产党员、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列宁格勒的老工人的讲话似乎使将军们十分气恼。老工人质问他们：既然军官们在总务科大院里可以随意取用东西，可以利用从选矿厂偷来的铅块强迫囚犯替他们制造铅砂去偷偷打猎，既然他们可以命令囚犯去替他们自己种菜园，而劳改营的长官洗澡时要人们替他铺好毯子，要乐队在外面为他奏乐，那么，访问，这还叫做什么共产主义？！

为了尽少听到这类糊徐人的叫喊，双方的座谈后来便采取了高级外交谈判的直接谈判形式。六月间某日，在妇女营区里把饭桌撰成一排，在长桌的一边就座的是戴金色肩章的将军们，身后站着经批准进入营区保卫他们的冲锋枪手。长桌的另一边就座的是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身后也站着保卫人员——他们手持马刀、梭镖和弹弓等，十分严肃。这些人后面则挤满了囚犯，他们是来“听听双方的讨价还价”并“呐喊助威”的。（会议长桌上也不是没有“酒食”的——从总务科大院的温室里取来了鲜黄瓜，从伙房里拿来一些酸乳、克瓦斯。佩戴金肩章的人们竟也毫不客气地大嚼其黄瓜……）

起义者的要求，或曰请求，是早在起义的最初两天就通过了的，现在只须不断地重复它就行了，即：——

惩办枪杀福音会会员的凶手；——

惩办一切对星期天夜晚总务科大院的屠杀应负罪责的人；——

惩办殴打妇女的人；——

释放所有因罢工被非法关进秘密监狱的同志们；——

去掉号码布，拆除工棚窗上的铁栅栏，不要锁工棚；——

不要修复各劳改点之间的内墙；——

和自由工人一样实行人小时劳动制；——

提高劳动报酬（甚至没敢提出要与自由工人同工同酬）；——

允许与直系亲属自由通信，时而允许探视；——

立即开始复查案件。

尽管这里没有一项要求足以动摇国家制度的基础，也并没有违反宪法（而许多项目只不过是请求回到从前的状态），但是统治者们却不可能接受其中哪怕最不重要的一条，因为这些个只有脖颈后时-点头发修剪得很整齐的肥大的脑袋，这些个被军帽遮盖着的秃瓢，都早已不习惯承认自己的任何错误和罪过了。如果真理不是在上级机关的秘密指令中表现出来，而是从黎民百姓的口中说出来的，那么他们便绝不承认这是真理，而且还会对它感到厌恶。

但是，八千名囚犯在包围中长期岿然不动，这毕竟会使这些将军脸上无光；这既会损伤他们的声誉，也可能毁掉他们的前程。所以，他们还是答应了。他们应允说，所有这些要求几乎全可照办，只是（为了装腔作势）提出一条；不把妇女劳改点单独隔开这一项很难办到，甚至也“不应该这样”。（好像过去二十年来普通劳改营里没有这样实行过似的！）不过，“可以考虑一些别的办法”，例如，规定一些固定的会面日之类。至于在营区组成调查委员会开始调查（开枪杀人事件）的问题，将军们竟也当场同意了。（但是，斯鲁钦科夫识破了他们的诡计，坚持不要提这一条：否则眼线们就会以向调查委员会提供证词为借口把营区里的一切全都”捅”出去。）复查案件？当然罗，案件是要复查的，但需要稍等些时候。目前刻不容缓的是要出工！出工！出工！

这一点囚犯们当然看得很清楚：这是要把囚犯们分成一队一队的，用武器迫使他们伏在地上，然后逮捕带头人。

于是代表们隔着桌子回答说：不行！人群中也有人喊：不行！斯捷普拉格管理处作得太过分了！我们对斯捷普拉格的领导信不过！我们对内务部信不过！

“其事连内各部也不信任？”在座的副部长对这种叛逆感到震惊，不禁摸了摸额头，“是谁使你们这么仇恨内务部的？”

这不能理解吗？

“派党中央主席团成员来吧！我们要见党中央主席团成员！那我们就相信！”囚犯们喊道。

“可别后悔呀！说不定对你们会更加不利！”将军们威胁说。

这时库兹涅佐夫站起来讲话了。他昂首挺胸傲视着对方，轻松而有条理地警告说：

“假如你们想靠武器进入营区，请你们不要忘记这里有一半是曾经攻下过柏林的人。他们也能夺过你们的武器来！”

这就是卡皮通-库兹涅佐夫！将来撰写肯吉尔暴动史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向我们介绍这个人物的。他是怎样理解和度过自己的监禁生活的？他是怎样理解自己的被捕的？既然恰好在暴动期间莫斯科下令释放他（而且同时还给他恢复了名誉），那么他该是很早就请求复查的了？他使暴动的劳改营保持着这么好的秩序单单是由于他作为职业军人的责任感吗？他是因为对这次运动有同感才出面领导它的吗？（我看并非如此。）还是由于深信自己有指挥能力而为了节制这个运动，为了把泛滥的洪水纳入堤岸之内（通过遏制斯鲁钦科夫而防止双方的相互残杀），为了把运动变为被制服了的驯顺的波涛而置于当局脚下才出面领导它的呢？（我看确是如此。）在代表会面时，在谈判中，或者通过次要人物，他都有可能把想要传达给讨伐者们的信息传达过去，并且有可能让他们说出他希望听到的话。例如，六月间他就曾经委派马尔科相这个机灵人物代表委员会到营区外面去谈判过。库兹涅佐夫是否利用过类似的机会？也许他没有。也许他的态度就是独立自主的，他的为人也许就是骄傲的。

有两名保镖，即两名乌克兰彪形大汉，腰间挎着马刀时刻跟着库兹涅佐夫，寸步不离。

他们这是为了保卫？还是为了报复？

（马克耶夫还断言，起义期间库兹涅佐夫还有一位临时夫人，她也是班杰拉分子。）

格列布-斯鲁钦科夫才三十岁。也就是说，他被德军俘虏时只有十九岁。现在他和库兹涅佐夫一样穿上了从储藏室取出的旧军装，极力表现出一副军人气概。他稍微有点跛脚，但这点被他那敏捷的动作掩盖了。

谈判时他态度鲜明、激烈。劳改营当局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过去的少年犯”（即在未满十八岁时被捕，现已满二十一、二岁的人）带到营外，单独释放。这大概未必是骗局，因为当时其它很多地方确实也在释放这种人或者已给他们减刑。可是斯鲁钦科夫却回答说；“你们问过从前的少年犯本人吗？他们愿不愿意把同伴们丢在这里而自己从一个营区转到另一个营区去？”（在暴动委员会会议上他坚持说：“这些少年犯是我们的可靠力量，不能放他们走！”将军们想在暴乱中释放这些人的用意主要也在于他们是“一股可靠力量”。至于带出去之后会不会再把他们分别关进营区外面的禁闭室，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奉公守法的马克耶夫还是调查了愿意办理“释放手续”的原少年犯，结果，他证实：在符合释放条件的四百零九名原少年犯中，只有十三名愿意出去。这个证明出自竭力取悦当局而敌视这次起义的马克耶夫之口，是值得惊奇的；四百名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青年人，而且其中大部分还不是政治犯，不仅放弃了自由，而且也放弃了自身得救的机会，自觉自愿地留在这注定失败的暴动者中间了……

针对将军们发出的武力威胁，斯鲁钦科夫的回答是：“你们派兵来吧！你们多派些冲锋枪手来！我们会把玻璃屑撒进他们的眼睛，缴下他们的冲锋枪！把你们整个肯吉尔卫戍部队打个落花流水！把你们那些罗因腿军官们一直赶到卡拉干达，踩着你们的脊背进入卡拉干达！那里都是我们的人！”。

另外一些人提供的关于斯鲁钦科夫的证词也是可以相信的。据说，他曾举起芬兰式短刀摇晃着说：“谁要逃跑，这刀就朝谁的胸膛扎！”他还在工棚里宣布：“谁不出去参加自卫，谁就准备吃我一刀！”这也是一切军人政权和军事状态发展的必然逻辑……

新生的劳改营政府，同古今一切政府一样，没有内部保安部门是无法生存的，此项工作也由斯鲁钦科夫领导（他的“军事部”设在妇女劳改点的行动人员办公室）。因为没有希望战胜外部力量，所以斯鲁钦科夫懂得：这个职位对他来说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死刑。在暴乱的日子他曾告诉劳改营的囚犯；统治者们曾经板秘密地向他提出过一项建议，要他在囚犯中挑起民族残杀（戴金肩章的人们对此寄托了很大希望），这样来给当局制造一个派兵进入营区的良好借口。主子们答应：如果斯鲁钦科夫能办到这一点，事后就可以保全他一条命。但是斯鲁钦科夫断然拒绝了这笔交易。（主人还向其他人提过一些什么建议呢？别的人却守口如瓶！）不仅如此，当斯鲁钦科夫听到谣传说劳改营里将要对犹太人采取暴行时，他立即发出警告：对传播这种谣言的人要当众鞭笞。谣言立即被制止了。

斯鲁钦科夫不可避免地要同正统派分子发生冲突。这一冲突终于发生了。应该指出，这些年来所有苦役营的正统派分子不约而同地都在谴责“屠宰”眼线的行为，他们甚至不赞成囚犯为争取自身权利而进行任何斗争。他们这样作固然有他们的低级算盘（不少正统派分子是劳改营“教父”的走狗），但同时也还有一套“理论”根据：他们承认来自上面的，当局采取的任何形式的，甚至大规模的镇压和消灭，把它看作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但是同样的行动，甚至是突然迸发的、个别的、分散的行动，只要它是从下面发动的，他们便把它看作匪徒的暴行，而且还要说是“班杰拉分子”式的（这些正统派分子中间从来没有人承认过乌克兰有权分立，因为在他们看来，承认这一点就等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了）。政治苦役犯们拒绝从事奴隶劳动，对铁栅栏和随意枪杀犯人感到愤慨。这都使劳改营内的那些驯顺的共产党员伤心、苦恼、心惊胆战。

肯吉尔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时正统派便倾巢而出了。（这里有根金、阿普费尔茨维格、塔拉拉耶夫斯基；显然还有阿科耶夫，其他几个人的姓名我们不清楚。此外还有一个长期装病的人，他长年躺在医院里，说他、“脚底下总在旋转”，这类知识分子式的斗争方式他们倒是承认的。而在暴动委员会中他们的代表显然就是马克耶夫。）他们从斗争一开始就指责“本来就不该开始”，界墙上的豁口被堵死之后，他们又指责说不应该挖地道。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残余的班杰拉分子挑起来的。现在他们主张尽早地让步。（是啊，被打死的十六个人不是他们劳改点的人；至于管那个福音派教徒鸣不平，简直可笑！）在马克耶夫的笔记里到处流露出他们这一派别的激怒情绪。他们觉得周围一切都十分愚蠢，所有的人也都愚不可耐；四面八方都有危险——当局会给他们加判刑期；班杰拉分子会让他们背上吃一刀。马克耶夫写道：“他们想用铁器恐吓大家，让大家都毁灭。”他说肯吉尔营的暴动是“血腥的游戏”，是耍弄“假王牌”，是班杰拉分子们的“外行文娱演出”，他还经常把这次事件称为“结婚典礼”。马克耶夫认为暴动领导者所追求的完全是淫佚放荡、逃避劳动和推迟应受的惩罚（他认为判给人们的惩罚自然是公正的）。

这种看法忠实地反映出正统派分子对五十年代劳改营里的自由运动的态度。不过，马克耶夫为人是相当谨慎的，他甚至还参加了暴动的领导班子。而另一个叫塔拉拉耶夫斯基的人则公开提出了这些指责，因而斯鲁钦科夫领导的内部安全部便以“进行敌视起义的煽动”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是的，就是这样。起义的、解放了监狱的囚犯们如今办起了自己的监狱。这是嘲笑，但这嘲笑也是古已有之的。不过，由于各种罪名（也有人给当局去通风报信）关进监狱的总共只有四个人，而且没有枪毙一个人（相反，这几个人后来倒是有了证据，可以在劳改营领导面前证明自己没有参加叛乱了）。

监狱，一般地说，在整个起义期间成了大家参观的场所，特别是三十年代修建的黑暗的旧监狱部分。那里有在屋顶只留着一个进出口而没有窗户的单身牢房，里面一张无腿“木床”，也就是把一块床板直接放在水泥地上供囚犯睡眠，床板上显然比牢房本身还要阴冷潮湿；“木床”旁边的水泥地上，像喂狗盆似的放着一个粗陶制的大碗。

委员会的宣传部组织囚犯们去参观这些旧监狱，特别让那些过去没住过这种监狱，今后也许不可能住的人们去。当将军们来到营区时，也领他们去参观。（但他们毫未对此感到惊讶！）宣传部还请求将军们组织镇里的自由工人到这里参观，因为工地上一旦没有囚犯干活，那些人反正也是不会干活的。将军们甚至真的派了一些人来，当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些经过挑选的人，他们参观后一点也没有表示愤慨。

作为对等措施，将军们也建议宣传部组织一批囚犯去矿山（即去斯捷普拉格的 但是，暴动的技术部也没有示弱。他们在总务科大院找到两台电影放映机，利用那上面的放大器代替扬声器。当然，功率不大。电源由秘密水电站供应！（起义的囚犯拥有电力和广播，这使统治者十分惊奇和不安。他们担心暴动者会组装一台发报机，会把起义消息发到国外去。劳改营内部也有人散布这类谣言。）

劳改营也有了自己的播音员（其中斯拉娃-亚里莫夫斯卡娅最有名）。播送最新消息、广播新闻（还有每天的墙报和漫画）。还有一个节目叫“鳄鱼的眼泪”，是嘲笑看守的：“他们从前残酷殴打妇女，如今却装出为妇女命运操心的样子。”还有专为卫兵播送的节目。此外，囚犯们还在夜晚走近了望塔，用话筒向卫兵们喊话。

但由于电台功率不够，无法对村镇上的自由居民广播；而这些人才是在肯吉尔能够找到的唯一可能同情我们的人，他们大部分也是被流放到这里来的。村镇当局不是通过广播，而是通过因犯们办不到的某种方法，散布了大量谣言，把这些人的思想搞乱了：说什么现在控制着劳改营的是些嗜血成性的匪徒和淫荡的娼妓（这种说法特别对村镇里的妇女起了作用）；说劳改营里正在虐杀无辜的老实人，把他们扔进炉膛活活烧死（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当局竟不去干涉！……）。

相距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远，怎样才能让墙外的这些人听到我们的声音呢？必须告诉他们：“弟兄们！我们仅仅是要求公正！他们无缘无敌杀害我们！待我们还不如狗！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可是，怎样去告诉他们呢？一技术部的人深知自己赛不过现代科学技术，因此只好使思想向后转，求助于见世纪前的技术。总务科大院里什么都有，这一点已经谈到过。多年来，对于杰兹卡兹甘的军官们来说，这个地方既能代管首都时装店，又能代替各种田用品修造工厂、这时，囚犯们利用总务科大院里的烟卷纸，仿照法国蒙戈尔非耶弟兄傲气球的办法，或做了一个巨大的气球。气球上绑上一束传单，气球下面吊一个火盆，装上燃烧的木炭，它可以把热空气通过气球下部的开口进入气球。使气球上升。囚犯们兴高采烈地聚集在院子里（囚犯们高兴起来就像小孩子一样），观看这一奇特的抗空装置冉冉上升，向墙外飞去！但是，呜呼！这天的风速超过气球上升的速度，气球团飞过墙，下面的火盆就被墙外的电线挂住，失去热气流供应的气球落了下来，同传单一起烧毁了。

这次失败之后。他们又用烟充满气球。这种气球在顺风时飞得不错，可以使村镇居民看到挂在上面的大字标语：

“救救遭受毒打的妇女和老人们！”

“要求派党中央主席团委员来！”

警卫士兵们便用枪射击这些气球。

这时有几个车臣人囚犯向技术部建议制作风筝（他们是做风筝的能手）。很快便糊出了不少风筝，可以把它们放到很远的村镇上空去。风筝上绑有一个小小的机关，待到风筝飞到预定位置上空时，机关就可以打开，挂在上面的一束传单就落下去了。放风筝的人坐在工棚屋顶上观察着事态的发展。传单有时落在离营区不远的地方，于是看守们就跑去拾；如果离很远，就派出摩托兵或骑兵去拾。总之，尽量不让自由居民看到这独立的真理（传单的末尾一句话是请求每个读到它的人设法把它送到党中央去）。

士兵们也射击风筝，但风筝不像气球那么容易损坏。但对方很快就想出了优派出大批看守便宜得多的对应措施。他们也用风筝来捕捉并绕住我们的风筝。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风筝战！这是为了压制住真理的声音……

（为了说明肯吉尔事件的时代背景，我们不妨请读者回想一下这次暴动当时在自由的外界发生过一些什么事件。当时是：关于印度支部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正在开会。法国人皮埃尔-戈特获得斯大林和平奖金：另一名法国进步作家萨特来到莫斯科。以便投入我国社会的进步生活；大张旗鼓地庆祝了乌克兰同俄罗斯恢复统一的三百周年纪念。五月三十一日在红场上举行了盛大阅兵或游行。分别授予马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列宁勋章六月六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尤里-多尔戈鲁基纪念碑揭幕式。全国工会代表大会自六月八日正式开幕（但是，大会上当然只字未提肯吉尔的事）。六月十日政府发行公债。六月二十日空军节，在土希诺举行了壮观的检阅。一九五四年的这两个月还有一件事比较突出，就是在所谓文艺战线上展开了强大进攻：苏尔科夫、科切托夫和叶尔米洛夫发表了气势汹汹的文章，摆出一副整人的架势。科切托夫甚至发问：“这是什么时代？”可是，谁也没有对他说：“这是劳改营起义的时代！”这一时期许多错误的戏剧和小说遭到了批判。而在危地马拉，帝国主义的美国受到了应得的回击。）

肯吉尔镇上也有流放来的车臣人，但卫兵们的那些风筝不大可能是车臣人做的。我们不能说车臣人曾经帮助过压迫者。他们十分清楚地理解肯吉尔暴动的意义，有一次还给营区送来一汽车面包，当然，马上被军队赶走了。

（就顺便说说这些车臣人吧。就哈萨克斯坦的情况而论，车臣人实在不受周围人的欢迎：他们粗鲁、凶猛、公开表示讨厌俄罗斯人。但是，只要肯吉尔人表现出一点点独立精神和勇敢气魄，就会立即争得车臣人的好感！所以，当我们感到人们不很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生活态度。）

这个时期，技术部正在制造那风传已久的“秘密”武器。其实它十分简单：只是把掺有钙和硫的化合物的火柴头填到一种铝制曲管里就行了。（这时，所有的火柴箱都搬进了挂有“电压十万伏！”牌子的小屋里；铝制曲管是从前生产饮牛装置时的下脚料，仓库里剩了很多。）把里面的火柴头药硫磺点着，把曲管扔出去，它就舍发出咝-咝的响声爆炸开。

但是，选定什么时间、地点和方式使用这种武器进行打击，却由不得这些不走运的聪明人和设在浴室的战地司令部了。暴动开始后大约两个星期，在一个漆黑的、没有任何照明的夜晚，突然听到劳改营围墙的许多地方同时传来笨重沉闷的撞击声。不过这一次凿墙的不是逃跑者，也不是暴动者，而是警卫部队！劳改营里立即乱成一团，人们拿着梭镖和马刀来回跑，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囚犯们等待着军队来进攻，但是军队并没有发动攻击。

此后，时而还有看守人员偷偷跑到豁口近前，企图扔进一条带钩的绳套来像套野兽和雪人似的套走一两个“舌头”。

不过，他们的最大希望还是寄托在动摇分子的逃跑上。广播喇叭不停地叫：清醒清醒吧！从豁口跑出来吧！从这里出来我们不开枪！凡是跑过来的一律不追究暴动罪责！

暴动委员会则通过自己的广播对此作出了回答：“谁想逃命，就过去吧！从正面的岗楼过去也行！我们不阻拦任何人！”

有人确实也这么干了，那就是……暴动委员会的委员，前少校马克耶夫。他装作办什么事的样子走近正面的岗楼，过去了。（他装作这样，并不是因为别人会阻拦他或可能朝他背后开一枪，而是因为在公然哄笑的同志们面前几乎不可能当叛徒！）他伪装了整整三个星期，如今他可以任情发泄那渴望运动失败的感情和对起义的仇恨了，因为他马克耶夫可不需要起义者所要求的那种自由。如今他可以在主人面前立功赎罪，通过广播号召囚犯们及早投降并对所有主张坚持斗争的人进行攻击了。让我们看看他关于那次广播谈话的亲笔记述吧：“只是某一个人决定了，说可以靠马刀和梭镖取得自由……他们想把那些不愿拿起武器的人置于枪林弹雨之中……领导已经答应对我们的案件进行复查了。将军们在同我们耐心地谈判，可是斯鲁钦科夫却把这种态度视为软弱。暴动委员会实际上成了猖狂匪徒们的护身符……你们应该进行不愧为政治犯的谈判，而不应该（！！）修筑什么毫无意义的防御工事！”

围墙豁口一直敞开着，整个暴动期间绝大部分时间是开着的。但是，几个星期中从豁口跑出去的总共不过十一、二个人。

为什么？难道人们当真相信会胜利？不。难道真的不为将要受到的惩罚苦恼？当然苦恼。难道真的不想为了自己的家庭保全住性命？想保全！当时说不定有成干的人在为这些问题所苦，在认真地暗自思考活命的可能性。至于那些从前的少年犯，他们更是有完全合法的理由出去的。但是，当时这一小块土地上的社会温度已经升高到这样一个程度，即使还不能对人们的灵魂进行完全再熔铸，至少也足以使它的表面得到重新熔铸了。因此，那些过于低级的规律——“生命只有一次”，存在决定意识，贪生怕死会使人变得怯懦等等，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在这块有限的土地上，就统统失去了作用。生存和理智的规律指给人们的路是：一起投降或者分散逃跑。可是，他们既没有投降，也没有逃跑！他们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精神高度，并从那高处向刽子手们宣称：

“随你们的便吧，该死的！你们要杀就杀吧！你们咬吧！”

这样，当局的一次计划周密的战役失败了。原来指望囚犯们会像老鼠一样从豁口四散逃走的，然后就可以对营里剩下的最顽固分子放手镇压。这一着失败了。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是由一些贪生怕死的人发明的。

囚犯们办的壁报上原来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妇女指着玻璃罩下面的手铐对孩子说：“他们就是用这种东西铐住你爸爸的！”现在这幅画旁边又贴出了一幅漫画，题为：“最后的投敌分子”，画的是一只黑猫正从豁口往外跑。

漫画总是在笑；但营里的囚犯却没有什么可以笑的事。暴动后的 六月二十六日一整天强迫囚犯们拆除壁垒，堵住大墙豁口。

六月二十七日便带囚犯主劳动了。这时那等待已久的一列列货车才终于有人卸车了！

镇压肯吉尔的坦克又开到矿山去，在那里的囚犯们面前绕了一阵子，以表示：你们也应该得出应有的结论！……

一九五五年秋季对暴动的领导者们进行了审判。当然，是秘密审判，我们对此很少了解……据说，库兹涅佐夫在法庭上态度坦然，他极力证明在当时情况下他的所作所为无可指责，不可能想出比他更好的办法了。我们不知道对他怎么判决的。斯鲁钦科夫、米哈伊尔-凯列尔、克诺普库斯三人想必是处决了，我的意思是说，一般地说一定是会枪决的，不过，也许一九五五年这个年头本身帮助减缓了他们的判决？

在肯吉尔营又组织起了诚实认真的劳动生活。免不了要把不久前的暴乱者组织成突击作业班。全面地实行了经济核算制。售货亭开始售货。又弄来一些旧影片放映。看守和军官们又开始到总务科大院里为自己的小家庭制做点什么了；做一根钓鱼用的绞竿，钉个小匣子，修修女式手提包的拉锁之类。暴动过的鞋匠和裁缝（大多是立陶宛人和西部乌克兰人）如今又在替军官们缝制较软的高筒靴，替他们的妻子做衣服。照旧把犯人带到选矿场去替军官们剥下电缆上的铅皮，然后拿回营来铸成猎枪用的霰弹，军官们要去打羚羊嘛！

不过，这时笼罩整个古拉格群岛的惊慌不安的情绪也感染了肯吉尔。所以，没有重新往窗上装铁栅栏，晚间工棚不再上锁了。开始实行“三分之二”提前假释的办法。甚至空前地对第五十八条囚犯采取了一个“撤消判决”的行动——释放了一批垂死的人。

墓地上的青草往往长得特别浓密，茁壮。

到了一九五六年便取消了那个营区。这时，留居当地的从前的流放犯才终于寻找到埋葬那些人的地方，并且把草原上采来的郁金香花奉献到这里。

“暴乱不可能取得成功。

因为，它一旦胜利，人们就不再用这个名称……”

（罗伯特-彭斯）

每当您在莫斯科走过多尔戈鲁基的纪念碑前时，请您想一想吧；这座纪念碑是在肯吉尔暴乱的日子里揭幕的。这样，它似乎就成了为肯吉尔建立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