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令人惊奇的不是劳改营里没有发生过骚乱和暴动，而是骚乱和暴动毕竟还是发生过。
这些骚乱和暴动，也像我们历史上一切不合人心意的东西那样，也就是说，像占全部历史真实事件的四分之三的事件那样，已经被人们仔细而巧妙地阉割、缝合、修饰、加工过了；骚乱的参加者早已被消灭，聪明的见证人们都吓破了胆，而镇压者写给上级的报告也已被焚毁或隐藏在二十层的保险柜里了。因此，发生在十年或十五年前的这些暴动如今已经变成了神话。（人们说：根本没有存在过什么耶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这种说法难道还令人奇怪吗？那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事了嘛！……）
等到这些事件已经不再会使任何一个活人激动的时候，就有可能允许历史学家们去研究那剩下来的一点点文件了；于是，考古学家们在某个地方用铁锹挖两下，在化验室里烧一点什么东西，到那时，这些暴动的日期、地点、经过概况及其领导人的姓名就会渐渐地清楚了。
那里面也会包括最早爆发的事件、例如，一九四二年一月在乌斯特乌萨附近的奥施库里耶施工场地发生的雷丘宁事件。据说，雷丘宁原是个自由雇佣人员，还是这个施工场地的主要负责人。他向犯 会没有止境！现在，在这里，在温暖而洁净的屋里，我坐在夏邑的写字台旁，我也完全同意这一点。
但是，应该自己试试无辜地被判上二十五年刑，身上缝上四块号码布，两手经常要背在身后，早晚两次受到搜身，在劳动中累得筋疲力尽，由于别人的小汇报而被拖进强管制工棚，永远地被踩进泥坑里，……试过这一切之后，从那里，从那个泥坑里，你才会感觉到所有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全部说教统统是那些脑满肠肥的大闲人们的废话！
会没有止境！？……那么会不会有开端？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因此产生一线希望呢？
被压迫人民得出的结论是：仁慈是无法根绝凶恶的。
眼线们也是人？？……劳改营看守们向每个工棚宣读了必须传达到整个彼斯强拉格所有囚犯的恐吓命令：关押女囚犯的某劳改点有两个姑娘（其出生年月表明她们都很年轻）进行了反苏谈话，因此，经过由……组成的法庭判处……
这两个姑娘都是已经判了十年刑的，她们曾躺在床上小声谈心。是哪个死畜失去给她们告密的呢？这个告密的畜生不也是被判了刑的吗？眼线们还算得上什么人？！
没有怀疑了。可是，要开始最初几次打击毕竟不那么容易。
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怎样开始的。（所有特种劳改营里都开始杀人了，甚至关押残废的斯帕斯克营分部也开始了。）我们这里是从杜波夫卡押来一批犯人之后开始的。这批囚犯基本上是西乌克兰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分子”。他们在各地对整个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他们推动了这辆大车。是这批杜波夫卡来的囚犯给我们带来了骚乱的杆菌。
从游击队员的小路上直接被抓到劳改营的这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关在杜波夫卡的时候就已经认清了环境。在押囚犯们的冬眠状态和奴隶般驯顺的态度使他们感到惊奇，他们决心自己拿起刀来。
在杜波夫卡，他们）的觉醒带来了骚乱、火灾和劳改营的解散。但是，过于自信的、瞎了眼的劳改营主人们（这也难怪，他们已有三十年未曾遇到过任何反抗，已经习惯于无人反抗他们了。）甚至没有想到该把转押到这里来的骚乱者同我们隔离开。他们反而把这批人分编进全营的各个队了。这是普通劳改营采用的办法。把人分散开就可以使抗议的声音湮没掉。但是，在我们这个已经开始自我净化的环境中这种办法却只能有助于火舌尽快地吞噬整个劳改营。
新来的人们跟着各个作业班一起出工，但是他们根本不干活或者只是做做样子，他们躺在有阳光的地方（正是夏天I）小声谈天。这时候、从旁看去，他们很像那些合法地这样做的刑事犯：他们也同样年轻、养得很好、身体健壮。
但是有一条法规越来越清楚了，不过这是一条新的、令人吃惊的法规：“谁混灭了天良，谁今夜去见阎王！”
如今，杀人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比逃跑最多时期的逃跑还要频繁。这些谋杀事件的作案者都很有把握，而且做得神不知鬼不晓：谁也不拿着带血的刀子去自首。人们保存着自己的生命和刀子还要去做别的事呢！他们最喜欢的时刻是清晨五点钟。每天这时候看守们便来打开工棚的大门，打开之后走去开下一个工棚，这时囚犯们几乎还全在睡觉。于是戴着面具的复仇者便悄悄溜进早已看准的房间，走近那张早已看好的床，准确而万无一失地杀死那个已经醒来并尖声嚎叫的或者尚在睡梦中的告密者。在确信他已经死去之后。复仇者们才在重大方地离去。
他们是戴着面具的。看不见他们在眼上的号码，号码布撕掉
或者盖起来了。但是，即使被杀者旁边床上的人根据体形或面部
轮廓认出了是谁，他们非但不会急于主动去报告，而且在审讯时，
甚至在监狱“教父”的威胁之下，也不会投降，他们会坚持说：
“不，不，我不知道，我没看见！”而且这已经不单纯是根据那条
为一切被压迫人民所掌握的古老真理——“一问三不知。神仙怪
不得”——在行事了，这也是在保全自己！因为谁要是说出来，谁
也就会在下一个早晨五点钟去见阎王；行动特派员对他表示的好
感丝毫也帮不了他的忙。
这样．杀人（虽然才发生了不到十起）便成了一种常规，成
了一种通常现象。囚犯们早晨去洗脸和领早饭时往往互相打听：今
天又干掉了谁？在这个令人不寒而采的体育项目中，囚犯的耳朵
听到了在地下后起的正义的战鼓声。
这事是完全秘密进行的。只要某个人（一个公认的权威人
士）在某处向某人提出一个名字：干掉这个家伙！至于由谁去干，
哪一天干，从哪里弄到刀子，这些他就不必管了。至于管这些事
的战斗队员们，他们也只知道自己必须执行法官的判决，但不知
道法官是谁．
必须承认，在眼线们并无正式文件任命的情况下，这个没有
建制的、不合法的、无形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却远比我们所知道的
一切法庭、三人小组、军事审判庭和特别庭所作的判决要准确得
多，错误少得多。
囚犯们把这种杀人叫作“屠宰”。这种屠宰准确无误，后来甚
至发展到白天干，几乎是当众进行了。从前在罗斯托夫市担任过
相当高级的内务部职务的一个大坏蛋，一个身材不高、满脸雀斑
的家伙，现在是囚犯工棚的“棚长”，他就是星期天白天在“马桶
间”被杀死的。人们已经变野了，大家都挤到马桶间去观看那血
淋淋的尸体。
后来，人们开始寻找那个出卖了 还有一次，眼线没有被当场杀死，他挣脱掉，带着刀伤跑进医院。医院里给他作了缝合包扎。但是既然少校都吓得求饶，医院能救得了他吗？两三天之后眼线被杀死在医院的病床上……
五千人的大劳改营里只杀死十几个人。可是，刀子每砍下一次，缠在我们身上的触须就脱落一批。感觉到像是吹来了一股爽人肺腑的清新空气！表面上，我们似乎仍旧是囚犯，还关在劳改营里，但实际上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因为我们自从有记忆以来现在才平生 简单地谈谈吧。“狗咬狗的战争”（“母狗战争”）大约爆发于一九四九年（经常发生的小偷与“母狗”〔狗腿子〕之间个别人的互相残杀又当别论）．一九五——一九五二年间曾大打特打。那时，盗贼世界分化为各色人物的小集团：除了纯粹的小偷和“狗腿子”之外，还有：不择手段派（“不择手段的窃贼”）、所谓“马赫诺分子”、大捞派、酿酒派、“小红帽”、魔手派、带棍派以及其他种种。
到了五十年代那个时期，劳改营的领导苏门已经不大相信那绝对正确的理论所教导的改造刑事犯的办法了。因此，它似乎下决心要摆脱这一负担，于是它便开始玩弄“分而治之”的手段：忽而支持这一派，忽而支持另一派，利用受支持的派别的刀子去干掉另外一些人。这种屠杀曾公开地、大规模地进行。
后来刑事惯犯中的凶手们也学会了对付办法：他们或者借他人之手杀人，或者亲自出马，事后强迫别人承担罪责．一些年轻的普通犯人和当过兵或者当过军官的人，在可能被杀的威胁下，不得不把别人的杀人罪承担下来，从而按 想用判刑二十五年的办法来制止劳改营里的杀人事件，自然是办不到的，因为杀人者本来就已经被判二十五年了。于是，－九六一年又颁布了新命令：在劳改营里杀人者处死刑，当然也包括杀死眼线的人在内。赫鲁晓夫发布的这条命令倒是斯大林时期的特种劳改营所需要的。
他们就是这样给自己涂脂抹粉的，但是因此也就失去了枪毙劳改营内的凶手的权利，也就是说，不可能采取有效的对应措施了。他们无法制止这场越演越烈的运动。
发布的命令没有奏效。囚犯们并没有代替自己的主人去进行谴责和斗争。因而劳改营当局便采取了第二项措施：对整个劳改营实行惩戒管理制度！这意味着，所有日常的自由时间，即除开劳动之外的全部时间，包括星期天，我们都必须像在监狱里一样被镇在屋里，必要时使用马桶，饭也在工棚里吃。人们用大桶把粥和烂菜汤送到工棚里来，食堂里空无一人。
这个办法使人很难忍受，不过，它没有继续多久。我们在工地上完全变得做做散散了。不久，煤炭托拉斯叫了起来。更主要的是这给看守们增加了一项额外负担：他们现在不得不经常在劳改营里拿着钥匙从这头跑到那一头，一会儿要给倒马桶的卫生值日开门关门，一会儿要开饭，一会儿又要把病人押送到卫生所去，再从卫生所押回来……
劳改营当局原来指望我们受不住这种严格的制度，因而会恨那些杀人者，把他们招供出来。但是我们大家都有精神准备，认为忍受一下还是值得的。当局的另一目的是：现在每个工棚总是关着，这样就可以防止囚犯跑到别的工棚去杀人，而本工棚里的人总是容易找到的。可是，又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又是一个凶手也没有找到，大家还是都“没看见”，“不知道”。接着又在工地上把一个人的脑袋打了个窟窿。这就更是关闭工棚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了。
惩戒制度废除了。又想出另一个办法：修建一道“万里长城”——一道大墙。这道墙的厚度是两块土坯长，高四米，就修在劳改营区中部，用它把营区分割为两部分，但暂时先留下一个豁口。（这个计划适用于全部特种劳改营。其他许多营已经把整个营区部分割成若干小区了。）这道墙对于外部的村庄毫无防护意义，因而托拉斯不会支付这笔建筑费用，所以整个建筑的担子全落在我们这些囚犯身上：制作土坯．翻晒土坯，搬运、糊墙等全部工作都要我们在星期天和下工回来之后的时间（夏天天长）完成。我们十分讨厌这道墙，明知当局叉在准备某种卑鄙勾当，可是不能不干。我们得到解放的程度还很小啊，只是头脑和嘴巴解放了，从肩膀直到月间整个身手仍旧和从前一样陷在奴隶的泥潭中。
发布恐吓命令、实行惩戒室制度、修境——这都是一些粗暴措施，完全符合监狱里的思维方式。可是，突然，怎么啦？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开始把一个又一个作业税则到摄影室去，给每个人拍照片，态度客气，而且不是让你戴着那个狗脖套一般的号码拍照，不要求你一定把头摆成固定的角度，而是请你随便坐下，随便摆个什么姿势，愿意怎么照就怎么照。那些爱劳动的人们还听到了文化教育科长“不小心”据出来的一句话：照像是“为了办理证件”。
办理什么证件？囚犯需要什么证件？……一种兴奋的心情在囚犯们中间传开了：会不会是为了解除看管在准备出入证？会不会是……？也许……？
有一个回家度假的看守回营了。他（当着凶犯们的两）大声对别的看守说，旅途中他看见过好几列火车，满载着释放回家的人，被释放的人们用标语和绿树枝把列车装饰起来，高高兴兴回去了。
天啊！心脏在激烈地跳动！是自，早该如此嘛！战争结束后本来应该先从这件事做起的！莫非终于开始做了吗？
还听说有人收到了家信，说他的邻居已被释放，现已回到家里！
忽然，有一个已经拍过照片的班被某个委员会传去谈话。要求一个人一个人地进去谈。斯大林的照片下面摆着铺了红布的桌子，桌旁坐着几位劳改营军官。但不仅是他们，另外还有两个在劳改营从未见过的陌生入，一个哈萨克人，一个俄罗斯人。这些人庄重地坐在桌旁，面带微笑，在填写着什么表格：姓、名、父名、一出生年月、’出生地，接下去不是囚犯已经习惯回答的触犯刑法多少条、判刑多少年和刑满日期，而是详细的家庭状况。妻子、父母、有无子女、子女的年龄、现住何处、住在一起还是分居。所有这些全都记下来了！……（委员会的成员还时而提醒记录人员：把这点记下来！把这个情况也写下来！）、讯问的问题很奇怪，触及人的痛处，但又令人愉快！听到这些问题，连那些已变成铁石心肠的人也很不得大哭一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听到的一直是那不连贯的嚎叫声：犯哪一条？利期？判决机关！？突然，这么一些和颜悦色、严肃认真、通情达理的军官坐在你面前，慢条斯理地、以同情的口吻（是的，正是以同情的口吻！）询问你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连自己都不敢去触动它，有时躺在床上和邻床的人说上一，两句，或者一两句也不敢说，……这些军官（对呀，去年十月革命节前夕不就是这个军官把你的全家照片没收掉，给你撕得粉碎吗！你忘了？现在原谅他了？），这些军官现在听到你说妻子已经改嫁，父亲已经衰老，已不指望今生能看到儿子时，对你深表同情地叹着嘴，他们互相交换一下眼色，摇摇头。
是啊，这些军官不是坏人，他们也是人，只是因为他们担负的这种狗差事才……各个项目都已填完，最后对每个人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嗯，那么你B已希望住在什么地方呢？是你父母住的地方，还是你从前住的地方？……”
“什么？我……就住在第七号工棚呀……”囚犯睁大眼睛回答说。
“这我们当然知道！”军官们笑了。“我们是问。你希望住在什么地方？比方说吧，假如把你释放了，那么给你的证件上该填你要在哪儿落户呢？”
囚犯感到天旋地转，眼前是阳光、彩霞……他的头脑懂得，这是梦，是童话，这不可能，他的刑期是十年或二十五年，什么也没有改变，他满身泥土，明天还要被赶到工地去劳动。但是几个军官，包括两名少校，却明明坐在面前不慌不忙地、深表同情地继续在问：
“你到底想上哪儿去，上哪儿？你倒说一个地方呀。”
囚犯的心脏跳得更快了，一种感激的暖流流遍周身。于是他就像个羞红了脸的男孩要说出自己心爱姑娘的名字似的，说出了内心中的秘密，说出了如果他不再是身带四块号码的、可诅咒的囚犯的话，他希望在什么地方度过自己的余年。
军官们把这个地点也记下来了！命令叫下一个人进来。而头一个人便疯人似地跑到走廊里，急不可待地把刚才的事情讲给同伴们听。
队里的人一个接一个被叫进屋里，回答友善的军官们提出的问题。五十个人中间只有一两个人苦笑了一下，回答说：
“呆在这个西伯利亚一切都很好，只是气候热些。能不能把我送到北极圈内去？”
或者说：
“请您这样写上：我生在劳改营，也要死在劳改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
军官们就这样同两三个班谈了话（全劳改营共有二百个作业班）。劳改营的囚犯兴奋了好几天：他们有的还争论呢！尽管一半人从未相信这一套。这种时候过去了！委员会后来再也没有找人谈话。其实，给囚犯“照像”并不花费什么钱，只是用没装胶卷的照像机咔嚓一下就行了。但是，要一组军官坐在那里亲切地向这些面貌可憎的囚犯问话，他们实在受不了。既然受不了，那么这一无耻的欺骗手段当然也就未能奏效。
（不过，还得承认，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一九四九年建立这类严格管制的劳改营时，当然有过永久性计划。但是，曾几何时，一九五一年，它的主人们就不得不煞有介事地表演这类亲切的把戏了。还需要有什么样的成功呢？为什么在普通劳改营时代他们没有被迫作这类表演呢？）
于是，刀子又开始闪光了。
于是，主人们决定：抓人。没有眼线，他们摸不准应该抓谁，但是，大概总有些怀疑对象和想法吧（说不定还是有人秘密地给他们通消息）。
一天，收工之后两个看守来到工棚，像是例行公事一般对某个囚犯说：
“喂，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跟我们走！”
这个囚犯看了看周围的同伴，回答说：
“我不去。”
可不是嘛！对于这种极为平常的抓人，或者叫逮捕，我们是从来没有反抗过的，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原来，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啊：我不去！我们这已经得到解放的头脑现在终于懂得这一点了！
“为什么不去？”两个看守走到眼前来了。
“就是不去！我在这里呆着满好。”囚犯坚定地回答。
“他应该去哪儿？……为什么必须去？……我们不放他走！……不放他走！……你们走开！”工棚里四面八方都说话了。
看守们踌躇了一会儿，走开了。
他们又在其他工棚里试了试同样的办法。结果一样。
豺狼们明白了：我们已经不是从前的绵羊。现在他们抓人必须借助于欺骗手段，或者在岗楼里干，或者为了一个人而抓全班。想从群众中把一个人拆走，那是办不到的。
我们清除了污秽，我们摆脱了监视和偷听，我们翻身放眼一看，明白了。我们的人成千上万！我们是政治犯！我们能够抵抗！
我们选定了眼线、告来者、叛徒这个环节开刀，抓住这个环节拉断整个锁链．这选择该是多么正确风过去就是我们中间的人在妨碍我们生活。就像古代的祭坛上一样，他们的血流出来了，我们消解了沉重的诅咒。
革命在高涨。原来似乎一度停息了的革命的微风，如今像飓风一般吹进了我们的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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