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苦役刑 第一章 在劫难逃_古拉格群岛

“我们要把服苦役的、充满镣铐声的西伯利亚变成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西伯利亚。”

——斯大林

革命常常表现得匆忙而又慷慨豁达。它往往不假思索地急于放弃许多东西，譬如，放弃“苦役刑”这个词。其实，这个字眼儿很好，沉甸甸的啊！它可不能和什么半吊子的“强制劳动所”或模棱两可的“劳动改造营”之类的词同日而语。从高高的法官席上掷给被判刑人的“苦役刑”这个词，有如刚刚往下落的斩首机，在审判庭上就已经足以打断他的脊梁骨，足以粉碎他的一切希望了。“政治苦役犯”这个词令人毛骨悚然，它甚至使其他囚犯，使那些不是政治苦役犯的人，一听到它就不禁暗自想：看，这些人才是真正杀人越货的家伙呢！（这里也表现了人类的一种怯懦的自我解脱的本性。人总是设想自己还不是最坏的人，还没有处于最坏的境况。政治苦役犯的衣服上是缝着号码的！那，当然，是些十恶不赦的罪犯喽！咱们身上就没给挂上号码嘛！……别忙，会给你挂上的！）

斯大林非常喜爱一些旧字眼。他记得：有些国家就是靠这些字眼维持了几百年。因此，他就在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需要的情况下，把过去在匆忙中砍掉的一些词——“军官”、“将军”、“经理”、“最高的”等等——都像接技似地-一接活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当斯大林觉得他座下的马车已经把他拉上山顶的时候，他就在二月革命宣布废除苦役刑之后的 讲过城市的情况之后，我们还应该谈谈农村。今天的自由派喜欢责怪农村，说它保守，说它在政治上迟钝。但是，战前的我国农村——几乎是整个农村——却都是清醒的，远远比城市清醒。农村根本没有像城市那样把老爷子斯大林神化（对世界革命也是一样）。农村只是在用正常的理智思考问题。农民清楚地记得怎样向它许诺过给他们土地，然后又怎样把土地收回去了；他们记得在集体农庄化之前是怎样生活的，吃的穿的是什么，在集体农庄里又是怎样的Z记得怎样从院子里牵走了他们的小牛和羊羔，甚至连母鸡也给捉去了；他们还记得人们是怎样站污辱骂教会的。那时候广播喇叭还没有在每个农户家里哇啦哇啦叫，还不是每个村里都由一个识字人来读报纸，因此，什么张作霖们、麦克唐纳们、希特勒们等等，对于俄国农民来说都统统无所谓，几乎等于一堆没有用的碎木头。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梁赞省的一个小村子的庄稼汉们聚集在铁匠坊前的广播喇叭下面收听斯大林的广播讲话。当斯大林这位迄今为止一直是铁面无情的、对俄罗斯农民的眼泪无动于衷的老爷子以仓皇失措的哭丧声调说出 但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并没有全被叫出去。只是到了后来，人们对许多熟人的情况作了比较之后，才明白留在普通劳改营里和普通犯们呆在一起的是些什么人；这些都是按第五十八条第10分条判刑的人，即犯有一般反苏宣传罪的人，也就是没有对任何他人讲过、没有共犯的，在犯罪时处于忘我状态的单个犯人（尽管无法设想会有这样的“煽动者”，但确实有几百万人正是根据这条罪状被判刑、被立案的。现在这些人留在古拉格群岛的老劳改营里）。只要煽动者是两个人或三个人在一起的，只要他们曾经有过哪怕一点点互相倾听、呼应或唱和的倾向，那么，对他们就有“添秤”，即可以对他们适用刑法第五十八条第11分条的“集团条款”，因而他们如今也就得作为反苏组织的发酵剂而被送往特种劳改营去了。至于那些背叛祖国的人们（适用第五十八条第1分条之甲、乙两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和分立主义分子（适用第五十八条第2分条的），世界资产阶级代理人（第五十八条第4分条）、间谍（适用五十八条一6）、破坏分子（五十八一月、恐怖分子（五十八一8）、暗害分子（三十八一9）以及经济方面的怠一二者（五十八一14）等，当然都被送走了。他们中间还很方便地夹杂进了一些德国人俘虏（敏营的）和日本人俘虏（奥泽尔营的），那是打算在一九四八年之后继续把这些人留下来的。

同时，知情不报者（适用第五十八条第12分条的）和敌人的帮凶（适用五十八一3）都留在普通劳改营里了。相反，被控通敌的政治苦役犯则全部同其他人一起押送到特种营去。

这种区分还具有比我们所描述的更深刻的含义。根据某些至今还不清楚的特征，把某些判刑二十五年的女叛国犯（例如在翁日营里）也留在了普通劳改营里。有些地方的劳改营关押的全是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包括弗拉索夫分子和伪警察，但却又不叫做特种劳改营，那里的囚犯们也不佩带号码，但是管理制度却异常严峻（例如：伏尔加河的萨马尔河湾处的红色格林卡；哈卡斯自治州希林区的土依姆营；南库页岛营等）。这些营里的管理极其严厉，生活一点也不比特种劳改营里轻松。

这是一次对古拉格群岛进行的伟大分割。为了避免将来再把它混杂起来，还特别规定：从一九四九年起，每一个新炮制出来的“群岛”居民，除了法庭的判决书之外还必需拿到一张被关押的“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州分局和检察机关的联合决定），上面要注明该把这只小羊关在什么样的劳改营里。

这样，就像为了长出新芽而正在死去的种子一样，斯大林播下的苦役刑的种子就在特种劳改营里露出了新芽。

红色囚犯列车沿着祖国和“群岛”之间的斜线把一批批新人员带走了。

而在英塔河上，人们想出的办法却更简便：只要把这个畜群从一些大门赶进另一些大门就行了。

契诃夫曾经抱怨过，说我们国家没有给“什么是苦役刑以及它为什么是必需的”这个问题下过定义。

可那是文明的十九世纪的事呀！在我们这穴居的二十世纪中叶，我们根本就不想去理解什么又苦役刑，也不需要什么定义。既然老爷子已经这样决定——这也就是全部“定义”了。

于是我们就都得心领神会地不住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