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岛长着许许多多獠牙,具有无数面鬼脸,你无论从哪一方面去看它,总是难以尽收眼底。但它吞食娃娃犯人的血盆大口的那一面可能最令人厌恶。
娃娃犯人——这完全不是那些穿着灰暗的破衣烂衫、在街上乱跑、偷东西和在锅炉旁取暖的流浪儿,没有这些流浪儿便不能设想二十年代的城市生活。流浪儿不是从家里而是从街头抓来送进未成年犯教养院(二十年代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下就已经有这种机构了;很想知道革命前未成年犯的情况是怎样的),未成年犯劳动习艺所(存在于一九二——一九二九年,有栅栏、门闩和看守,所以如果使用破烂的资产阶级术语,有可能称之为监狱),从一九二四年起还送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动公社”。国内战争、饥馑、秩序混乱、父母被枪杀、父母在前线牺牲,种种原因使他们成为孤儿。当时司法机关确实曾经企图把这些儿童从街头的偷窃训练中拉出来,使他们回到共同生活中去。在劳动公社中开始了工厂技艺的学习,以当时失业年代的条件而论,这是优待的安置,所以许多小伙子都乐意学习。从一九三0年起,在司法人民委员部系统中,为正服刑的未成年犯建立了特种工厂学校。少年犯们每日应当工作四一六小时,按全苏联劳动法典取得工资,余下的时间就学习和娱乐,也许沿着这种途径事情本会搞好的。
但娃娃犯人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一九二六年刑法典 万事只是开头难。沃洛佳-斯涅吉廖夫刚十五岁进监牢的时候还有点不习惯。后来他得了六个刑期,加起来几乎有一世纪(两次各二十五年),在强管棚和禁闭室过了一百天(年轻的肺得了结核病),七年是在全苏联的通缉之下度过的。后来他就在牢靠的盗贼道路上安身过活了(现在是失去一只肺叶和五根肋骨的二等残废)——维佳-科普佳耶夫从十二岁起就不断地坐牢。被判了十四次,其中九次是因为逃跑。“在狱外我还没有过过一天合法的日子。”——尤拉-叶尔莫洛夫获释后找到了工作,但他被辞退了——因为录用复员军人更为重要。他不得不会作“巡回演出”。
因而又得到了新的刑期。
斯大林的惩治娃娃犯人的不朽法律存在了二十年(直到一九
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颁布了较缓和的法令为止。这个法令释放了
已服满三分之一以上刑期的娃娃犯人——可是这是 霍斯塔附近的宗教公社里那些妇女的子女还算是幸福的。当局在一九二九年把母亲们送往索洛维茨的时候,却心慈手软地让她们的子女留在家里照管家务。儿童们自己侍弄花园、菜园子,挤羊奶,在学校里勤奋地学习,把成绩单寄给在索洛维茨的父母,并保证要像他们的母亲那样为上帝受苦(不用说,党很快就给了他们这种机会)。
根据关于将子女和父母“分开”流放的指令——早在二十年代就有多少这类娃娃犯人(请记住那个百分之四十八)?有谁能告诉我们他们的遭遇?……
以加莉娅-维涅基克托娃为例。她的父亲是彼得格勒的印刷工人,无政府主义者,母亲是从波兰来的女裁缝。加莉姐很清楚地记得自己的 于是,她就成了一个政治犯。教育员们和广播越是颂扬斯大林,她就越确信不疑地看出他就是造成种种不幸的罪魁祸首。她没有被刑事犯们拉过去,现在反而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院子里有一座斯大林的石膏标准塑像。塑像上开始出现一些嘲讽的和难听的题字(娃娃犯人喜欢活动!——重要的只是怎样正确地引导他们)。行政当局每次都把石膏像重新粉刷一层,派人暗中监视,并报告了国家安全部。可是题字依然出现,孩子们哈哈大笑。最后,在一天早晨,发现塑像的头被打了下来,翻倒过来,在里面的空洞里拉上了屎。
恐怖行动!国家安全人员来了。开始依照他们的全套规矩进行审问和威胁:“把恐怖分子集团交出来,否则按恐怖行动论罪统统枪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枪毙掉一百五十来个孩子算个什么!要是他老人为知道了,就会亲自下命令的。)
不知道娃娃犯人们会沉住气还是会动摇,但卓娅-列舍娃声明:
“这都是我一个人做的!老爷子的脑袋还能派别的用场吗?”
她被判了刑。一本正经地判了极刑。但是,由于那个恢复死刑的法律(一九五O年)不可容忍地人道,枪毙十四岁的孩子好像是不许可的。因此就给了她十年(真奇怪,为什么不是二十五年)。十八岁以前她呆在普通劳改营里,从十八岁起——在特种营里。因为生性直率和嘴上不饶人,她又得了第二个劳改刑期,并且好像还有第三个。
卓娅的父母和哥哥都已经获释了,而卓娅却依然坐在牢里。
我们的信教自由万岁!
儿童们——共产主义的主人翁们万岁!
有哪个国家敢说它像我国这样热爱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