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劳动消灭营 第十四章 改变命运！_古拉格群岛

在这个野蛮的世界里要保护自己是不可能的。罢工——是自投死路。绝食——是徒劳无益的。

至于丢掉性命，那总是有时间的。

囚犯还剩下什么出路呢？冲出去！去改变命运！（犯人们还把逃跑称作“绿色检察长”。这是他们中间唯一得人心的检察长。同其他检察长一样，他使许多案件保持原状，甚至变得比原来更加严重，但有时也把人干脆痛快地释放。它是——绿林，它是——丛莽。）

契柯夫说：如果因犯不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处之泰然的哲学家（或者这样说：他可以超然物外凝神沉思），那么他就不能也不应当不想逃跑！

不应当不想！——这是自由心灵的命令。诚然，群岛的土著们远不是这样的人，他们要驯顺得多。但是，就在他们中间也总有一些正在考虑逃跑或者眼看就要逃跑的人。到处经常发生的逃跑，即便是不成功的，也是犯人的能量并没有耗尽的确凿的证明。

这是一个营区。它戒备森严：栅栏结实，区前警戒地带可靠，了望塔分布适当——每一个地点都在视界和射界之内。但当你想到你注定要在这块圈起来的巴拿大的地面上死去，你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那为什么不去碰碰运气呢？——不冲出重围去改变一下命运呢？特别是在开始服刑的时候，在头一年，这种冲动往往是强烈的，甚至是莽撞的。头一年一般说是决定囚犯整个前途和整个精神面貌的时期。以后，这种冲动就不知怎地逐渐减弱下来。你已经说不准在外面生活对你是否更重要些。把你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的线索变得无力了，精神的火焰燃烧殆尽了，于是人就钻进了劳改营的挽具。

在劳改营的全部存在期间，看来逃跑是发生过不少起的。这里有一些偶然得到的资料：光是一九三O年三月从苏俄的监禁场所就逃跑了一千三百二十八人。（在我们社会里怎么没有听到这事，一点声息也没有！）

由于群岛在一九三七年以后的大扩展，特别是战争年代有战斗力的警卫队员都被调去前线以后，看押上越来越感到困难，甚至连那恶意想出来的自我警卫的做法，也不总是能使管理人员摆脱困境。同时他们却想从劳改营尽量多取得一些经济利益、产品、劳力——这就迫使劳改营（特别是伐木场）扩大范围，把派遣点和派遣分点东一个西一个地设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而对它们的警卫就越来越变得有名无实，形同虚设。

在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的某些派遣分点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经没有隔离区，而只有一些木桩栅栏或篱笆，并且夜间没有任何照明！——换句话说就是夜里根本没有人阻止犯人离营。在这个劳改营的惩戒劳改点上，甚至到森林中去出工的时候，整个犯人作业班也只有一名步兵押解。当然他怎样也看不牢。因此，那里在一九三九年夏天就逃跑了七十人（有一个甚至一天逃了两次：午饭前和午饭后！），不过，其中六十个人都回来了。其余的人则没有消息。

但那是在荒凉地方。而在莫斯科，在我亲眼目睹下就发生了三起很容易的逃跑：一个年轻的窃贼从卡卢加关卡的劳改工段大白天钻进了建筑工地的栅栏（而且照他们的好吹牛的习惯，过了一天后，往劳改营寄去了一张明信片：说是正往索契去并请向劳改营长官转致问候）；从植物园附近的马尔芬诺的小劳改营逃走过一个姑娘（关于这事我已写过），还有一个年轻的普通犯从那里跳上了公共汽车直坐到了市中心，诚然，对他是根本不加看押的：国家安全部的警犬们注意力全对准了我们，对于丢掉一名普通犯则毫不在乎。

大概，古拉格经过计算后确信了容许每年流失一定百分比的犯人要比在成千上万的全部岛屿上建立真正的严格警卫便宜得多。

何况他们还信赖某些把土著们牢牢地束缚在原地的无形锁链。

其中一条最牢固的锁链就是普遍的垂头丧气，完全屈从于自己的奴隶地位。五十八条的犯人也好，普通犯也好，几乎都是一些有家室的爱好劳动的人，他们只有合法地、根据命令并得到长官的赞同才能表现出勇敢精神来。即使被判坐五年和十年牢，他们也不能设想现在怎能单独地（集体地就更不用说了！……）起来争取自己的自由，与国家（自己的国家）、内务机关、民警、警卫、警犬站到对立地位；就算幸运地跑掉，以后怎能靠假身份证、用假姓名过日子，如果在每条十字路口都会检查证件，如果从每个门缝里都有怀疑的眼光注视着过路行人。劳改营里的普遍情绪是：你们拿着枪直挺挺站在那里盯着我们干吗？就是你们完全走光，我们也不会往什么地方跑：我们又不是罪犯，我们为什么要逃跑？我们过上一年就会获得自由！（大赦……）K-斯特拉霍维奇讲述说，一九四二年他们的列车在解运到乌格利奇途中遭遇到了轰炸。押解队东奔西散了，而犯人们知哪里也不逃跑，等待着押解人员回来。许多人都会讲出像卡尔拉格奥尔套分营一个会计所遇到的情形；派他带着支出报告到四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有一名押解员跟着他。回来路上他不仅不得不用大车拉着这个喝得烂醉如泥的押解员，而且还要特别保护好他的枪支，使这个混小子不致因丢枪而受到审判。

另一条锁链是——乘风状态，劳改营的饥饿。虽然正是这种饥饿有时促使一些绝望的人迈进泰加林，希望在那里多少要比劳改营里吃得饱些，但饥饿也使他们身体衰弱，无力远走，同时也不能积聚起路上的食物储备。

还有一条锁链是——新刑期的威胁。政治犯逃跑的，仍依五十八条再给十年（逐渐摸索到，在这种场合最好给五十八一14，即反革命怠工）。盗窃犯们虽然给的是82款（单纯逃跑），并且总共只有两年，但在一九四七年以前，他们因犯盗窃、抢劫罪得到的也不超过两年，因此分量不相上下。而且劳改营是他们的“老家”，在劳改营里他们不挨饿，不工作——他们的直接打算不是逃跑，而是坐满刑期，何况他们总是能够享有优待和大赦。逃跑对于盗窃犯说来，只是强健的身体吃饱了饭的游戏和难以克忍的贪婪的爆发：玩乐、抢劫、纵酒、强xx、炫耀。他们中间认真逃跑的只有那些判了重刑的武装匪徒和杀人犯。

盗窃犯们很喜欢把自己从来也没有实行过的逃跑谎说成真有其事，或者把实行过的逃跑大肆渲染。他们会讲给你们听，“印度”（盗窃犯们的工棚）是怎样得到流动奖旗的，那是因为过冬的准备工作做得好——在工棚外厚厚地培了一圈上，而这是他们挖了地道并把土公然放在长官们面前。不要相信！——整个“印度”既不会逃跑，他们也不想去费劲挖掘，怎么省劲怎么便捷他们就会怎么干，而且长官们也不会那么愚蠢，不去瞧瞧他们是从哪里取土来的-一有十次前科的窃贼科尔津金，受营长信任的管理员，确实穿上一身讲究的衣裳走掉过，并且确实把自己说成是助理检察长，但是他补充说，他同一名追捕逃犯的特派员（有这样的）在一家农舍里过了一夜，夜里偷了他的制服、武器、甚至警犬-一往后就自称为行动特派员。这是彻头彻尾的撒谎。盗窃犯在自己的虚构想象和故事中总是要打扮得比实际上英勇些。

还有，把犯人们拴住的——不是隔离区，而是不加看押。那些被看管最松的、得到这种宽容的犯人——上下工背后没有刺刀跟着，有时还可以拐到外面的村庄去一趟——他们很珍惜自己所受的优待。而在逃跑后，这种优待就被剥夺了。

群岛的地理条件也是逃跑时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些一望无际的积雪荒原或沙漠、冻土带、泰加林。科雷马虽然不是个岛屿，但比岛屿更不好办：一小块割裂开来的土地，从科雷马往哪里跑呢？只有出于绝望才会从这里逃跑。诚然，过去某个时候亚库梯人对犯人很好并担保说：“以九个太阳为证——我把你送到哈巴罗夫斯克去。”果真驾起鹿橇把他们送走。但后来逃跑出来的盗窃犯们开始抢劫亚库梯人，于是亚库梯人就改变了对逃犯的态度，把他们交了出去。

受到当局鼓励的周围居民的敌对态度，成了逃跑的主要障碍。当局对捕获逃犯的人不吝重赏（这何况也是一种政治教育）。因此，居住在古拉格周围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习惯地认为，抓到一名逃犯——这就是过节，就是发一笔财，这好似一次顺利的狩猎，或者好似找到一小块贵重金属。对通古斯人、科米人、哈萨克人，付给面粉、茶叶，在靠近人烟稠密的地方，布列波洛姆和翁日拉格附近的伏尔加河中下游左岸的居民，每捕获一名逃犯给两普特面粉、八米布匹和几公斤咸鲱鱼。在战争年代，用别的办法是搞不到咸鲜鱼的，所以当地居民也就把逃犯称作“咸鲱鱼”。例如，在舍尔斯特卡村，每当出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孩子们就跑着齐声叫喊：“妈妈！咸鲱鱼来了！”

地质工作者们怎样呢？这些开发荒无人烟的北方的先驱者，这些勇敢的长着大胡子、穿着高简皮靴的英雄们、杰克-伦敦的心灵们怎么样呢？逃犯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苏联地质工作者身上是不妙的，最好还是不要走近他们的篝火堆。列宁格勒的工程师阿勒罗西莫夫，在“工业党”水流中被捕并得到了十年，于一九三三年从尼瓦格莱斯劳改营逃跑出来。他在泰加林中踯躅了二十一天，一遇见地质工作者们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可是他们却把他带到了居民点，并交给了工会委员会主席。（也要理解地质工作者们；他们不是单独行动的，他们彼此间害怕告密。如果逃犯真的是个刑事犯、杀人犯呢？——夜里把他们也宰了呢？）

逮住的逃犯如果已被杀死，就把他扔在劳改营食堂近旁，让他带着化脓腐烂的伤口几昼夜躺在那里——好使犯人们对自己的清水烂菜汤看得更重些。如果抓住话的，就让他站在门岗旁边，交接班时嗾使狗去咬他（狗听号令会掐死人，会咬人，也有的只会撕破衣服，利得精光）。还可以在文化教育科写块牌子：“我逃跑，但狗把我逮住了”，挂在捕获的逃犯脖子上，在劳改营游行示众。

如果打他——那就必得把腰子打落。如果套上手铐，那就必得让腕关节终生失去知觉（索罗金，伊夫杰尔拉格）。如果关禁闭，那非等他得上结核病不放出来（内罗勃拉格，巴兰诺夫，一九四四年逃跑，在遭到押解队毒打后开始吐血，三年后摘除左肺）。

拷打和杀死逃犯，说实话，在群岛上是与逃犯作斗争的主要形式声如果长久没有发生逃跑，有时甚至要捏造出逃跑来。一九五一年在德宾金矿（科雷马）某次允许一群犯人去采摘浆果。三个人走迷了道，没有回去。劳改营长官彼得-洛马加上尉就派出了一些追捕打手。那些人就向着三名熟睡的人放出了警犬，随后枪杀了他们，然后用枪托击碎脑袋，把他们变成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脑浆都流了出来-一就这样用大车把他们拉到了劳改营。在这里，由四名因犯代替马匹拉着大车经过排好的队伍。洛马加宣布：“瞧，对每个逃犯都将这样处理！”

在这种种情景面前谁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不顾死活的勇气，不战栗一下呢？——走吧！——走到底吧！-一说得容易，走到哪里去呢？那里，当逃犯终于到达了梦寐以求的预定地点的时候，有谁不怕受牵连，会来迎接你，把你藏起来、保护起来呢？只有那些盗窃犯们外面有约定的“快乐窝”在等待着，而对于我们这些五十八条的犯人们说来，这种住宅被称作接头地点，这几乎是一种地下组织。

瞧，阻止逃跑的障碍和陷阱有多少呀！

但是，绝望的心灵有时并不权衡得失。他看到，河水在流，河里漂着一段原木——一于是就纵身一跳！漂流吧！奥尔强劳改营的维亚切斯拉夫-别兹罗德内依刚出医院，身体还很弱，就驾着两根联结在一起的原木，顺印迪吉尔卡河逃走了——一到北冰洋去！到哪儿去？他抱的是什么希望呀？不好说他是被逮住的，他是在公海上被拣起来的，经由冬季的道路，又被送回奥尔强，进了住过的那个医院。

不是每一个没有自动返回劳改营的、没有活着给押回的、死了给运回的犯人，都可以说是他已经走掉了。他也许只是没有在劳改营里不自由地慢慢拖死，而是像野兽一样自由地死在泰加林里。

当逃犯与其说是逃跑不如说是徘徊，并且后来自动返回的时候，——劳改营的行动特派人员甚至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好处：可以不费劲地给他们套上 可是现在他至少可以把妻子接来。于是她就来到了在马尔吉亚克金矿的丈夫身过。从这里他们又发函查询儿子们的下落——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名单上没有”。

斯大林伸了腿——老人们便离开了科雷马到高加索去——以度余年。气候变暖了，虽然是缓慢的。在一九五九年他们的儿子维克托，基辅的钳工，决定丢掉可惜的姓，并宣布自己是人民公敌切博塔廖夫的儿子！过了一年，父母找到了他！现在父亲所关心的事，是给自已恢复切博塔廖夫的姓（三次冤狱都得到了平反，他对逃跑已经不负责任了）。他也作了声明，把指纹寄到莫斯科去核对。只有当三个人都得到了写着切博塔廖夫姓氏的身份证，儿媳妇也成了切博塔廖娃以后，老人才安下心来。但是又过了几年他给我写信说，悔不该找到维克托：儿子骂父亲是罪犯，并认为他是自己的倒霉遭遇的罪魁祸首，对于平反证明则挥挥手不屑地说：“废纸一张！”长子根纳季终于不明下落。

从上述那些事件可以看到，即使是成功的逃跑也还完全不给人以自由，所给予的是经常受压迫、受威胁的生活。逃犯中某些人清楚懂得这一点——这是那些在劳改营中已经来得及在政治上脱离祖国的人，还有那些浑浑噩噩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人！有一些人抱定目的逃往西方，认为只有实现了这都逃跑才算大功告成，这样的人在逃犯中也不是很稀见的（失败时有现成的回答：“我们想跑到中央去请求查明真相！”）

关于这些逃跑最难讲述。那些没有跑掉的，已经躺在潮湿的土里。那些又被抓住的——闭口不言。那些跑掉了的——也许会在西方出现，但也可能为了某些留在这里的人而重新保持沉默。有过这样的传闻，在楚科奇半岛犯人们夺得了一架飞机，七个人飞到了阿拉斯加。但我想：大约只是试图劫夺飞机，可是事败未成。

所有这些事件还将久久地被封锁起来，逐渐过时，而成为不需要的东西，像这本手稿一样，象在我国所写的一切真情实事一样。

请看一个这样的事件，但人们的记忆又没有保留下英勇逃跑者的姓名。他是敖德萨人，民用专业是一个机械工程师，在军队里是一个大尉。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在奥地利，在维也纳的占领军里服务。在一九四八年由于被告密而被捕，得到了五十八条一10和当时已经施行的二十五年。被送到了西伯利亚离泰谢特三百公里的劳改点，就是说送到了一个远离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的地方。他很快就在伐木场上变得衰弱不堪了。但他还保持了争取生存的意志和关于维也纳的回忆。他从那里——从那里！——竟能逃跑到了维也纳！真是不可思议！

他们的伐木场区的边界是一条从小了望塔上可以观察的林间通道。在选定的日子，他上工时随身带着口粮。他砍倒了一株枝叶繁茂的云杉，使它横卧在通道上，在枝叶的遮盖下爬到树端。云杉遮不住整个通道，但他继续爬行，幸运地走掉了。他带走了一把斧头。这事发生在夏天。他沿着暴风吹倒的树木穿过泰加林，行走很困难，可是整整一个月他没有碰到任何人。他把衬衣的袖子和领口系上，用它捞鱼，生吃鱼肉。他采食松子、蘑菇、浆果。他半死不活地终于走到了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幸福地在一垛干草堆里睡着了。他听甸人声醒了过来：看见有人用大叉在取干草，并且已经发现了他。他已精疲力竭，既不准备逃走，也不打算挣扎，只是说；“好吧，抓起来吧，交出去吧，我是逃犯。”那是一个铁路巡道工和他的妻子。巡道工说：“我们也是俄国人呀。好！坐着不要露面。”说完就走了。但逃犯不相信他们：他们可是苏维埃人呀，他们有告发的义务。于是就爬进了森林。从森林边上注视着，他看到，巡道工回来了，带来了衣服和食物——入暮，逃犯便沿线路而行，在林区一个小车站上坐上了货车，到早晨就跳下来——白天躲进森林。他就这样一夜一夜地前进，当身子变得结实一些以后，在每个停车站上都下来——躲在树林里或者步行前进，赶上火车，在行驶中跳上车去。这样他就几十次地冒着丢掉手脚和脑袋的危险（告密者的笔头轻轻划几下就使他吃尽了这种种苦头……）。但在快到乌拉尔的时候，他违反了自己的常规，在装载原木的平台车皮上睡着了。他被踢了一下，一盏灯照在脸上：“证件！”——“就给。”站起身来，一拳把警卫从高处打落下来，自己则跳到了另一面——迎头又碰上了另一个警卫！——他把这个也打倒了，从旁边停着的列车下逃走了。在站外扒上行驶中的火车。他决定绕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它的郊区抢了一个货亭，拿走了衣服，身上穿了三套，装足了食物。在某个站上卖掉了一套衣服，买了一张切利亚宾斯克-奥尔斯克-中亚细亚的车票。不，他知道要往哪里去，到维也纳去！但应当搞乱行踪，使人们不再找寻他。在土库曼，一个集体农庄主席在集市上遇见了他，不看证件就把他带到了自己的集体农庄去。他的手没有辜负了机械工程师的称号。他给集体农庄修理了所有的机器。过了几个月，他算清了帐，前往国境线附近的克拉斯诺沃次克。列车过了马里以后，一名巡逻走过来检查证件。那时我们的机械工程师便走到车厢平台，打开了门，把身体悬在厕所的窗外（从里面不可能透过涂上白色的玻璃看到他），只有一个脚尖支撑在台阶上以便回来。门框角上露着一个鞋尖，巡逻没有发觉，便到下一个车厢去了。胆战心惊的时刻就这样过去了。逃犯顺利地超过了里海后，坐上了巴库一会彼托夫卡的火车，由此直奔喀尔巴泽山。经由荒僻陡峭的森林地带越过山脉国境线的时候，他很审慎——但还是被边防军人截住了！从那西伯利亚的劳改点起，从那砍倒的第一株云杉起，需要作出多少牺牲，经受多少痛苦，想出多少花招和付出多少精力——而在最最末尾一刹那间一切都垮了！……像在泰谢特草垛里那样，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再也不能反抗，撒谎，只能怀着最后的狂怒喊道；“抓起来吧，刽子手！抓起来吧，这是你们的权力！”“什么人？”“逃犯！从劳改营逃出来！抓起来吧！”但边防军人表现得有点奇怪：他们蒙住了他的眼睛，把他带进了土屋，在那里解开，重新进行讯问——突然弄清楚了：自己人！班杰拉分子！（呸！呸！——有教养的读者皱起了眉头，冲我挥着手说：“嘿，你选的角色真不错，如果班杰拉分子都是他的自己人！好一路货色！”我也摊开双手说：实际上也就是这样的人底逃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劳改营使他成为这样的人。我对你们说，他们这些劳改犯是按猪一样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而不是按报纸生活的。对于一个劳改犯说来，那些同他一起在劳改营受苦的人都是自己人。那些放出警犬去追踪他的人都不是自己人。没有觉悟嘛！）他们拥抱了！那时，班杰拉分子还有越过国境的通道，他们就把他客客气气地带了过去。

他重新又在维也纳了！——但已经是在美占区里。他还是服从于那个迷惑人的唯物主义的原则，怎样也忘怀不了自己那个血腥的死亡营，他已经不去找机械工程师的工作做了，而是跑到美国当局那里去倾吐积愫。开始在他们那里担任了某种工作。

但是！——人的特性是：危险一过去，我们的警惕性也就削弱了。他决意要给敖德萨的父母寄钱去，为此他需要把美元兑换成苏联货币。某个犹太商人邀请他到维也纳苏占区的寓所去兑换。人们不断地跑来跑去，很少区分是哪国的占区。而他则万万不能越过去！但他越过了——于是就在银钱兑换商人的寓所里被抓住。

完全是俄罗斯的故事：千辛万苦做成的，一杯伏特加酒就给喝光了。

他被判处枪决，关在柏林的苏联监狱里，他把这一切讲给了另一个军官和工程师安尼金听。这个安尼金在此以前已经在德国的俘虏营呆过，曾在布痕瓦尔德奄奄待毙。被美国人解放出来后，送到了德国的苏占区，临时留在那里拆卸工厂。后来他逃到了西德，在慕尼黑附近建筑水力发电站，从那里被苏联谍报机关劫走（用汽车前灯把眼照花，推进了汽车）——他经历这种种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听取这个敖德萨机械工程师的故事并给我们保存下来？是为了后来两次无结果地从埃克巴斯主兹逃跑（关于他我们还将在第五部中讲到）？最后在惩戒石灰厂里遭到杀害？

这是前定的！这是命运的乖戾！我们怎能看清个别人的生命的意义呢？……

我们还没有讲过集体逃跑，而这种逃跑也是很多的。据说，在一九五六年芒切哥尔斯克近郊的整个小劳改营都逃跑了。

从群岛逃跑的事件是罄竹难书、不胜枚举的。甚至想专门写一本关于逃跑的书的人，也会爱惜读者和自己，而略去几百起这种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