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大鱼吃小鱼的阴森的世界里，在这个用一块夹生的口粮面包就能买到人的生命和良心的世界里，谁个能是、哪里能有历史上一切犯人中荣誉与光明的体现者——政治犯呢？
在前面，我们已经考察过原来的“政治犯”是如何被孤立、被扼杀、被灭绝的。
替代他们的是什么人？
什么——替代？从那以后我国就不再有政治犯了。而且在我们国家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人。既然已经实现了普遍的公正，还能有什么政治犯？我们曾经在沙皇监狱里利用过对政治犯的优待，所以更明白这东西是搞不得的。干脆取消了政治犯。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了！
你问那些正在被抓的吗？哼，他们是反革命，革命的敌人。但过了若干年，“革命”这个字眼有点发蔫了。好吧，就改成“人民的敌人”吧，听起来更带劲。（如果根据对我国各股水流的综述，把按这一条文关进监狱的人数算一算，再加上比这多三倍的被流放、蒙嫌疑、受凌辱和遭迫害的家属的数字，我们这时就会吃惊地看到，有史以来 里亚比宁在一九四一年我军后撤时公然宣称：“以前应当少唱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也不让别人侵犯我们’之类的歌。”这样的坏蛋连枪毙都不解气，可是总共只判了他十年！——
列乌诺夫和特列久欣，两个共产党员，像被马蜂螫了脖子似地不得安生，操心起为什么违背党章多年不召开党代表大会的事来了。（狗拿耗子……）各得十年——
法依娜-叶菲莫夫娜-艾泼施坦震惊于托洛茨基的滔天罪行，在党员大会上提出问题。“为什么把他从苏联放出去了？”（好像党应当向她报告工作似的！也许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自己正在吃后悔药呢？）为了这个荒谬的问题，她罪有应得地先后获得（并服完）三次刑期。（尽管没有一个侦查员能向她说明她的罪过究竟在哪里。）——
女无产者格鲁莎的罪行更是骇人听闻。在玻璃厂工作的二十三当中，左邻右舍没人见过她家里挂过圣像。可是德国人眼看要到他们地区的时候，她挂出了圣像（其原因无非是这时不必害怕了，以前挂圣像是要倒霉的）。另外，侦查员从邻居的告密中特别注意到，她这时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可是德国人终于没有来。）再加上她还在房子旁边拣到一张有小画儿的德国传单，偷偷塞进五斗橱上的小花瓶。但是我们的人道主义法庭考虑到她的无产阶级出身，仅仅给格鲁莎判了八年劳改附加三年剥夺权利。在这时期内，她的丈夫死在前线上。女儿上中专，人事科老追问她：“你母亲在什么地方？”结果小姑娘服毒自尽了。（格鲁莎每次谈到女儿的死就说不下去，每次都是哭着走开了。）
根纳季-索罗金，切利亚宾斯克师范学院三年级学生，在大学生办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九四六年）。这该给他多少呢？小意思，十年吧。
读叶赛宁该当何罪？我们总是健忘的。我看人家很快就会向我们宣告：“没有过这样的事！叶赛宁一贯是受尊敬的人民诗人”。但叶赛宁确曾是反革命诗人，他的诗歌是查禁的作品。梁赞市国家安全机关对波塔波夫的指控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过最优秀和最天才的诗人是马雅可夫斯基，你怎么竟敢（在战前）赞赏叶赛宁？这是你反苏本质的流露！”
至于这个民航飞行员，“道格拉斯”副驾驶，那肯定是一个地道的反苏老手了。不单单在他家里搜出了叶赛宁全集；他不仅对别人说过，东普鲁士人在我们去以前生活得非常富裕和温饱，而且他还在飞行单位的一次公开讨论会上跟爱伦堡进行了一场关于德国问题的公开辩论。（考虑到爱伦堡当时的观点，可以猜想出这个飞行员的意见是对德国人应当温和一些。）竟敢在公开讨论会上进行公开辩论！军事法庭，十年，附加五年“笼口”。
这种微不足道的事件当然在爱伦堡的回忆录里找不到影子。而且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他的争论对手被抓了。他当时只是随口给了他一个足够符合党的观点的回答，事后就忘了。爱伦堡在回忆录里写道，他自己“所以能幸免”是由于抽中了“彩票”。哎，这张彩票的号码可是先查好的。如果周围的友人们一个个地被抓，那就需要及时地停止和他们通电话。车辕杆掉了头，人也要跟着转向。爱伦堡把对德国人的仇恨燃烧到发昏的热度，以至斯大林都不得不出来稍加制止。到了行将就木之年，你感觉到自己昨日为确立谎言出了力，那么你就该以今日的勇敢牺牲而不是以回忆录为自己进行辩护才是。
利帕伊在本区创办了一个集体农庄，比上级命令的时间早了一年。这是一个完全自愿组成的集体农庄！对于这个怀有敌意的搞乱行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奥夫相尼科夫难道能不闻不问吗？我不需要你那个好的，我就是要你搞我那个坏的！他的集体农庄被宣布为富农农庄，二富农利帕依被遣送进沼泽地。
沙维林，工人，在党员大会上大声（！）说到了列宁遗嘱！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这人必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在侦查过程中还剩下的几颗牙齿，到科雷马后的头一年就掉光了。
请看有过多么吓人的五十八条罪犯！要知道还有更阴险的呢，还有带地下活动色彩的。例如，佩列茨-格尔岑贝格，里加市人。此人忽然迁居到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登记为波兰血统，而实际上是拉脱维亚的犹太人。这是有意欺骗自己亲爱的国家，因而特别令人愤慨。他的如意算盘是我们会放他去波兰，然后他便能从那里溜到以色列。这可来不得，我的好人儿。你不想住在里加吗，就请去古拉格吧。蓄意叛国，十年。
还有一些善于隐瞒的！一九三七年在“布尔什维克”工厂（列宁格勒）的工人当中揭发出一些一九二九年听过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上的讲话的原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找到了会议记录后面附的一张出席人名单。）他们隐瞒了八年之久，混进了无产阶级队伍。现在全部抓起来枪毙了。
马克思说过：“国家把一个公民变成罪犯，它就是欲断自身的活的肢体。”他还很令人感动地说明，国家应该把……违反者看做一个有热血的人，保卫祖国的战士，社会的成员，神圣的家主，而最主要的是应该把他看做一个公民。但是我们的法学家没有时间读马克思，特别是他这类欠考虑的文章。马克思如果愿意，还是读读我们的法令吧。
有人会大叫说上面开的清单荒诞不经，不近清理，根本不能相信，欧洲是不会相信的！是吗？
欧洲自然是不会相信的。它自己不去蹲蹲就永远不会相信。他相信了我国纸张光泽的杂志，其他什么东西也装不进脑袋了。
我们自己呢？五十年以前也决不会相信。就是倒退一百年怕也未必相信。
在先前的俄国，政治犯和庸人是居民中对立的两极。再也找不到比这两者更加互相排斥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在苏联才开始把庸人当做政治犯“划拉”进监狱。
由于这个原故，政治犯渐渐和庸人划了等号。
群岛上一半人是五十八条。而政治犯——一个没有……（如果有这么多真正的政治犯，那个政权恐怕自己早坐到一个什么席上去了！）
随便什么人，只要不能马上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普通刑事罪条文，便会被请进这五十八条。进入这一条的人成份之混杂、色彩之纷乱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例如，在大使馆外度 现在能称为政治犯的也不止是社会党人。只不过他们被大桶大桶地没进了一千五百万人的刑事犯的海洋，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形象，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成了哑人，比哑人更暗哑。鱼便是他们的形象。
鱼是古代基督徒的象征。政治犯的主要队伍正是基督徒。他们是一些粗拙的、文化不多的、不会发表演说和起草地下号召书的人。（这些事按他们信仰是根本无需做的！）他们走进劳改营去受难和死亡只是因为不愿放弃信仰s他们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坐牢，在信念上是毫不动摇的！他们也许是唯一丝毫没有染上劳改营哲学甚至语言的人们！这样的人们难道不是政治犯吗？不行，可不能把他们也称做囚奴！
他们当中尤其多地是妇女。道家说：大道废，有仁义。由于我们对东正教神父们施加的文明的辱弄、共青团员们在复活节之夜的起哄、递解站里盗窃犯们的唿哨，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罪恶的东正教堂仍然在培育出无愧于公元初年的基督教的女儿们——那些被投畀豺虎的女教徒们的姊妹。
递解队和坟场，递解队和坟场，到处都有大量的基督徒。成百万的人流有谁去数？．他们阗然无声地死去，像蜡烛似地只能照亮周围一小片地方。这些人是俄国最优秀的基督徒，差一些的都动摇了，退缩了，躲起来了。
这还不能算“更多”吗？难道沙俄曾有过这么多政治犯吗？它连万位数都还不会数呢。
但是在我国扼杀政治犯的工作做得这样干净，这样不留旁证，关于其中什么人的故事很少能浮上水面来。
高级僧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尔斯泰的面型，白胡子）。监狱——流放地——劳改营，监狱——流放地——劳改营（大牌阵）。折腾了多年以后，一九四三年被传唤到卢宾卡（途中盗窃犯摘掉了他的法冠），建议他参加宗教事务管理处。经过了那么多年以后似乎可以允许自己摆脱监狱生活而休息一下了？不，他拒绝了：那不是一个纯洁的宗教事务管理处，那不是一个纯洁的教会。于是又返回了劳改营。
瓦连京-费利克索维奇-沃伊诺一亚谢涅茨基（一八七七——一九六一），路加大主教，著名的《化脓外科学》作者。他的命运又如何？他的传记自然会有人编写，不须我在这里多做介绍。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在革命前，他已经通过了艺术学院的入学竞试。但为了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当一名医生，而放弃了它。在 兹因国家计委常任顾问帕尔钦斯基工程师
需于本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三时作为报告人在本委南方局
就恢复当前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南方冶金工业问题发表
讲话，为此国家计委主席团请求革命法庭于该回三时前
放出帕尔钦斯基同志，俾其能以完成交付给他的任务。
国家计委主席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请求（而且是越出权限的）。而且只是因为南方冶金工业“当前具有特别重大意义……”，而且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否则的话，爱怎么办都行。过后愿意再抓回牢里也请便！
事实不然，后来还让帕尔钦斯基为恢复苏联的采矿事业很忙乎了一阵子。只是到了一九二九年，让他在监狱里表现过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之后，才不经审判地把他枪决了。
必须是对本国完全无动于衷的人，必须是一个异邦人才能够枪杀民族的骄傲——它的学识、精力和才能的精华！
十二年以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不是也遭到了相同的命运？难道瓦维洛夫不是一个（被痛苦的必要性逼成的）真正的政治犯？在为期十一个月的侦查期内他经受过四百次审讯。而在法庭上（一九四一年七．月九日）仍没有承认对他的指控；
还有一个并不享有任何世界盛名的人物——水利学家罗季奥诺夫教授。（维持科夫斯基介绍了他的事迹。）被监禁以后，他拒绝从事专业工作，尽管这是一条最轻松的道路。于是被分配去缝皮靴。难道这个人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犯吗？他是一个天性平和的水利学家，并没有进行斗争的思想准备，但是既然他能在狱吏面前坚守自己的信念，难道还不能算一个真正的政治犯？他还需要什么样的党证？
像一颗星星突然变得明亮几百倍然后猝然熄灭一样，一个本不想成为政治犯的人也可能在狱中发出短暂的强烈闪光并因此而毁灭。这类事迹我们一般无法知道。有时候某个见证人会说出来。有时候会见到一张褪色的纸片，根据它仅仅可以做出一些大致的推测：
雅科夫，叶菲莫维奇-波奇塔尔，一八八七年生，非党员，医生。战争一开始就在黑海舰队空军基地工作。塞瓦斯托波尔基地军事法庭 历史学家们有朝一日会研究我国青年政治犯的小溪是从什么时候流起的。我觉得是从一九四三——四四年开始的（我指的不是社会党和托洛茨基派的青年）。这些差不多还是中学生的人（请回忆一九四四年的“民主”）忽然想寻求一个不同于向他们硬性灌输和偷偷塞到他们脚下的那个立场的立场。那么，还能把他们称为什么人呢？
只是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没法知道他们的任何情况。
如果二十二岁的阿尔卡季-别林科夫为他的当然是没有发表的 我国当代的政治犯必须具有大大超过先前的革命党人的坚毅和勇敢，这一点用不着论证。先前为了较大的行动只会被判处轻微的刑罚。革命党人也并不须非那么勇敢不可：事情败露，他们只有自身（而不是全家！）受祸的危险，甚至并不是掉脑袋，而是不长的刑期。
革命前张贴传单意味着什么？游戏！跟放鸽子一样。连三个月也判不了。但是弗拉季米尔-格尔舒尼团体中的五少年书写“我国政府名誉扫地了！”的传单却需要下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团体中的五少年行刺沙皇那么大的决心。
它是怎样自己燃烧起来的，它是怎样在人们内心觉醒的？在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克市的一座唯一的男中里，五个男孩子（共青团小组长米沙-巴克斯特；托利亚-塔兰京，也是共青团积极分子；维尔维尔-列赫特曼；尼古拉-科涅夫和尤里-安尼卡诺夫）从九年级起就脱离了无忧无虑的精神状态。他们既不为姑娘们苦恼，也不在时髦的舞蹈上花脑筋。他们环视着城内的野蛮和酗酒，刻苦地钻研和经常翻阅自己的历史教科书，试图进行联系和对比。升入十年级以后，他们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一九五O年）以前用印刷体字母写出他们第一份幼稚的传单：
“工人，你办我们今天过的难道就是我们的祖父、父亲、兄长为之奋斗牺牲的那种生活吗？我们做工，可是只得到可怜的几个小钱，就这点他们还在压低……精读读这些并想想自己的生活吧……”
他们自己也只是在想，因此没有提出任何号召。（他们计划散发一套这样的传单，自己动手制造一部胶印机。）
张贴的方法是：五人一起夜间上街，一人把四团湿面包粘在墙上，另一人贴上传单。
早春，他们班里来了一个像是新教师的人，要大家……用印刷字体填写登记表声校长恳求不要在学年结束以前逮捕他们。这些孩子们被关进去接受侦讯的时候，最遗憾的仍是未能参加自己的毕业晚会。“谁领导你们的？快招！”（国家安全人员不能相信这些孩子们单纯是受良心的驱使。这种事哪能相信？不是说生命只有一次吗？干嘛要去思索呢？）禁闭室、夜审、罚站。省法院的不公开开庭、（审判员——普希金，此人不久后即因受贿而被判刑。）可怜巴巴的辩护律师、不知所措的陪审员、威风凛凛的检察长特鲁特涅夫（！）全体都判了十年或几年徒刑。把这些十七岁的少年们都送进了特种劳改营。
不错，老谚语没有瞎说：“勇士要在监牢里找，蠢人要在政治指导员里找！”
我是为无声的俄国写作，所以不多谈托洛茨基分子：他们都是能写的人，凡侥幸活下来的必定准备好了详细的回忆录。他们会比我更完整更准确地描写出他们富于戏剧性的史诗。
但是为了照顾全面，在这里也略谈几句。
他们在二十年代末期曾利用早先革命党人的全部经验进行过系统的地下斗争，不过站在他们对面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可不像沙皇暗探局那样呆头呆脑。我不知道他们对于斯大林为他们安排的一概消灭的下场是早有准备还是仍以为事情会以几句玩笑与和解而结束。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一些勇敢的人。（不过我担心一旦他们掌权，给我们带来的疯狂行为不见得会比斯大林的好。）我们要指出的一点是，直到三十年代，当末日已经临近时，他们仍认为和社会党人发生任何接触都是背叛和耻辱。因此他们在隔离所里自己抱成一团，连替社会党人转递狱中信件都不肯干（要知道，他们认为自己是列宁主义者呢）。斯米尔诺夫的妻子（在丈夫已被处决后）总是避免和社会党人交往，说是“免得被看守员发现”（也可以说是免得被共产党员的眼睛看见）！
有这样印象（但我不坚持），他们在劳改营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里有过多的瞎忙成份，因而总带着悲喜剧的色彩。他们在由莫斯科去科雷马的闷罐车里约定着“秘密联系办法、暗语”之类。可是到达目的地后他们都被分别塞进了不同的劳改点和不同的作业班。
比方说一个老老实实地挣得了生产口粮的“反革命托派作业班”突然被改为吃惩戒口粮。怎么办？“隐蔽得很好的地下共产党支部”进行讨论。罢工？但这正好是上挑动者的钩。他们想挑动我们闹事，而我们——我们偏偏要骄傲地去上工，没有口粮也要去上工。我们可以去上工，可是劳动要像吃惩戒粮的样子。（这是在三七年，在作业班里不仅仅有“纯粹的”托洛茨基派，还有被划为托派的“纯粹的”正统派，他们都向中央斯大林同志、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叶若夫同志、向中执委加里宁同志、向总检察署呈递了申诉书。他们极不希望现在和劳改营首长们闹翻，因为将来随身携带的鉴定书还要靠他们写。）
在乌京内金矿，他们准备纪念十月革命节二十周年。捡来一些黑布条子，或者用木炭把白布条染黑。他们打算在十一月七日清晨在所有帐篷顶上挂起志哀的黑旗，要在列队出工时唱《国际歌》，同时大家手牵手不让押解队士兵闯进队伍，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唱完，然后坚决不走出营区去上工。他们还要高喊“打倒法西斯！”“列宁主义万岁！”“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等口号。
在这个计划里混合着某种歇斯底里的热情和达到可笑程度的华而不实的作风……
不过有外人或者他们自己的人告了他们的密。在前一天即十一月六日他们全体被带到了“尤比列内”金矿，节日的几天内把他们隔离在那里。他们在封闭的（不用出工的）帐篷里唱《国际歌》，而“尤比列内”矿上的苦力们这时却得去上工。（唱歌的人们内部也发生分裂：这里有被错划为托派的共产党员，他们走到一边，不唱《国际歌》，以沉默表示自己忠于正统。）
“既然他们把我们放在铁窗里关着，这说明我们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亚历山大-博亚尔奇科夫自我安慰说。这无非是自欺欺人。他们什么人不关？……
托洛茨基分子的劳改营斗争的最大成就是在沃尔库塔铁路沿线各劳改营中举行的一次绝食罢工。（在这以前还在科雷马的什么地方搞过一次好像是为期一百天的绝食：他们要求以自由移居代替劳改营。他们赢了——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停止了绝食。后来把他们分散到不同劳改营，逐步地把他们全消灭了。）关于沃尔库塔的绝食，我得到的材料是互相矛盾的。大致情况是这样：
它开始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持续了一百三十二天（对他们实行了人工灌食，但他们没有停止绝食）。有几个人因饥饿致死。他们的要求是：——
政治犯与刑事犯分离；——
八小时工作日；——
恢复政治犯口粮，（即比其他犯人增多的口粮，这一条绝对只是为自己要求的。）伙食不受生产量的影响；——
取消特别庭，宣布其判决无效。
用软管给他们灌食，后来又在各劳改营散布流言，说砂糖和黄油没有了，全是“因为喂养了托派”。可谓无愧于蓝箍帽的手段！一九三七年三月莫斯科来电：绝食者提出的要求可全部接受！绝食结束。可是孤立无援的劳改犯怎么能争得诺言的履行？结果他们上当了，一条也没有执行。（西方人既不能相信也不能理解事情是可以这样办的。但这就是整个的我国历史。）反过来，绝食的全体参加者一个个被叫到契卡行动科，向他们宣布了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
克里姆林宫里的大鸣鹤这时候已经在考虑对他们的大镇压。
稍晚一些，在沃尔库塔八号矿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绝食（也许是前面的绝食的一部分）。这次参加了一百七十人，其中知道姓名的有；绝食带头人米哈伊尔-沙比罗，原哈尔科夫国营电器厂工人；德米特里-库里涅夫斯基，以前在共青团基辅省委工作；伊万诺夫，前波罗的海舰队护卫舰中队长；奥尔洛夫一卡海涅茨基；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波列沃依一根金；B-B-维拉普，梯比里斯《东方曙光》报编辑；索克拉特-格维尔江，亚美尼亚党中央书记；格里戈里-佐洛特尼科夫，历史学教授；教授之妻。
曾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一起蹲过上乌拉尔斯克隔离所的六十个人形成了绝食的核心。出了一件绝食者高兴而首长们不高兴的很大的意外——一个外号叫“莫斯科”的贼头带着二十名刑事犯参加了绝食。（这位莫斯科曾以一次夜间恶作剧而闻名全营：偷偷钻进营长办公室，在他的办公桌上拉了一泡屎。如果干这事的是你我之辈，难得枪毙，可人家却仅仅受到责备：准是阶级敌人教唆你来的吧？）只有这二十名盗窃犯真的让长官们犯愁，而对于社会异己的“绝食积极分子”，沃尔库塔劳改营的契卡行动科长乌兹科夫挖苦地说：
“你们以为欧洲会知道你们的绝食吗？我们才不在乎什么欧洲呢！”
他说的是实话。但是对社会亲近分子既不能动手打也不能让他们死掉。不过绝食进行到一半以后，当局摸准了他们的流氓无产阶级意识把他们分化出去了。贼头“莫斯科”通过劳改营的广播网解释说，他是受了托派的勾引。
剩余的人此后的命运便是——枪决。他们以自己的绝食自己呈递了处决的请求书和名单。
不，真正的政治犯是有过的，是很多的，是很有牺牲精神的。
但他们对抗的效果却为什么如此微小？为什么他们连微小的泡沫也没有留在水面？
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要研究。后面再谈吧。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