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群岛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与全国息息相关。国内还有失业现象的时候,就不存在对犯人劳力的需求,进行逮捕不是动员劳力的手段,而是扫除障碍的手段。但是,当打定了主意,要用一台巨大的搅拌机把全国一亿八千万人口都搅动起来的时候;当一个超工业化计划被推翻了,以便用一个超超超工业化计划代替它的时候;当消灭富农以及 这里也还遗漏了许多。
幅员广袤而交通闭塞的北方边区的开发,要求修筑铁路:从科特拉斯经过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和罗普恰通往沃尔库塔。因而需要新建两个专门修筑铁路的劳改营。其中的北方铁路拉格负责由科特拉斯至伯朝拉河段;伯朝拉格(请不要与搞工业的乌赫伯朝拉格相混!)负责由伯朝拉河至沃尔库塔一段。(诚然,这条铁路的修建过程很长。它的维姆段即由克尼亚日-波戈斯特至罗普恰的一段是一九三八年完工的。铁路全线直到一九四二年末才竣工。)
就这样,几百个中等的和微小的新岛屿升出了冻土带和泰加林的汪洋大海的水面。群岛新的组织系统也在行军途中,在战斗序列中逐步建立起来:劳改营管理局、各劳改营、劳改点(独立劳改点、警备区劳改点、中心劳改点)、劳改地段(也就是“派遣点”和“派遣分点”)。管理局内设处,而奋劳改营内设科:一科——生产科,二科——登记分配科,三科——契卡行动科(又是 是的,甚至用不着现代的辩证思维过程,也能想得到利用犯人在人烟稀少的地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早在一八九0年交通部就决定动用阿穆尔边疆区的流刑和苦役犯人从事修筑铁路的工作。对苦役犯人是简单地强迫,对流刑移民和行政流刑犯则是准予其参加筑路工作,为此可以获得刑期的三分之一或对半的折减(不过他们宁愿采取逃亡的办法把刑期一下子甩掉)。自一八九六年至一九00年,在西伯利亚大铁路贝加尔湖滨段劳动的苦役犯有一千五百多人,流刑移民两千五百多人。
但总的说十九世纪俄国苦役地的发展趋势是朝着相反的方向的:劳动变得越来越不带强制性,越来越少。到了九十年代,连卡里地方的苦役监狱也变成了单纯关押的场所,不再进行劳动。阿卡图依苦役监狱这时期对劳动的要求也缓和了(雅库博维奇)。所以动用苦役犯修筑贝加尔湖滨铁路勿宁说是一种临时的需要。在这里,我们不是又看到了 有意义的(当然不会是强制的了)劳动有助于罪犯改过自新,这种思想还在马克思生下来以前就是人frl知道的,上个世纪在俄国监狱管理工作中也已经实行过。一度当过监狱管理局长的fi-库尔洛夫介绍说:一九0七年犯人的劳动项目很多;他们的产品价格低廉,这使犯人坐牢的时间产生效益,使他们出狱时能拿到钱并且有了手艺。
可是不管怎么说,弗连克尔还是真的变成了群岛的神经。他是历史如饥似渴地期待和召唤着的走运的活动家之一。在他以前,劳改营好像也存在,但却没有具备那种完美无比的最终的和统一的形式。真正的先知总在最需要他的时刻来临。弗连克尔在群岛上出现,正是在病灶扩散的开始阶段。
纳夫塔利-阿罗诺维奇-弗连克尔,土耳其犹太人,生于君主坦丁堡。商学院毕业后从事木材贸易。他在马里乌波尔开设了一家公司,很快变成百万富翁,“黑海木材大王”。他拥有自己的部队,甚至在马里乌波尔出版他自己的报纸《一戈比》。该报的任务是中伤和困扰他的竞争对手。 现在轮到我为之写出这部土生土长的作品的群岛的全部漫长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在苏联的公开文字中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反映。在这方面,同样是那些使劳改营了望塔从来没有进入摄影机镜头和我国的风景画的不幸的偶然因素起了作用。
但是白波运河及伏尔加运河的情形却不相同。关于其中每一项工程我手头都有一本书。所以至少写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依据苏联的文献的和负责的证明材料。
在认真的论文中,在利用某种资料以前,都应该先对它进行描述。我们也要这样做。
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一部书,开本与福音书差不多大小,硬纸壳封面上压印着半神半人的浅浮雕肖像。书名为《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国家出版社一九三四年出版。作者们把它献给党的 修建运河的犯人们为什么需要这本书,高尔基做了这样的说明:“运河军战士们”缺乏表达他们接受改造的复杂心情的“必要的词汇”,而作家们是掌握着这些词汇的,所以他们要来帮忙。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作家们需要这本书:“许多作家访问了运河以后……得到了充实,这对于他们的创作有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一种新的气氛正在当前的文艺中出现,它将推动我国文艺前进并把它置于我们伟大事业的水平上。”(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苏联文学中仍然感觉得到的那个水平。)至于这本书对于干百万读者(其中许多人很快自己就要流入群岛)的必要性,则是不言自明的了。
集体作者们对于他们描写的对象抱着什么观点?首先是:确信所有的判决都是公正的,所有被驱赶来修运河的人都是有罪的。甚至“确信”这个字眼都嫌太无力:在作者们看来,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讨论的余地,甚至连提都不该提出来。这件事情在他们眼里就象夜晚比白天黑一样的明显。当他们利用自己的词汇和形象向我们灌输这个三十年代的仇恨人类的传奇的时候,“暗害分子”这个字在他们的解释里成了工程技术人员的实质。对提早播种(可能是在雪地和泥泞里?)发表了反对意见的农学家,给中亚提供了水源的灌溉专家,在他们眼里全是一些地地道道的暗害分子。这些作家们在书的每一章里谈到工程师阶层,全是用一种自上而下的口气,好象谈论低级劣等的人种。在这本书的 “它太浅了,”警卫队长抱怨说,“连潜艇都不能靠自身的动力通过;得装在驳船上才能拉过去。”
那么巡洋舰怎么办?……噢,深居简出的暴君!精神错乱的夜猫子!这一切你是在哪一场恶梦里想出来的?!
该死的,你忙什么?是烧着了还是刺着了?为什么非规定二十个月不可?要知道,这一百万人中的四分之一本来是可以活下去的。好吧,就算世界语学者是卡在你喉咙里的刺,可是那些农村娃娃们本来还可以为你干多少活啊!你本来还可以叫他们去打多少次冲锋啊——一为祖国,为斯大林!
“代价可不小哇。”我对那个警卫说。
“可是建成的速度很快!”他满怀自信地说。
应当建在你的骨头上!
我记起关于白海运河的书里那张自豪的照片:拿来当电线杆用的俄国中世纪的十字架。
应当建在你们的骨头上……
那一天我在运河边上度过了八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内,一艘自动推进的驳船从波维涅茨驶向索罗卡,另有一艘同样类型的船从索罗卡驶向波维涅茨。它们的编号不同,我只是根据编号才能把它们区别开,确信这一艘不是刚才那一艘返回来的。因为它们戴的货完全相同:同样是放糟了的除了当劈柴没有别的用处的松木。
二者相抵,结果等于零。
而脑子里老想着那个一百万人的四分之一。
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之后,接着就是伏尔加莫斯科运河。全体劳力立即开赴该地;劳改营营长菲林,工程局局长科甘也一同前往。(他们为白波运河得到的列宁勋章是到那里以后才领到的。)
但这一条运河至少还是有用的。它光荣地继承和发展了白波运河的全部传统。我们在这里甚至能更好地理解,病灶急剧扩散时期的群岛和停滞稳定的索洛维茨时期的群岛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了。现在回想索洛维茨的无声的残酷,反而感到不胜惋惜。因为现在对犯人的要求不仅仅是干活,不仅仅是用越抡越没劲的丁字镐去敲碎那难啃的岩石。不,他们在夺走你的生命的时候,还要先钻进你的胸膛去搜查你的灵魂。
在运河上最难受的,莫过于要你事事表态。哪怕你只剩下一口气了,还得装出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样子。你还要用饿得不听使唤的舌头在会上发言:要求超额完成计划!要求揭发暗害分子!要求严惩敌对宣传,严惩富农分子的流言蜚语(劳改营里的一切流言蜚语都是富农分子散布的)。你还得随时留神,切莫招惹什么嫌疑,给自己带来新的刑期。
现在拿起这几本粉饰和赞美那些在劫难逃的人们的生活的不要脸的书,几乎没法相信,这些东西是有人认真地写出来的,有人认真地读过的。(是的,办事周密的书刊检查总局已经销毁了存书,所以这次我们得到的也是最后剩余的几本。)
下面,我们的维吉尔亲将是维辛斯基的勤奋的学生阿维尔巴赫
连拧一根普通的水螺丝,一开始也要费一番工夫的:轴心要取正,螺丝不能偏。但是吃进去以后,就可以腾开一只手,继续往里拧就行,还可以吹吹口哨。
维辛斯基是这样写的:“我们的劳运改造营之所以与充满赤裸裸的暴力行为的资产阶级监狱根本对立,正是因为它担负着教育的任务。与资产阶级国家截然相反,在我国与犯罪现象进行的斗争中,暴力起着次要的作用。我们的重心转移到组织和物质的、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的措施方面来了。”(你脑子里可要多打几个褶子,才不至于脱口说出“代替棍棒的是口粮等级表加宣传”这句话来。)还有这样的话:“……社会主义的节节胜利对于……和犯罪现象的斗争,也在发生着魔术般的!(真会造词儿:魔术般的!)影响。”
阿维尔巴赫紧随老师之后,也做了类似的阐发:苏维埃劳动改造政策的任务是“把最恶劣的人的材料(还记得“原料”吗?还记得“害虫”吗?——作者注)变为完全合格的、有用的、积极的、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只是改造的成功系数太差劲儿……二十五万个恶劣的材料倒毙了,获得提前释放的积极的有觉悟的分子只有一万二千五百人(白波运河工程)……
是的,早在一九一九年党的 啊,火苗!啊,火柴棍!他们以为你们能燃烧几十年。
这就是我们在谈白波运河工程时介绍过的技术;在上坡的地方有一个“钩子工”给手推车挂上钩——可是怎么把它推上去?伊万-涅姆采夫忽然决心一个人干五个人的活!说到做到:在一班时间内他一共挖运了……五十五方土!(我们算算看:这等于一小时五万,十二分钟一方——哪怕是最松的土壤,你们试试看!)工作条件是这样的:没有抽水机,不挖排水井,你们用手去堵水吧!妇女们呢?一人推四普特重的石头上堤坡!手推车掀翻,石头砸在头上、腿上。没关系,能克服!一会儿是“站在齐腰深的水里”,一会儿是“六十二个小时不间断的劳动”,一会儿是“五百人连续三天凿开冻土”——结果发现是白搭工。没关系,我们能克服。
让我们用自己战斗的铁锹,
挖出我们的幸福,在莫斯科近郊!
这就是从白波运河带来的那种“特殊的欢乐的紧张气氛”。“高唱勇猛欢乐的歌曲走向突击的战斗”……
不怕暴雨和狂风,
迈着大步去上工!
这就是突击手们的形象。他们乘车来参加大会。左侧靠车厢站着的是押解队长,再向左还站着一名押解员。请看她们兴奋而快乐的面容;这些女人一不想孩子,二不想家庭,-心想着她们如此爱上了的运河。天气够冷,力,有的穿上了毡靴。有的穿着普通的皮靴,当然是家里做的,可是前排右起 不过,无论在白波运河还是在伏尔加莫斯科运河,有一条都是明确的:“劳改营的竞赛和突击运动必须和一整套奖励制度联系起来,使突击运动得到特殊奖励的刺激。”“竞赛的主要基础是物质利益”(!?——好像叫我们来了个向后转?我们转了一百八十度?这一定是挑衅言论I快抓紧扶手!)事情是这样安排的:一切取决于你的生产指标:伙食、住房、服装、内衣、洗澡的次数(对!对!谁不好好劳动,就让他穿破烂,长虱子!),还有提前释放!休息!接见家属!例如,颁发突击手徽章本来是一种纯社会主义的鼓励形式,但是,就让这个徽章授予你一次额外的长时间会见家属的权利吧!于是用这个办法就使它比一份面包口粮更珍贵了……
既然我们在自由人中间,依照苏联宪法的规定,实行着“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那么为什么要把劳改犯放在特殊化的地位呢?(劳改营建设中最难办到的一条:这里不应当变成享受特权的场所!)德米特拉格的伙食等级表如下:惩戒热食——一小锅浑汤;惩戒口粮——三百克面包。完成任务百分之百,有权领到八百克面包,另外可以在小卖部加买一百克!所以说,“遵守纪律一开始是从利己主义的动机(对改善口粮的关心)出发的,然后才很高到对夺取红旗的社会主义的关心!”
但最主要的是刑期的折减!折减呐!竞赛指挥部给犯人写鉴定。要得到折减不光需要超额完成任务,还需要搞社会工作!如果过去是非劳动分子,折减率就要降低,只给微不足道的折减。“他也许只是伪装,不是真悔改!他需要在营内多呆一些时间,接受考验。”(比方说,他在推一辆手车上坡,可是也许他这根本不是在干活,而是在伪装,对吗?)
那些提前释放的人去做什么呢……做什么!?他们自动留营就业!他们对运河爱得太深了,舍不得离开这里!“他们干得这样入迷,以至被释放以后仍然自愿地留在运河工地上从事挖掘土方的工作,直到工程结束!”(可以相信作者的这些话吗?当然。要知道在他们的身份证上盖着一个戳子:“曾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劳改营服刑。”在别处根本找不到工作。)
但这是什么?……发出夜营的婉转歌声的机器出了毛病——在歌声的间歇中我们听到了真实的疲乏的叹息:“甚至盗窃犯参加竞赛的人数也仅仅达到百分之六十(连小偷们也不参加竞赛,情况便可想而知了!……);劳改犯们时常议论说优待和奖励实行得不合理”;“鉴定写得千篇一律”;“值日人员时常(!)在鉴定上被写成是一名土工突击手,并且获得突击手应得到的折减,而真正的突击手却得不到折减”;(教育员先生们,原来是你们没有提高到第二阶段呀?!)“许多人(!)有丧失希望的感觉”。
夜莺的啼啭又开始了,而且带有金属的声音!是把最主要的鼓励手段忘在脑后了吗?——“要实行残酷无情的纪律处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是为过冬打的预防针,是为了使犯人们顶得住寒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命令规定“凡属屡教不改的懒汉和装病者,一律遣送到边远的北方劳改营,并剥夺其享受优待的权利。怙恶不俊的拒绝出工分子和教唆分子,交劳改营管委会法庭审判。任何人对于铁的纪律如有稍许破坏的企图,立即取消其已获得的一切优待和特许。”(比方说,如有在黄火边取暖的企图……)
我们的叙述完全乱了套,又把最主要的环节遗漏了!什么全说到了,而最主要的却没有说!请听吧,请听吧!“集体性——这是苏维埃劳改政策的原则和方法。”要知道,没有“从管理当局到群众的传动带”是不行的!“只有依靠各个集体”,劳改营的人数众多的管理人员才能把犯人的思想意识改造过来。“从低级形式——集体责任到高级形式:荣誉的事业,光荣的事业,豪迈和英雄主义的事业!”(我们时常责骂我们的语言,说它一个世纪比一个世纪黯然失色。可是你仔细想想——不!它越来越高贵了。先前是怎么说的?用马车夫的话,叫做“缰绳”吧?可是现在——-“传动带”!先前叫做“连环保”,散发着一股马厩的味儿。可是现在——“集体责任”!)
“作业班是进行再教育的基本形式”(一九三三年德米特拉格内部命令)。“它意味着对集体的信任,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但在封建制度下是完全可能的:村里一个人有了过失,把全村的人都扒光了抽鞭子!然而听起来毕竟是高贵的:对集体的信任!)“这还意味着劳改犯人在再教育工作中的主动性!”“这表示个人从集体中获得的心理上的充实!”(且慢,且慢,你们听听都是些什么词儿!他这一个“心理上的充实”就感动得我们鼻子发酸,喉咙哽噎。有学问的人毕竟不一样!)“集体能够提高每一个犯人的人类尊严(不错!不错!)的感觉,从而免除实行精神镇压手段的必要!”
你瞧,在阿维尔巴赫之后三十年,关于作业班我也不得不说三两句话了。我只说说那里到底是什么情形,因为人们对它做了完全另一样的、完全歪曲的解释:“作业班是共产主义对于惩罚学的主要贡献(这点倒是说得不错,阿维尔巴赫也是这么说的)……这是一种在无情的强迫共生中一同生活、工作、吃饭、睡觉和受难的集合体。”
啊,如果没有作业班,劳改营的日子还是可以熬下来的!没有作业班,你是一个个体,你自己选择行为的路线。没有作业班,你至少可以高傲地死去,在作业班里连死也只许你以卑劣的方式,只许你肚皮贴地。首长、领班、看守员、押解员——所有这些人你都能躲得开,能偷偷找出一小会儿休息时间,这里偷个懒,那里耍个滑。但是那些传动带——本班的伙伴,你可是躲不开,逃不脱,也得不到他们半点宽恕的。你没有法子不想干活,你没有法子由于意识到自己是政治犯而宁愿饿死也不去上工。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只要你走出了营区,在出工登记簿上记了帐——全作业班今天完成任务的总数就不是除以二十五,而是除以二十六了。整个作业班的百分数将可能由于你的原故从百分之一百二十三降低到百分之一百一十九,从高产班的伙食降低为普通伙食。每人都将失去一块小麦面做的甜面包,都将少领一百克普通面包。同伴们会比任何看守员更好地监视你!班长的一只拳头给你的惩罚会比整个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更能使你清醒。
这就是所谓“在再教育中的主动性”!这就是所谓“个人从集体平获得的心理L的充实”!
今天这在我们眼里像明镜似地清楚,但是当年在伏尔加运河工地上,组织者们本人还不敢相信他们是找到了一个多么结实的脖套。作业班在他们那里是偏居末位的,只有劳动集体被理解为最高的荣誉和鼓励。甚至到了一九三四年的五月,德米特罗夫劳改营里还有一半犯人是“无组织的”,劳动集体……不接受他们,只许他们去参加劳动组合,而且也不是全体:不要神甫,教派分子以及一般的信徒。(如果放弃宗教——按所能得到的好处,是值得这样干的!——那就允许加入,但有一个月的试验期!)“五十八条”也开始被勉勉强强地接受加入劳动集体了,但是也只要那些刑期在五年以下的。劳动集体设有主席和委员会,还享有全不受拘束的民主:集体的全体大会只有得到文教科的准许才能召开,而且必须有连(对了,还建立了连队!)教育员在场。不用说,集体的伙食要比落后分子们好一些:营区内的菜园子拨给最优秀的集体(不是分给个人,而是按集体农庄的方式——用于补贴公共伙食)。集体划分为若干小组,只要有一点空余时间,他们要不就搞生活检查,要不就是讨论盗窃和浪费公家财产的问题,要不就是出壁报,要不就讨论违犯纪律的问题。在集体的全体大会上一连几小时地板着脸研究这样的问题:怎样改造懒汉沃夫卡?装病者格里什卡?集体本身也有权力开除自己的成员以及申请取消他们的折减。但是更厉害的是,管理当局有时候解散整个的集体,因为它们“继续着犯罪的传统”(大概是对集体生活不感兴趣吧?)。然而最有意思的还是集体的定期清洗——清除懒汉、不够资格的分子、说闲话的(他们把劳动集体说成是互相告密的组织)以及混进来的阶级敌人的代理人。例如,发现了什么人进了劳改营以后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他本来就是为了这个出身而进的劳改营)——现在对他进行痛斥并且清除出去——当然不是清除出劳改营,而是清除出劳动集体。(噢,现实主义美术家们!噢,请画出这样一幅作品:《劳动集体中的清洗》!这些剃光的脑袋,这些戒备的表情,这些疲惫不堪的面孔,这些勉强遮身的褴褛——还有这些穷凶极恶的发言人!。如果谁对于想象感到困难,那么在自由人中间也能找到类似的典型。请听吧:“事先把清洗的任务和目的传达到每一个劳改犯。然后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在群众面前汇报自己的情况”
还有揭发假突击手呢!还有选举文化委员呢!还有对扫盲学习成绩不好的人的申斥呢!还有扫盲课程本身:“我一们一不一是一奴一隶!!奴一隶一不一是一我一们!”还有歌曲呢!
这一片沼泽和泥洼的王国,
将变成我们幸福的故乡。
或者是迸发自内心的业余创作的歌词:
即使用最美好的歌曲,
也说不尽,也唱不完
世界上最奇妙的国家,
我们美丽的家园。这一切照劳改营里的说法,就是“唧唧喳喳学鸟叫”。
噢,它们能把你搞得这么难受,以至当你回想起库里尔科骑兵大尉,回想起简便近捷的处决之路,回想起索洛维茨的坦率的无法无天,不由得要洒下留恋的眼泪。
天哪!你要我们把这一段历史淹没在哪一条运河的河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