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永恒的运动 第四章 从岛屿到岛屿_古拉格群岛

还有一种遣送方式，那就是简单地用一叶扁舟载着犯人从“群岛”的某一岛屿直接摆渡到另一岛屿。这叫做专门递解。这是一种最无拘束的遣送方式，和自由人的旅行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有为数不多的犯人才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在我的囚徒生涯中，这样的机会，遇到过三次。

专门递解是根据高级官员的指令实行的。请不要把它和专用通知单混为一谈，那也是由上头的什么人签署的。专用犯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和解犯大队一起行动，虽然他在途中也可能遇到几段奇妙的插曲（因而其效果更是令人觉得非同寻常）。例如，安斯-伯恩施坦依据专用通知单从北方被遣送到伏尔加河下游去参加完成一项农业任务。在路上他经历了我在前面描述过的全部拥挤和侮辱，警犬的狂吠，刺刀的威逼，“离队左右一步，就……”的吼叫……。忽然在一个叫作赞则瓦特卡的小站上，他被带下了车。一个不带任何武器、态度平和的看守员单独到车站来接他。看守员懒洋洋地说：“好吧。今晚你住在我这里。天亮以前你可以到处走走，明天我带你去劳改营。”于是安斯就去到处走走了。诸位可懂得，对于一个刑期十年、多少次与生活告别过、今天上午还蹲在“泽克车厢”里，而明天又要进劳改营的人，“到处走走”是什么意思？他马上随便走路，随便观看，看着几只鸡在车站的小花园里啄食，看看几个农妇正收拾着没有向旅客卖掉的牛油和甜瓜准备回家。他朝侧面走出三、四、五步，没有人喊：“站住！”，他不敢信以为真地用手指触触一棵刺槐树的叶子，几乎哭出声来。

而专门递解则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奇妙经历。这一次你和解犯大队根本不沾边，不用把双手放到背后，不用脱光衣服，不用坐在地下，连搜身都不搞。押解人员待你态度友善，甚至以“您”相称。作为一般地打招呼，他先向你提出警告：如果企图逃跑，我们和平常一样是要开枪的。我们的手枪里装了子弹，就在口袋里掖着。然而我们一路要随便些，举止要自然，不要叫人看出你是犯人。（我恳请诸位注意，在这一点上也和任何时候一样，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如何地完全一致！）

我的劳改营生活从那一天起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当时我正凄凄惶惶地站在木工班等待出工的队列里，我的手指头痉挛着（它们由于成天紧捏工具变得僵硬了，再也伸不直）。派工员把我拉到一边，带着意外的尊敬对我说：“你知道吗，根据内务部长的指示……”

我目瞪口呆。木工班出发了。营区里的杂役们围上了我。有的说：“要给你加判新的刑期。”另一些人说：“要释放。”但是他们对一件事情看法一致，那就是这一次免不了要经过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这一关。我自己也在加判和释放这两种可能性之间摇摆。我干脆忘了，半年以前，劳改营里来过一个家伙，他分发了一些古拉格的登记卡片要我们填写（战后他们在较近的劳改营里开始搞过这项登记工作，但是看来好像没有完成）。卡片上最重要的一栏是“专长”。犯人们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纷纷填写古拉格里最吃香的专业：“理发师”、“裁缝”、“仓库管理员”、“面包匠”之类。我皱了皱眉头就填上了“核物理学家”几个字。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当过核物理学家，关于这方面我只是战前在大学里听到过一点，知道原子粒子及其参数的名称，于是就这么写上了。那是一九四六年。原子弹是顶顶急需的东西。但是我自己对于那张卡片并没有放在心上，干脆忘了。

在劳改营里隐隐约约地能听到一种模糊的、不确切的、没有得到任何人证实的传闻；在这个群岛的某些地方存在着一些极微小的“天堂岛”。谁也没有见过。谁也没有去过。在那里呆过的人们都保持沉默，闭口不谈。据说在那些小岛上有“乳汁的河流，果羹的河岸”；吃的伙食最次是酸乳酪和鸡蛋；据说那里一切都是干干净净，永远是暖暖和和；干的都是脑力劳动，而且都是绝对机密的。

我自己就登上过这样一类天堂岛并且在那上面服完了我的一半刑期。（囚犯们的俗话中把这类天堂岛称作“沙拉施卡”）我能活下来全是托它们的福。留在劳改营里我这条命无论如何也拖不到刑满。我今天能写这部考察著作也得感谢它们，虽然在这部书里我并没有考虑给它们什么篇幅（已经写了一部关于它们的长篇小说）。我在这类岛屿之间转移，从 我的年轻伙伴继续在发牢骚，埋怨命不好。这时候我故意叫他摸不着头脑地顶了他一句：“可是你看管的那些人呢？那些平白无故地被判了十年的人——他们松快吗？”他马上蔫下来了，一直到天亮也不再吭声：原先，在半明不暗中，他也模糊地看见我穿的是一身不完整的军装——军大衣、军便服。他以为我不过是个当过兵的。可是现在鬼晓得我可能是干什么的？说不定是个行动人员？正在追捕逃犯？为什么我恰好在这节车厢？而他却当着我的面骂了劳改营……

罩灯里的蜡烛头渐渐消溶，但是仍然亮着。在 这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发生的？我们——我、我的同案犯、我的同龄人——在前方打仗的四年当中，在后方成长起来了另外一代人。曾几何时我们还在大学走廊的镶木地板上高视阔步，自认是全国、全世界最年轻最聪明的人？！可是忽然，一群面色苍白神态傲岸的少年踩着监室的花砖地向我们迎面走来。这时候我们愕然地发现，最年轻最聪明的已经不是我们——而是他们！但是我对此毫无怨尤，这时候我已经满心喜悦地愿意为他们让路。他们要和一切人争论、要探明一切的激情，我是那么熟悉。我懂得他们的自豪感，那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这个高贵的命运，并且丝毫也不后悔。每当我看到监狱的光环在这些自尊而智慧的小脸蛋的周围摇曳的时候，总是感到不寒而栗。

在那以前的一个月，在布蒂尔卡监狱的另一间半病房性质的监室里，当我刚一跨进它的过道，还没有找到空位的时候，一个肤色淡黄、有着犹太人的柔和脸型的小青年朝我迎上来。尽管是夏天，他仍然裹着一件有弹洞的破旧士兵大衣，看来他冷得难受。他的神气预示着一场舌战，甚至可以说是在祈求着一场舌战。他叫鲍里斯-加麦罗夫。他开始向我提问题；谈话的内容一方面牵涉到各自的经历，另一方面牵涉到政治。不记得为什么我提起了我国报纸上发表的刚去世的罗斯福总统的一段祈祷词并且给了它一个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评语：

“嗯，这当然是虚伪的。”

年轻人的淡黄色的眉毛忽然抖动了一下，苍白的嘴唇圆了起来，身体好像挺得更直了。他问我：

“为什么？为什么您认为一个政治领袖不可能真诚地信奉上帝？”

他所说的仅仅是这些！但是你瞧这是从哪一个方向发起的攻击？这难道是从一个一九二三年生的人的嘴里听到的话吗？我本来可以给他一个很坚定的回答，但是监狱已经动摇了我的信心。而最主要的是，我们每人内心的深处，都有一种最纯净的感觉，它存在于我们的诸种信念之外。这种感觉此时向我指明：我刚才说的并不是我e已的信念，而是从外面加诸于我的思想。所以，我未能反驳他，只是反问：

“您信奉上帝吗？”

“当然，”他从容地回答。

当然？当然……是啊，是啊。共青团的青春在凋落。全面地凋落。但是最早注意到它的，却只有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别看他这么年轻，鲍里斯-加麦罗夫不仅曾是反坦克部队的中士，用士兵们称为“永别祖国”的四五反坦克炮打过仗，而且肺部还受过伤，至今也没有治愈。他的结核病就是由此引起的。加麦罗夫因伤致残，脱离了军队，考进莫斯科大学生物系。这样一来，在他身上就有两股线交织在一起：一股来自士兵生活，另一股来自战争末期决非愚昧、决非僵死的大学生生活。对未来进行着思考和议论的同学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尽管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使）——而“机关”的老练的眼睛便从他们当中选定了三个人，把他们揪了进来。加麦罗夫的父亲一九三七年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或是被处决，现在他的儿子也正往这条道上闯。在受侦查的时候，他曾带表情地向侦查员朗读了自己的几首诗作。（我深憾一首也未能记住，现在也没有办法找到，不然我真想在这里引用。）

短短的几个月间，三个同案人全都和我的路交汇了：还是在布蒂尔卡的一间牢房里我就遇见了维亚切斯拉夫-杜布罗沃利斯基。后来在布蒂尔卡教堂监室里，他们当中最年长的一个——格奥尔基-英加尔也跟我凑堆了。尽管年纪还轻，他已经是作家协会预备会员。他笔头很明快，惯用奇突的对比手法。如果政治上听话，有轰动效应而又空虚的文学道路是会在他面前展开的。

他写的一部关于德彪西的长篇小说已经接近脱稿。但是这些早期的成就并没有使他软化，在他的老师尤里-蒂尼亚诺夫的葬礼上，他挺身而出，公开说蒂尼亚诺夫曾受到迫害，为此便给自己赢得了八年的刑期。

现在加麦罗夫也与我们会合了。在等待解往红色普列斯尼亚的那些日子里，我曾处在他们共同观点的对立面的地位。这个冲突是我颇难招架的。当日我恪守的那种世界观，在找到现成的标签以前，对于任何新的事实都是不能认识的，对于任何新的见解都是无力评价的。这些标签或是“小资产阶级的惶遽不定的两面性”，或是“落魄的知识阶层的好斗的虚无主义”等等。不记得英加尔和加麦罗夫可曾在我面前攻击过马克思，可是记得他们攻击过列夫-托尔斯泰——而且竟是从哪些方面发起的攻击！——托尔斯泰否定教会？可是他没有考虑到教会的神秘的和组织的作用！他摒弃圣经的教义？可是现代科学与圣经的内容并不矛盾，甚至与它关于创世的开宗明义也并无矛盾。他摒弃国家？但是没有国家将会是一片混乱！他主张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在一个人的身上？但这将是把个人的才能毫无意义地拉平！而且，最后我们从斯大林的专横恣肆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出来，个别的历史人物是全能的，而托尔斯泰对于这种想法却妄加讥笑。

这些男孩们把自己的诗作念给我听，也要求听我的，而当时我还两手空空。他们朗诵最多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对他推崇备至。我读过《生活，我的姊妹》，并不喜欢，认为它距离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实在太远。但是他们让我初次听到了施密特中尉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它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它对于我们是这么适合：

对祖国的热爱，

我孕育了三十个年头。

对于你们的宽大，

我不期待……加麦罗夫和英加尔的心境就是这么明朗：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宽宵！坐牢并不使我们苦恼，反而使我们感到骄傲！（虽然谁能真正不苦恼呢？英加尔的年轻的妻子在他被捕几个月之后就宣布和他脱离关系，抛弃了他。加麦罗夫因为一向从事革命探索，连个女朋友也还没有。）伟大的真理莫不是正在这监室的四壁中萌动？牢房不自由，但狱外世界岂非更不自由？遭苦难受欺瞒的我国人民不是正同我们一道躺在板铺底下和过道的地面？

不能和祖国一同奋起，

才是更大的哀愁，

回顾我走过的道路，

今日我绝无怨尤。

因触犯政治条律而坐牢的青年决不会是一个国家的一般青年，而是其中远远走到前面去的那一部分。在那些年代，广大青年群众面临的前景，还刚刚是“瓦解”、失望、淡漠化和对甜蜜生活的迷恋。在这以后，或许会从舒适的小山谷里重新爬起，开始——二十年以后？——向着新高峰的痛苦的登攀。但是，一九四五年的这几名年轻的“五十八一10”囚犯只一步就跨越了属于未来的淡漠的深渊，生气勃勃地向刀斧手们昂然奉上自己的头颅。

在布蒂尔卡的教堂监室里，一批被定了罪，被割断了和外界的联系，和一切都疏远了的莫斯科大学生编了一首歌曲，在黄昏之前用他们的尚未定型的嗓音唱着：

一日三次为菜汤而奔波，

黄昏时光在歌声中消磨。

用狱中私藏的针和线，

为上路快把行囊缝做。

我们已不再为自己伤神：

字已签——早登程！

辽远的西伯利亚劳改营，

他日归来有谁人？

我的天啊，我们当真是未曾留意到这一切吗？当我们在桥头阵地上的泥泞中跋涉，在炮弹坑里痉挛抽搐，从灌木丛中伸出炮兵潜望镜的时候——在大后方又成长出另一类青年，他们出发了。他们是朝着那个方向出发了吗？……是朝着那个我们没有胆量前去的地方出发了吗？——我们受到的是与他们不同的教育啊。

我们这一代人将返回家园——交回了手中的武器，胸前挂着叮当作响的勋章，向人们讲述自己的战斗事迹。而我们这些弟弟们将仅仅会向我们做个鬼脸说：哎呀，瞧你们这些傻瓜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