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永恒的运动 第三章 囚徒返回队_古拉格群岛

“泽克车厢”使人受罪，“乌鸦车”里苦不堪言，递解站也是个折磨人的地方。顶好还是躲过这几关，乘红色闷罐车厢直达劳改营吧。

在这方面也像在一切方面一样，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用直达列车道送罪犯去劳改营可以减轻市内铁路线、汽车运输和递解站人员的负担，这对国家是有利的。古拉格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做了出色的安排：编组红色列车（用运牲畜的红色车皮）运输队和驳船运输队，在既无轨道又无水道的地区组织步行的囚犯大队（不许可犯人使用马匹和骆驼）。

每当什么地方的法庭的高速工作或什么地方的递解站挤得难以招架的时候，便显示出红色列车的极大优越性-一它可以一次集中遣送大量的囚犯。一九二九——一三一年曾用这个办法遣送过几百万农民。用同样的办法把列宁格勒迁出了列宁格勒。“三十年代的科雷马殖民也是靠这个办法实现的：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每天吐出一趟红色列车开往苏维埃港、瓦尼诺港。每个省府也发出这种列车，不过不是每天一趟。一九四一年用它把伏尔加河畔的日尔曼族共和国迁到哈萨克斯坦，后来对其他各民族也是如法炮制。一九四五年这种列车从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接回俄罗斯的浪子和浪女们，或者把自行回归的人们从西部边界上运回来。一九四九年把五十八条的犯人们集中到特别劳改营也是用这种交通工具。

“泽克车厢”的运行要按照凡俗的行车时刻表，红色列车则遵照古拉格的神气的将军签署的神气的指令运行。“泽克车厢”不能停在一片旷野里，它的终点总得有一个站房，有一个尽管很不像样的小镇，有一个有房顶的羁押室。但是红色列车却可以开进哪怕是真空里面，它在哪里停下，在它旁边立刻就会从草原或森林的海洋里升出群岛的一座新的岛屿。

并不是随便一节红色车厢都可以马上用来运犯人——首先要对它进行整备。整备的意思并不是如读者可能想象的：把它打扫一下，清除装人以前用于货运时剩下的煤屑和石灰，——这类事情不是每次必须做的。整备的含义也不是把车皮的缝隙填塞好，安上炉子。（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至罗普恰之间的线路刚一建成就立即投入运输犯人的工作，那时它还没有并入全国的铁路网。在这条线上使用的是既没有安炉子又没有支铺位的车皮。大冬天犯人们躺在结冰积雪的车厢底板上，而且还吃不到热食，因为列车跑完这一段的时间从来不超过一昼夜。有谁哪怕在想象中能够躺在那里熬过这十八-一二十个小时而且还能活下来！）整备工作指的是以下这些事：要检查底板、壁板、顶板是否完整牢固；要在小窗孔上装好牢靠的铁栅栏；要在底板上打一个下水口，四周用铁皮和密钉特别加固；整个列车要均匀地、按必要的密度分布一些平台（上面设置带机关枪的押解岗哨），如果平台太少，要临时加造；要装置登上车厢顶棚的梯子；要周密安排设置探照灯的地点并保证电源的畅通；要制造长柄木槌；要加挂一节指挥部用的客车，如果没有，则准备几节设备齐全并能取暖的宿营车供警卫队长、行动特派员、押解队员乘用；要设置给押解队和给犯人做饭的厨房。待一切准备停当，便可以沿着列车首尾走一趟，用粉笔在车皮上歪歪斜斜地写上“专用设备”或者什么“易腐品”之类的字样。（叶-金兹布尔格的《 北德维纳河、鄂毕河与叶尼塞河知道用驳船运输囚犯开始于什么时候——那是在消灭富农时期。这几条河流都是流向正北的，而驳船又是一些大肚子，大容量的家伙，只有依靠它们才能完成把如此庞大的灰色群体从有生的俄罗斯抛到无生的权北地区的任务。人们被倾倒进像个大木槽似的驳船舱里，人摞人地躺在里面，像装在提篮里的一堆大虾一样微微动弹着。哨兵高高地屹立在船舷上，好像站立在山岩上一样。有时候就这样不遮不盖地驳运这一堆东西，有时候蒙上一块大帆布——也许是为了不想看见他们，也许是为了更容易警戒，反正绝对不是为了给他们遮雨。这样的驳船押运已经不是递解，而简直是分期处决了。再加上途中差不多是不供给伙食的。把他们丢弃到冻土地带之后，就根本不给吃的了，他们被留在那里与大自然一起自生自灭。

北德维纳河（以及维切格达河）上的驳船递解直到一九四0年还没有停止。奥列涅夫就经历过这样的递解。囚犯们在船舱里人贴人地站着，——而这并不止是一天。尿撒在玻璃罐里，传到舷窗口倒掉。如果是比这更严重一点的问题，那只好在自己裤裆里解决了。

沿叶尼塞河的驳船递解变成了固定航班，几十年没有中断过。三十年代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河岸上搭起了一些敞棚。在寒冷的西伯利亚春天，等待装运的囚犯们在那里面一连打一两昼夜的哆嗦。叶尼塞河上运囚犯的驳船有固定的结构，船舱里是没有光亮的，分上下三层。只有安装着梯子的舱口能透进一点折射的光线。押解队员住在甲板上的小屋里。哨兵警戒着舱口和水面，注意是否有人离水逃走。他们永远不下船舱，不管里面发出怎样的呻吟和呼救的哀号。从来不让囚犯们上来放风。一九三七一三八年，一九四四一四五年，在递解途中没有向舱里的人们提供过任何医疗帮助（可以猜想，以上两个时期之间的年代也是一样）。囚犯们分两排躺在每层的舱板上，一排头朝船舷，一排头朝他们的脚。要上便桶只能从人身上跨过。便桶并不是经常允许及时倒掉（应当想象一下怎样提着满满的粪桶爬上陡直的梯子），粪便溢到外面，在舱板上流淌，漏到下面各层去，那里可也是躺满了人呀！开饭的时候，帮厨的（是从犯人中间抽的）把盛在木桶里的菜场分送到各层。在那永远黑暗的舱房里（现在也许装了电灯），在一盏“蝙蝠牌”煤油灯的光亮下给犯人们发放。到杜金卡去的这样的一趟递解有时要走一个月。（现在当然只用一个星期就够了。）由于搁浅或水路上的其他障碍，拖长了路途的时间，携带的粮食不够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索性一连几天不开伙。（“积欠”的这几天的口粮，以后当然是不会补发的。）

说到这里，机灵的读者不用作者提示也可补充一点：盗窃犯在货舱里占据着最上面的一层，靠近舱口的地方——换句话就是靠近空气和光线的地方。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充分地享受分发面包的特权。如果这一趟旅程条件特别困难，他们会毫不客气地摔掉神圣的拐杖（换句话说就是夺走灰色牲畜——政治犯-一的口粮）。贼骨头们在漫长的旅途中用打牌消磨时间。赌博用的纸牌是自己做的。可是赌注的本钱却是靠搜查“福来儿”搞来的。他们选定舱内某一地段，对躺在那儿的人实行逐个搜身。搜来的东西在一段时间之内是在他们中间根据牌局的输赢反复倒手的。最后全都会“浮”到顶上去，脱手给押解队。对了，读者现在什么全能猜到：盗窃犯和押解队是挂着钩的。押解队或者把赃物留给自己，或者在码头上卖掉，然后给盗窃犯们带来吃的作为报酬。

有反抗吗？有，但是很少见，流传下来一个事例。一九五0年，在一艘与上面所讲的情况差不多只是稍大一些的驳船（是一艘海船）里面，在由符拉迪沃斯托克驶往萨哈林岛的途中，七名手无寸铁的年轻的“五十八条”犯人对盗窃犯（这是一批“母狗”）进行了反抗，对方总共有八十来个人（其中照例会有人带着刀子）。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三-一门”递解站里面，这批“母狗”就曾对犯人们实行过一次搜身。他们搜得非常彻底，一点不比狱卒们干得差劲。他们熟知一切的隐藏办法。但是不管怎么搜，要发现一切公办不到的。他们明白这个，所以在船舱里面假意宣布：“有钱的可以买马合烟！”米沙-格拉切夫拽出了缝在棉坎肩里的三个卢布。“母狗”沃洛吉卡-塔塔林朝他喊：“喂老鸹的死尸！你不交税啦？”说完就跳过去夺。可是陆军准尉帕维尔（姓氏没有传下来）一把推开了他。沃洛吉卡-塔塔林用手指头分成“两股叉”去戳帕维尔的眼睛，帕维尔把他撂倒在地上。立刻就有二、三十个“母狗”拥了过来。前陆军大尉施帕科夫；谢廖沙-波塔波夫；沃洛尼-列乌诺夫，沃洛甲-特列久兴（这两个人也是前陆军准尉）；还有瓦夏-克拉夫左夫等人挺身而出，毅然站到格拉切夫和帕维尔身边。结果如何？仅仅是互相献了几拳就了事。不知道是贼骨头们祖传的真正的怯懦（他们总是用虚张声势的果敢和满不在乎的放肆把它遮掩起来）现了本相，还是因为附近有哨兵（事情发生在舱口下面）妨碍了他们。他们现在需要保存实力，因为他们此行负有一项更加重要的社会使命——从正经盗贼手里夺取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递解站（就是契诃夫曾经描写过的那一个）以及萨哈林建设工程（夺取的目的当然木是为了建设）。总之是他们退却了，仅仅限于虚声恫吓，说：“要把你们变成一堆垃圾！”（架没有打起来，谁也没有把这几个小伙子变成“垃圾”。这帮“母狗”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递解站遇到了麻烦：那地方已经被正经盗贼们牢牢地掌握在手里了。）

开往科雷马的海船，在一切方面都和驳船很相似，只是规模大一些。不管多么奇怪，一九三八年乘坐由“克拉辛”号破冰船开路的“珠尔玛”、“库鲁”、“汉瓦工程”、“ 徒步递解——这是火车递解、“泽克车厢”、红色列车的老祖宗。这种方式现在越来越少见了，除非是在木可能使用机动交通工具的地方。例如，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遣送犯人，就是让他们徒步通过拉多加湖上的一段冰路，然后装上红色列车（让女犯和德军俘虏走在一起，用刺刀把我国的男犯从女犯身边赶开，免得他们抢夺女犯的面包。倒在路上的人，不管是死是活，一律拽掉靴子，扔到卡车上）。三十年代，从科特拉斯递解站每天发送一百名犯人徒步去乌斯特维姆（约三百公里），有时候去奇比尤（五百多公里）。一九三八年有一批女犯也是用这种方式递解。这种徒步递解一天要走二十五公里。押解队带着一两只狗，他们用枪托于驱赶掉队的人。诚然，犯人的东西、锅灶和食物是用跟在队尾的大车拉着。在这一点上，这支解犯队伍和上一世纪古典的流刑图有些相像。途中也有宿泊的房屋——被消灭的富农的缺门少窗的残破农舍。科特拉斯递解站的会计室发给每一批解犯的食品是按照理论上的旅途时间计算的，其前提是一路诸事顺利，从来不多计算一天（这是我国会计制度的普遍原则）。如果选中发生耽搁，食物就匀开吃，只供给不放盐的黑麦面糊糊，有时候索性就停伙。在这一点上，他们背离了古典的模式。

一九四0年，奥列涅夫等一批解犯下了驳船以后，被押送着徒步穿过泰加森林（从克尼亚日-波戈斯特到齐比尤）。一路上根本不给饭吃。喝的是沼泽里的水，痢疾迅速地蔓延开来了。许多人体力衰竭，倒在地下，警犬撕扯倒下的人们的衣裳。在伊回马河里，犯人们用裤子捞鱼，生着就吃进肚里。（最后走到了一块林间空地，当局向他们宣布：你们就在这里动手修建科特拉斯-沃尔库塔铁路吧！）

我国欧洲部分极北地区的另一些地方，也一直是采取这个办法，先是遣送一些徒步的犯人到划定的线路上去修路基，直到快乐的红色列车开来，运来第二期工程的犯人。

在经常和大量采用步行方式的地方，制定出了一整套徒步递解的技术。一批犯人从克尼亚日-波戈斯特出发，沿着泰加森林中的小道，被押往维斯良纳。一个犯人倒下了，再也走不动了。怎么办？请合理地考虑一下，怎么办？你是不会让整个队伍停下来的。你也不会为每一个倒下的和掉队的人留下一名带枪的兵——带枪的兵很少，犯人很多。这说明应该怎么办呢？……一个带枪的兵留下来和这个人稍呆一会儿，随后他一个人匆匆地赶上队伍。

从卡拉巴斯到斯帕斯克的固定步行递解班次保持了很长时间。那一段路总共才三十五至四十公里，可是必须一天之内走到。每一批一千人，其中很多人身体很虚弱。可以预料到，一定会有许多人倒在路上，掉队，他们会带着濒死者的无所求和无所谓的表情——哪怕你如他们开枪，他们也不能再挪动一步。他们已经不害怕死亡了，——但是棍棒呢？没完没了地劈头盖脑地打下来的不知疲劳的棍棒呢？棍棒他们是会害怕的，他们会继续走下去！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方法，保证有效。因而在解犯纵队五十米之外不仅有一圈自动枪手的散兵线，而且里面还有一圈仅以棍棒做武器的士兵。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实际上斯大林同志早就有言在先）。七打八打，那些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的人们居然走起来了！其中的一些人竟能奇迹般地走到目的地。他们不知道这叫做“棍棒考验”，不管你怎么打仍是躺着不动的人，将由跟在后面的大车收容起来。这是一条组织工作的经验。（可能有人提问；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全用大车拉呢？……可是到哪儿去找足够的大车？马匹从哪儿来？我国毕竟已经普及拖拉机了。况且如今燕麦是什么价钱？……）上面说的这种递解在一九四八一五0年依然是十分大量的。

然而在二十年代徒步递解曾是主要方式之一。当时我还是小孩，但是记得很清楚：士兵们押着犯人的队伍大大方方地走过顿河罗斯托夫市的街道。顺便说说，那句有名的命令：“……不予警告即可开枪！”在当时的说法稍有不同，原因在于军事装备的差异：要知道，当时的押解队往往只有马刀。所以当时是这样命令的：“凡擅自离开队列一步者，押解队即可开枪或刀劈！”多么铿锵有力：“开枪、刀劈！”马上就产生一把战刀从背后劈下你的脑袋的感觉。

不错，甚至到了一九三六年二月，还押着一批从外伏尔加地区抓来的大胡子老头儿们徒步经过下诺夫戈罗德城。这些人穿的是土布袍子，脚下穿着桦皮鞋，包着脚布。“正在消失中的俄罗斯……”突然间，三辆小汽车正好横穿他们前面的马路，汽车上坐着全俄中执委主席加里宁。解犯队伍停下。加里宁坐在车里开过去，他对这些人没有产生兴趣。

读者，请闭上眼睛。听见了吗？车声隆隆……。这是“泽克车厢”在铁轨上行驶。这是红色列车在运行。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没有一刻稍停。听见了吗？水声激荡……这是囚犯驳船在破浪前进。耳边又传来“乌鸦车”马达的吼叫声。每时每刻都有人被投入监狱、塞进囚车、辗转递解。这一片嘈杂声又是来自哪里？它来自递解站过于拥挤的牢房。而这哭号声呢？它是被抢劫者、被奸污者、被毒打者的怨诉。

我们考察了各种遣送方法。我们发现它们一种比一种更坏。我们环视了递解站，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甚至人们最后一个希望——下一步会好一些，在劳改营里将会好一些——也是一个骗人的希望啊！

在劳改营里将会……更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