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监狱工业 第十二章 监禁_古拉格群岛

啊，俄文中OCTPOT这个字造得好——一看就觉得结结实实！而且构造多么奇巧！让你逃不脱的那四堵墙的结实劲儿好像活现在其中。什么全有了——严厉、鱼叉、锋锐（迎着凉不了的面孔扎进眼睛的暴风雪的刺猬般的锋锐，营区围墙的尖桩的锋锐，当然还有铁丝网上的铁蒺藜的锋锐），这三个词儿紧绷绷地挤在“奥-斯-特-勒-奥-格”这六个音节里。还有“谨慎”’这个词儿也紧挨在旁边，——后面不是还带着个“犄角”吗？对了，那个犄角直挺挺地竖在那儿，向外突出着，照直对准了我们！

如果对整个俄国的牢狱习俗和生活待遇做一番纵的观察，就拿这个机构的最近九十年来说——明显地看出它并非一直是同一个犄角，而是先后长出的两个犄角：民意党人碰上的是它的尖端，就是那个用来触人的地方，就是连用胸骨抵抗都吃不消的地方——往后它渐渐地变圆了、变秃了，朝着基部越缩越短，直到变得一点也不像一只犄角，只剩下一个毛茸茸的底座儿（这是二十世纪初）——但是后来（一九一七年以后）另一个基部上面很快地出现一些小骨突地。在这个基础上，随着狱方态度之日益跋扈，随着“你没有权利！”的喝斥声，它又逐渐隆起、变尖、变硬、变成犄角——到了一九三八年，它戳进了人的脖子下面锁骨上方的凹处：监禁！并且，马上发出铛……（TOH）的一声，像远方传来的深夜的警钟——它每年都发出一次轰鸣。

如果只根据施吕瑟尔堡监狱（沙皇时代监狱）某一个犯人的经历来考察这条抛物线，（B-费格涅尔著《铭记不忘的劳动人）那末一开始是有点可怕的：一个囚犯只有号数，谁也不称他姓名；宪兵们——像是在卢宾卡训练出来的：私下不对你说一句话。你结结巴巴说出个“我们……”——“请您只说自己！’”死一般的寂静。牢房永远是昏暗的，玻璃是不透明的，地面是沥青的。通风小窗每天只打开四十分钟。吃的是清水菜汤和稀粥。不让从图书馆借学术书籍。两年看不到一个人。只是在 上述种种的放松和放宽是怎样发生的呢？费格涅尔认为有的事情与个别要塞司令官的人道精神有关，另外的原因是“宪兵们和被看管者”混熟了、习惯了。囚犯们的坚强、尊严和举止适当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我毕竟认为：时代的空气，这种驱散黑云的普遍湿润和新鲜的空气，这种吹遍整个社会的自由之风——是决定性的！要是没有这种空气，大约只能和宪兵们一起每星期一学习一次简明教程“（但当时不会这个），再就是勒的更紧，捆得更死。薇拉-尼古拉耶芙娜撕掉狱吏的肩章后所得到的也不会是“铭记不忘的劳动”，而是地下室里的“九克”。

沙皇监狱制度的动摇和削弱当然不是自行发生的——而是由于整个社会与革命者们一起对它尽力动摇和嘲笑的结果。沙皇制度不是在二月的街头枪战中而是在几十年以前就已经彻底输掉：那时富家子弟把坐牢视为光荣，而军官们（甚至近卫军的）认为与宪兵握手是一种耻辱。随着监狱制度的削弱，日益明确地形成着战无不胜的“政治犯伦理学”，各革命政党的成员们也愈加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和本党法规的力量，而不是国家法律的力量。

这时，一九一七年降临俄国，骑在它肩头的便是一九一八年。为什么我们马上就跳到了一九一八年呢？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不容许我们在一九一七年多加逗留——从三月起。所有的政治犯（以及刑事犯）监狱（服刑监狱和侦查监狱），以及全部苦役流放地都变空了——那些监狱的和苦役流放地的看守们是怎样度过这一年的——颇值得奇怪，想必是靠菜园子、靠种土豆勉强糊口（从一九一八年起他们就好过多了，在施巴列尔监狱，直到一九二八年，他们还在为新政府服务，日子港过得去）。

一九一七年最后一个月，已经开始明白，没有监狱是怎么也不行的，有些人除了关在铁窗后面没有地方可放（参看 当然，立即宣布了，沙皇监狱的各种惨状再也不会重复：再不会搞什么讨厌的感化、什么狱中禁止交谈、单人牢房、隔离放风和排成单行的齐步走，甚至监室也不会上锁！——亲爱的来宾们，请你们互相见面吧，尽情畅谈吧，彼此对布尔什维克发发牢骚吧。而新监狱当局注意的方向是执行外部警戒职务和接收沙皇监狱的财产（它恰恰不是那种应当打碎和重新建立的国家机器）。幸运的是，所有主要的中心监狱或牢狱在国内战争中并没有遭到破坏。只是这些弄脏了的旧字眼免不了要改换。现在把它们称为政治隔离所，把“政治”和“隔离”连在一起构成的名称表明：承认过去的革命政党的党员是政治上的敌人，并指明铁窗并不具有惩罚性质，而只是必须把这些过了时的革命者同新社会的前进过程隔离开来（而且，显然是临时的）。各个老中心监狱（苏兹达尔中心监狱好象从国内战争时期起就已经开始）的拱顶监室就在上述条件下接受了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

他们回到这里的时候，全都意识到自己的囚犯的权利，并带着早已经过考验的传统——如何坚持这些权利。他们把以下的待遇视为法定的权利（从沙皇那里争取到的并由革命确认了的）：领取特殊的政治犯口粮（包括一天半包香烟）；从市场购买物品（乳渣、牛奶）；一天许多小时的自由放风；监管人员对他们以“您”相称（而他们自己在监狱管理人员面前可以不站起来）；夫妻住在一个监室里；报纸、杂志、书籍、文具用品和私人物品直至刮脸刀和剪刀——都放在监室里；一月三次收发信件；一月会见一次；窗户当然是不用任何东西挡起来的（当时还没有“笼口”这个概念）；监室间走来走去不受阻碍；放风院子要有树木花草、丁香；自由选择放风同伴，并且可以把装有信件的口袋从一个放风院子扔到另一个放风院子；怀孕女犯在产前两个月从监狱送到流放地。

但所有这些——只是政治犯管理制度。然而，二十年代的政治犯们还记得某种较高级的东西；政治犯的自治，有了它，政治犯在监狱里便会感觉到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是共同体的一个环节。自治（自由选举在行政面前代表全体犯人一切利益的组长）能够削弱监狱对单个犯人的压力，因为由大家共同把它承受起来，并且使每一个抗议因得到全体响应而增加力量。

他们就着手去坚持这一切。而监狱当局也着手去剥夺这一切。于是就开始了无声息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没有炮弹的爆炸，只是偶尔有几声步枪的射击，而打破玻璃的声音在半俄里以外是听不到的。为维护残有的一点自由、为维护残存的一点持有观点的权利而进行着无声息的斗争，这场斗争几乎进行了二十个年头——但是关于它没有出版过带插图的巨著。它的一切起伏变化、胜利和失败的纪录——我们现在几乎是无从得悉的，因为在“群岛”上是没有文学的，口头传说也随着人们的死亡而中断。只有这场斗争偶尔迸射出来的一些水珠，在间接的、昏暗不明的月光映照下溅落到我们这里。

何况从那时候起我们已经是几经沧桑了呀！——我们是经历过坦克战的人，我们是知道原子弹爆炸的人——如果监室上了锁，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通信权，公开敲墙打暗号、从窗口对着窗口喊话、用线系上便条从一层放到另一层楼，并坚决要求至少让各党团的组长能自由地巡视各监室……这在我们看来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如果卢宾卡监狱的典狱长走进监室来，而无政府主义者安娜-格-娃（一九二六年）或社会革命党人卡嘉-奥利茨卡娅（一九三一年）拒绝在他进来时起立（而这个野蛮家伙想出一种惩罚办法。剥夺她出监室去解手的权利……），这对我们说来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如果两个姑娘舒拉和薇拉（一九二五年）为抗议那种只许低声说话的压抑个性的卢宾卡命令，在监室里高声唱起歌来（唱的只不过是丁香花和春天）——那时典狱长拉脱维亚人杜凯斯便抓住她们的头发沿着走廊拖到厕所里去，这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再如在从列宁格勒开出的“斯托雷平”车厢中（一九二四年）大学生们高唱革命歌曲，为此押解人员就不给他们水喝，学生们向他们叫喊：“沙皇的押解人员都干不出这种事！”——押解人员就毒打他们；或如社会革命党人科兹洛夫在克姆递解站上骂警卫是刽子手——为此遭到了拖打；这种种都算得了什么斗争呢？

因为我们习惯于把英勇精神只理解为军事方面的（噢，或者还有那种飞到宇宙去的英勇精神），那种挂满勋章的英勇精神，我们忘掉了另一种英勇精神，公民的英勇精神，——而它呀！它呀！它呀！才正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一九二三年，在维亚特卡监狱里，社会革命党人斯特鲁任斯基与同志们一起（他们有多少人？叫什么名字？抗议什么事？）在监室里垒起了障碍物，在褥子上浇上煤油后自焚了，如果不去找更深的原因，至少完全是施吕瑟尔堡监狱的传统。但当时引起了多少喧哗呀，整个俄国社会曾是多么激动阿！而现在无论维亚特卡，无论莫斯科，无论历史，都不知有过这件事。然而人肉却同样在火焰中发出咝咝的响声！

最初建立索洛维茨特种营的想法就在于，这是一个半年同外界没有联系的好地方。你从这里怎么喊叫也不会有人听到，在这里你愿意自焚就自焚去吧。一九二三年，把在押的社会党人从彼尔托明斯克（奥涅加半岛）转移到了这里，并把他们分配到三个孤立的隐僧修道院。

其中一个是萨瓦手修道院——包括两所过去供朝圣者住宿的房屋，湖的一部分也划进了隔离区。最初几个月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实行政治犯管理制度，有的亲属长途跋涉到这里探监，三个政党的三名组长成天同监狱长官进行各种谈判。修道院区内——是自由区，在这里面，囚犯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说话、思考、做事。

但就在当时，在“群岛”草创时期，一种令人心情沉重的固执的流言已经在人们耳边爬行了，当时这类流言还没有得到“茅房消息”的称号：政治犯管理制度要取消了……要取消政治犯管理制度了。

果然，到十二月中旬，航运以及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断绝了，索洛维茨特种营长官艾赫曼斯宣布：不错，收到了关于管理制度的新指示。当然不是一切都取消，决不是！——通讯次数要减少，还有点什么别的规定，但最大的一件是今天就要做的事：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起禁止整天整夜地走出房屋，只准在白天的时间即晚上六时前出去。

各党团决定表示抗议，从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中纠集了一批志愿者：在宣布禁令的 那些比社会党人更“左”的囚犯——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人——他们又把社会党人当作反革命而疏远他们——因此就用一道环形的壕沟彻底地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人各自把自己这一派看得纯子、高于其余的派别，轻视甚至仇视那些蹲在同一座建筑的铁窗里、在同一些监狱院子里放风的社会党人（彼此之间也是一样）。叶-奥利茨卡妮回忆，三七年在瓦宁诺港的递解站上，男隔离区和女隔离区的社会党人隔着围墙互相喊话，寻找自己人，互通消息。这时，女共产党员莉莎-科吉克和玛丽亚-克鲁吉科娃深表愤慨，认为社会党人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给大家招来行政当局的惩罚，她们这样说：“我们的一切灾难——都是这些社会主义坏蛋招来的——（深刻的说明，而且是多么合乎辩证法呀！）-一把他们一个个掐死才好哩！”——而一九二五年关在卢宾卡的那两个姑娘所以唱丁香花的歌曲，只是因为其中一个是社会革命党人而另一个是反对派分子，她们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的政治歌曲，而且一般说来反对派分子甚至不应当同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个抗议中联合起来。

如果说在沙皇的监狱里各政党常常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狱中斗争（我们可以回想起塞瓦斯托波尔中心监狱的越狱），那末，在苏维埃的监狱里每个派别都认为要保持自己旗帜的纯洁性就不能同其他派别联合。托洛茨基分子不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一起而单独进行斗争，共产党人则根本不进行斗争，因为怎能允许自己去进行反对自己的政权和监狱的斗争呢？

结果就发生这样的情形，共产党人在隔离所里，在服刑监狱里比其他人更早更厉害地受到欺凌。女共产党员纳吉日达-苏罗夫采娃一九二八年在雅罗斯拉夫尔中心监狱里放风时走在“鱼贯而行”的队列里，没有谈话的权利，而当时社会党人却还能在自己的同伴中大声喧嚷呢。已经不允许她照料小院里的花木，花木是以前进行过斗争的囚犯们留下的。当时就已经剥夺了她看报的权利。（可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政治处却允许她在监室里拥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黑格尔的全集。）让她几乎在黑暗中同母亲会见，心情抑郁的母亲很快就去世了。（她对于女儿所受的管理制度能有什么想法呢？）

在监狱中言行表现方面的多年以来的差别，进而转化为在所得到的报偿方面的深刻差别：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社会党人也在坐牢，也在得到自己的十年。但是通常不强迫他们作自我诬陷：因为他们不隐瞒自己够得上判刑条件的特殊观点！而共产党员则从来也没有自己的特殊观点！凭什么去审判他呢？

虽然巨大的“群岛”已经遍布各地——但服刑监狱丝毫也没有衰落。旧的牢狱传统仍然很有生气地延续着。“群岛”为教育群众所提供的新的则极其宝贵的东西，还是不完全的。只有加上特种监狱和一般服刑监狱，才能构成完整的系统。

并不是任何一、被国家机器吞进去的人都应该同“群岛”的土著居民混在一起。常有一些显要的外国人、太知名的人士和秘密囚徒，或者被罢官的国家安全机关同僚，怎样也不能在劳改营中公开露面，他们推小车的劳动抵偿不了泄密以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损失。同样也不能容许把那些经常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社会党人与一般群众混合关押——他们被单独地看守起来，单独地受摧残，表面的理由正是说让他们享受优待和权利。在很晚以后的五十年代，我们还将看到，特种监狱还多了一个用途，就是隔离劳改营里的造反分子。斯大林晚年对“感化”小偷感到失望了，指示把各类贼头不送劳改营而判以监禁。最后，还有这样一些因犯，他们由于体弱，一到劳改营马上就会死掉，从而也就逃脱了服刑，这种人也不得不由国家白白地供养起来。另外还有这样一些怎么也适应不了犯人劳动的人，如经常坐在尤里耶维茨市（伏尔加河畔）集市上的七十岁的瞎老头科别金。他的歌曲和诙谐话按反革命活动罪给他招来了十年刑期，但是不得不用监禁来代替劳改营。

从罗曼诺夫皇朝继承下来的全部老的监狱遗产按照不同的任务得到保护、更新、加强和改进。某些中心监狱，如雅罗斯拉夫尔中心监狱，装备得那么牢固和方便（钉上铁皮的门，每个监室里有拧死的桌子、凳子和床），只需在窗外加上咙口、把放风院子隔成监室那么大小就行了（到了一九三七年，监狱里所有的树木都锯掉了，菜园子和草地也都翻掉了，浇上了沥青）。其他一些，如苏兹达尔中心监狱，则需要对修道院房屋进行改装，但按教义把身体禁烟在修道院里和依国家法律把它禁烟在监狱里，在实体上要完成的任务是相似的，所以建筑物总是容易适应的。苏汉诺夫修道院的一所房屋也被改装成为服刑监狱——要知道彼得保罗要塞和施吕瑟尔堡改成供参观的地方了，这些损失总需要另辟场所来补偿吧。弗拉基米尔中心监狱扩充并增建了（在叶若夫时期建成一座新的大楼），它在这几十年内有很高的使用率，吞入量很大。前面已经说过，托波尔斯克中心监狱一直在使用，从一九二五年起，上乌拉尔中心监狱也开始经常大量地使用了（所有这些隔离所如今不幸都还健在，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它们都正在工作）。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叙事长诗《山外青山》中可以作出判断，在斯大林时期，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心监狱也没有空着。关于奥尔洛夫中心监狱我们得到的消息较少：它在卫国战争中怕是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离它不远的德米特罗夫斯克市（奥尔洛夫省）有一座设备完善的服刑监狱随时可以作为补充。

二十年代政治隔离所里（囚犯们还把它们称为政治封闭所）伙食相当不错：午饭总有肉食，有新鲜蔬菜，小卖部里可以买牛奶。在一九三一至三三年，伙食显著地变坏了，但当时在外面也不见得好些。在这个时期，坏血病和饿晕在政治封闭所里都不稀罕。后来又有吃的了，但比原来差远了。一九四七年在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H-科尔涅耶夫天无感到饥饿：四百五十克面包，两块糖，两次吃不饱的热食——只有开水“管饱”（又会有人说，这不是有代表性的一年，当时外面也在挨饿。可是这一年却宽宏大量地允许从外面来喂养犯人；送吃的进来不受限制）。监室里的光城始终是限量的——在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笼口和加了钢筋的不透明玻璃在监室里造成经常的昏暗状态（黑暗是使精神受压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笼口上面还经常绷上网，冬天网上盖着雪，从而断绝了光线进入的最后通路。阅读只会使眼睛酸痛并损坏视力。在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白天光线的不足在夜间得到补偿：整夜开着明亮的电灯，妨碍睡眠。而在一九三八年的德米特罗夫斯克监狱里（H-A-科济列夫）昼夜的光亮都是来自放在天花板下吊着的一块小板子上的油灯，它耗尽了最后的空气；在三九年，出现了灯丝发红的电灯。空气也有定额规定，通风窗上了锁，只在上厕所时打开，德米特罗夫斯克监狱和雅洛斯拉夫尔监狱里的人都这样回忆（E-金兹布尔格说：面包从早晨放到吃午饭就长霉，被褥是潮的，墙发绿）。一九四八年在弗拉基米尔监狱里空气不受限制，气窗经常开着。放风时间的长短在不同监狱里和在不同年代都在十五分钟到四十五分钟之间。像在施吕瑟尔堡和索洛维茨那样与土地打交道的事情已经一点也没有了，一切植物都已拔尽、踩光、浇上了混凝土和沥青。在放风时甚至禁止抬头看天——“只许瞧着脚下！”——科济列夫和阿达莫娃（喀山监狱）都这样回忆。一九三七年禁止接见亲属后再也没有恢复。差不多历年都允许每月两次寄信给亲属并领取他们的回信，（但是，喀山监狱的做法是：读后一昼夜将信交还监管人员。）还可以用寄来的有限的钱在小卖部购买东西。家具也是管理制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阿达莫娃生动地描写出经历过白天折起的铁床和拧死在地上的椅子之后，在监室里（苏兹达尔）看到和摸到铺着干草袋的普通木床、普通木桌时的欣喜心情。在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科尔涅耶夫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一种是（一九四七至四八年）从监室里不收走私人物品，白天可以躺着，看守很少在监视孔里窥望。另一种是（一九四九至五三年），监室门上两道锁（一把钥匙在看守那里，一把在值班人员那里），禁止躺着，禁止大声说话（在喀山监狱只许低声说话！），所有的私人物品都被收走，发给一套用有条纹的褥垫布料做的囚服；通信——一年两次，而且只能在典狱长突然指定的日子（错过了日子就不能写了）；而且只能写在比普通信纸小一半的纸上；全体带出去脱光衣服进行凶暴的突击搜查的次数增多了。对监室间的联系追究得如此之严，以至每次解手后，看守们总是拿着提灯到厕所里去照每一个便坑。在墙上写字，全监室都要受关禁闭定的处分。禁闭室是特种监狱里的一大祸害。咳嗽（“把被子蒙住头再咳嗽！”）；在监室里走来走去（科济列夫说：这被认为是“不老实”）；鞋子发出响声（在喀山监狱，发给女犯四十四号的男鞋）都可能成为关禁闭的理由。不过，金兹布尔格推论得不错，关禁闭并不是为处罚你的过错，而是按表格轮流，所有的人都应当挨个儿在那里蹲蹲，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在狱规里还有这样一项适用面很广的条款：“遇有在禁闭室中不守纪律（？）的表现时，典狱长有权延长禁闭期限至二十昼夜。”什么叫“不守纪律”呢？……请看科济列夫遇到的事情（所有的人对于禁闭室和管理制度上许多东西的描述都是不谋而合，所以令人感到各地的管理制度都盖着一个统一的烙印）。他因为在监室里走来走去被罚关五昼夜的禁闭。秋天，禁闭室是没有取暖设备的，很冷。人家剥了他的衣裳，只剩下衬衣，鞋也被脱下，脚下是泥地和尘土（有时还是烂泥，在喀山监狱，地下是一层水）。科济列夫有一只小凳子（金兹布尔格连这也没有），他马上断定这下完了，要冻死。但是渐渐地有一种内在的神秘的热气开始冒出来，救了命。学会了坐在凳子上睡觉。每天给三次开水，每次一杯，喝下去有醉酒的感觉。有一次，一个值班人员在三百克定量的面包里掖进了一块非法的方糖。根据发给口粮的次数，同时注意从那个曲溜拐弯的小窗口透进来的光亮的变化，科济列夫计算着时间，现在他的五昼夜已经到头了——但还没有把他放出去。他那变得特别敏锐的耳朵听到走廊里有人低声说话，话里带出来又像是“ 上面这一系列呼呼叨叨的假设，使我们自己也有点摸不着头脑。这一章的计划面临着破产，因为我们搞不清楚：在新型监狱里，在特种（哪一种？）监狱里，人的灵魂是在净化？或者是在彻底地毁灭？

如果每天早晨你所看到的 但这是怎么回事？……看守的钥匙在门扇里无声的震响。阴沉沉的监楼长带着一张长长的名单进来：“姓什么？本名与父名？出生年月？哪一条？刑期？刑期终止时间？……收拾东西！快！”

喂，弟兄们，起解！起解！……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上帝呀！祝福吧！我们的尸骨会有人收吗？……

就这么办：能活着——就下次再说吧。在第四部里，我们将把一切说完。如果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