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些发了疯似地从西方向我国边界的铁丝网爬来，好让我们根据刑法典 这个帕尔钦斯基也就是被内定为进行一次新的大规模审判的主要被告。然而，轻举妄动的克雷连科，尽管已经有了十年名声响亮的检察长工作经历，在进入对他完全生疏的工程之邦时，不仅不懂材料力学，而且连可能发生的心灵阻抗也一窍不通。克雷连科的选择证明是错误的。帕尔钦斯基经受住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能施展的一切手段——没有屈膝投降，没有在任何胡说八道的东西上签名便死去了。冯-梅克和维利奇科与他一起经受了考验，看来也没有屈服。他们是死于刑讯还是遭到枪决——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他们证明了，是可以反抗的并且是可以顶住的——从而给后来所有那些著名的被告留下了火辣辣的责难。
雅戈达为掩盖自己的失败，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布了一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他们三人因进行重大暗害活动而被枪决的简短公告和对其他许多不提名的人的谴责。
白费了多少时间呀！——几乎整整一年！多少审讯之夜呀！多少侦查员的想象力呀！——都落空了。克雷连科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找寻一个有名望、有影响而同时又是很软弱、很容易摆布的人物。但是他对这个该死的工程界实在了解得太差，以至又在各种不成功的试验品上花费了一年时间。从一九二九年夏天起，他在赫连尼科夫身上用了一番工夫，但赫连尼科夫没有同意扮演卑鄙角色就死掉了。费多托夫这个老家伙倒是被制服了，但是他太老，而且又是个纺织工作者，一个油水不大的部门。一年又白白地过去了。全国都在等着一次包罗一切的暗害案的审判，斯大林同志也在等待——而克雷连科的好戏却迟迟不能出笼。只是在一九三0年夏天，不知道难找到并提出了一个对象：热工研究所所。长拉姆津！——于是就把他提起来，前后用了三个月时间排练并演出了一出好戏——我国司法界的真正完美杰作，世界司法界望尘莫及的范例——
12）“工业党”审判（一九三O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七日）。最高法院专门庭，仍是那个维幸斯基，仍是那个安东诺夫一萨拉托夫斯基，仍是我们心爱的克雷连科。
现在已经不存在那些妨碍读者看到我们手头拿的这本完整的速记记录或不让外国记者旁听的“技术性原因”了。
意图宏伟：在受审人席上的是国家的整个工业界、它的各部门和计划机关（采矿工业和铁路运输部门从哪条缝里漏走了，这只有主办者的眼睛才看得见）。同时，节约用材：被告只有八人（考虑到了在沙赫特案件上犯的错误）。
你们会叫起来：八个人能代表整个工业界吗？能，我们甚至感到太多了！八个人当中——光代表作为最重要的国防部门的纺织业的就有三个人。那末想必有成群的证人吧？总共七个，也是在押的暗害分子。那末总会有成堆的作为罪证的文件？图纸？设计方案？指示？通报？意见？检举材料？私人笔记？一概没有！就是说——一张小纸条也没有！国家政治保卫局怎么这样马虎？——抓了那么多人都一张纸条也没有捞到？“有过许多”，但“都销毁了”。因为：“在哪里保存档案呢？”拿到审判庭上来的只是几篇公开的报纸文章——流亡分子的和我国的。可是怎样提起公诉呢？！……咳，有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在嘛。不是 老天爷！被告们多么愤慨呀！他们争先恐后地请求赶快让他们表态！几天前他们污辱自己和自己的同事们的时候的那种疲惫的无动于衷神情往哪里去了呀！流亡分子简直要把他们的肺气炸了！他们急忙要给报纸写书面声明——被告们维护国家政治保卫局所采取方法的集体书面声明！（喂，这难道不是点缀吗？这难道不是金刚钻吗？）
拉姆津：“我们在这里出庭的事实，就足以证明我们没有受到刑讯和折磨！”
那种把人搞得不能出庭的刑讯又有什么用呢！
费多托夫：“坐牢不止给我一个人带来好处……我在监牢里甚至比在外面感觉得更好些。”
奥奇金：“我也是，我也是感觉得更好些！”
克雷连科和维辛斯基完全是出于高风格才没有允许搞这种书面集体声明。要是写了才好哩！要是签上名才好哩！
也许有人暗地里还抱着怀疑？那末，克雷连科同志便请他们分享一点他的逻辑的光彩：“如果对于这些人说的是不是真话有一丝一毫的怀疑——那末请你回答：为什么偏偏把他们逮捕起来，为什么忽然这些人都招认了？”（ 现在雅库博维奇回想起自己这次“回答”以及自己的最后陈述时是怎么说的？他说，他决不是单单因为答应过克雷连科的要求才出来说话的，他说他当时不是随随便便地站起来的，而是像一块小木片似地被愤恨和雄辩的激流卷起来的。是对谁的愤恨？饱尝过刑讯，割过静脉，多次死去活来的他，现在真地有着满腔怒火——但不是对检察长！不是对国家政治保卫局！——不是！而是对国外代表团！！！这就是心理学的对立面变化！他们在国外过着安全和舒适的生活（甚至最贫困的流亡生活和卢宾卡相比当然也是舒适的），不顾良心，只顾自己——对于留在国内的这些人怎么能一点不同情？怎么能这样厚颜无耻地声明脱离关系并把这些不幸的人交给他们的命运播弄呢？（回答得颇有力量，于是审判的安排者便洋洋得意了。）
雅库博维奇在一九六七年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还对国外代表团、对他们的出卖、声明脱离关系、背叛社会主义革命（像他在一九一七年就曾责难过他们那样）气愤得浑身发抖。
然而当时我们手头没有审判的速记记录。过了一段时间我搞到了它：他明明在审判时声若洪钟地说过，外国代表团受 迟了，科巴有了笔录就够了，他还要活人的当面对质做什么？
然而，布哈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被抓起来。他失去了《消息报》，失去了任何活动和党内的任何地位——在自己的克里姆林宫住宅（彼得大帝的游乐殿）里，像坐牢似的生活了半年（不过，秋天到别墅去住过——克里姆林宫的门岗还像平常一样向他敬礼）。已经没有人去看他，也没有人给他打电话。这几个月里他不断地写信：“亲爱的科巴！……亲爱的科巴！……”但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一点回音。
他还在寻求同斯大林的推心置腹的接触。
而亲爱的科巴眯缝着眼睛，已经在进行排练了……科巴对角色的试验工作已经进行了多年，他知道布哈尔奇克“会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很出色的。你瞧，他已经声明同他那些被关押和流放的学生以及追随者（虽然为数不多）脱离关系，容忍了他们的毁灭。他忍下了对他的尚未真正产生和成熟的思想路线的粉碎和辱骂。而现在，虽然仍保留着《消息报》总编辑和政治局委员的身分，但对于枪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却当做一件合法的事情忍受下来了。他既没有大声也没有低声表示愤慨。这些事情都是对他担任本来角色的试验呀！
还要早些，好久前的事了，斯大林曾威胁要把他（在不同时期他曾威胁过他们大家！）开除出党——布哈林（以及他们大家！）声明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但要求留在党内！这也是对角色的试验呀！如果他们还是自由的时候，还处在尊荣和权势的高峰上的时候就已经这样表现——那末当他们的身体、饮食和睡眠都攥在卢宾卡提词人的手心里的时候，他们必定会准确无误地照本宣读台词的。
在这些逮捕前的月份里布哈林最怕的是什么呢？人们确凿地知道他怕的是：被开除出党！失去党！活下来，但在党外！亲爱的科巴自从把自己变成了党的时候起，就出色地利用了他的（他们大家的！）这个特点。布哈林（他们大家！）没有自己的单独的观点，他们没有自己可以独树一帜和站定脚跟的真正反对派的思想体系。斯大林在他们成为反对派之前就宣布他们是反对派，这就使他们失去了任何威力。而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求得留在党内。并且不作损害党的事情。
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太多了！
分派给布哈林的实质上是一个领头的角色——因此导演对他的指导、排练时间和他自己深入角色等方面，都不应有丝毫草率和疏忽。连去年冬天派他到欧洲去商购马克思的手稿，也是属于这种准备工作。不仅为了罗织他里通外国的罪状需要这样一个表面的事实，而且让他在外面漫无目的地自由地乱跑，就更明确地预示着他该回来在主要舞台上登场。现在，凶险罪名的乌云压在头顶——长时间的、看不到头的不逮捕，憋在家里受煎熬——这比卢宾卡的直接压力更能摧毁牺牲者的意志（当然卢宾卡他是躲不掉的，在那里也得呆一年）。
有一次，布哈林被卡冈诺维奇叫去，当着一些高级契卡人员的面，让他同索科尔尼科夫进行对质。索科尔尼科夫供出了“平行的右派中心”（即与托洛茨基中心平行的）、布哈林的地下活动。卡冈诺维奇口气强硬地进行了审讯，然后让人把索科尔尼科夫带走，亲热地对布哈林说：“尽是瞎扯淡，妈的……！”
然而，报纸上继续刊登群众的愤怒呼声。布哈林给中央打电话。布哈林写信：“亲爱的科巴！……”——他请求公开撤销对他的指控。于是登出来检察机关的一项含混的声明：“没有找到客观的证据足以对布哈林提出控诉。”
拉迪克秋天给他打电话，希望见面。布哈林推托了：我们两人都是被点名的，为什么要招来新的嫌疑呢？但他们的《消息报》别墅紧挨着，一天晚上拉迪克自己走来说：“不管我以后说些什么，你要知道，我根本没有什么罪。不过——你能保住：你同托洛茨基分子又没有什么联系。”
布哈林也相信自己会保住，不会把他开除出党——否则太不像话了！对托洛茨基分子他确实始终是抱恶感的：瞧，那些人把自己置身于党之外——结果怎样呢！应当抱在一起，要犯错误——也犯在一起。
在十月革命节游行时（这是布哈林与红场的告别），他带着老婆凭编辑部的通行证走上来宾观礼台。突然——一个武装的红军战士向他们走来。完了！，——就在这里？就在这样的时刻？……不，红军战士举手敬礼说：“斯大林同志奇怪您为什么在这里？他请您上列宁陵墓站到您的位置上去。”
整个半年就是这样把他从热到冷从冷到热地抛来抛去。十二月五日欢欣鼓舞地通过了布哈林的宪法，并把它千秋万代地命名为斯大林宪法。在十二月的中央全会上，打掉了牙的、已经面目全非的皮达可夫被押到会场上来。他的身后站立着一些一言不发的契卡人员（雅戈达的人。须知雅戈达这时也正在受审查，也正在准备扮演一个角色）。皮达可夫当场对坐在领袖们中间的布哈林和李可夫作了最卑鄙无耻的咬供。奥尔忠尼启则把手掌放到耳朵分（他没有完全听明白）：“请你说，所有这些供述都是你自愿作一出的吗？”（记下来了！奥尔忠尼启则也得到了一颗子弹）皮达可夫摇晃着身子说：“完全自愿。”李可夫在休息时跟布哈林说：“瞧托姆斯基多有勇气，八月份就明白了，自杀了。而你我这些傻瓜，还活下来。”
这时，卡冈诺维奇（他本来愿意相信布哈尔奇克没有问题！——但在事实面前……）、莫洛托夫起来发言，怒气冲冲，充满咒骂。而斯大林！——多么宽大的胸怀！多么不忘旧情！——“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认为布哈林的罪是没有得到证实的。李可夫也许是有罪的，但不是布哈林。”（这是别人背着他加给布哈林的罪名。）
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意志就这样软化了。失意英雄的角色就这样练熟了。
这时，开始不断地把审讯笔录送上门来：审讯红色教授学院先前的青年们的笔录，审讯拉迪克的笔录，以及审讯所有其他人的笔录，——所有这些笔录都对布哈林的凶恶背叛提供了最严重的证据。给他往家里送材料并不是把他看成被告，噢，不是的！——而是作为中央委员，仅供他了解情况……
布哈林收到新材料，常对这年春天刚给他生下一个儿子的二十二岁的妻子说：“你读吧，我读不下去！”——自己就把脑袋理到了枕头里。他家里有两支手枪（斯大林也给了他时间！）——但他没有自杀。
难道他没有练熟分派给他的角色？……
又过了一次公开的审判——又枪毙了一批人……而对布哈林仍是手下留情，仍是没有抓布哈林……
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初，他决定宣布家中绝食——要求中央澄清问题并撤销对他的指控。绝食是他在写给亲爱的科巴的信中宣布的——并且诚实地坚持着。那时便通知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日程是：1．关于“右派中心”的罪行。2．关干布哈林同志表现在绝食上的反党行为。
布哈林这时动摇起来：也许他真的做了什么有辱于党的事情？……他胡子拉碴，面容憔悴，外表也已经象个囚犯，步履艰难地来到中央全会的会场。亲爱的科巴热情地问道：“你想出了个什么名堂呀？”“那该怎么办呢？已经有了这么大的罪名。他们想开除我的党籍……”斯大林听说有这等荒唐事体而皱起了眉头；“谁也不会开除你的党籍！”
于是布哈林就相信了，又活跃了起来，心甘情愿地在全会面前表示悔过，当即取消了绝食。（在家里：“喂，给我切一段腊肠！科巴说了——不会把我开除。”）但在全会的进程中，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可真放肆！胆敢不尊重斯大林的意见！）骂布哈林是法西斯的爪牙，要求枪毙。
布哈林又泄气了，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开始撰写“致未来的中央的一封信”。全靠有人背熟了才保存下来的这封信，不久前已经向全世界公布。然而它并没有引起全世界的震惊。（以及“未来的中央”的震惊。致信的对象可谓高矣！——中央，没有比它更高的道德权威了。）因为这个敏锐的出色的理论家在自己的最后的话里决定留给后代的是什么呢？是要求恢复他党籍的又一次哀号（他为这种忠贞付出了昂贵的耻辱的代价！）。是完全赞同一九三七年和三七年以前的全部事件的又一次保证。那就是说，不仅赞同以前各次冤狱，而且也赞同我们伟大的监狱下水道的各股散发出恶臭的水流！
他这就等于签名画押，承认自己也应该淹进去。
最后，他这个筋肉强健的人、猎人和角力土（在闹着玩的角力中，在中央委员们的目睹下，他曾好几次把科巴摔倒在地！——对此，大概科巴也是不能原谅他的）。他已经完全成熟到可以移交给提词人和助理导演了。
他已经准备好到这样的程度，被摧毁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对他已经不需要采用刑讯了——他的立场比之雅库博维奇在一九三一年的立场有什么地方较强一些呢？他有什么地方不受那两个论据的支配呢？他甚至还要弱一些，因为雅库博维奇渴求的是死亡，而布哈林却害怕死亡。
只剩下按下列公式同维辛斯基进行一次不难的对话了：——
对党采取任何反对派立场就是反党斗争，对不对？——一般说——是的。实际上——是的——但是反党斗争必然会演变为反党战争——按照事物的逻辑——是的——那就是说有了反对派的信念，任何卑鄙的反党活动归根结底都可能干得出来（暗杀、进行间谍活动、出卖祖国）？——但是对不起，这种事情并没有干出来——们早可能把？——理论上说嘛……（须知是理论家呀！……）——但对你说来最高利益依然是党的利益吧？——是，当然，当然！——那么只剩下很小的分歧了：应当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为了使今后任何反对派的思想声誉扫地，应当把只是理论上可能做出来的事情承认早已经做了的。不是可能做出来吗？-一可能……——那就应当把可能的承认为现实的，仅此而已。小小的哲学上的转化。说完了？……还要说一句，我看无须向你解释：现在如果你在法庭上又缩回去，说出些别的——你要明白，你只会有利于世界资产阶级，只会损害党。而且，不用说，那时也不会让你死得舒服。如果一切摘得好——我们当然会让你活下来：秘密地把你送到基督山岛去，你可以在那里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但是，过去的那几次审判，你们好像是把人枪毙掉的？——咳，你拿谁比呀——他们和你是两码事！再者，我们留下了好多人的命，只是报上说枪毙。
这样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难解的谜吧？
同样是那支在过去的审判中奏过多少遍的曲调，只是稍加变奏而已；要知道我们与你——都是共产党人！你怎能听信了别人的话——出来反对我们呢？悔悟吧！要知道你与我们在一起-一这就是我们！
一种历史观正慢慢地在社会里成熟着。而一旦它成熟了——将却会是那么简单。无论在一九二二年，无论在一九二四年，也无论在一九三七年，被告都还未能形成这样一种牢固观点，足以支持他冲着这支使人迷惑和僵冷的曲调昂首喊出：——
不，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革命者！……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俄国人！……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共产党人！
好像是，只需要喊出这么一声——布景便会塌散，厚厚的一层化装便会脱落，导演便会从暗梯逃跑，提词人也会纷纷乱钻到老鼠洞里去。而外面的气候将会是——六十年代！
但是，就连演得很成功的戏，也是十分劳民伤财的。于是斯大林决定不再利用公开审判了。
准确些说，为了让群众看清反对派的凶恶灵魂，斯大林在一九三七年曾经拉开过一个在区一级普遍开展公开审判的架势。但是找不到好导演，没有力量做这么周详的准备，况且被告们本身也没有多大意思——一结果弄得斯大林左右为难。只是知道这个内情的人很少。几次审判失败了-一整个这件事也就作罢了。
恰好在这史可以介绍一下一次这类审判的经过，说的是卡德案件。这个案子的详细报告当时在伊万诺沃省报上已经登了一个开头。
一九三四年底，伊万诺沃省和科斯特罗马省及下诺夫戈罗德省交界的一个遥远荒凉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区，古老宁静的卡德村便成了区中心。新成立的领导班子是从各地调来的，彼此在卡德才认识。他们看到的是一片景象凄凉的穷乡僻壤，它需要得到资金、机器的支援与生产事业的合理经营，然而相反，它却被粮食采购压得气息奄奄。区委 这是一九三七年，是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里Mikojan－pros－perity（米高扬繁荣）的 面包商店经理。
“请你说，苏维埃政权有许多面包吗？”
（喂！怎么回答呢？……谁能拿定主意说：我没有数过？）
“许多……”
“那为什么你们那里要排队？”
“不知道……”
“这是谁造成的？”
“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谁是你们的领导？”
“瓦西里-格里尤利耶维奇。”
“什么他妈的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是被告弗拉索夫！这样说就是他造成的。”
证人沉默不语。
审判长向书记员口授：“答。尽管苏维埃政权拥有大量的面包贮备，由于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动造成了购买面包的排队现象。”
检察长抑制住自己的担心，作了愤怒的长篇发言。辩护人的发言基本上是为了保护自己，强调说，祖国的利益对于他，也像对任何一个正直的公民一样，是无上珍贵的。
斯米尔诺夫在最后陈述中，没有提出任何请求，也没有表示丝毫悔过。现在所能记忆起来的，这是一个坚强的人，并且过于爽直，所以就没有能够保住脑袋闯过一九三七年这一关。
当萨布罗夫请求保留他一条命的时候——“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那些年幼的孩子。”弗拉索夫气恼地扯了一下他的衣襟说：“你是傻瓜！”
弗拉索夫自己没有放过最后的机会发表一篇毫不客气的言论。
“我不认为你们是法庭，我认为你们是一群戏子，正在按写好的台词演一出审判的闹剧。你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卑鄙挑衅勾当的执行者。不管我对你们说些什么，反正你们都会把我判处枪决。我只是相信，时间一到，你们也会站到我们的地位上来！”
从晚上七点钟直到夜里一点钟，法庭一直在拟写判决书，在俱乐部的大厅里点着煤油灯，在马刀下坐着受审人，人群没有散去，嗡嗡地议论着。
判决写的时间长，读的时间也长，那里面堆积着各种各样异想天开的暗害活动、联系和图谋。斯米尔诺夫、乌尼魏尔、萨布罗夫和弗拉索夫被判处枪决，有两人判了十年，有一人——八年。除此以外，法庭的结论导致在卡德镇又破获了一个共青团暗害组织（立即把有关人员提了起来；记得那年轻的商品鉴定员吗？），在伊万诺沃又破获了一个地下组织中心，它本身当然又是受莫斯科操纵的（一直挖到布哈林那里去）。
在说出“判处枪决”这几个庄严的字以后，审判员作了一下停顿，好让鼓掌——但在大厅里却是一种阴森森的紧张气氛，听到的是不相干的人们的叹息声和啜泣声、亲属的叫声和昏厥，甚至从坐着党员的前两排座位上也没有响起掌声来，这已经是太不成体统了。大厅里的人们向着法庭叫喊：“老天爷呀，你们在干什么事情呀？！”乌尼魏尔的妻子放声号哭起来。这时在半明半暗的大厅里，人群中起了骚动。弗拉索夫向着前两排喊道：
“你们为什么，畜牲，不鼓掌？党员们！”
警卫队的排政治指导员跑过去用手枪戳他的脸。弗拉索夫伸出手去要夺掉手枪，这时一个民警跑过来把自己的犯了错误的政治指导员推到一边。押解队长发出号令“拿起武器！”——于是民警警卫队的三十支马枪和本地内务人员的手枪一齐对准了被告和群众（群众真像是就要扑过去抢走被判刑的人们）。
大厅里只点着几盏煤油灯，晦暗的光线加强了普遍的混乱和恐惧。如果没有被审判说服，那也被现在对准了他们的马枪彻底说服了的人群张皇失措地挤成一团，不仅向门口拥去，而且还从窗口往外爬。木头嘎吱作响，玻璃发出清脆的破裂声。乌尼魏尔的妻子被踩得几乎失去知觉，在椅子下一直躺到早晨。
掌声终于没有响起来……
让一条小小的附注专门献给八岁的小姑娘卓娅-弗拉索娃。她没命地爱她的爸爸。她再也不能去上学（别人故意刺激她：“你的爸爸是暗害分子！”她就跟人打架：“我的爸爸是好人！”）。她在审判后只活了一年（以前没有害过病）。在这一年里她一次也没有笑过，走在路上总是低着头，老太婆们预言：“老往地里瞧，快死啦。”她死于脑膜炎，临死的时候还不断地叫喊：“我的爸爸在哪里呀？还我爸爸！”
当我们计算牺牲在劳改营里的几百万人时，我们总是忘记乘二、乘三……
被判刑的人不仅不能立即枪决，而且现在还要保护得更好，因为他们已经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了，而为了执行枪决应当把他们送到省中心去。
第一项任务——经过夜里的街道把他们押送到内务机关去，是这样完成的：每个被判刑的人由五人护送。一人提灯。一人举着手枪走在前面。两人架着一名死刑犯，空下来的一只手还要拿着手枪。还有一个走在后面，把枪对准被判刑人的脊背。
其余的民警则间隔一定的距离分布，以防群众的袭击。
现在每个明智的人都会同意，如果一个劲儿地搞公开的审判——内务人民委员部永远完成不了自己的伟大任务。
这就是公开的政治审判在我国行不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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