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拽着从大夜店的小齿轮间通过，心灵被磨成齑粉，皮肉一条条地耷拉着，像流浪汉的褴褛衣衫——在那里，太多的苦难，太深的痛楚，使我们不能用透彻和预见的目光瞧一瞧那些摧残我们的面色铁青的夜间刽子手。涨满胸中的苦水淹没了我们的眼睛——不然的话，我们能写出我们的磨难者的怎样的一部历史啊！-一而他们自己是不会写出自己的真相的。但是，唉：任何一个过去的囚犯都能详详细细地回忆起自己所受到的侦查，记得受过怎样的压榨，被压出些什么脏水。但是关于侦查员本人，他往往连姓名也不记得，更不用说考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我也是这样。虽然我跟那个国家安全机关的叶泽波夫面对面在他的办公室里坐过不短时间，可是要说能想起来的事，关于任何一个同室难友的也要比关于这个人的更有意思，更有内容。
我们留下的一个共同的、实在的回忆就是：一群腐败的东西——一整个空间都烂透了。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十年，并不是发泄怒气和怨恨，但我们已经平静下来的心里仍保留着这个深信不疑的印象：他们是一些下赚的、幸灾乐祸的、居心不良的并且可能还是一些不清不白的人。
根据记载，亚历山大二世，就是那个被革命者视为眼中钉、曾七次企图暗杀的皇帝，有一回亲临施巴列尔大街上的羁押所（“大楼”的叔叔），并在二百二十七号单人监室命令把他关起来，在那里蹲了一小时以上——想体验一下被他关在那儿的那些人的心情。
不能否认，对于一个君主来说，这里有道德上的动机，是他从精神的角度观看一下事物的需要和尝试。
但是不可能想象我们的侦查员，包括阿巴库莫夫和贝利亚在内，其中有任何人能够即使用一小时去体验一下囚犯的处境，在单人监室里蹲蹲并寻思寻思。
他们在职务上不需要成为有教养的、有广博的文化和眼光的人——所以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在职务上不需要合乎逻辑地思考——所以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在职务上只需要确切地执行指示和对痛苦的冷酷无情——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这些从他们手里经过的人，至今仍窒息地感觉到他们彻底丧失了一般人类观念的躯体。
别人不说，侦查员心里清清楚楚，案情是捏造的！他们除了在会上以外，在私下或扪心自问总不能认真地说他们是在揭露罪犯吧？但他们不是仍然一页一页地书写坑害我们一生的笔录吗？这正是那种盗贼的原则：“今天该你死，明天才是我！”
他们明白，案件是无中生有的，但仍然年复一年地去干这种事。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强迫自己不去思考（这就已经意味着人性的毁灭），简单地认定需要这样做！给他们下指令的人是不可能有错的。
但是，记得纳粹分子不也是曾经搬出过这个理由吗？
谁也免不了要对盖世太保和国家安全部做一番比较：年代和方法都太符合了。由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季夫尼奇那样既经历过盖世太保又经历过国家安全部的人来进行比较更为自然。季夫尼奇是一个流亡国外的俄国人。盖世太保向他提出的罪状是在德国的俄国工人中进行共产主义活动，国家安全部提出的是——同世界资产阶级有联系。秀夫尼奇作的结论是不利于国家安全部的：两处都折磨他，但盖世太保毕竟还是在查明真相，当罪名不成立时，就把秀夫尼奇放了。而国家安全部则不查明真相，并且不想对任何已经抓起来的人放开魔爪。
或许这就是“先进的学说”，花岗岩的思想体系。在凶险的奥罗多干（一九三八年的科雷马惩戒派出点），一个侦查员因未费吹灰之力就使克里沃罗格联合工厂经理M-卢里耶签名同意给自己再判一次劳改刑，他的态度缓和下来，在余下的时间里对卢里耶说：“你以为我们采用影响手段（这是对拷打的温和说法。）有什么乐趣吗？但是我们应当做党要求我们做的事。你是个老党员——你说，如果你处在我们的地位会怎样做？”看来卢里耶几乎同意了他的说法（也许，他这样轻易地签了名，正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很有说服力，很正确。
但经常是恬不知耻。蓝滚边们懂得绞肉机的运转过程，并且喜欢它。侦查员米罗年科在治达劳改营（一九四四年）对命运注定了的巴比奇说：“侦查机关和法院只是办办法律手续，它们已经不能改变事先安排好了的你的命运。如果需要把你枪毙，即使你绝对无罪——反正也会枪毙你。如果需要把你开脱（这显然是对自己人而言——作者注），那随便你怎样有罪——你也会被洗刷干净，而宣布无罪。”他甚至以这种说法的合情入理而自豪。西哈萨克省国家安全局 只是有一点你永远也不要忘记：如果你不是侥幸成为机关-一这个像人身体里的绦虫～样寄生在国家内部的柔软的完整的生物-一的一个小环节的话，那你也会是同样的一段木头。现在一切是属于你的，一切是为了你的！-一但是你必须忠于机关！你永远会受到袒护！随时都会有人帮助你吃掉你的仇人！扫清你路上的任何障碍！但是要忠于机关！执行它命令做的一切。你的位置也会替你考虑好：今天你是特科干部，明天会坐上侦查员的交椅，以后也许会以方志学家的身份出发去谢利格尔湖（一九三一年，伊利英。）可能是顺便为了让你松弛一下神经。然后可能从你名声太大的城市调到国家的另一端去当教会事务特派员。（凶残的雅罗斯拉夫尔的侦查员沃尔科比亚洛夫后为摩尔达维亚的教会事务特派员。）或者成为作家协会的责任书记（另一个伊利英，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是前国家安全部门的中将。）。什么也不要感到惊奇：人们的真正用途和给人们的真正等级，只有机关知道，对于其余的人说来，这些只不过是让他们玩玩而已：什么功勋艺术家或者是社会主义农业劳动英雄——只要吹口气，就没有他了。（谢罗夫将军在柏林间全世界知名的生物学家季莫非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你是什么人？”手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没有张惶失措，带着那种遗传的哥萨克的大胆精神反问：“你是什么人？”谢罗夫立即更正说：“您是学者吗？”）
侦查员的工作当然需要付出劳力：白天要去上班，夜里也要去上班，几小时几小时地坐在那里，——但是不要为“证据”去绞脑汁（此事让受侦查人去伤脑筋吧），不要去思考什么有罪无罪——照机关所需要的去做，这就万事大吉了。至于怎样进行侦查，那就已经由你去斟酌了，搞得愉快些，不太累人，最好能捞到点什么好处，不然的话即便能寻寻开心也好。坐着，坐着，突然间想出了一种影响手段——可找到啦！——马上给朋友打电话，到各办公室去串串门讲讲——多好玩呀！来试试，伙计们，拿谁试呢？老一套可太乏味了，老是这些颤抖的手、央求的眼睛、胆怯的顺从，真没意思——找个把敢抵抗一下的！“我喜欢强的对手！高兴去折断他们的脊梁！”（列宁格勒的侦查员希托夫对格夫说。）
要是碰到一个这样强的对手，他怎么也不屈服，你的一切办法都没有结果，那时该怎样呢？你气疯了吗？用不着克制狂怒！这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这是翱翔！——尽情发泄你的狂怒吧，不给它任何阻挡！让肩膀发痒吧！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中就会往可恶的受侦查人张开的嘴里吐痰！把他的脸往满满的痰盂里按！（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书中所述瓦西里耶夫遭遇的事。）正是在这种状态中也就会揪住神甫的发辫拖来拖去，往跪在地上的人脸上撒尿！在发泄了狂怒以后，你就会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或者审讯一下“勾搭外国人的女郎”艾斯菲尔-P．一九四七。那你就跟她来两句荤的，就问问她：“怎么，美国人的那玩艺儿是有棱角的吗？光俄国人不够你用的？”你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她认这些外国人那里一定长了点什么见识。不能错过机会，这可跟到国外出一次差差不多！于是你就追根问底地仔细盘问起来：怎么搞法？都有些什么姿势？……还有些什么姿势？……详细说！每个细节都要说！（自己用得着，还要告诉哥儿们！）那丫头满脸通红，流了一脸泪水，说这跟案子没关系——“不，有关系！说！”这就显出你的权力是怎么回事了！她全都会一五一十地详细对你说。要她画出来也行，要她用身子表演表演也行，她没路可走，她的禁闭室，她的刑期，全攥在你手里。
．你（侦查员波希尔科，克麦罗沃国家安全局）要一个女速记员来记录审讯——给派来了一个模样好看的，你在受侦查的男孩子（中学生米沙-B）目睹下把手伸到她怀里去——他好像不是个人，不必顾忌他。
是呀，一般说来，你有什么可以顾忌的？如果你喜欢玩女人（谁不想玩呢？）——木利用自己的地位那就是个傻瓜。有一些因看上你的势力自己送上门来的，另一些因害怕而任你摆布。在什么地方遇见了一个姑娘，看中了——就是你的了，哪里也跑不了。任何一个有夫之妇被看上了——就是你的！因为要把丈夫摘掉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我早就有了一个短篇小说《弄坏了的妻子》的题材。但看来是不打算去写了。它的梗概如下。在远东的一支空军部队里，在朝鲜战争前，有某个中校出差回来，得知他的妻子住了院。碰巧医生并没有对他隐瞒：她的性器官由于遭到病态的对待而受了损伤。中校急急忙忙奔到妻子那里，经过一番努力使她承认了，这是他们部队的特科人员上尉干的事（然而，看来也不是没有她这方面的垂青）。盛怒之下，中校跑到保卫人员的办公室里，抽出手枪，威胁要杀死他。但很快上尉就使他弯下腰来，垂头丧气、可怜巴巴地走了出去：上尉威胁要把他关到最可怕的劳改营里去烂掉，那时他就会央告给他一个不受折磨的好死。上尉命令他把妻子原样接受下来（某种东西无可挽回地被破坏了），同她一起生活，绝对不许离婚，绝对不许控告——这就是他不被关进去的代价！中校都。一照办了。（这是那个特科人员的司机对我讲的人
这类事件应当是不少的。这是一个最能诱引人去使用权力的领域。有一个国家安全人员曾强迫（一九四四年）一位陆军将军的女儿嫁给他，威胁说如果不同意就要把她父亲关起来。姑娘有未婚夫，但为了拯救父亲，她嫁给了国家安全人员。在短短的婚后生活中，她写了日记，把它交给了心爱的人，然后就自杀了。
不，这应当亲身去体会-一什么是蓝箍帽！任何东西，你看到了——就是你的！任何住宅，你暗中看好了——就是你的！任何女人——是你的！任何仇人——滚开！脚下的土地——是你的！头上的天空——一是你的！它也是蓝色的呀！！
至于发财的欲望-一那是他们的普遍欲望。怎能木利用这样的权力和这样的不受监督的地位去发财致富呢？除非是个圣人！……
如果我们能够探悉每次逮捕的暗中动力，我们就会惊奇地看到，尽管抓捕具有一般的规律性，但其个别抉择，把谁关起来，个人的选定，在四分之三的场合是出于人的贪利心和报复心，而有半数的这种场合则出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机关（当然还有检察机关，我们将不把它们分开）的私利打算。
例如，B-T-弗拉索夫十九年的群岛旅行是怎样开始的呢？起因是，他是区消费合作社主任，有一次专门给党的积极分子（不是给老百姓，这并没有使任何人感到难为精）售卖布正（这种东西现在谁也不会要），检察长的妻子却没能买到：因为她不在场，检察长自己则不好意思走到售货台旁边去，而弗拉索夫也没有想起该说一声——“我给您留下。”（而且他的性格也永远不会让他这样说。）还有一次，检察长鲁索夫把一个朋友带到党员内部食堂（三十年代有这样的食堂）去吃饭，那人没有供应关系（就是说级别低了些），食堂管理员就没有允许给那个朋友供饭。检察长要求弗拉索夫惩罚管理员，而弗拉索夫却没有惩罚。还有他曾同样令人难堪地侮辱过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于是就给他戴上了右倾反对派的帽子！……
蓝滚边们的打算和行动有时小气到令人惊奇的程度。行动特派员先琴科取走了被捕的带兵军官的图囊和军用包，并当着他的面使用起来。借助于笔录上的花招取去了另一个被捕者的外国手套（在我军进攻时期特别勾起他们不快的，是他们的战利品不是 我不是从一个大学生一下子直接成为军官的，而是经过了半年受压抑的当兵生活，那时全身好似都浸透了必恭必敬随时准备服从那些也许并不值得你服从的人的精神。以后是半年军事学校的煎熬。是我活该永远当兵受苦，忍饥挨冻，体无完肤地过日子吗？不。为了安慰起见，给我在肩章上钉上了两颗小星，然后是三颗、四颗——于是一切都忘掉了！……
那么，我是不是至少保持了大学生的爱好自由精神呢？可是，这种精神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我们有的是爱好列队、爱好行军的精神。
记得很清楚，正是从军官学校开始，我感到了一种身为军人无须思考的简单化的喜悦；尝试按一般人的习俗、按我国军界的惯例生活的喜悦；把从童年时代养成的细腻感情一概忘却的喜悦。
在学校里我们经常吃不饱，所以总是东张西望，想在什么地方多弄到一块吃的，彼此死死地盯住——谁的手脚来得快。我们最怕的是等不到戴上军官领章（已经把没有学完的派到斯大林格勒城下去7）。而训练我们要像小野兽一样：尽量使我们憋一肚子火，好让我们以后想朝谁就朝谁发泄出来。我们经常睡不够觉——在熄灯后还会迫使单独一个人（在军士的口令下）做队列动作——这是作为一种惩罚。或者半夜里把整个然叫起来列队站在一只没有擦干净的靴子周围：瞧！他这个下贱坯，现在将把靴子擦到闪闪发光——你们都得站着看。
于是，在对军官领章的殷切期待中我们练就了老虎般的军官步态和发号施令的金属般的嗓音。
终于给拧上了军官领章！过了个把月，在后方编组炮兵连时，我已经逼迫我手下那个懒散的小兵别尔别涅夫熄灯后在木顺从我的军士梅特林的口令下正步走了（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几年来我把这些事真的统统忘掉了，现在写到笔头上我才想了起来……）。某个碰巧来检查工作的老上校把我叫去数落了一顿。我（还是上过大学的！）还辩解说：在军官学校里就是这样教我们的。那就是说，既然我们是在军队里，哪里还能有什么一般人的观念？
（在机关里就更不用说了……）
骄傲在心中增长起来，像猪身上的肥膘一样。
我向下属发出一个个不容争辩的命令，坚信再不能有比之更好的命令了。甚至在火线上，处在死亡好像使我们人入平等的地方，我的权力使我相信，我是高等的人。我坐着听取他们“立正”站着报告。打断他们的话，作指示。对那些论年纪能当我父亲或祖父的人，我以“你”相称（他们当然称我为“您”）。派他们钻到枪林弹雨下去接通打断的电线，只是为了高级长官不致责备我（安得烈雅申就是这样牺牲的）。我吃自己的军官黄油加饼干，毫不思考为什么我该有这样的东西而士兵却没有。我当然有一个勤务兵（说得好听点叫通讯员），我给他添了无数的麻烦，支使他照管我的生活，为我单独做和士兵不一样的饭食（卢宾卡的侦查员倒是没有这种通讯员，这点对他们没话可说）。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迫使士兵们为我弯腰挖特殊的地下掩护所，顶上铺些较粗的圆木，好让我舒服而安全。啊，对不起，在我的炮兵连里，也有过禁闭室，不错！——就是设在树林里的那东西吧？——也是一个坑，当然要比戈罗霍维茨的陷阱好一些，因为是有遮盖的，还能吃到士兵的口粮，维尤什科夫因为丢掉马在那里蹲过，还有波普科夫因为瞎摆弄卡宾枪也在那里蹲过。啊，真对不起，还想起一件事来：当兵的用德国皮（不是人皮，木，是司机坐垫上的皮）给我缝制了一个图囊，却没有皮带。我正发愁。他们无意中在一个游击队政委（当地区委里的人）身上看到了正合适的一条皮带——就把它卸下来了：我们是正规军嘛，我们高人一等！（记得那个行动人员先琴科吗？）最后，还有那个鲜红色的烟盒也是我夺来的，怪不得我牢记着被人夺走的情景……
瞧，肩章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祖母在圣像前的谆谆告诫都到哪儿去了呀！还有少先队员关于未来神圣的平等的幻想都到哪里去了！
因此，当反间谍人员在旅长的指挥所里从我身上撕下这一对可诅咒的肩章，卸下皮带，连推带搡地把我带出去上他们的汽车时，尽管我整个命运已经完蛋了，我仍然为一件事不安：我在这种被罢官的状态中怎能走过电话员们的房间呢——我这副样子不应当让列兵们看到！
在被捕后 我被他们想象为一个什么国际恶棍，然而到底给逮住了——于是现在前线的进攻就会进展得更迅速，战争就会结束得更快。
我能回答他们些什么呢？一句话都禁止我说，而我却应当向每个人说明全部生活。我怎样才能使他们明白我不是潜入的破坏分子，我是他们的朋友，为了他们我才在这个地方？我便微笑起来……我朝他们那边瞧，我从起解的囚犯队伍里向他们微笑！但是，我露出的牙齿在他们眼里要比嘲笑更坏，于是他们便更加激烈、更加狂热向我发出侮辱的喊叫，并且挥拳威胁。
我微笑着，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被捕并不是因为偷窃，并不是因为背叛祖国或者临阵脱逃，而是因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恶毒的秘密。我微笑着，因为我想要并且也许还能稍稍改正一下我们俄国的生活。
然而，这个时候我的箱子却由别人拿着……
我甚至对此并不感到内疚！如果走在我旁边的那个陷塌的脸上两星期来已长满柔软的茸毛、眼神充满痛苦感受的人，当时用清清楚楚的俄语责备我，说我求助于押解人员是降低了自己囚犯的荣誉，说我使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说我傲慢自大——那我是不会理储他的！也许我干脆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要知道我是一个军官呀！
如果我们中间的七个人注定要在途中死去，而 如果肩章还是蓝色的呢？如果他被灌输了他是军官中的位使者的思想呢？如果他被灌输了这种想法，即他比别人更受信任，他比别人知道的更多，因此他就应当让受侦查人的脑袋夹在两腿中间并在这种状态中把他塞进管道去呢？
干吗不塞呢？……
我自以为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却是一个完全培养好了的刽于手。要是我在叶吉夫时期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那末在贝利亚时期不是正好适得其位了吗？……
如果有读者期待这本书将是一种政治上的揭发，那就请他在这里合上吧。
如果是那么简单就好了！在某个地方有一些坏人，阴险地干着坏事，只须把他们同其余的人区别开来加以消灭就行了。但是，区分善恶的界线，却纵横交错在每个人的心上。
谁能消灭掉自己的一小块心呢？……
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这两条线交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扬扬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而名字则是不变的。于是我们就把一切都写在他帐上了。
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是：认识自己！
我们准备把欺侮我们的人推进深坑，但我们在坑前停下来，我们张惶了：须知当时是他们扮演了刽子手的角色，而不是我们，这只是形势所致。
如果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向我们喝令一声，大概我们也会照办不误！……
民间谚语说，从善到恶，一念之差。
那末，从恶到善也是如此。
社会上关于过去那些非法行为和刑讯的回忆刚一被激发起来，四面八方就有人向我们解释，写东西反对，他们说：那里（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里）也有好人嘛！
他们的“好人”我们是知道的：那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向老布尔什维克们咬耳朵说“当心点！”，或者甚至暗中给放上一块夹心面包，而对其余的人则一个挨一个地用脚踢。至于超出党派之见的-一有人性的好人——那里有没有呢？
一般说来那里不会有：那里不要这种人，招收时就留意了的。这样的人自己也想方设法躲掉。谁要误入到那里-一或者是随遇而安，与环境同流合污，或者受它的排挤，给撵走，甚至有自寻短见的。但毕竟-一没有剩下来的吗？
在基什尼奥夫，希波瓦尔尼科夫被捕前一个月，有一个年轻的中尉——国家安全人员上他那里去说：“走吧，走吧，他们要逮捕您！”（自动前来？还是母亲派他来拯救牧师？）在逮捕后，正好赶上也是他去押解维克多神父。他惋惜地说：为什么您不离开呀？
或者请看这件事。我部下有一个排长奥夫先尼科夫中尉。我在前线没有比他更亲近的人了。整个战争有一半时间我与他共用一个小锅，为了不把汤放凉了，在弹雨纷飞下吃过，在两次爆炸的空隙吃过。这是一个农村青年，心灵那么纯洁，观点丝毫不带偏见，无论军官学校，无论军官职位，都一点也没有把他搞坏。他在许多方面也使我变得温和起来。他当军官只为做一件事：尽力保全手下士兵（他们中间有许多上了年纪的）的生命和体力。我从他嘴里头一次知道了农村的现状和集体农庄是什么东西（他说这些的时候没有激愤，没有抗议，而是随随便便地——像森林中的水面映出树木的枝枝节节一样）。当我被捕入狱时，他极为震惊，尽量把我的战斗鉴定写得好些，并拿去给师长签名。复员以后，他还通过亲属找过我——尽量想帮助我（那是在一九四七年，与一九三七年很少差别！）。我在侦查中怕他们翻我的“战时日记”，主要就是为了他：那里记述着他的故事——当我在一九五七年恢复名誉时，很想找到他。我记得他乡下的地址。一次两次给他写信——都没有回音。后来找到了一条线索，他曾在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毕业，从那里得到的回答是：“已分配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好极了！那就更有意思。往城里的地址给他写信——没有答复。过了几年，《伊凡-杰尼索维奇》发表了。好吧，现在总该有回音了。没有！再过了三年，我请自己的一个雅罗斯拉夫尔的通信者亲自上他那里去一趟，并把信交到他手里。这个都照办了，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好像连《伊凡-杰尼索维奇》都没有读过……”可也是，他们干吗要知道被判了刑的人往后的命运呢？……这一次奥夫先尼科夫没法再沉默了，给了个回音：“学院毕业后，他们要我到‘机关’去工作，我当时觉得在那里也能干出一点成绩（什么成绩？……），结果在新的行当里搞得并不很顺利。有些事情我不大喜欢，但工作也还算主动，我想大概不至于叫老同志失望吧。（同志情谊！——也算是一条理由！）今后的事情，我现在已经不怎么考虑了。”
如此而已……以前的信，他好像没有收到。他不想同我见面（如果见了面——我想整个这一章我会写得更好些）。在斯大林时期的最后几年，他已经当了侦查员，一股脑儿给所有抓起来的人扣上二十五年的刑期。这个弯子在他头脑里是怎样转过来的？他的思想是怎样变黑的？但我还记得过去那个泉水一样清澈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小伙子，难道我能相信，一切都永不复返了？在他身上已经没有留下什么活的萌芽了？
当侦查员戈尔德曼让薇拉-科尔汉耶娃按照刑诉法典 这——只是一场假面舞会吗！
或者这表示任何黑暗的东西偶尔也要去领受苍天的圣餐？
这样想倒是很美丽的。但是，你知道雅戈达是穿着什么制服去参拜神圣的吗？……据一个目睹者（此人与高尔基过从甚密，同时和雅戈达也很接近）说：；在莫斯科近郊雅戈达的领地上，在澡堂脱衣间里，特意放着一些圣像——雅戈达及其同伴们脱衣后先要用手枪向它们射几下，才进去洗澡……
这怎样理解呢，因为他是恶人吗？恶人又是什么意思？世上有这种人吗？
我《已更接近于这种想法：不可能有这种人，没有这种人。童话里描绘恶人——说给孩子听，为了情节的明了，是可以容许的。但是，当历代的世界文豪——一莎士比亚也好，席勒也好，狄更斯也好——接二连三地给我们炮制出一些漆黑一团的恶人形象的时候，我们感到这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已经多少有点滑稽和笨拙了。主要问题在于描绘这些恶人的手法。他们的恶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恶人，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是黑的。他们干脆就这样思考：我不作恶便不能生活。让我来唆使父亲去反对兄弟！让我来享受牺牲者的痛苦吧！雅各明确地说出自己的目的与动机是黑暗的，是由仇恨产生的。
不，没有这样的事！一个人要作恶，事先必定在心中把它当作善，或当作一件有意义的合乎常规的举动。幸而人具有为自己的行为找出正当理由的天性。
麦克佩斯的理由是无力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谴责。雅各也只是一只小羊羔。莎士比亚的恶人们的想象力和气魄也就止于几十具尸体。因为他们没有思想体系。
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坏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使他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宗教裁判者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征服者——是使祖国威名远扬，殖民主义者——是文明，纳粹分子——是人种，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和晚期的）——是后代的平等、博爱、幸福。
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这些暴行是不能否认的，不能回避的，不能闭口不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敢坚持说恶人是没有的呢？这千百万人是谁消灭的呢？要是没有恶人，群岛就不会存在。
在一九一八——九二0年间有过一个传闻，似乎彼得格勒的契卡和敖德萨的契卡不是把自己的已决犯人统统枪毙掉，而是把某一些拿去喂（活生生地）市内动物园的野兽。我不知道这是真事还是诽谤，如果有过这类事，那末有多少起？可是我也不会去寻找证据：依照蓝滚边们的习惯，我想建议他们向我们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在那些闲饥荒的年月，上哪里去为动物园搞食物呢？从工人阶级嘴里抢吗？这些敌人反正要死掉，干吗他们不以自己的死亡去支持共和国的养兽业，并这样来促进我们迈向未来的前进步伐呢？难道这不是适宜的吗？
莎士比亚的恶人不能逾越的界线，有思想体系的恶人却能越过去——并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
物理学上有一种阈限量或阈限现象。当自然界知道的、自然界暗定的某种阈限没有被越过时，根本不会有这类现象。不管怎样用黄光照射锂——它不放出电子，但微弱的蓝光一闪——电子便出来了（越过了光电阈限）！把氧冷却一百度，施加任何压力——仍是气态，不肯变化！但超过一百十八度——就流动了，变成液体。
看来，暴行也是一种阈限量。人一生动摇、辗转于善恶之间，滑倒，跌下，攀登，悔悟，重入迷途——但只要不越过暴行的阈限——他还有可能回头，而他本人也还在我们的希望之中。当他因作恶过多，或达到了某种程度，或因权力过大而突然越过了阈限——他便自外千人类了。而且也许是一会不复返了。
自古以来人们关于公正的概念总是包括两个方面：美德取胜，邪恶受罚。
我们有幸活到这样的时代，现在美德尽管没有取胜，但也不总是被狗追着咬了。挨过揍的、身子虚弱的美德，现在被允许穿着自己的褴褛衣衫走进屋里，在角落里坐下，只是别吱声。
然而谁也不敢提到邪恶。是啊，美德受过凌辱，但邪恶却没有存在过。是啊，有那么几百万人给干掉了，却没有应负罪责的人。谁只要吭一声；“可是那些……”——四面八方就会向他发出责备的、起初还是友好的声音：“您怎么啦，同志！为什么要去触动旧伤痕呢？！”（甚至对《伊凡-杰尼索维奇》，退休的蓝箍帽们也正是以此为理由加以反对：为什么要去触痛那些蹲过劳改营的人的伤处呢？应当爱护他们呀！）随后棍子就上来了：“嗤，没有整够的！给你们恢复名誉过头了！”
在西德，截至一九六六年，已经判处了八万六千名纳粹罪犯——我们气急败坏，我们不吝惜报纸篇幅和广播时间，我们下班后还留下来开大会和举手表决：“太少啦！八万六千——太少啦，二十年——也太少啦！接着干！”
而在我们这里判处了（据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所述）——将近三十人。
在奥德河和莱茵河彼岸发生的事情——我们心急火燎。而在莫斯科郊区和索契附近的绿围墙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杀死我们丈夫和父亲的人正坐着汽车在我们街上经过，而我们还给他们让路，这种事情，我们既不心急，也不火燎，我们无动于衷，不要“翻旧帐”嘛。
然而，如果把八万六千个西德人按比例折合成我国的人数，应当是二十五万人！
可是，在四分之一世纪里，我们没有找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个传到法院去，我们怕触痛他们的伤处。作为他们的象征，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三号住着洋洋自得的、头脑僵化的、什么也没有想通的、浑身浸透着我们鲜血的莫洛托夫，他气度高贵地走过人行道，坐上又长又宽的小汽车。
不是我们当代人所能猜出的谜是：惩罚自己的恶人的机会为了什么给予了德国，而俄国却未能得到？如果我们永无清除在我们体内腐烂的秽物之日，那末我们将面临一条怎样的绝路？俄国将给世界做出什么样子？
在德国的法庭上时而出现一种奇绝的现象：被告双手抱头，放弃辩护，不再向法庭提出任何要求。他说，在他面前重新展示出来的他犯下的桩桩罪行，使他充满厌恶，他不愿再活下去了。
这就是审判的最高成就：邪恶受到如此深重的谴责，连罪犯都避之不及了。
一个从法官席上八万六千次谴责了邪恶（在著作中和青年人中间也进行了不留余地的谴责）的国家——便能够一年一年地、一步一步地摆脱邪恶。
那我们怎么办呢？……将来我们的后代会把我们这几代人称作窝囊废的几代：我们先是乖乖地让人家成百万地毒打，然后我们又关切地照料杀人犯过一个平安的晚年。
如果俄罗斯伟大的忏悔传统他们根本不懂而且觉得可笑，那怎么办呢？如果他们对于承受他们给别人所造成的痛苦的百分之一都怀着动物的恐惧，而这种心理又压倒了他们身上任何公正倾向时，那又怎么办呢？如果他们死死抱住用死难者的鲜血培育出的利益的果实不放呢？
不言而喻，那些即便是在三七年摇绞肉机把手的人，现在都已不年轻了，他们都是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了，他们丰衣足食、舒舒服服地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好时光——因此任何同等的还报都为时已晚，都已经不能对他们实行了。
就让我们宽大为怀吧，我们不枪毙他们，不灌他们盐水，不把臭虫撒在他们身上，不上勒口做“燕子飞”，不让一星期站着不睡觉，不用皮靴踢他们，不用橡皮棍打他们，不用铁环箍脑瓜，不把他们塞进监室像行李那样撂起来——不做他们做过的任何事！然而，在我们的国家面前，在我们的子女面前，我们必须把他们统统找出来，统统加以审判！审判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的罪行。要设法做到使他们每一个人至少大声说出：
“是，我曾是刽子手和杀人犯。”
如果这句话在我们国家只说出二十五万次（按比例，以便不致落后于西德）——一也许就够了吧？
在二十世纪，不能几十年不区分什么是应受审判的暴行，什么是“不应该翻的旧帐”！
我们应当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对邪恶默不作声，把它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不单单是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代人的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他们之所以长成“漠不关心”的一代，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什么“教育工作薄弱”。现在的年轻人脑子里装的是，干坏事在人世上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定能带来好处。
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够不舒服，够可怕的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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