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监狱工业 第一章 逮捕_古拉格群岛

“在专政时代，在处于敌人四面八方包围的情况下，我们有时表现出了不应有的温和、不应有的心软”

克雷连科：在审理“工业党”案件时的发言

这个神秘的群岛人们是怎样进去的呢？到那里，时时刻刻有飞机飞去，船舶开去，火车隆隆驶去——可是它们上面却没有标明目的地的字样。售票员也好，苏联旅行社和国际旅行社的经理人员也好，如果你向他们询问到那里去的票子，他们会感到惊异。无论整个群岛，还是其无数岛屿中的任何一个，他们都毫无所知，毫无所闻。

那些去管理群岛的——通过内务部的学校进入那里。

那些去担任警卫的——通过兵役局征召。

而到那里去死亡的，读者，如像你我之辈，唯一的必经之路，就是通过逮捕。

逮捕！！说它是你整个生活的急转剧变？说它是晴天霹雳对你的当头一击？说它是那种并非每人都能习惯并往往会使你失去理智的不可忍受的精神震荡？

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坼了。

如果对你说：你被捕了——那么难道还会有什么东西能在这场地震中保持屹然不动吗？

但是，糊涂了的脑子不能理解这种天崩地坼的变化，我们中间最聪颖和最愚拙的都一概不知所措，于是在这一时刻只能从自己的全部生活经验中挤出一句话来：

“我？？为了什么？！？”

在我们之前就已重复过千百万次的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得到过答复。

逮捕——这是瞬息间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惊人的变动、转换。

在我们生活的漫长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时常沿着一些围墙、围墙、围墙——烂木头做的、土坯砌的、砖砌的、混凝土的、铁的——幸福地疾驰而过，或者不幸地踟蹰而行。我们没有思索过，它们的后面是什么？我们既不曾试图用眼睛也不曾试图用悟性往那后面窥看一下——而那里恰好正是古拉格之邦开始的地方。而且我们也没有察觉在这些无尽头的围墙上有着无数修得结结实实的、伪装得很好的小门。所有所有这些小门都是为我们准备的！-一瞧，一扇不祥的小门迅速打开了，四只不习惯于劳动却善于途人的白白嫩嫩的男人的手，抓住我们的脚，抓住我们的手，抓住衣领，抓住帽子，抓住耳朵，象捆草一样拖了进去，而我们后面的小门，向着我们往日生活的小门，便永远关上了。

完了。你被捕了！

对此我们也就什么也回答不出来，除了发出小绵羊的咩咩叫声：

“我吗？为了什么？？……”

这是使人眼花缭乱的电闪雷击，从此，现在就变为过去，而不可能的事却成为真实的现在。这就叫做逮捕。

如此而已。无论在最初的一小时，无论在头几昼夜，你的脑子里什么别的也装不进去了。

在你的绝望之中，马戏团的道具月亮还会向你闪出光亮：“这是一个误会！会弄清楚的！”

而其他的一切——那些现在已经变成关于逮捕的传统概念，甚至变成文学概念的东西——将不在你的惶惑的记忆中，而在你的家属和邻居的记忆中积聚和构成。

这是刺耳的夜间门铃声或粗暴的敲门声。这是夜间执行任务的行动人员穿着不擦干净的靴于雄赳赳地跨进门来。这是在他们背后跟进来的吓得发呆的见证人（干吗要这个见证人？——遭难者不敢想，行动人员记不得，但按条令应当这样做，于是，为了签名作证，他就必须通宵坐以待旦。而且为这个从被窝里被拽出来的见证人设想，一夜一夜地走来走去帮助逮捕他自己的邻居和熟人，这确实也是活受罪人

传统的逮捕——还有发抖的手为被带走的人收拾东西：替换衣服、一块肥皂、一些食物，然而谁也不知道该穿什么，可以穿什么，怎样容更好些，而行动人员却在催促着，阻止着：“什么也不需要。那里会给吃饱的，那里是暖和的。”（都是谎话。而催促是为了恐吓。）

传统的逮捕——不幸的人被带走以后，还有一股严厉、陌生、盛气凌人的势力一连许多小时在住所里作威作福。这就是——撬锁破门，从墙上扯下和扔下东西，从柜子和桌子里把东西扔到地上、抖、撒、撕，——于是地板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堆积如山，靴子在上面踩得咯吱作响。而且搜查时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也没有的！在逮捕机车司机莫诺申的时候，房间里停放着一具他刚死去的婴儿的小棺材。司法人员们把婴儿从棺材里扔了出来，他们在那里也进行了搜索。还把病人从被窝里拽出来，还解开绷带。而且在搜查时什么都不可能被认为是荒唐的！古物爱好者切特维鲁被抄走了“若干张沙皇谕旨”——那就是：关于结束同拿破仑战争的谕旨，关于组织神圣同盟的谕旨，以及祈求祛除一八三O年霍乱的祷文，我国优秀的西藏通沃斯特利科夫被查抄了珍贵的西藏古代手抄本（过了三十年，死者的学生们好不容易才从克格勃手中把它们抢救出来！）。在逮捕东方学家涅夫斯基时，拿走了唐古特（西夏）人的手抄本（过了二十五年，为表彰对这些抄本的译释，给死者追授了列宁奖金）。卡尔盖被抄走了叶尼塞流域奥斯恰克人的文献档案，他所发明的文字和字母被禁用，于是这个小民族就始终没有文字。用知识分子的语言来描述这一切话就长了，而民间关于搜查是这样说的：什么没有找什么。

凡查抄的东西一概运走，有时还迫使被捕者本人搬运——如像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帕尔钦斯卡娅就曾把她那个永远精力旺盛的已故丈夫、俄国的伟大工程师的一袋文件和书信扛上——送到他们的虎口里，一去永不复返。

对于逮捕后留下的人，日后将是漫长的被搅乱了的空虚生活，尝试去递交东西。但从所有的窗口听到的总是狗吠般的声音：“名单上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在列宁格勒大逮捕的日子，要走近这样的窗口甚至得排上五昼夜的队。只有经过一年半载，也许被捕者本人会发出点回音，或许从里面会传出一句话：“该犯没有通信权。”而这就已经意味着——此生休矣。“没有通信权”——这几乎无疑地是说：已遭枪决。

一言以蔽之，“我们生活在可诅咒的条件下，一个人忽然下落不明了，连最亲近的人——妻子和母亲……都整整几年不知道他的情况。”说得对吗？不对吗？这是列宁于一九一O年在巴布什金的讣告中写的。说一句直率的话：巴布什金为起义者运送武器，因而遭到枪杀。他知道他是在冒什么风险。与我们这些家兔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是我们关于逮捕的概念。

上面描述的这种类型的夜间逮捕，在我国确乎是惯常的做法，因为它有一些重大的优越性。住宅里的所有人听到 “抵抗！为什么不见你们抵抗！”——现在那些始终太平无事的人倒责骂起我们来了。

是呀，抵抗本应从这里、从一逮捕起就开始。

但没有开始。

就这样，你被他们带走。白昼逮捕必定有这个不可重演的短暂时刻——或者采取隐蔽的方式，事先偷偷摸摸和你约好，或者公然不讳地，手枪亮在外面——穿过人群，夹在千百个同样无辜也同样免不了遭难的人们当中把你带走。你的嘴并没有被堵住。因此你可以并且本来应当叫喊！你应当大喊大叫，说你被捕了！说乔装打扮的坏蛋们在抓人！根据诬告在抓人！对干百万人在进行无声的摧残！我们的同胞每天多次地在市内各处听到这样的呼叫，也许会激愤起来？也许逮捕会变得不那么轻而易举！？

在一九二七年，当驯服性还没有使我们的脑子那么软化的时候，大白天在谢尔普霍夫广场上，两名契卡人员企图逮捕一个女人。她抓住路灯杆子，叫喊起来，不肯就范。一大群人聚拢来（需要有这样的女人，但也需要有这样的人群！过路行人并没有全都低下眼睛，并没有全都急忙从旁边溜过去！）。这两个手脚麻利的年轻人当时就为难了。他们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干活。他们坐上汽车跑了（这个女人本该立即上火车站，坐车离开！而她却回家去过夜。于是夜里就把她带到了卢宾卡）。

但是，从你那干涩的嘴唇里没有发出一点声息，因而过往的人们便把你和你的刽子手们误认为是一起遛弯儿的好朋友。

我自己也有过许多次叫喊的机会。

在我被捕后的 “你被捕了！！”

我像从头顶到脚底被灼伤、被刺穿似的，找不出什么更聪明的话来，除了说：

“我？为了什么？！”

虽然这个问题平常是得不到回答的，但奇怪的是，我却得到了回答。这值得一提，因为这太异乎寻常了。反间谍人员刚结束了对我的搜查，与图囊一起拿走了我记录我的政治思考的本子。德国炮弹炸得玻璃震颤，使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于是连忙把我推向门口。这时一个果断的声音突然向我传来——是的！穿过那随着一声“你被捕了”而在我和留下的人们之间沉重地落下的闸门，穿过这个什么声音都不敢通过的瘟疫带——传来了旅长的不可思议的神奇的话！

“索尔仁尼琴。回来。”

于是，我就一个急转身从反间谍人员的手里挣脱出来，回头向旅长走去。我对他了解很少，他从来没有降低身份同我作过普通的谈话。他的脸对我来说，一直是命令、号令、愤怒的表象。现在它却由于沉思而显得明朗起来——是对自己身不由土地参与肮脏勾当而感到羞愧？是突然产生的要打破终身的可怜的从属关系的冲动？十天以前我从他的拥有十二件重武器的一个炮兵营陷入的包围圈中，把自己的侦察炮连几乎完整无损地带了出来，而现在他却必须在一纸公文面前同我划清界线。

他每个字都很有力量地问道：“您……有个朋友在 是啊！战争已经在德国进行了三个星期，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要是这些姑娘是德国人——就可以把她们强xx，然后开枪打死，这几乎会是一种战功；要是她们是波兰女人或者是我们的被驱赶来的俄罗斯女人——那至少可以赶着她们赤身露体地在菜园子奔跑，拍拍大腿——开个玩笑嘛，岂有他哉。但既然碰上了反间谍机关长官的“战地随军夫人”-一便出来了一个后方机关的中士，立即恶狠狠地从三个作战部队的军官肩上撕下按方面军的命令核准给他们的肩章，摘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们的勋章——现在等着这些曾用履带辗平过也许不止一道敌军交通壕的好汉们的，是军事法庭的审判，而这个军事法庭如果没有他们的坦克也许到不了这村子里来。

我们把煤油灯熄灭了，它已经烧光了我们这里赖以呼吸的一切。门上开有一个明信片大小的旋转口，走廊的间接光就从那里落下来。好像担心白天到来后我们在禁闭室里会变得太宽敞，马上给我们添进了第五个人。他穿着新制的红军大衣，戴着也是新制的军帽走了进来，当地转向旋转口时，让我们看清了一张长着翘鼻子、满颊红晕的容光焕发的脸。

“兄弟，从哪儿来？你是什么人？”

“从那边来，”他敏捷地回答，“是间谍。”

“开玩笑吧？”——我们发愣了（由间谍自己说出自己的身分——舍宁和图尔兄弟”从来没有这样写过）。

小伙子懂事地叹了口气说：“军事时期哪能开玩笑！好吧，倒要向你请教请教，不然怎样才能从俘虏营回家？”

他刚开始向我们叙述，一昼夜前德国人怎样把他带过战线，要他在这里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桥梁，而他却跑到最近的一个营去投降，又困又累的营长怎么也不相信他，并把他送到护土那里去服药片等等——突然新的情况发生了：

“解手去！手背起来！”——一个完全可以拖动一百二十二毫米大炮架尾的愣头愣脑的准尉从打开了的门外朝里叫唤。

农家院落四周布置了一圈持自动步枪的士兵，警戒着我们要去的绕向草棚后面的小道。我气炸了，一个粗野的准尉竟胆敢命令我们军官“手背起来”，但坦克手们把手背了起来，于是我也就跟着走了。

草棚后面有一圈面积不大的畜栏，覆盖着还没有融化的踩实了的积雪——它被一堆堆的人粪弄得肮脏不堪，那么乱七八糟地、密密麻麻地拉在全部场地上，以至要找到可以放两只脚和蹲下的地方便成了一项不易解决的任务。但我们还是找到了，于是五人一起在不同的地方蹲了下来。两名自动步枪手面色阴沉地端着枪对准了蹲在地上的我们。还没有过一分钟，准尉就厉声说：

“喂，赶紧点儿！在我们这里解手要快！”

离我不远蹲着一个坦克手，罗斯托夫人，身材魁梧的总是板着脸的上尉。他的脸被金属粉尘或烟炱熏染得漆黑，但一条穿过脸颊的红色大伤疤却清晰可见。

“你们这里指的是什么地方？”他轻声地问道，没有显示出愿意赶紧回到那散发着煤油气息的禁闭室的意思。

“反间谍机关‘死灭尔施’！”准尉用骄傲的过分响亮的嗓门粗声粗气地回答（反间谍人员很喜欢这个用“死亡”和“间谍”两个字趣味低劣地揉成的“死灭尔施””，认为它是很吓人的）。

“在我们那里是慢的。”上尉若有所思地回答。他的软盔挪到了脑后，头上露出还没有被剃掉的头发，他在火线上磨出腿子的屁股正迎着令人舒适的冷冷的微风。

“你们那里指的是什么地方？”准尉超过实际需要地大声吠叫。

“红军。”上尉从蹲着的地方站起来，用眼光扫射了一下这个未成事实的火炮架尾拖拉手，非常心平气和地回答。

这就是我呼吸到的最初几口的监狱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