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田事务官去访问福地藤子。他先到她以前工作的杂志社,
打听到她住的公寓。打电话与她联系,她说在公寓里不方便,约定了附近的一家点心店。
福地藤子真是个好人。她对不久前来了解技村幸子有关情况的地方检察厅事务官没有任何戒心,对他要来会面,根本没间相当千丈夫的住山道夫商量,就独自答应了。她以前曾经为一位小说家采访作品题材请樱田帮过忙,因此,对他印象不坏。可能她是想报答那时的好意吧。
在点心店,樱田见到一身女性打扮的福地藤子,不禁吃了一惊,知道她的变化是由于道夫的关系。他在杂志上已经打听了她辞职的原因,对道夫为什么要与她“变形同居”,其意图樱田已心中有数。
“樱田先生,好久不见了。”
“听说您辞职了?”
“您也听说了?事情竟到了这一步。”
福地藤子像女人一样低下了头。所调到了这一步,不用说是指同道夫结合。
“恭喜呀,结婚了吧?”
“不是社会上那种形式的结婚,是在相互理解之下,非同居的相处。”
“同婚前恋爱不一样!”
“我们过结婚生活,所以同婚前恋爱也不一样,是两者兼有的新形式,意在不失新鲜感。”
“不错,是很新鲜,哦,对不起,入籍的手续也不要办吗?”
“如有必要也可以办,现在没有那种必要,入籍也是形式主义。”
“可是,入籍就能有法律保证。”
“哎,就是有那种保证,如果同床异梦也没有意思,离婚成为悲剧就是来自形式主义,关键是实质。”
“我明白了。这么说……就是分居结婚,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个么,5月份。”
是枝村幸子被杀害的一年后。安排在一年后,可能有道夫的意图。如果时间太短,便太露骨。为了让人看到同她的分居结婚不是为她证明不在现场的“报酬”,需要经过那样长的时间。
樱田后来在随便的闲谈中了解到,他们的“分层结婚”不是福地藤子的意见,而是道夫的主意。她倒是希望社会上那种“形式主义的结婚”,由于她性格懦弱,没加以反对。她觉得不论付出多大的自我牺牲,只要能得到道夫就是无上的幸福因此便紧紧地抓住这一求之不得的幸福。
接着,樱田告诉她,有个出租汽车司机在枝村幸子被杀的5月29日晚上8点左右载过道夫。对这些,她只是感到为难,却并不知道这件事使他在法律上处于不利地位。道夫绝没把杀害枝村幸子的事告诉她,只是把去金融业者那儿的事作为保密事项向她透漏了一点儿。
福地藤子已经丧失了周刊杂志记者的头脑。
“佐山在那天7点20分左右出去了。”
“那是在去年,即昭和XX年的5月对日晚7点30分左右,是吗?”樱田像为她纠正似地问了一遍。他抬了抬戴着手表的手,像是看时间。
“是的,是5月29日晚上7点20分左右。”
“佐山君回到房间是什么时候?”
“我想是8点10分左右吧。”
“当时往山君说是到金融业者那儿去了?”
“是的。
“金融业者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佐山没说。”
“他不在的时候,有电话来过吗?”
“佐山刚回来,冈野就打来了电话,开始是我接的,后来佐山一接,电话就断了。”
“当时,佐山君没对你说什么吗?”
“佐山估计到冈野会来电话,对我说如果来电话,我就亲昵地喊他,开个玩笑。”
樱田像要看表针似地又把手表往脸前抬了抬。
“你是什么时候到位山君的房间的?”
“傍晚6点半左右。”
“雇员不知道佐山君外出吧?”
“这也开了个玩笑。最后一个雇员来向往山道别时,我一个人在屋里说话,假装佐山在屋里。哦,佐山自己外出,却把我一个人留在屋里,有点儿奇怪吧,为什么?”
桑山信尔听取了樱田的报告,一是关于黑原三郎在新宿的点心店同道夫会面的情况;一是他自己同福地藤子会面的情况。
“证据有了。”
樱田拿出了两盒录音带。这不是普通型的录音带,是装在手表里的微型磁带,两盒录音带,外观都同大型手表差不多,表把是按钮,录音和放音都能自由操作。”
“我让黑原君见性山的时候戴上了这块表。”樱田说着拿起一块手表,用手指按下表把。
(…我老是往后望镜里瞅,于是回想起来,您就是在青梅的那个人…)
“这是黑原三郎同往山道夫的谈话。佐山承认他开着家用车,带着一个像波多野雅子的女人,在青梅站前同黑原君吵过架。”樱田解说道。
问答的声音虽不大,但录音机播放得清晰。
听完谈话,樱田又拿起另一块手表,播放录音。是樱田自己的询问和福地藤子的回答。
桑山认为有三种办法,一是再次报告上司,让他接受被告冈野的上诉,驳回重审。这是法官的权限,但检察厅方面可以出现新的事实为由积极促进这一点。
另一个是,让警察署重新侦查技村幸子案件,逮捕往山道夫。但是,这样做还必须征得上司的理解,因此,同上一条大体相同。要让警察署把佐山道夫送交检察厅,起诉是前提。
在技术上还有另外一条办法,那就是以“伪证罪”起诉佐山。因为,在一审公审笔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证人(佐山道夫):冈野君来电话是在晚上8点对分左右,正好在我屋里的福地藤子接了电话,把听筒递给了我,但冈野君什么也没说。
“审判长: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那间屋里的?”
“证人:从下午6点半到9点多一直在屋里。”
“审判长:中间哪儿也没有去过吗?”
“证人:哪儿也没去,一直同福地藤子在说话。”
当然,这并不直接对被告冈野有利或不利,即同冈野的犯罪行为无关,所以严格说来,可能不适用于伪证罪的精神;但是却可以把这个作为转向佐山自身行为的突破口。
然而,桑山认为这些都没有希望。上一次副检察长就驳回了自己的意见。副检察长也是秉承检察长的意志,而且自己不负责此案,说话更没有份量。在负责侦查事务的人员更换时,同案检察官亦可更换,那是在案件侦查不合格的时候。那时,检察长有权不改变检察的方针,将案件移交其他检察官审理。
“事务移交权”在检察长手里。
对这种局面,樱田考虑了两条办法。
一是,由于佐山道夫明显在波多野雅子的“自杀”现场,波多野雅子不是自杀,他杀嫌疑很大。因而,让警察署重新侦查波多野案,从那里查出位山道夫杀害枝村幸子的真相。
但是,这也有难度。已经作‘咱杀”处理的警察署一定对重新侦查不感兴趣。没有任何物证,只有当天佐山开车带着一个像波多野雅子的女人在青梅这一间接证据,而且雅子的丈夫伍一郎也强调妻子是自杀。
“采用正面进攻的办法是不行的。”樱田说。他十分执着。“也许这样做不合常规,指名说佐山有杀害枝村幸子的嫌疑,把材料发表出去,怎么样?”
“发表?”
“在一家杂志上发表我们的怀疑,那样,佐山就要起诉我们诽谤他的名誉。如果他起诉,为了认定事实,就要调查原告佐山。要想调查他,除此别无他途。”
虽然有些不合常规,倒也是一个策略。
对樱田的“进言”,桑山不能不有所犹豫。樱田的办法是邪门歪道,而警察署和检察厅都不愿重新侦查此案,只好另僻途径。从以往的先例来看,即使有 过了三个星期,《女性回廊》发出特集:“美容师佐山道夫是杀害原本刊编辑枝村幸子的重大嫌疑犯”。
杂志的新闻广告就很轰动,“指名”“载文揭发”几个大字赫然醒目。
杂志未经警察侦查,公然指责某人为杀人嫌疑犯,这还是头一次。读者知道嫌疑犯是当今美容界声名显赫的宠儿,都很感兴趣,如果只是普通杀人犯的嫌疑犯,杂志也不会连篇报道的。
杂志上的“本刊调查”,详细披露了怎样推断出是佐山道夫杀害原本刊编辑校村幸子的。
报道写法带有煽动性,而仔细读来,又没多少具体内容。可是,从自信十足的笔调来看,好像手里一定掌握了充分的材料。
报道还有一点是暧昧的,就是被害人枝村幸子同位山道夫的关系。因为,如果过多地披露这一爱情关系,那就给“才能出众,富有修养,工作出色,成绩显著,受到同事敬爱,现在还是年轻女编辑的偶像”的枝村幸子的形象带来矛盾。
可是,读者对这些并不留心。报道对这一点的写法是不引人注意的,其焦点在于报道以下内容,即:一个街头图案设计匠因无实之罪被警方逮捕,在警察强迫下违心自首,因而受到起诉,一审被判决有罪,眼下正在上诉,仍被关在拘留所里。可怜的图案设计家遭到如此不幸,是中了美容师的奸计。
报道对无辜的冈野正一倾注了同情的笔调,对妻子和子介绍其丈夫的善良性格,相信他无罪,靠副业维持生活的艰难处境等也作了详细披露。
与此相对照的是对美容师佐山道夫的个人攻击,指责他把冈野送进了监狱。报道介绍他如何生活“放荡”,还举其朋友的话加以证明。本来这篇报道会使人推测到那个“才华出众,富有修养”的枝村幸子实际上是个愚蠢的女人,但报道接连发起猛烈攻击,以至使读者没注意到这一点。
攻击还以美容界“权威”向佐山道夫“谈话”的形式进行。报道称,佐山的虚名都是由他那经商的才能投机钻营来的,他连美容的基本技术都没有,论实力,他不过是“学徒水平”。以前雇佣过往山的四谷村做美容室的村做夫妇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村做的妻子,张口就骂佐山道夫“没有人性”。
美容界一位权威称,往山其人是我们根本不屑一顾的冒牌暴发户,留着这样一个骗子,美容界会受到社会的误解,我正想早晚要收拾他呢!
攻击又转向警察署、检察厅、法院。对警察署和检察厅的批判特别强烈,不过有的读者感到,比起对警察署的攻击,似乎攻击检察厅的调子相当“温和”。
报道宣称,必须尽快救出等待二审的被告冈野,为此本刊打破新闻界的常规,揭露真正的罪犯,将其丑名公诸于天下;并且指出:“对佐山道夫,尚有材料能推断他还是另一起杀人案的真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