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1989年
1984年10月1日,伴随着隆隆的鼓乐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典在北京举行。50年代,每年5月1日和10月1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从东到西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沿用这一惯例,邓小平和他的亲密同事们,这天也在天安门检阅了游行群众。游行共进行了三个小时。游行队伍前面是各个不同兵种组成的男女方阵,最后是载有弹道导弹的卡车,中间是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队伍。队伍有大有小,人们大多都围绕在造型生动的彩车周围,徐徐地经过广场。由二百多人组成的军乐队奏响了国歌,紧接着是革命进行曲。广场上,一个由青年人组成的方阵里反复展示各种图案,由图案构造显示出当时的一些口号。游行结束时,成千上万只气球腾空而起。整个游行进程十分规范,有条不紊,远远超过50年代的情景。那天的北京,天空晴朗。整个队伍的秩序、色彩,与摄人心魄的声音相汇合的场面,深深地打动了国外观光者们的心,给人以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正在蒸蒸日上的印象。
像毛泽东当年一样,邓小平在游行开始前作了简短的讲话。随后,他打破了惯例,乘敞篷汽车驶出天安门,检阅正在广场上等待的受阅部队。邓小平身着便装,向每一个小方阵举手致意,部队中不断响起"首长好"的声音。刚度过八十岁生日才六个星期的邓小平,站在缓行的设有扶手的汽车上约十五分钟。他的精力和气魄,与后来发生在这里的许多事一样,令观光者终身难忘。
在讲话中,邓小平的语调充满了信心,或者说是必胜的信心。关于中国的情况,他讲道:三十五年前,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宣告:我们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三十五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本人似乎也更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在游行过程中,当一队大学生经过天安门时,他们突然打开了一条自制的标语,上面写着:"小平您好"四个大字。大学生们以这种朴素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们的感情和对邓的认可。这种事在毛泽东时代从来没有过。许多人通过这件事会想到,如果学生们满意的话,那么,从社会总体来看,不可能会存在不满情绪。
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盛况,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来讲,都是一个顶点。在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社会上便出现了明显的麻烦的预兆。一些老干部开始对经济改革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对作家、艺术家和出版社失去控制不满,再一次出现了学生游行。一系列的丑闻被公诸于世,说高级干部中有大量的腐败行为。经济改革的新阶段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过热现象。
对改革成果持否定态度的人批评说,不应该在农村废除国家统购制度,说由于统购制度的废除,使许多农户从粮食生产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他们坚决反对缩小计划经济的范围,并大胆地断言,社会主义需要把计划经济放在 陈云、薄一波、杨尚昆三个老干部同样获得了重要的职务。陈云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杨尚昆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所担任的这一职务是新设的,从而使赵紫阳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成为可能,这是邓小平坚持这祥做的。
根据政治局常委的建议,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虽然邓小平已离开了中央委员会,但作为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没有改变。早在1987年,中国官方一再向外国人表示,邓小平仍旧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一点在会后官方发表的邓小平简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1988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者精神污染再也不是人们所谈论的话题了。在党和政府秘密会议上以及一般社会大众所经常谈到的话题是通货膨胀。原料和消费品的价格仍在继续上涨。3月,国务院代总理李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报告中承认这个问题十分严重。他说,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物价上涨过多,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一定影响,部分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他指出,要继续坚持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同时也提到增加供给,抑制需求。他宣布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但他没有宣布当时通胀率是多少,不过,大家都很清楚,一些主要商品的通胀率已经超过了20%。
物价改革的结果,使得物价猛涨,人们纷纷抢购物品,以免价格上涨得太快,供应商则囤积商品,等放开价格后再卖高价。老百姓要买,供应商不卖,越是如此,情况越紧张。到1988年夏未,恐慌的采购成了上海和许多大城市生活的一个内容,银行开始出现挤兑存款的现象。
党和政府采取了两个步骤来解决出现的问题。8月,政治局决定,虽然价格继续实行放开,但政府财政和金融必须紧缩。9月,中央委员会将价格改革暂时冷却下来,而把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作为1989年至1990年的主要工作。邓小平在这些进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至今还不十分清楚。
1989年,发生在中国大城市的一场运动震撼着国内外。4月15日,一件预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一周后去世。他的去世,给人们制造了发泄自我情绪的机会,于是一场运动突然发生了。
4月15日晚,北京大学内学生们开始扎花园,校园的墙上或树上贴上了大字报。第二天晚上其他大学也被发动起来。4月17日,星期一,几百名学生离开校园走向天安门广场,将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
胡耀邦的葬礼在去世一周后举行。4月22日,大多数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在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葬礼,赵紫阳致悼词,悼词中高度地赞扬了胡耀邦的功绩,未提及他的任何缺点、错误以及导致他下台的原因。在大会堂外,聚集了近十万名学生,坐着或站着,每当参加葬礼的官员出现或离开的时候,他们就呼口号,不过其余时间则很安静。这些学生都是在前一天晚上排着整齐的队伍抵达广场的。他们从治丧办公室得到一份保证:只要他们在追悼大会进行期间留在广场内,就不会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未获准进入人民大会堂瞻仰胡的遗容。
邓小平可能花了好几天时间思考这次学生运动。4月25日,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便成了官方对学生运动态度的基础。当天晚上,李鹏、杨尚昆拜访了邓小平,并报告了前一天晚上政治局会议的精神。这次会议是在秘密的气氛下召开的,赵紫阳当时不在北京,正在对朝鲜进行访问,因此会议由李鹏主持。听了李鹏的汇报后,邓小平说他同意会议的决定,并继续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次运动不是一般的学生闹事,这是企图制造混乱,以此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社论中引用了一些邓小平的原话,并反复强调,如果允许一小撮人继续利用广大群众对胡耀邦逝世借题发挥,中国将陷入混乱,那么人民的利益将遭受损失。
但是政府没有料到,5月15日-18日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时情况恐怕会更糟。计划中的正常程序,包括在天安门举行欢迎仪式也被迫取消。戈尔巴乔夫不是在挂满彩旗繁华而和平的大街上驱车前进,而是在重兵的保护之下,穿过友好,但明显是官方失控的人群。广场上,戈尔巴乔夫的像代替了胡耀邦的肖像,一大群学生挥舞着旗帜,欢迎这一位改革的发起人,并且质问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哪里。后来邓小平两次与戈尔巴乔夫见面,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另一次在欢迎宴会上。对话进行得十分顺利。但双方一定对当时的混乱情况表示遗憾。邓一定为无法给戈尔巴乔夫提供更好的条件表示抱歉。但令邓小平特别难堪的应该是世界的新闻媒介的代表,包括数百名新闻记者和几十名摄影记者,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大会堂外的对政治表达不满的那支队伍,他们先是把镜头对准人民大会堂石梯,然后才是大会堂内,吸引记者们的是游行队伍的标语,而不是他与戈尔巴乔夫极具重大意义的握手。
5月上旬,运动在扩大,火药味更浓。学生们成立了一个正式的协会,开始印刷小报。5月13日在天安门开始进行绝食。5月19日晨4点,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会见游行绝食的学生。赵告诉学生,他来晚了,希望原谅。他离开天安门广场之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按官方文件的报道,他拒绝参加党政军干部大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李鹏宣布了戒严令。文件说赵紫阳把他与党的分歧公开化。
由李鹏签字的国务院命令颁发了,全城实施戒严。5月20日,宣布了三条禁令:禁止游行或聚众罢课;命令部队和其他安全部门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采用"任何有力的手段";禁止所有中外记者在没有官方许可条件下在军事管制地方进行拍照或采访。很清楚,党和政府准备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生在家长的劝说下离开了广场,另外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害怕这样下去会导致党内改革派遭受挫败,请求学生们离开,于是学生中出现了分歧。
6月3日-4日晚,大规模部队最后进入北京。
6月9日,邓小平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是自戈尔巴乔夫来京后第一次公开露面。电视新闻报道说,他在戒严部队指挥部向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戒严部队已经占领了首都的重要建筑和主要路口。
邓小平首先对那些在冲突中死去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对受伤的官兵们表示慰问,他提议在场的每个人起立为死难烈士默哀表示沉痛的哀悼。
在这次接见中,邓小平还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这是邓小平的新语调。他实际的思想是,好的领导总是能够预测政治困难,并能事先加以处理。
邓小平特别强调年轻士兵完成了他们之职责这一点。他说,他们没有忘记人民、党的教导和国家的利益,他们面对死亡毫不含糊。表现了军队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他同时又表示他敌视那些蔑视党的年轻人。他说:"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以后邓小平讲的全是有关政治和经济的战略问题。他好像在工作会议上给一群老百姓讲话,而不是面对一群严阵以待的军人。他回顾了1978年以来的中国政治史,他提出和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然后把问题引向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否正确的问题上来。他以极具预见性的口气肯定他说,这一战略一定要,而且也应该要坚持。
邓小平谈话的第二部分没有吸引外国人的注意,但这一部分谈话却表明他仍在使用敏锐的政治头脑思考问题,并且时刻提防可能会出现的两种危机,一是他的同事中有人可能会把学生运动归罪于改革政策;另一个是赵紫阳的失势,使这一战略容易受到他人的攻击。然而,邓小平的政治方法并没有改变,他仍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办法。但当时全世界人都不知道他的这一谈话竟暗含着这么多的玄机。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9-70页。
②同上书,第70页。
③同上书,第142页。
④同上书,第181页。
⑤同上书,第196页。
⑥同上书,第229页。
⑦同上书,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