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国家领导人_邓小平传

1981－1984年

80年代，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一致认定，邓小平是中国的领导人。然而，这个地位与他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他不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也不是政府首脑，更没有像刘少奇一样担任国家主席，他的地位来自他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源于他过去的经历、领导才能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作为一名决策者、发言人和设计师所取得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1958年至1966年间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只剩下了邓和陈云。那段时间（以及更早以前）陈一直是邓的上级。但陈没有邓在"文革"初期对抗陈伯达、康生及1975年对抗"四人帮"那种声望。他乐于避开众人的注意，在幕后施加他的影响，因而，一般老百姓对他没有太深的印象。在其他一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高层人物中，彭真、叶剑英、李先念是重要人物，但是他们都缺少邓那种威望和经验。另外，叶剑英比邓年长七岁。逮捕"四人帮"前，叶和李都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倘若他们知道后来要反对华，他们或许会改变当初的做法。

作为一名领导者，邓的风格与毛截然不同。毛总是与他的同事保持一定的距离，邓则和他们打成一片；毛善于掩饰自己，邓则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观点表述清楚；毛常处理抽象事物，邓则喜欢处理具体的事情，即便阐述一些原则问题时，亦是这祥。邓的领导风范已不仅仅是风格问题。他有远见且实干，他能够并且已经按照自己的思路设计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当一个问题出现时，他不是等待和观望，而是立即采取行动加以解决。他待人严厉但不残酷。政治局对华国锋作出结论后，他没有组织新闻媒体毁坏华的声誉，更没把他投入监狱；1987年初，他坚持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允许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另一方面，在处理曾在1976年那段黑暗的日子中帮助过他的高级领导干部问题时，邓也绝不心慈手软。

与毛和华不同，邓坚决抵制建立对他的个人崇拜，他的这一思想可追溯到1956年。他允许甚至可以说是鼓励国家出版社以文选的形式出版他的讲话；允许专业和省级出版社出版他另外一些讲话和有关他军事生涯的一些故事。但是，他不允许在公共场所悬挂他的画像或竖立他的雕像，不允许在任何文章或讲话中夸大他的作用。人们总是称他为"邓小平主席"或"邓小平同志"，而不是什么"英明领袖"（如华国锋）或"导师"和"舵手"（如毛泽东）。

作为一名决策者，邓有两个突出的长处：他目光远大；他规定，对所有计划与建议的可行性都要先进行试验。就前者来讲，他遵循的是列宁主义传统与中国政治的传统。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曾遵循毛的模式。30年代，毛主张党和军队要与国民党和日本人进行一场持久战。邓则更进一步。他所设定的一些政治和经济目标，有的他生前或许可以看到，有的可以肯定他这辈子根本看不到。例如，他很乐意把1997年定为香港回归中国的日期，把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中叶分别定为党和政府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日期。同多党制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相比，邓有条件把眼光放得很远。但是他不一定非要这么做，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并没有看得这样远。对可行性进行实验是与邓在反对华国锋时使用的口号"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一致的。坚持这两个口号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社会主义，而表明在邓的思想中，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是与繁荣富强相联系的（这是马克思的观点），他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这一繁荣富强。他不想让那些没有参与过社会与经济实践只是在办公室中勾画蓝图的人来实现他的计划，也正因为如此，一些非共产主义作家称他为实用主义者。

邓在国际上的威望来自于他所积极参与的外交活动。在这点上，他远远超过了毛泽东。1978年，也就是他对华国锋的态度由小心监视转变为公开挑战这一年，他频繁出国访问。冬天，他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朝鲜。1979年1月访美期间，他显示出了杰出的公关才能。在德州的赛马盛会上，他欣然戴上一顶大牛仔帽，给美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年底，他出访了日本，再次显示出一位微笑大使的风度。

之后，邓小平留在国内。但他花费大量时间接待外宾。会见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当然是他的份内事。但他还像以往一样热情接待那些已卸任的政治家，如尼克松、基辛格、希思等。在与来访者的交谈中，他总是引导他们谈一些与其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同时也会向他们透露两三件重要事情，这些事情通常比他在国内的公开谈话深入些。他的坦率与平易近人给大多数来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人则相当欣赏他的智慧。

在这些谈话中，邓反复强调三点。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经常提到中英谈判。他的谈话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他希望"一国两制"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1984年7月他对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方法"，第二，这一思路适用于香港和台湾，因为这两个地区人口不多，让它们继续保留资本主义不会影响中国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12月，在同撒切尔夫人会谈时，他重申了这一点：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是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是不行的。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件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社会主义。⑨第三，是关于爱国主义。1984年6月，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指出：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口。⑩

然而，有一点令人感到费解。中英会谈期间，中国代表强烈表示，香港方面不能组成一个单独的党派，也不同意所谓"三条腿的凳子"的说法。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香港问题是中国的权力。另外，港人的一些做法也令他们失望。一部分人对"收回香港"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持怀疑态度。但是，邓却注意到了三方面的利益。他在1984年10月同中央顾问委员的谈话中，在随后与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都提到了这个问题：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⑾

注释：

①1987年5月李先念同玛格丽特女王的谈话。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7页。

③同上书，第112页。

④同上书，第152－153页。

⑤1981年9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的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

⑥《白皮书·导言》，1984年9月26日。

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1页。

⑧《白皮书·导言》，1984年9月26日。

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3页。

⑩同上书，第61页。

⑾同上书，第101－1O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