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谋求跃进_邓小平传

1957－1965年

从1956年9月获得升职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整整十年间，邓小平一直是众多事件的核心人物。他所担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党的总书记——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职务，把他置于了这祥一个位置，这也是他的个性使然。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总是精神炮满地投入工作，发现问题，立即解决。他不是一个等待时机来临的人周恩来有时是这样；他也不像陈云那样，在自己的提议遭到批评或拒绝时就撤回。当他通过说服的方法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或断定说服不能奏效时，他就会先斩后奏，甚至是斩而不奏。"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除了批评邓小平的政治观点之外中，也严厉批评了他这种办事作风。

作为总书记，邓是共产党的行政长官同时通过党管辖着其他一切国家机构（不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主要是由毛泽东一个人来行使的）。邓运作的机构是书记处。书记处的成员一开始就配备得很强。到1958年5月，它的实力就更强了，当时，除邓本人和他的副手彭真之外，还有三位政治局委员加盟书记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接管了党内外其他一些机构的权力。在"大跃进期间，它从政府的最高机构国务院接管了制定和实施经济计划的主要职责，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能够组织动员群众运动，而国务院却不能；而且当国家需要采取应急行动以摆脱"大跃进"的不良影响时，它仍沿用了这一权限。后来，当毛越过除林彪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而擅自制定各种政策时，书记处作出了许多自己的决定。它接管了通常应该由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做的许多工作，因为这些机构只能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文件，而且只有在得到毛个人的认可之后才能发布。在彭真强有力的支持下，邓掌握了大部分权限与工作；毛后来批评说邓小平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王国"，并非言过其实。(原文如此——译注)

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政治一直笼罩在大混乱和"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之中，而毛泽东的意图原本是想让中国走上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在毛发动的历次大的运动中，"大跃进"是独一无二的。毛并没有打算让这场运动剥夺任何阶层的社会财产或地位，也没有打算通过这场运动来清党或整党。然而它造成的死亡和带来的灾难却比其他任何一场运动都要惨重。

"大跃进"是继1957年12月 "大跃进"在制度上的一个最大的创新是人民公社。1957年到1958年冬，农业生产合作社曾集中起来以便共同为大规模的修建运河、水坝和其他水利工程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人民公社就起源于此。集中导致了合并；合并导致了新一级行政机构的产生；这一级机构的产生使在此之前一直分散在合作社和地方政府部门之中的职责转到了它的身上。这时，那些在两年半前农业集体化运动期间的积极分子又立即开始行动——到1958年底，99％以上的农户都入了社。

公社一共存在了二十五年。在这段时间内，它们发生了几次实质性的变化。从公社最初的形式来看，其实只不过持续了不到三年，它们是毛喜欢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之所以最大限度地迎合毛的心意，与其说是因为他喜欢行政上地方分权，不如说他更喜欢这一级组织能够动员基层最广大的群众。公社的职权范围很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活动。这也迎合了毛不喜欢专业化的思想。公社倾向于组织集体生活和集体劳作，鼓励全体社员在公社食堂吃饭，鼓励妻子们在外出到田间干活时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公社通过各种活动和通过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平均分配社员收入。这也非常合毛的意，因为他把平均看成是消灭热心追逐个人利益行为的一个途径，也因为他坚信，这祥做还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开辟了道路。

"大跃进"是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发动起来的。同二十个月前召开的八大一次会议一样，这次会议也是由刘少奇作主要报告。他较早的报告是相当谨慎的；而现在他的这个报告是急躁和不现实的。在八大一次会议上，毛本人只讲了一次，而且十分简短。而在这次会议上，毛发言不少于五次，而且异常兴奋，也使他的听众们兴奋不已。他批评了斯大林对发展所持的冷漠的和官僚主义的态度，并宣称，全党目前的任务是"揭盖子，破除迷信（是指克服困难的可能性），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这次会议最后还通过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几千名代表信心十足地返回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坚信他们事业成败的关键要看他们以多么大的热情和有效手段使这条总路线付诸实施。

在随后的六个月中，全国七亿人民都处于极度的狂热之中。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先是人民公社成立了，紧接着就流传开了这祥一句话：共产主义已近在咫尺。在这股"共产风"之中，许多公社实行了免费供给制——社员吃饭不要钱，敞开肚子吃。为了响应毛在1958年1月发出的在近几年内农村要力争做到工业产值同农业产值相当的号召，公社新建或扩建了数以千计的小工厂和小作坊，并以重新改装或以自行设计的机器设备尽可能地来装配它们。最后，当农村出现钢铁短缺，无法供给这些工厂足够的钢铁时，公社便开始自己生产钢铁。(此处有误。大炼钢铁是为了追求钢铁产量——译注)

大炼钢铁运动是"大跃进"的最高xdx潮，到1958年底，中国农村地区已建起了数十万个小铁炉和小高炉。有些公社多达数十个。据估计，大约有六千万人参加了这场运动，他们或者到矿山开矿，或者去煤矿运煤，或者去操作小铁炉和小高炉。迫于上级领导的巨大压力，好多社员被迫拿出他们的水壶和铁锅，并拆下他们家里其他一切金属类的用具。然而，由于这场运动是在华北的秋收季节进行的，从而导致了农忙时节田间劳动力的短缺，结果，一些农作物没有来得及收割，荒在了田里。这祥做并没有炼出有用的钢铁；因为要炼出经久耐用的铁——至于钢就更不必说了——所必需的技术在农村并不具备，所以耗费数百万个小时生产出来的只不过是数百万吨毫无利用价值的废铁。

尽管如此，1958年的粮食产量仍达到了两亿吨，是中国历史上收成最好的年份。但是，毛和他的同事们根据各省关于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的报告，断定粮食产量还要更多。8月，党的农村工作部部长谭震林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粮食产量可能达到了三亿多吨，12月，中央委员会宣布，粮食产量已达三亿七千五百万吨，这个数字几乎是1957年的两倍。

在1958年末－1959年初的冬天，毛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觉察到了农村中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也觉察到了"大跃进"使生产出来的许多商品不能运送到消费者手中，或者毫无用处，因而他们开始调整他们前些时候推行的一些政策。在1959年2月和3月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本人批评了农民收入过于平均、许多公社无偿占有别人劳动和国家银行系统过早收回给公社的贷款等现象。他还请教了陈云，陈云早就想对发展战略作重大的改变，并且也表明了他的这一信念，即组织动员的手段并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陈云提出，1959年钢产量的目标应当从三千万吨降至一干三百万吨，并主张应当把国民经济看成"一盘棋"。他指出，鼓励地方或省在各类产品上都做到自给自足，那只能限制而不是扩大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虽然如此，毛和其他人并没有改变他们在1958年虚报丰收的情况下而采取的几个决定。最主要的一个决定是，规定在1958年巨大的粮良总产量的基础上，1959年国家的粮食总产量还应当提高；总的播种面积应该减少。而且在这些已经减少的播种面积中，种植谷物的土地面积的比例也应该相应地减少。正是这些决定使"大跃进"变成了一场灾难。到1958年底，农民已连续劳动了两个夏季和一个多冬季而没有得到过休息，肥沃的土地也因不合理地密植和深耕遭到大面积的毁坏。而这时应当做的是，减轻农民的负担，合理地利用土地，这两项毛都赞成，但这些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从现已公布的正式文献上，看不出邓在1958年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他的文选中没有收入他在这一时期的任何一篇讲话）。然而这些文献又充分表明，他是站在毛的一边的，他也赞成"大跃进"的方法。

然而，邓的调子并不完全与毛一样。他不使用毛（或刘）夸张式的语言，也很少说政治挂帅或重振意识形态和社会影响一类的话，而毛把它视为这次跃进的一个重要目标。他也对农村小铁炉和土高炉的效能表示怀疑。他在10月份视察农村期间曾经说，他们应当引进技术。在1958年底按照毛的指示召集的一个讨论劳动报酬和物质刺激问题的特别会议上，他明确表示反对免费供应。

1959年，邓的作用发生了变化。他成为周恩来和陈云的合作者，此时周和陈都致力于按照工农业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钢产量指标（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无法实现的高指标）。书记处举行了一次会议，听取有关公社的作用的报告之后，又召集了一次会议重新研究钢产量的指标。 1960年夏，在北京召开的工会会议和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党的代表大会上，中国人和俄国人发生了冲突。在布加勒斯特，赫鲁晓夫对毛本人进行攻击，称他为"极左分子"和"左倾修正主义分子"，并把他同斯大林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提并论，从而引起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的反击。这次交锋在 第三个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个涵盖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并由所有参加者一致同意并签署的宣言。用第一位研究中苏冲突并深刻剖析了这场冲突的西方学者唐纳德·赞格瑞尔教授的话来说，它实际上是俄国人的胜利④。它不但充满了所谓苏联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而且还是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只是由于从北京监督着这些活动的毛接受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少奇的建议，才使这篇宣(他和朝鲜的金日成是唯一两个没有出席会议的共产党领袖——译注)言得以顺利发表。当时摆在中国代表面前的有两种选择：妥协和破裂。然而，正如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刘在宣言上签名绝没有使毛改变他的以下观点或判断，即赫鲁晓夫和苏联国内外的其他许多人已经变质为"现代修正主义分子"。

1963年7月，邓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访莫斯科。他率领一个小型的党的代表团同以苏斯洛夫——意识形态方面的专家——为首的苏联党代表团就莫斯科宣言中包含的一切理论问题再次举行会谈，而且自从1960年前后重新开始会谈以来，在关于态度问题上，一方总是认为另一方的行为是十分恶劣的。中国人特别在两个问题上对俄国人表示了不满：后者在1961年至1962年冬天期间允许五万多人从新疆逃亡到苏联境内，以及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前后，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态度公开进行批评。至于俄国人，他们对中国人公然把他们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行为先是说成"冒险主义"，后来又说成是投降主义的说法，也极为愤懑。在会谈开始前，双方各自发表长篇的文件和声明，充分地和有针对性地陈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观点。这成为一个不祥的预兆。俄国人还明确表示，对于他们来说，同邓的代表团的会谈远没有同时在莫斯科同美国和英国进行的有关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重要（实际上，这个会议的主题本身就是向中国的挑衅）。虽然赫鲁晓夫亲自为邓和他的代表团举行了宴会，但那是在会谈举行了五天而任何一方都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之后。双方没有确定进一步会谈的日期。这就发出了破裂的信号，而且正如其结果所表明的，这标志着两党间长达二十六年的正式交往的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毛否决了邓起草的这份中国人在会议前公布的文件，也许其中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即使是有的话，也并不意味着毛已不再信任邓了。毛经常对其他人起草的文件感到不满，而且如果他对给他留下很好印象的邓的能力有什么怀疑的话，他就不可能派邓去同苏斯洛夫或者是同赫鲁晓夫本人较量。无论如何，在这次事件后，他曾表示，对邓的表现感到满意。更为不寻常的是，他亲自到机场迎接返回北京的邓，随后，他又指定邓担任一个写作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是为了准备写作关于这场论战的起因和经过的详细的、公开的报告而成立的。这个报告在1963年和1964年间分九个部分［简称"九评"］发表，而且颇具说服力。

在国内，从1961年到1965年，邓主要活跃在两个领域：制定经济恢复的计划，组织一场旨在处理在"大跃进"之后普遍存在于党内的腐败、缺乏纪律性和道德败坏等现象的运动。

恢复经济计划主要由四个人负责：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它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大跃进"在制度上的大部分创新措施，以年度计划代替五年计划，把投资重点从重工业转向轻工业和农业（从而实行毛泽东在1956年春提出的一条最重要的建议）。

邓对其主要内容，尤其是在农业和工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主要扮演的是协调者的角色，似乎是他在安排每一项经济和教育活动的政策文件，这些文件都由党的一位资深的党员监督起草；他还协调为检查各项政策而成立的三个委员会的工作。

到1961年底，这些人和这三个委员会制定出了八个重要的政策文件和几套法规草案。毛召集了一系列的工作会议来讨论这些文件和草案，它们基本上都得到顺利通过。有一种说法是，毛批评了邓在视察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公社后起草的一套文件。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反对作为总书记的邓为会议所作的"准备"。不管怎样，反正(一种说法是，在毛还没来得及讨论它们之前，邓便按照会议议程通过了一个或更多的文件——原注)毛对此非常气愤，且责问是哪个"皇帝"胆敢越过他的权力擅自作出这些安排的？然而，并没有让邓靠边站或让他作自我批评；毛一定对邓在短短几个月内领导几个特别机构制定了一套全面的长期规划所表现出的才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规划几乎废除了"大跃进"的所有政策。在农村，虽然公社作为一级单位仍然存在，但它们的绝大部分权力却被剥夺了。主要的经济单位成为生产队，约有三十个农户组成（而在最初的公社里平均约有四千个农户）。土地所有权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要负责其成员的管理工作，并负责付给他们报酬。以公社为基础的不受人们欢迎的收入上的平均化从此销声匿迹。个体农户又可以拥有一小片自留地。在一种已在全国的一部分地区十分普遍并以农业最终实现集体化道路为指南的政治体制之下，生产队可以同其成员就执行非农业的任务签订合约。到1965年，全国的粮食收成达一亿九干五百万吨，恢复到了发动"大跃进"前的1957年的水平。

在工业方面，放弃了毛在1960年所倡导的工业管理体制。薄一波起草了一个六十条的管理规划，邓把它变成了一个详细的法规，重新采用责任制和专门化管理，并重新确定了工资间的差别。削减了工业的投资比例，关闭了许多亏损的工厂。结果，数以百万的工人失业，他们离开城市到农村，或者是返回农村，大大减少政府供给城市的粮食的压力。工业进入不景气的状态比农业晚，最不景气的时候是1961年，但它的恢复却迅速得多。到1965年，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是1957年的两倍多，并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工业企业，由于石油产量的迅速提高，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因而企业规模迅速扩大。

邓本人有关发展的观点在1958年和1962年间也发生了变化。最迟在1959年10月，他盛赞群众运动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我们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切工作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有领导地展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把群众的智慧和意见集中起来，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看不见群众的……积极性……总认为，群众的觉悟不够，群众运动是靠不住的……认为，在革命中固然需要群众运动，但是在建设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⑤然而，1962年7月，他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第一步恢复粮食，第二步恢复经济作物，同时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大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⑥

这个变化导致在他和毛之间产生了隔阂，毛一直认为，除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不会获得最好的发展。而且从1958年起他就主张，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超出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的范围，扩展到了管理体制即吸收工人和农民参加管理，和奖赏制度即充分依靠非物质的刺激和平均分配报酬。在这两个问题上，邓同毛出现了分歧。

在重振党的士气问题上。邓也同毛的意见相左。他们都一致认为，一定要消除"大跃进"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后果。但他们在关于产生这种消极影响的原因以及解决它的方法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毛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许多党员严重缺乏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邓则认为，根源在于严重的政治和经济所带来的纪律涣散和士气低落。毛想通过让党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和接受农民的批评，来教育他们。邓则认为，只有在地方干部接受了由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的调查，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受到惩处之后，农民才能发挥这一作用。他还认为，乡以上的干部在成为改造者之前，首先要加强自身的改造。

1963年5月，在农村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是根据后来以《前十条》著称的一份文件的指示精神而发动起来的，《前十条》基本上反映了毛的观点。但很快就发现，地方党的干部并不愿意组建农民的组织来监督他们自己。因而书记处在9月间又发出了一个文件（《后十条》），把运动的重点从自下的改造转变为自上的改造。这时，毛似乎并没有抱怨什么。但他仍然把这场运动看成了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的必由之路，并热切地期待着农民组织将成为其主要机构的那一天的到来。

正在这时，刘少奇插手了。他的妻子王光美在天津附近的一个公社呆了五个月，刘本人也在河南的一个公社呆上了两周，他们两人都断定，大部分地方干部都已经腐化堕落，农民也好不了多少，所以绝不能依靠农民来纠正地方干部。刘因此便起草了第三个文件《后十条》修正草案，于1964年9月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教育可能产生的结果，文件持悲观的看法，因此文件要求从城市派出大批工作队，对地方干部的恶习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从而导致了对许多农村地区公社干部的详细调查，结果造成了对成千上万的干部的清洗。

《后十条》修正案仅实施了四个月的时间。经过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一场激烈的辩论后，毛坚决主张它们应当由另外一个文件即《二十三条》来取代。这就又回到了《前十条》，增加了几段措词严厉的论述，即这场运动应当被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它的对象是"公社……甚至省级机关和中央部门中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毛也因此发出了一个信号：他已经开始觉察出在他的同事当中出了修正主义分子和阶级敌人。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3页。

②《剑桥史》第15卷，第38－39页。

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④赞格瑞尔：《中苏论战》，第365页。

⑤鲍威尔和费尔班克：《共产主义的中国，1955－1959》，第599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3－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