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百花运动_邓小平传

1952－1957年

当邓小平被调到北京时，距他四十八岁生日还差一个月。此时，他的嘴角和额头上已爬上了皱纹，他看上去已不再年轻了。在此之前的五年间，他留起了短胡子，但在他离开四川时，他刮掉了胡子。可说来也怪，他当时还剃了个光头——这不由使中国人联想到蒋介石的一个习惯——这就是突出额头的坡度和下颚的棱角。他至少在北京呆了两年后，才又留起了头发。他身体很好，不过他在阅读长篇文章时要戴上眼镜。到50年代末，他的耳聋已相当严重，尤其是右耳，但他在北京的头一年，没有任何照片表明他那时已开始戴助听器。他生性率直，举止随便。即使到80年代，他在接见众多的外国来访者时，除非在一些非常正式的场合，否则他还是习惯先清一下喉咙，吐口痰。

邓小平的妻子卓琳＊，他们的五个孩子（大概还有），(1937年到延安后不久，她便把父母为她取的名字琼英改为卓琳。同邓结婚后，她放弃了她的"蒲"姓——原注)他的继母夏伯根同他一起，或是随后到北京的。他和家人住在中南海。中南海是紧靠紫禁城西边的一片湖边园林，也是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居住的地方。

毛泽东和他的家人所住的房子建在园中两湖之间的一块狭长地带上，这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现在没有人住，有时对中外游客开放。毛把其中最大的一间屋子作书房。据说，他经常是拿着一本书独自在这间屋子里吃饭①。从房子里的家具和窗帘可以断定，他和他的家人过着一种非常简朴、舒适的生活。离房子几百码远的地方是一群古色古香、装饰华丽的建筑群，党的办公地便设在里面。这所房子离政府的办公地也不太远，而且对酷爱游泳的毛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它离游泳池很近，这个游泳池是1933年建成的，在当时是供公众使用的。这所房子还紧靠瀛台，瀛台是中国苑囿和建筑的一个珍品。它还是皇太后慈禧幽禁光绪皇帝的地方。光绪帝一生中最后十二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所以，他很难再找到他的同僚和把人们召集起来了。

在党内，毛的权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随着他在内战前和内战期间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的胜利和1949年9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的权力日益加强。他达到了他权力的顶峰，而且绝对自信。他总是推掉一些日常的政治事务，以便留出时间准备有关大政方针问题的讲话和指示。但他也尽力发挥他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作用，发挥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作用。从下面这张他在1953年5月给刘少奇的短信中便可看出这一点，他写道："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②

即使是在这个时候，毛也不习惯于勉强同意他不喜欢的其他领导人所作出的决定。他总是愿意用他自己的命令来推翻其他人的决定。但他又并不像斯大林那样使他的同事们互相对立，或者损害他们当中那些他曾批评过或打倒国的人的名声。对于他来说，能够自主行事，就心满意足了。

除毛之外，1952年，书记处的成员还有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朱是一位老红军，他此时的地位显然没有他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那么高。而且，不管是此时还是后来，他在政治上都不活跃。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 邓在此论述了以下三个主要的政治观点：中国阶级关系的状况；党员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及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党的领袖的作用。他在一开始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正处在顺利地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是指这个社会仅有一个阶级存在，而不是阶级已全部消亡）。他在把党在1945年的状况同它在1956年的状况作了比较之后，指出：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状况完全不同了。我国的人民革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在1949年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国家统一。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⑨。

在后面的一段讲话中，他说：在 实际上，这其中的变化的过程至今仍是一个谜。在此之前，关于邓小平在这件事里扮演何种角色，最有把握的假设是，作为负责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小组的组长和报告人，他所做的仅仅是等待指示。

代表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一结束，新的中央委员会就召开了八届一中全会，选举它自己的领导人（一名主席、四名副主席和一名总书记）、新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总书记一职是重新恢复了党过去曾经设立过的一个职务，不过与过去相比，它的地位已发生了某些变化。在20年代和30年代，总书记一直是党的领袖，而现在只是党的一位主要成员。新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取代了过去的书记处，并完全取代了它的职责。

邓当选为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他因此便成为决策者以及党内主要负责政策实施的一位领导成员。作为总书记，他领导着一个由党内高级干部组成的机构——书记处。在政治局中，他的排名从 较年长的中国作家、艺术家或专家一定都不会忘记1957年，这一年发起了百花齐放的运动。对于全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场运动是以疑惑开始，在希望中度过，以失望告终的。

毛泽东本人是百花齐放运动的倡议者。他是想通过这场运动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把全国党外的知识分子变为党的热诚的拥护者。他坚信，党需要进行一次新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如果有非党人士参加将会达到更好的效果。他断定，防止中国出现像1956年席卷东欧那样的混乱的最好途径是，改变专政与民主之间的政治均势，并且偏向民主。先在理论上加以论证，然后再付诸行动，这已成了他的习惯。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详细阐述了著名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上存在着两类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同他们的敌人之间的矛盾；非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前者不能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后者能够而且应该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他为中国作出了一项可行性的决定，即党外人士可以批评党及党员的行为，知识分子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来写作和发表言论。他进而要求这两个阶层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下开始行动。但其结果是，限制了而不是放宽了这些范围，之所以如此，既不是由于毛不守信用（尽管他后来更愿意由他自己承担不守信用的罪名，不愿意承认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不是由于毛的同事们故意从中破坏（尽管他们当中有人曾竭力反对党接受党外批评的做法）。而是由于从5月初党刚一开始正式号召展开批评，不仅党员当中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而且在整个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大批判的浪潮迅猛发展的缘故。

刚开始，批评是温和的。但是，当党的统战部开始在政府部门中的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中召开了几次会议后，这种批评便变得激烈起来。当作家、艺术家和大学生开始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时，批评就变得更为激烈了。在北京大学，继承了长期政治运动传统的大学生们建起了"民主广场"和"民主墙"，并很快贴满了大字报。一些新闻记者报道了这些活动，结果，中国其他地方的学生也开始鸣放。一些学生只批评党对个别人（例如作家胡风，他在1955年被指责为反革命）和一些社会团体的做法。而另外一些人则指责党的领导层只讲政治原则和问题，认为整风并不能纠正它的恶习，因为这些恶习都是党本身所固有的。许多言论带有一股强烈的反苏倾向。党外人士总的来说大都比较谨慎，然而也有极少数人明确表示，他们认为党所说的"互相监督"同党员实际上对待党外人士的态度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批评——"鸣放"阶段持续了五周多的时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许多人的行动和言论表明，阶级斗争在中国并没有熄灭，并把"右派分子"说成是"滥用"整风运动，企图把历史推向倒退，是一伙攻击共产党、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在随后的六天内又连续发表了五篇社论。6月1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毛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并在配发的按语中指出，文章的作者对文章逐字进行了审阅并作了一些"订正和增删"。这篇文章包括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六条标准是后加上去的（一千八百多人听过毛在2月份所作的这篇讲话）：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它们是在毛的授意下公开发表的，这意味着一场反击即将开始了。

这场反击在一二天后便开始了，并很快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甚至波及到许多在鸣放期间或许是因为过于谨慎或缺少机会，而并没有发表任何言论的人身上，因为他们的出身可疑。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党以他们在其他时期违犯过党纪国活为甲，也被殃及了。最先落网的是许多小的非共产党的头面人物，其中有两个人被点名并被指责为反党阴谋的组织者。接着，这场运动便扩大到了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教授和学生身上。到初秋时节，工人、农民和省级党的干部都成了目标。一些组织还分配到了必须完成的名额。在政府机关，给那些预先内定好的受害者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迫使他们认罪和收回他们的言论，其中有许多人被检举者说成是立场不稳的人，接下来就是宣判，不过有时也会在几周甚至几个月后才宣判。对绝大多数人的判决都是异常严厉的，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被无限期地发配到国家偏远地区的国营农场。一些重刑犯都是党员。享誉全国的女作家丁玲，因与党的宣传部中负责文学艺术的副局长发生争吵，便被送到了远在东北的劳改农场；年轻作家王蒙，因为写了一篇有关组织部中的一个党支部的官僚主义和死板僵化的工章，便被发配到了新疆。后来邓提拔他当了文化部长。在后来的二十多年当中，他们都没能回过北京。

百花的齐放和凋谢给国家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消极的。它导致了人才的巨大浪费，以及持续四十多年的新文学艺术时代的结束。它使毛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一种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他对此的反应有两个：断言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决不能依靠他们；断定八大把中国的主要矛盾确定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完全错误的。而代之以主要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意味着，阶级斗争仍然要放在政治议程的首位。

无论是在毛准备发动他的"百花齐放"运动阶段。还是在反"右派"运动期间，邓小平和任何一个党的领导人一样，表现得非常积极。

在准备阶段，邓在各种各样的讲台上频频发表讲话。他的讲话表明，他是热心支持自由化的，只在"大民主"这个问题上同毛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一次党的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说，他赞成把大民主——自发的游行示威，甚至罢工——当作晋通群众表达他们希望党改变方法的一个途径。然而，邓则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1957年4月，他在西安向党的积极分子所作的一个报告中说：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⒁。

多年以后，他坦言，反右运动是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被"严重地扩大化了"⒂。但这是他当时所持的态度吗？目前所有的唯一证据也是间接的。他在1957年9月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全党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把反右斗争说成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即 注释：

①根据1986年春官方导游向作者所作的介绍。

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页。

③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5页。

④《毛译东选集》第五卷，第59页。

⑤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7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68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6页。

⑧同上书，第321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3－214页。

⑩同上书，第245－246页。

⑾同上书，第235页。

⑿《邓小平传略》第23页。

⒀弗朗兹：《邓小平》，第165页。

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3页。

⒂同上书，第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