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山中一兵_邓小平传

1935一1945年

1935年8月1日，当毛泽东和张国焘在四川的一个偏僻地方，正为会师后的军队到什么地方去创建新的根据地而争论时，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建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宣言。自从1934年夏秋设在上海的党的中继站被国民党军警发现后，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电台联系中断了。此时无论是毛还是张对这一事态的进展都一无所知。直到这年的11月底，也就是他们到达陕西的六周后，毛才从林彪的叔叔，从莫斯科派回寻找前方党的领导人并汇报远方事态进展情况的林育英那儿听说了这件事。对林育英来说，找到毛等人就像他通过蒙古沙漠一样幸运。张国焘知道这件事还要晚些，是毛通过他设在保安与中央联系的电台有选择地告诉他的。

王明之所以发表抗日宣言，是因为苏联对日采取了新政策。出于对日本陆海军扩张政策野心的担忧，斯大林确定苏联在远东的主要目标是阻止蒋介石的中国和日本建立反苏反共的联盟。这就要求苏联和中国建立更为密切的政治关系（外交关系是1932年建立的），同时要求中国停止内战。为了促使这两点成为可能，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放弃自1927年以来建立独立政府的要求、大大地修改其社会政策，停止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个人的攻击与辱骂。

毛泽东对中国奋起反抗日本的愿望比斯大林更为强烈。并且认为，唯有在全国统一战线的构架内才能更有效地对付日本人的进攻。他痛恨蒋介石和痛恨蒋的政策一样，因此想要寻求既能建立一个统一战线，但又不是以蒋作为这个战线的唯一领袖的方法。他选择的策略是，自下而上地建立统一战线。他再次提出了1933年l月中共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的宣言，即中共愿和一切武装力量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并要求国民党部队停止进攻苏区，给予他们"民主权利"和武装苏区民众。

毛行动迅速，1935年12月底在陕北的一个贫瘠的村庄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个政治决议，决议着重表明：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①

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党的一次会议上说，"日本侵略"改变了中国的阶级关系，现在使"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参加到反日斗争"中去成为可能。但他仍然把蒋介石视为敌人，把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和日本"征服中国"的政策联在一起。

这成了党的纲领。1936年，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向外宣传这一纲领。同时，毛和他的同僚们艰苦工作，为重建在长征中受到巨大损失的党和军队的力量而竭尽全力。他们采取了三个军事行动：巩固陕北根据地；和受蒋命令进攻陕北的东北军、西北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说服 邓的个头不高，大约在他前往法国留学时，就已经不再长高了。身高只有五英尺，他称这是因为他在那儿吃不饱的缘故。但更确切地说是因为遗传。他的父亲个头就不高，他孩子没有一个是高个头的。他还不到中年时就很粗壮，脖子虽短，肩却很宽，脸盘宽而方，坚毅的下颏和有一双上比大多数中国人更为深邃的眼睛。

和许多个头不高的人一样，邓动作敏捷，精力特别旺盛，身体也很好，除了在长征结束时患过一次伤寒外，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即使在广西和山西那些地方病流行的地区生活也从未生过病。在口些场合，他不像周恩来而像毛泽东那样烟瘾很大。但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抽烟给他带来什么副作用。

邓总是在迅速采取行动之前，作一番审慎的思考。而且只有在下级对某些决策拖着不办时，他才会公开表示不满。

邓天资聪明。在他后来多次谈到教育时，不止一次地对自己在十六岁时就中断学业表示遗憾。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与军事分析家。不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他的报告都很清楚、有条理。在《邓选》 1943年初，日军对根据地的压力开始减轻。共产党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向外发展，除了恢复老革命根据地之外，还开辟了新根据地，特别是在山东。邓在指导这一进程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1943年下半年，彭德怀、刘伯承和聂荣臻这三位华北根据地的高级指挥员奉命回延安，邓接替彭担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同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日常工作，指挥大约三十万正规军和许多地方部队。

1944年春，日军发动了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代号为"一号作战"的攻势。它主要有两个企图：打通贯穿(英语"Ichigo"是日语音译，有"一回合"等意思。中共中央党校李践为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译为"一号作战"。此处选择"一号作战"——译注)中国南北和西南的重要铁路交通线，以减轻日军对海上交通的依赖。美国这时对日军海上交通的攻击已经愈来愈频繁；占领西南的机场，因为美国飞虎队飞机对该机场的利用越来越多。4月，日军的攻势从河南开始，夏秋间又延续到湖南、广西。在美国陈纳德将军 毛在合法性和政治权力牢固之后，着手加强理论地位。在这个领域，此时他在党内的影响仍然很大，也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按照后来的情况，毛的最重要的一个分析是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阶段和共产党与社会的关系。毛把中国革命的前社会主义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至1918年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第二个阶段其社会待征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要求建立"包括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内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制度，他称第二个时期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并着手给其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下了恰如其分的定义。正是在这个框架内，后来制定了进一步的政策建议，特别是在1945年他建议成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和1949年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府。

在谈到党和社会的问题时，毛协调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他的这一理论框架的核心是群众路线，正如他所写的：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⑩

群众路线有两个根源：中国千年的传统和非中国的卢梭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传统。毛在综合这几种观点时强调党的作用，并使之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但是，他坚定地把群众观点看作是党在实际工作中制定政策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把民粹主义遵循的要素揉进到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之中。(根据原又译出——译注)

为了清除王明的观点在党内的影响，代之以自己的观点，1942年2月毛在延安发动了"整风运动"，这一运动在此后的两年中遍及各个根据地。他选择了三种特殊的思想方法和行为予以批评，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他的思想中，这第一、二个问题都有双重表现。例如主观主义就体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这次运动期间，主要批判了教条主义。运动正式结束时没有人被点名。直到1945年，王明、博古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被认定为教条主义。

整风运动是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1943年夏开始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口号下进行的，这和3O年代初期留苏派在各根据地进行的清洗是不同的。但是，冗长的会议常常陷于非常紧张和不愉快之中，被称为"斗争会"。1937年战争爆发后有几个文化人从上海和其他城市聚集延安。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在最后都承认犯有错误。但有一个作家写了讽刺杂文批评了延安的说教者，而遭逮捕。他被投进监狱，几年以后被秘密处死。对于他的死，康生要负责任。康生曾在苏联受过特种训练，和毛1939年结婚的第三任妻子江青熟识多年。在整风运动期间，当康生企图把党员在抢救运动中的缺点写进档案时，毛制止了。二十五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毛给予康生以很大的权利。自从1939年回延安后，邓小平直到1945年6月才再次回到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他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四十四名委员及三十三位候补委员中他排在第二十八位。或许因为他没有亲自参加七大，因而无法让与会代表深刻地了解他。因此中央委员会的这项排名，与他1943年以后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以及他随后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与毛对他才能的评价及与他的同伴相比，亦不相称。

注释：

①《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23日）。

②本杰明·扬著：《从革命到政治》第224页。

③《邓小平传略》第14页。

④同上书，第11页。

⑤同上书，第12页。

⑥《剑桥史》第13卷，第608页。

⑦肯培：《遵义会议与毛权力的进一步崛起》。

⑧同上书，第131页。

⑨《邓小平画册》第65页标题。

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