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在舞台上_领袖们

领导能力之见解

"只有伟人才能创造伟大的业绩，"戴高乐写道，"他们是伟大的，因为他们立志于伟大的建树。"

成功的领袖自己有坚强的意志，并且知道如何激发他人的热情。本书中的领袖们，高人一筹，都成功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历史。他们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不在于他们希望怎样，而是因为他们决心干一番事业。区分懂得权力的人和行使权力的人是极其重要的。希望是消极的，决心是积极的。追随者希望有所建树，领袖们决心创建业绩。正如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说，巨富之间有着差别，我发现大国的掌权人也各不相同。要赢得权力斗争，必须是特殊的人物。获胜之后，权力本身又进一步造成不同的局面。权力不属于街上的老实人，也不属于隔壁邻人。

我过去遇到的涉及当总统的问题中，最有见解的是关于权力的影响问题。最使人恼火的是千方百计地反复询问，"难道当总统不是很有趣的事吗？"

约翰·J·麦克洛伊告诉我，他曾与亨利·L·斯廷森交谈过。斯廷森差不多熟悉本世纪前半期的所有总统。麦克洛伊问斯廷森，就组织才能和尽职来看，谁是最好的总统。斯廷森略加思索后，出乎意外地回答说，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是最有能力最勤于职守的人。但是，塔夫脱的问题在于他不喜欢权力。麦克洛伊问道，谁喜欢权力呢？斯廷森回答说：两个罗斯福。

阿登纳、邱吉尔、戴高乐——他们也极其欣赏权力。把喜欢权利说成是一种"乐趣"，那是把问题贬低和庸俗化了。一个虽有失误但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的人，是最高明的，一个因小人物滥用权力而恼怒的人，会急于甚至渴望亲自掌管这些权力。看到别人误亭事他甚至肉体上也引起痛苦。一旦他掌了权力，他会更有兴味地行使权力。

享有权力，他还必须认识到难免犯错误并能承认错误，希望在较小的而不在大问题上犯错误。只有具备这两方面，既欣赏权力又不怕犯错误，才能有伟大的领导人所要求的大胆的行动。

一位领袖若不那样强烈地关心他必须处理的问题，以至"乐趣"之类变得无关紧要，他就不应该作领袖。他会无所作为甚至可能成为危险的人物。他应该另找时间娱乐，包括寻求"乐趣"，但是，他应该有所节制，把"娱乐"和工作严格分开。

他必须对自己的工作有冷静的、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估计，这一点既适用于实质性的工作，也适用于各种礼仪活动。

当人们把当总统（首相，或有实权的国王）想象为某种"乐趣"时，那他们可能是想到了笑容满面的领袖在欢呼的人群面前出现的场面，而忘记了要花多大气力才能组织群众和保证领袖能笑对摄影机。人们也许想到了表面的和仪式上的场面——礼服、身着制服的卫队、预示贵宾来临的号声、飞机、游艇、车队、旗帜，但这些并非为了取悦总统。象法官的法衣那样，它们规定着职衔，有助于履行职责。一定的权威甚至威仪是需要的。外国的国家元首，特别是那些小国的元首，需要一些有着崇敬的标志显示他受到欢迎的场面，这与其说是出自对他个人的尊敬，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代表国家。肃立在火热的太阳下，必须记住所有成员的名字，并确保礼仪中的每个细节都严格按计划进行，谁要把这些只看作是有趣的事，那他是从未参与过这些活动。这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决不是拿别人用过的自怜的语言把担任总统说成是一种体面的苦恼。我曾为当总统而奋斗，并为了保住这个职位斗争过。我喜欢这个职位象大多数领袖们一样，这种喜爱主要不是因为乐趣。

历史上有过一些暴君，他们为自己谋求权力。但是，大多数居于最高职位的人——毫无疑问，他们当中不少人称得上伟大的领袖——他们要求权力，只是要借助权力来干一番事业。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比别人更好地使用权力。

我这里提到的领袖没有一人是单一的。没有一人是纯洁的、不是具有复杂的动机的。没有一人要求权力只是为了个人地位显赫。尽管有些人，如苏加诺，过分放纵肉欲：一些人，如章晓夫，对他们的政策带来的痛苦过于麻木不仁。是除了为自己外，他们都有超出自我的目的。每一个人，不管正确与否，都相信自己是在致力于伟大的事业，都相信自己会在历史上留下更好的名声。

在讲到领袖时，我们通常用最高级的比喻。说他们攀上了顶峰、力挽狂澜、远见卓识。我们常把政府首脑之间的会谈称作最高级会议。 阿道夫·希特勒是二十世纪最蛊惑人心的政客。他鼓动唇舌，可以使人们入迷，煽动起数百万人的疯狂的仇恨、恐怖心理和爱国热情。如果戴高乐的目标与希特勒一样，他会干出同样的事吗？不，戴高乐的巨大力量，他的号召力，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基于他的道义上的权威；人们不能想像戴高乐会煽动暴徒去进行谋害，就象不能想象他会当众脱光衣服一样。他的成功是因为他的特点适合他的角色：把法国的最杰出的人物集结在一起。

有些伟大领袖竭力把人性隐藏起来，有的则加以炫耀，甚至夸大。在作风上，戴高乐和纵欲的林登·约翰逊有巨大的差别，戴高乐傲慢自大，约翰逊精力充沛，生气勃勃。然而，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他是有能力的，这部分是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每个人确实比他的一生还伟大。约翰逊，"疗法"是传奇式的，它既是夸张的，又是实实在在的。象乔治·华盛顿一样，戴高乐总是蜷伏在沉默寡言的茧中。被约翰逊试图说服的人发现，他自己陷入了林恰ぴ己惭的包围。

没有坚定的意志，或者没有强烈的自信，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重要的领袖人物。把自信隐藏起来，装作不存在，代之以外表的谦虚，这种作法最近时髦起来了。但是，我从未见过一个重要的领袖不是自我主义者。他们中有些人喜欢谦虚的气氛，但没有一个是谦逊的。谦逊是作姿态、装样子，正如麦克阿瑟的玉米轴烟斗是一种摆设、邱吉尔的高视阔步是一种姿态一样。一个人想要驾驭领导人必须对付的各种势力，那他必须相信自己，用领袖人物应有的方式来对待自己。他必须相信他的事业。不相信自己，就不能说服别人相信他。

1947年，法国的一位批评戴高乐的人对我说：霸谡问挛裰校衔?nbsp;帝有直通电话线，在做出各种决定时，全部要做的事仅是接通电话，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指令。"成功地以自己的意志影响历史的领袖们，有时是正确的，有时是错误的，但从不犹豫不决。他们相信自己的直觉。他们也集中别人的意见，但要按自己的判断行事。本书所涉及到的领袖们，有的会犯错误，但他们极其自信：如果是追求自己的梦想，按自己的直觉行事，那么，他们大部分时间内大致是对的。他们从来不怀疑他们是站在最高点：因为他们最适合自己的职务。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会让位于 在了解领袖人物的过程中，往往很难把虚假从真实中区分出来，原因在于政治领导的某些方面造成了假象。邱吉尔是这方面的大师。他经常是在当演员。对于戴高乐来说，神秘、荣誉、超然、受到喝彩都是治国的手段，用以促进法国的事业。

世袭君主经常对臣民控制感情，这不是个性问题：而是罗曼蒂克式的虚假。我们周围的电影明星、摇摆舞明星、现在电视中著名人士都是在虚假的服饰下，使群众神魂颤倒而纷纷购票的。

政客比演员或电影制片人更清楚、惹观众厌烦就会失去观众。因此，伟大的政治家很少是迟钝的，也不应是迟钝的。政治领导人不仅应启发人们的理智，而且应打动人们的感情。除非领导人能唤起人民一定的感情，否则最英明的路线也归于失败。

在枯燥的历史教科书里，我们找不到关于领导素质的论述。要找到它，我们必须注意人们的精神，看看支撑和驱使他的是什么，使他能够驱使和说服人的又是什么。我们在麦克阿瑟和邱吉尔身上看到了傲慢、自负、自相矛盾、老是摆架子，然而他们有着长远的历史眼光，既才华横溢、又富有洞察力；他们被驱使，也驱使别人：他们对自己命运的估计大都与他们对自己国家命运的看法连在一起。我们还应当留心有关传说。

传说经常是事实和虚构的巧妙结合，是为了欺诈，为了给人印象，为了鼓舞人，有时单纯是为了吸引人。但是传说是了解领导素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领导素质的某些方面，在所有领域内——商业、体育、艺术、学术界——是共同的。但是有些方面是政治进程中特有的，至少是更加突出的。

声望本身不是领导素质，杰出也不是。无需从事领导，在某一方面也能达到杰出的境界。作家、画家、或音乐家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艺术创作。发明家、化学家或数学家也可以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施展他们的才能。政治领袖必须激励追随者。伟大的思想可以改变历史，但是，只有鱿治按蟮牧斓际保枷氩庞?nbsp;力量。

同样，"伟大的"领袖并不一定是好人。阿道夫·希特勒激发起一个国家。约瑟夫·斯大林行使权力残酷而有成效。胡志明成了超越越南国境的千百万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好人和坏人同样可以被驱使、同样果断、同样老练、同样有说服力。

领导素质本身在道义上是中性的，它可以促成好事，也可以做坏事。

因此，伟大的领导人高于其他人，也不是因为他有美德。

其他人的美德多一些，但取得成功的较少。"好人最后成功"这句格言在政治上比在体育上更适用。伟大的领导人比二流人物高出一筹，他们更坚强、更足智多谋、判断更敏锐，这种敏锐性使他们不犯致命错误，并能看出和抓住那些一闪即逝的机会。

智力上才华横溢也不是领袖独有的特征。本书所论述的所有的主要领导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他们都有敏锐的分析能力，都是深刻的思想家。但是，他们思考得较具体，而不是更抽象，他们注重权衡后果而不是创立学说。教授一般是通过他自己的价值准则来观察世界，然后上升为理论。对一位领导人来说，理论可以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但决不能代替分析。

什么是成功的领导人应具备的基本品质？这是关于领导因素中最明显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当然，不会只有一种答案。

在不同的情况下要求不同的品质，但才智出众，敢作敢为、勤于职守、判断敏锐、献身伟大事业的精神以及某种魅力，肯定都是主要的品质。在历次政党竞选活动中，我经常说，我们必须做的是"在工作上，思想上以及斗争上"都能压倒反对派。伟大的领导人要有洞察力、深谋远虑、并愿去进行大胆而又深思熟虑的冒险，当然他也需要好运气。首要的是他必须果断、必须精细地、冷静地分析他的机会，然后断然采取行动，决不能象防程那样沉思无决断，因"思虑憔悴而无所事事"。他渴望行动，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长久以来，一直有这样一种荒诞的说法：一个人只要称职，他就一定会而且应该官运亨通。这未必如此，也不可能如此。"勉强上阵的候选人"，这种不真实的说法多半是在知识界人士中流行，也是阿德拉·史蒂文森吸引人的一种手法。如果你能给我找出一个勉强上阵的候选人，那我准能给你找出一个失败的候选人。一个不情愿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不可能承受选举运动所要求的那种紧张，他也不可能承担领导人应有的牺牲：无情的人身攻击、使人精疲力尽的节目安排、不公正的恶意的批评、难以忍受的讽刺漫画。除非一个人准备忍受这一切，并仍然热情不减地从事竟选，否则，即使选举获胜，他也不可能有坚强的毅力去克尽职守。

有一种必须具备的条件，人们往往忽略它。它使许多本来很有才华有可能成为领袖的人，没有获得最高职位。温斯顿·邱吉尔在描绘十九世纪英国一位有可能成为伟大领袖的人时，写道："他绝不摧眉折腰，决不祈求什么"。在美国，托马斯·伊·杜威和罗伯特·阿·塔夫脱，也许由于缺少这种品质，致使他们没能当上总统。1952年在纽约举行的一次政治性宴会上，我坐在杜威旁边，突然，一个有点醉意的客人拍着他的后背，以一种在杜威看来是过分亲呢的方式向他致意。杜威把他推到一边并问我："那头蠢驴是谁？"此人正是纽约州北部地区好几份较重要的小报的报主。1952年在新汉普夏的初选中，一个小姑娘向塔夫脱要求亲笔签名。塔夫脱拒绝了，态度生硬地解释说，他很乐意与人们握手，但如果他把时间都花在满足人们的签名要求上，那他永远也完不成竞选运动。不幸的是，这个插曲被电视台拍到了，并在美国千家万户的起居室中一再播放。尽管塔夫脱的逻辑是那样的无懈可击，但这个插曲在政治上的后果是毁灭性的。

领导人因为繁忙，因为自命不凡，由于对别人的打扰和分心恼火，并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这就可能会使他对他认为是劣等的人缺乏耐心。不能"容忍蠢人"会在三方面引起麻烦。 罗伯特·孟席斯曾对我谈过他怎样严格安排自己的一天：平时每天有半个小时，星期六和星期日一个小时用来读书，作为一种享受。这不是消遣，他阅读的是历史、文学和哲学。这种阅读可使他从各种报告、分析以及时事阅读的羁绊中挣脱出来，时事阅读对一个领导人来说既费时间、又劳心神。我自己虽然把一天安排得不太精确，但也坚持为这种阅读留出时间，甚至在危机时期也是这样。如果领导人要保持高瞻远瞩的能力，那他必须立足现在回溯过去。当危机最紧迫时，尤其需要这种回顾，因为这是最需要从过去看清未来的时候。在一些有志当政治领导的年青人间起他们该做些什么准备时，我从来劝他们去研究政治学。相反，我劝他们钻到历史、哲学、文学中去——去探求、去劳神费思，并开阔他们的眼界。通过阅历可以更好地了解政界或政府中的一些最出色的人和意外事件。但阅读的习惯、思考的训练、严密的分析方法、社会准则的结构以及哲学的基椽-这些是一位未来的领导人，在开始受教育时就要认真吸收并在生命的其他时间里继续下去的。

我的良师益友、已故的埃尔默·鲍勃斯特甚至在九十岁时还很机警，并有超人的记忆力。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记得这样清楚。他回答："我是惩罚我的记忆力"。他不作笔记，而是在过了一天之后强记谈话，强记所有细节。他也提醒我说，脑子就象一条大肌肉，越锻炼，越发达，不锻炼，它就要萎缩了。

我所认识的伟大领导人中，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酷爱读书。阅读不仅增强和启发智力，而且还开动和锻炼了头脑。今天那些坐在电视屏幕前昏昏然的青年，不可能成为明天的领导人。观看电视是被动的，阅读是主动的。

另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都是勤奋的人，是那种一天干十六小时的人。对一个领导人来说，很容易陷入工作时间过长这个最危险的陷阱。有人因此成功，但大多数人需要脱身，一阵，变换一下环境或改变一下节奏，以便在需要他们时仍然精力充沛处于最佳状态。杜鲁门去了西暗礁，艾森豪威尔到科罗拉多或乔治亚，肯尼迪去了哈尼斯港，约翰逊到了他的得克萨斯州的牧场。为此，他们都受到了抨击，但他们不应受这种抨击。一位领导人，重要的并不在于他在办公桌旁坐多长时间，或办公桌摆在什么地方，而是看他所作的重大决定是否完满。

如果一场高尔夫球游戏能使他精神愉快，那他应该撇开文件批阅工作，奔赴高尔夫球常一位领导人取得成功的幸运的因素中，机遇可能是最关键性的。

不同的文化产生了各种不同的领导人，不同的时代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领导人。很难设想迪斯雷利能在八十年代的美国赢得选举的胜利，就此而言，康拉德·阿登纳或乔治·华盛顿，也很难设想能取得成功。

有时，一个人假如早生或晚生几年，他也许会成为杰出的领导人，一位世界性的人物。我深信，乔治亚州的参议员理查德·罗素，要是在他的南方的籍贯尚不剥夺他的资格之前出现，他有可能成为迄今为止美国最杰出的总统之一。事实上，他是参议院里幕后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是林恰ぴ己惭返脑助人，经他个别指导和出主意约翰逊终于进入了白宫。在我担任参议员、副总统和总统期间，与其他参议员相比，我更重视罗素的意见。除在民权问题上，我们很少有分歧。在国内问题上，他是一个温和的保守派，在国防和外交政策问题上，他是一个强硬的有远见的实用主义者。

在另一些场合，罗素也做出了表率。他是在衣帽间里，委员会的会议室中，在私下会晤里进行指导的，他甚至很少在参议院议员席上发言，尽管当他发言时，整个参议院都洗耳恭听。

他运用得极为漂亮的并不是作实际决定的权力。而是影响；他运用这样的影响以致使它变为权力，就罗素而言，他的影响来源于其他参议员和总统对他怀有真诚的敬意，也来源于他的过细的准备工作、注重细节以及对参议院和参议员的广泛了解。

新世界的一个特点是事物以越来越加速的步伐变化着。一个国家在一个发展阶段需要一种统治着，下一个阶段可能又要求另一种统治者。这些阶段有可能接二连三地迅速到来。从领导人在历史上的影响来观察，及时下台有时可能与及时上台同样重要。

如果恩克鲁玛在加纳独立后把职权交给其他人，那他可能会作为一个英雄而光荣下台，现在也仍然是一个英雄。如果不是死亡缩短了纳赛尔的统治，那他的名声也许会比今天更大。

很有可能，戴高乐1946年退出政府是最明智的一着，这样，直到1958年召唤来临时，他在政治上仍然是无懈可击的。乔治·华盛顿知道什么时候该离职。他的拒绝竞选第三任总统确立了一个传统，一直延续到1940年，这个传统一度中断过，后来写进了宪法。林登·约翰逊1968年宣布退出竞选时，全国为之震惊。作为一个在以后四年中面临席卷全国的大风暴的人，我认为，不管约翰逊是如何憎恨退休，但在那时下台是幸运的。如果他继续执政的话，那将会遭到无情的抨击。

不同的制度需要各种不同的领导人，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制度。

美国在与世界的其他部分交往中一向存在一种错误趋向：以西方民主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政府，以西欧的标准来衡量各种文化。西方民主的发展和生根经历了好几个世纪，它的道路不是笔直的或是稳妥的。欧洲的自由的发展时断时续，一个时期向前发展了，另一个时期又被推了回来——三十年代西欧部分地区及近几年的东欧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在世界各国中，民主仍然是例外，不是普通现象、正如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尼·J·柯克帕特里克所指出的："实际情况是世界上的大多数政府，按我们的标准来衡量是坏政府。这些政府不是也从来不是民主的政府。民主在世界上一直是很罕见的。按我们的标准，大多数政府是腐败的"。我们必须从大多数独裁和极权统治的国家中学得更会识别事物。每个专制的统治者至少把他的一些反对者投入监狱，不管他是为剥削他的人民还是发展他的国家。但在为进行侵略而武装起来的人和竭力维护和平的人之间，在波尔波特的和伊朗国王的进步的家长式统治之间，存在着极其重要的差别。有些是好邻居，有些是坏邻居。有些人是宽厚的，有些人是恶毒的。这些差别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重大的。

我们不喜欢专制统治，但对许多国家来说，在现阶段简直没有别的切合实际的选择。如果明天早上民主就在沙特阿拉伯或埃及降临，其后果可能是灾难住的，如何来对待民主，这些国家根本没有任何准备。坚持把为我们服务过的体制强加在不发达国家身上，对它们将是毫无益处。明知根本是不可能的，还要坚持实行民主的形式，这是最坏的自以为是的虚伪。我们应该学会少管闲事。

在新世界所发生的所有变化中，其中之一将对未来的领导问题产生更为戏剧性的影响，这就是过去阻止妇女参政的各种障碍的拆除。至今很少有妇女进入最高领导层。英迪拉·甘地、戈尔达·梅厄以及玛格丽特·撒切尔是例外而不是普遍现象。但越来越多的妇女正在进入产生领导人的队伍。竞选最高行政职务的妇女候选人，还必须克服残存的旧说法：这些职位都是男人独占的。随着有更多的妇女上升起来，这种旧的说法将会消失。

如果在1952年允许妇女占据高职的思想就发展到今天这样，那么克莱尔·布思·卢斯可能是一个强有力的副总统候选人。她有头脑，有干劲，政治上敏锐，有判断力，她是美国第一个真正想在政界中一举成名的女人。她磨练出了一种在政治冲突中短兵相接的能力，并被认为是一个死硬的反共分子。

艾森豪威尔选中我，就是因为我也有这两种特有的品质。要是当时她被选中，那么本书就写不成了，而且她还会在重要的演出中出常在1952年，克莱尔·布思·卢斯就有远见。但我相信，在本世纪结束之前，我们可能会选举一位妇女担任副总统，甚至担任总统。

乍看起来，似乎令人感到惊奇，这个时期这么多伟大领导人的年纪都那么大，但细想一下，并不奇怪。许多人都经历了"在野"的时期。他们在那一段时期中所获得的洞察力和智慧，以及他们从"在野"局面杀回来时所积聚的力量，是他们日后令人敬佩的重要原因。邱吉尔、戴高乐和阿登纳都是在我们认为正常退休年龄后，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在战时，邱吉尔开始领导英国时，已六十六岁；戴高乐创建第五共和国时六十六岁，阿登纳执政，担任总理时七十三岁。戴高乐七十八岁时仍是总统，邱吉尔八十岁时还是首相，阿登纳八十七岁时仍然是总理。

二十世纪经历了一场医学革命，我们的寿命更长了，我们活得更健康了。但除此之外，鞭策伟大的领导人前进的那股干劲和耐力往往使他比那些平静地退休的人活得更长久。我们老了，因为我们听从自己老下去。因为认输、退缩、或安于懒散状态，我们变老了。那些邱吉尔、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临终时的守护人，仍然记得，即使在失去知觉后的长时间里，他们的躯体还是那么顽强地不愿屈服。伟大的领导遵从自己的规律，他们不是那种向岁月低头和屈从的人。

一位领导人有时必须团结他的人民，去从事艰难困苦的事业。正象邱吉尔在给英国人民带来"鲜血、穷苦、眼泪和汗水"时那样。更为经常的是，他必须赢得人们支持一种尚不深得人心的思想，或者战胜一股强大的知识分子赶时髦的潮流。

哲学家——神学家米歇尔·诺瓦克曾说过，今天"在这个有着迅速的普遍庞大的宣传工具的世界上，力量的平衡已经改变。

各种思想总是现实的一部分，在今天，它比现实的力量要大得多。那个靠提出思想和信条谋生的人构成的阶层，看来既不是自已非常迷恋于虚假突拿，又奇怪地披允许把这一切强加给不幸的个人"。领导人最艰苦的战斗往往不是反对其他政治运动的领导人，而是反对那些肤浅的、有破坏性的思想。这些思想充斥于广播，使最聪明的人丧失理智，使公开的讲话黯然失色。

今天，电视已改变了那种训练国家领导的方式，也使那些有希望被选为领导的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亚伯拉罕·林肯，他长相难看，嗓子很尖，是绝不会在电视里获得成功的。他演讲时，总爱穿插一些冗长而又不连贯的轶事，这种风格在电视中也不吃香。今天鼓励的是简洁生动单刀直入的讲话，而不是冗长的说教式的比喻。

电视大大缩短了公众注意的时间间隔，它也改变了人们观察事物和事件的方法。象一剂改变头脑的药一样（从实际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种药），它歪曲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短小精悍的戏剧性事件——不管是作为娱乐，作为"新闻"，或以调查的名义取悦人的部分杂志版式——都不是生活的镜子。它们是歪曲事物的镜子。实际生活中的事件很少有这样利落的开端、中间和结尾，也不这样明显区分好人和坏人。领导人花费几周时间挥汗作出的决定，到评论员手里，只消嘴巴一动，例行公事，二十多秒钟就完事了。

在电视时代，成名有了全新的天地。一位电视演员应邀就医学问题对参议院委员会提出意见，因为他曾在受人欢迎的每周节目中扮演过医生。另一位曾塑造过编辑形象的演员，曾被请到新闻学校作专题报告。事实和幻想之间的界线已混淆得难以辨认，公众却越来越接受这种似是而非的东西。

电视是家庭里的好莱坞。它是一个幻想之国。人们越是习惯于通过电视屏幕观看世界，他们心目中就越多地装满幻想世界的形象。

有人争辩说，电视最糟糕之处是它那种无孔不入的左翼偏见。另外的人又说，最糟糕的是它使大事件庸俗化，热中于暴露丑闻，它不愿或不能上演那些沉闷单调或错综复杂的节目，或从趣味出发从公开的问题中生发出新闻来。所有这一切都可悲地助长了电视对公众辩论的歪曲。

在电视时代，民主国家在同极权主义敌人的斗争中，能否生存下来，可能仍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电视硬把各种事件纳入家庭琐事连续剧的模式，在这样做的时候，它用如此巨大的感情力量、面对那么多观众，无非是为了使理性的辩论黯然失色。电视特别愿意扑捉诸如流血的士兵或者挨饿的孩子这类戏剧性的、富于感情的场面。人们经常要在各种不同的痛苦后果中作出艰难的选择。电视把人们的注意力牢牢地集中在一种后果上，这严重地歪曲了辩论，实际上是愚弄了选举。电视以连续剧的语言那样自信地播放伊朗的人质危机，以至人们最终接受以全国挂黄缎带来代替国策。电视对越南战争的一边倒的现象，或许是一个限制我们进行多种抉择的最重大因素，以至使这场战争延长了，并最终被输掉了。

除非电视加强责任心，较准确地反映现实，否则不管哪个人，只要他想在今后的年月中负责地进行领导，就会面临非常艰难的时刻。

然而，电视确实也给领导人提供了方便，这也许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在危机时刻。电视使领导人直接面向人民，在每个起居室中与他们见面，在不受新闻记者和评论员干扰的情况下，把他的问题向人民提出。他只能偶而这样做，在评论员接过话筒之前，那怕是几分钟，他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解释自己对形势的看法，说服人们接受必须采取的行动方针。如果电视掌握在能熟练应用它的人手里，那就可能成为一种强有力工具。总统在危机时露面，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戏剧性的场面，这种场面稳定了群众，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这时，他必须尽快使观众理解他的讲话，因为一般二十多分钟左右，听众就不大耐烦了。但他确实偶而有那样的机会。

宿命论和"大人物"对待历史的研究，实际上，可能各有可取之处而不是全部正确。

历史确实有它自己的势头。当执政的"领导人"只知道用沾湿的食指伸向空中试探风向时，历史将不顾他们，继续沿着自己的方向前进。但当对未来有明确的见解并有力量来支配国家的领导人掌权时，他们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这时历史犹如荒野中的一系列足迹，这些足迹表示一个人首先到了那里，并引导其他人也跟上来。伟大的领导人激发起激烈的争论。他们赢得了坚定的朋友，也树立了死敌。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来看待同一位领导人，各种看法相互矛盾，或千变万化，这都不值得大惊小怪。

领导人总是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他是一个担任公职的人，又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在几百万人前露面，也常同他依靠治理国家的少数人打交道。这一小部分人可能看到他作为普通的人的一面，也可能没有看到过；他必须经常尽力在每个细节上做得既对广大群众有说服力，也能为内部这一小部分人所佩服。在与各式各样的选民代表接触时，盟友和政敌可能看到他的不同方面。三个瞎子和一头象的比喻，应用在人们如何观察领导人的方式上是恰当的。每个瞎子都摸到象的一部分，并由此而作出推断。同样，每个批评家、每个评论员、每个政敌、每个盟友都只接触到领导人的一个方面，并据此作出自己的推断。

萨达特援引过一句阿拉伯格言，这句格言说：一个统治者如果是公正的，那他很自然地会遭到一半臣民的反对。所有领导人都有反对者，所有人都希望由历史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有些人的名声在离职后增大了，有些人的名声却减小了。在历史的定论中，有时巨人变成侏儒，有时曾被贬为微不足道的小人又成为伟人。哈里·杜鲁门1953年不担任总统时遭人蔑视，但今天，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气的领导人。

历史的最后定论并不是一下就作出的。它不仅要好几年，甚至要几十年或几代才会出现。领导人很少有生前就能听到这个定论的。赫伯特·胡佛是个例外。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位领导人受到过如此激烈的中伤。在朋友众叛亲离、敌人恶毒诽谤的处境中，他终于战胜了逆境。在他的暮年，他比那些低毁者的形象更高大。他的一生说明了戴高乐最喜爱的沙夫克里斯诗句中的一个真理："只有到了晚上，才能懂得白天多么光圆烂"。

本书中所有的领导人都有自己的成功和失败，有自己的力量和弱点，美德和恶习。我们只能猜测历史学家一个世纪后将如何评价他们各自的遗产。这部分地取决于谁赢得这场世界性的斗争，谁来编写历史。但是这些领导人并没有在战斗中退缩，他们进入了竞技常正如西奥多。罗斯福1910年在巴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的：批评家无关紧要，那些数落铁腕人物怎样犯错误、实干家应在哪些地方做得更好的人也不值得考虑。荣誉属于这样的人，他真正是在竞技场上，满脸汗水和血污，他勇敢地进行斗争；他犯过错误，一再失误：因为没有错误和缺点就谈不上艰难的尝试；但他真正竭力争取有成效；他了解巨大的热情，懂得伟大的献身精神，献身于一项正义的事业。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他知道最终胜利才是最大的成功；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失败，至少也是敢于正视的失败。因此，他的地位决不能与那些既不知道胜利也不懂得失败的冷优车人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