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周恩来-1_领袖们

中国式的革命家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周思来和蒋介石这三个人的历史。在打败了蒋介石军队之后，随着毛泽东对大陆的统治的巩固，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把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对抗描写成上帝和魔鬼之争。毛泽东把自己看作当代的秦始皇——两千年前 在正式的会议上，他轮廓清晰的面部的表情始终比较严峻；在听我讲话时，头总是侧向一边，同时两眼紧盯着我。亨利·基辛格曾经把周思来比作眼镜蛇：静静地蜷伏着，保持着出击的姿势，以便伺机猛扑过去。曾经用来描述查尔斯·帕纳尔这位十九世纪的爱尔兰伟大爱国者的警句，完全可以用到周恩来身上：他是重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

周恩来懂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所以在他听完翻译前，就已经知道我所说的意思了，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他偶尔还纠正翻译的译文，使之能够更精确地表达他的思想及各种差别细微的词义。他讲话时不用提纲，并且很少带他的助手参加讨论。他讲话很有逻辑，完全使人信服。为了加强话语的份量，他有时还降低声音，或点头以示强调。

周恩来身材瘦削，似乎显得有些虚弱。然而，他精力之充沛却超过他许多年轻的助手。由于肩负了大量的工作，他工作很长时间，总是起早睡晚，在他担任总理兼外长时尤其如此。

他经常利用清晨的零星时间会见外国来访看，谈话继续到日出，谈话结束时，精神却仍然星烁如初。

随着非正式的宴会和观光活动的增加，我们的互相了解加深了；周恩来的姿态也更加开朗，表情更加丰富了。他经常靠在椅背上，用富于表现力的手势来增强谈话效果。当要扩大谈话的范围，或是从中得出一般性结论时，他经常用手在面前一挥；在搁浅的争议有了结果时，他又会把两手放在一起，十指相对。在正式会谈中，他对一些俏皮话暗自发笑；在闲聊时，他又变得十分轻松自如了，有时对善意的玩笑还发出爽朗的笑声。他开怀大笑时，两眼闪射出快乐的光芒，脸上皱纹显露，显示出这是发自于内心的真正的喜悦。

在国宴上，周思来和我彼此都用茅台祝酒，而不用这种场合中常用的传统饮料香槟酒。茅台是一种烈性酒，用粮食酿成，含酒精高达五十度以上。曾经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由于茅台酒喝多了，饭后点香烟时，他爆炸了。在一次宴会上，周思来点燃了一根火柴，放在装有茅台酒的杯子上来证明它的可燃性，这杯酒果然不久就燃光了。

我们绕着宴会厅与五十多位高级官员碰杯，我注意到周恩来向每个客人祝酒时，只用嘴唇轻轻碰碰杯沿。当我和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时，都还拿着原来的那杯酒，坐下来休息。谈到酒量，周恩来对我说：在长征途中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一天喝了二十五杯酒，这使我非常惊讶。由于年龄的原因，他的酒量已被限制到二、三怀。我记得曾经读过一段书，说红军在长征途中曾经攻占了生产茅台酒的茅台村，把那里的酒都喝光了。

周恩来夹夹走江湖卖药的人常有的那种目光，对我说：长征中，茅台酒被看作是包治百病的"万应良药"。

我们谈话的内容涉及到政治、历史和哲学。所有这些周恩来都很在行，周恩来是一位由学者转变成了造反者的人，但从未失去学者敏锐的头脑和深刻的思想。然而，他的意识形态有时也会影响他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使他曲解他读过的历史。例如，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在提到法国革命战争中反抗殖民主义者的军队时，称它为"志愿军"。事实上，在当时的法国军队中，除了象拉法夷特（Lafayette）这样的少数人外，都是受过训练的职业军人，他们为了反对英国军队这一政治目的而战斗。

周恩来还对我说：林肯发动内战是为了解放奴隶；他之所以获胜，则是因为"人民"支持他。事实上，林肯这位历史上少见的伟人和中国人崇敬的人物之所以进行内战，并非为了解放奴隶，而是为了使南方回到合众国中来。他发表《解放奴隶宣言》是一个明智的策略。但它只是要解放在叛乱的州中的奴隶，而不是解放仍留在合众国中的边远各州的奴隶。林肯坚定不移地反对蓄奴，但他首先考虑的是拯救合众国。

虽然周恩来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家，但他安然居于古老的北京的金碧辉煌的宫殿之中，平静、优雅地在其中活动，象一位君主时代的圣哲一样。看见他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的人，谁也想不到他就是那场专门为了征服世界、改造文明和改变人性的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宫殿里的装饰，是中国过去受人尊重的标志。这些宫殿用豪华的中国风景画和金、银、玉石制成的古代艺术品装饰起来，这里丝毫没有北京街道上四处张贴的宣传标语的痕迹。

那里的艺术品和装饰品的精美程度，可以与周恩来的品格和他处理国家事务的完美技巧相比美。周恩来的敏捷机智大大超过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一位世界领袖，这是中国人独有的、特殊的品德，是多少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和中国文明的精华的结晶。在谈话中，周恩来仔细地分辨每个词语的不同含义及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在谈判中，他用迁回的办法，避开争议之点；在外交上，他有时善于通过似乎不重要的事情来传递重要的信息。

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中国领导人都极有兴致地向我提到：乒乓球队的交流为我们两国关系的突破揭开了序幕。他们似乎都很欣赏取得这一外交突破的成就的方法，就象欣赏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一样。例如，毛泽东说过：中国曾经坚持在改善关系前，应该解决所有的主要问题，这确实有点"官僚主义"。他说："后来，我看你做得对。于是我们就打起乒乓球来了。"

周恩来也具有另一种罕见的本领：他对琐事非常关注，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我们在北京的 周恩来的才智和吸引人的魅力，使许多人为之倾倒。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周恩来的这些品格与冷酷的政治活动家的品质是同时并存的。记者弗雷德·厄特利说，周恩来是一位"难于抗拒的……机智的、有魅力的、讲究策略的人"。西奥多·怀特承认，他"对周恩来的品德几乎没有任何怀疑，对周的判断也没有任何疑问"。一位在日本的中国记者说："应该说，他是我见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人物。"

另一些人见过这位无情的政治家和并朱为他的魅力所动的人，则把周恩来描绘成另一种类型的形象。五十年代担任过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沃尔特·罗伯逊曾经对我说，周恩来虽然很有风采，但他曾经亲手杀过人，然后又抽着香烟安然离去了。

四十年代曾经与周恩来打过交道的一位美国官员对我说："您把周的姓读成乔了。嗯，他对我来说，确实象一位姓乔的，丑怪的人。我曾经想过我们应该与他决裂。但忽然之间我又发现，我错了。对他没有用的东西，他是不会承认一是一、二是二的。"

国民党一位曾经参与谈判的高级官员也对我说过："最初，我完全相信他是正确的。因此认为谈判双方也许都应有所让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怀疑这个人了。他虽然可能是真诚的，但他也不会被他的政治偏见完全蒙住眼睛。后来我终于认识到，在他的话里没有丝毫道理。最后，我发现他的一切都是在演戏。他是一位我从未见过的了不起的演员。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使他的观众也跟着他笑，跟着他哭。但是这些纯粹是在演戏！"

当然，周恩来这两种不同的形象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他总是根据他的国家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来处理问题。他之所以讨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几乎也都是为了增进他的国家的利益。

但是，如果为了这些利益而要求他背弃信守，他可能也会无动于衷地离开同伴。在和我们的关系中，周恩来信守与我们的协议中的条文和精神。然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友谊，相反，他是为了他的国家的利益才与我们建立友谊的。

在延安就认识周恩来的西奥多·怀特许多年后写道，他过去对周恩来的信任是绝对的。他将周恩来的两种形象联系在一起，概括他说：周恩来"与本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出现的任何一个英明而又无情的人物一样，在行动时果敢而机智，象猫扑老鼠一样。他非常果断，能够凭自己的行动冲出一条道路。

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位具有高度热情的、和蔼而富有同情心的、彬彬有礼的人。"

周恩来把儒士的个人品德和列宁主义革命家的冷酷无情结合在一起。因此，他的个性特别适合于他所扮演的政治角色。

他象台金钢一样——融合在一起的台金比其中的任何一种金属都要坚韧。共产主义制度总是奖励善于施展诡计的人，同时毁灭进行妥协的志士。周恩来的政治天才，在于他能够成功地同时扮演斗士和调解人的角色。

一位新闻记者曾经问过周恩来：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您更多的是中国人还是共产主义者，周恩来回答："我更多的是中国人。"当然，周恩来的同事都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份人首先是共产党人，其次才是中国人。尽管周恩来信仰共产主义，俱使这一信仰极端化并不是他的天性。

周恩来出身于官僚家庭，这种背景也使他有别于他的同事。这个家庭植根于旧中国的为人处世之道，家族里的成员总是教育自己的孩子攻读古书，以便进身仕门，保持若干世纪以来在这个帝国的官僚机构中的社会地位。周恩来在青年时代便摒弃了旧社会的哲学信条，但他不可能完全摆脱旧社会在文化上给他留下的影响，他自己也从未想到要摆脱它。在一定程度上，他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过去的尊重，即尊重旧社会那些值得保留的东西。

周恩来不同于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他经常承认对自己的过去和家庭怀有负疚之心。1941年，国共两党为了重建抗日统一战线而进行谈判。休会期间，周恩来对一小群人讲了话。大家寂静无声，周恩来以动人心弦的话语表达了他的负疚之情。

他说，他希望打败日本人之后，能够回到他母亲的坟前扫墓，这使在场的中国心埃"抗日战争期间，周的父亲由于走投无路，只好写信向他当时业已出名的儿子要钱。周立即从他微薄的薪水中分出一部份钱，寄给他的父亲。1942年，他的父亲去世了。周按习俗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发了一则讣告。我猜想，此举一定会使他的同事感到疑虑，甚至吃惊。

在我们1972年的历史性会见的若干年之前，周恩来就告诉过一个记者：中美两国之间没有建立正常的关系，这是美国的过错。他说，任何一个美国人到中国来都是会受到欢迎的，但这必须对等。他接着说："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他又强调："这句话是孔子说的，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一位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把孔子的话当作权威加以引证，这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对周恩来而言，这又是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的。他自小受到的教育，使他具有孔子所说的"君子"或治理国家的上等人所应有的品德——聪明、自尊、文雅、和蔼、果断和坚毅。

这些品德使周恩来在处理政治关系时大得裨益，也有助于他和竞争者们和平共处达半个世纪之久。一度曾任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说，周恩来在党内派别之争中能屈能伸，而且是一个成功的调和者。这主要因为他是一个"圆滑的人"，"属于处世随和，会交朋友，不走极端，总能适应生存环境这一类人。"

他具有的这种儒家精神的美德，也使他赢得中国人民对他的永久的爱戴。他是唯一获得了"我们敬爱的领袖"这个称号的社会活动家。群众对他的热爱，在中国的政治上也变成了一股绝无仅有的力量。这在他逝世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的仪式上，江青这个极左分子无礼地拒绝向周恩来的遗体脱帽致敬。当电视转播这一镜头时，一群在电视机旁观看的广州居民喊了起来："揍死她！"

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周选定的副手邓小平热情洋溢地称赞这位已故总理。这一讲话后来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极左分子在一张大字报里要求毛泽东谴责这个讲话，并说："这个悼词必须撤消"。毛泽东当时虽然在政治上同情极左分子，但据说他这样回答："对周恩来的任何攻击，人民都是会反对的。周恩来的悼词不能改。人民不会同意改。"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周恩来对一些残酷的事件习以为常。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有一种固定的看法。它的拥护者们相信历史最终将导致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他们的任务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由于他们这么看待自己，所以回避了对所有道德问题的考虑。因为他们对于自己所犯的罪恶，都认为是难免的，是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

然而，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当他们之间有了分歧时，问题也跟之而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什么道德可言，也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有的只是暴力行动。在分歧中，双方不可能都是正确的。不管哪一方错误，它都是在"阻挡历史前进"。

罪行大的，往往招致杀身之祸。

周恩来在政策和政治问题上喜欢运用策略，而不是进行无情的压制。作为一位总理，他推行了广泛的经济改革，有些作对了，很多则是有害的，但都未引起任何社会动乱，不象他的政治对手们——他们以强迫的方式，经常进行过多过急的改革，反而招致社会的动荡。激进派要求在一千年内才能办到的事情在一个礼拜之内就要大功告成。周思来不顾他们的反对，始终如一地推动着循序渐进的现代化计划。

在中国政治上变幻无常的各种联盟中，周思来不动声色地行使着权力，而且收效颇大。他从未给他的同事们留下想要争得更大权力的印象。以得到毛泽东庇荫的强硬路线分子为核心的帮派形成以后，周思来虽然对这一伙人推行的新政策感到不是味儿，但他仍然能与他的对手们共事。在这种情况下，他韬晦以待，直至这个帮派陷于困境。这时，他的支持与否就变得举足轻重了。到了这个关键时刻，他会立即转而加入奉行更加温和的路线的对立派。

但是，如果有人将党内斗争升级到采用暴力，周恩来也会跟着干。在宣布美中恢复外交关系后不久发生的一个不幸事件就是例证。当时，曾经担任红军领导人的林彪调集力量反对最高领导一事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周恩来和他的同事们竭力制止他。林彪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失败已经定局，马上登上飞机，企图逃往国外。在我和周思来的会谈中，他告诉我，林彪的飞机当时向苏联飞去，但在中途失踪了。他补充道，此后再也找不到那架飞机。说完，他一笑了之。

中国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也许是周思来在当权的岁月里所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

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以后，毛泽东就一直担心国家的革命精神和活动会逐渐消退，青年人会变得意志消沉。他认为，只有在大动荡中，才能使中国保持它的革命原则。他号召中国青年与旧的制度进行斗争，声称："我们开始搞革命时，也只不过是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当时的统治者却是一些上了年纪、又有经验的人。他们比我们学问大，但我们掌握的真理比他们多。"

在那些年月里，许多青年人由于缺乏受教育的机会和没有钱而备受挫折。他们带着一种复仇的心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将成千上百的学校和工厂付之一炬。哲学家林语堂将"革命总是吞噬他们的孩子"这一陈词滥调颠倒过来，评论道："在中国，是孩子们在吞噬着革命。"

毛泽东的红卫兵含混不清的使命，就是要摧毁现有的政治秩序和官僚机构。作为总理的周思来正好居于这一机构的顶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xdx潮中，近五十万红卫兵包围了人民大会堂，实际上把周思来软禁起来。周思来凭着他那种一向镇静沉着的精神，与来包围他的人进行了长达三天两夜的马拉松式谈判，渲泄了他们的不满，平息了他们的火气，使人群终于逐渐散开了。

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归来后，对我说过：周思来在谈到文化革命时，几乎隐藏不住他内心的苦闷。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周思来是为了实现建立平等的社会这一远景而斗争的 在1961年苏共代表大会上，中苏分歧公开化了。当时赫鲁晓夫企图谴责阿尔巴尼亚，因为阿尔巴尼亚一直顽固地坚持走斯大林的道路，无视克里姆林宫的新路线。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观察员，反对章晓夫这样做。周思来可能已经意识到，如果持独立思想的阿尔巴尼亚今天受到谴责，中国明天也将受到谴责。

在那次会议中，章晓夫发动了对斯大林主义的全面谴责，以此回敬周恩来。周恩来却在这个时候向斯大林墓献了花圈，题签上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章晓夫又采取了一个别人都不敢采取的行动——暗中操纵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陵墓旁边移走的决议。于是周恩来退出了大会会场，中苏两国之间的分裂变得无可挽回了。几年之后，周思来说，"约翰·杜勒斯的阴魂正在克里姆止腔病！

由于中苏分裂，到了六十年代末期，中国发现自己已经处于孤立的地位，而且被敌对的强国所包围。我最后决定与北京作出和解的姿态之前，曾经尽量为周恩来设身处地地考虑过：当他环顾四周以后，一定会看清中国真正的和潜在的敌人是谁。

中国的东北方是日本。它对中国并未构成军事威胁，但日本的经济力量可能在将来成为对中国的可怕的潜在威胁。

南面是印度。自从中国派遣军队参加了一系列的边境冲突以后，周恩来对印度人只有蔑视而已。然而，他懂得，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个人口最多的大国，有了苏联的支持，它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威胁。

北边是苏联。它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在三十分钟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在中苏边境，苏联还驻有全部现代化的四十多个师，比十年前至少增加了三倍。

太平洋彼岸是美国。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周恩来把美国看成意识形态上的最大死敌。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也认识到：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所有的邻国中，美国是现在或将来都不想反对中国的唯一国家。更重要的是，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制止中国的北方死敌的国家。

上述格局为中美恢复邦交准备了条件。这并非由于这一方喜欢那一方的哲学，而是为了维持力量的微妙平衡——这对中美双方的利益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正因为如此，当周恩来获知我们希望重新打开两国关系的信号时，他就象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