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吉田茂-2_领袖们

吉田是一位与明治维新密切相关的上佐人的 吉田深深地爱他的妻子雪子。她是一位业余的诗歌作者，其作品曾受到日本评论家们的赞赏。她把日本的主题和外国的风貌结合在一起。毫无疑问，这些诗是根据她对吉田出使外国时他们住过的地方的回忆而写的。战争爆发前两个月，她去世了。在她病倒住院的三个月里，吉田每天都在她的身边。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的妻子每天也去探望她，并给她带去家里烧的汤。

吉日以后没有再结婚。有一次，当有人问他对续弦有何打算时，他简捷他说，"自从我的妻子去世后，我就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了。"

吉田夫人去世后，他家正式的女主人就是他的懂多种语言的女儿阿曾和子夫人了。有时，她被称作"宝座后面的掌权者"，尽管她蔑视这种提法。1953年我们访问日本前夕，曾经担任过罗斯福政府驻俄国和法国大使的威廉·布利特对我说，在他看来，阿曾和子夫人和蒋介石夫人一样，都居于国际舞台上的 吉田结束政治生涯大约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他又受到了新一代的尊敬。日本的政治家每当来拜访我时，经常对我说他们是如何钦佩他。不仅羡慕他的业绩，而且敬佩他的人品-他的勇气，他绝对的坦率，他在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前维护自己的信念和日本利益的智慧。正如戴高乐和邱吉尔仍然活在他们的人民的记忆里、特别是成为世世代代的青年人的榜样一样，吉田在日本又呈现出新的生命力。

1960年，在我竞选总统处于高xdx潮之际，退休在大矶的八十二岁的吉田再次被请出来为他的国家效劳。日本政府请他率领代表团到华盛顿参加庆祝日本第一个外交使团到美国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我们邀请他和阿曾夫人到我家作客。饭后，吉田送给我一件雕塑品。他说，这是请一位日本艺术家专为我制作的。由于当时我的头脑里净是自己竞选的事，当吉田用一种含蓄的方式说明这件作品的标题是"胜利"时，我竞未曾报以表示赞赏的微笑。

在那年十一月的大选以后，他又给我写来了一封非常有礼貌的短信，说大选的结果是"令人悲伤的"。他还说，希望我会再度返回"国内和国外的"领导岗位。那时我特别感谢他的短信，因为他这种友好的表示是在我被击败时发来的，这比我获胜时来得更有意义；况且此后他也没有必要再作出这种表示了。吉田执政之时，就已经成为一名顽强的、老练的政治家。

他的敌人把他斥为冷酷无情和自私的人。但我对他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在我处于逆境之时，事实向我表明，他是一位忠实的朋友。我对此是十分珍视的。

1964年的一次会议以后，我在大矶最后一次见到吉田。原定那年春天召开的这次会议，由于命运的两次不幸的捉弄而被推迟了。那年春天，我准备出访远东；吉田也邀请我到他家共进午餐。但在四月五日，即我将到达东京的前四天，麦克阿瑟去世了。吉田和阿曾夫人立即到美国参加他的葬礼。当我再次访问亚洲时，宴会重新安排在那年的十一月。

我们乘车行驶四十英里去大矶，交通比洛杉矶的高速公路还拥挤，使人神经极度紧张。这次旅行虽然有许多麻烦，不过述是很值得的。吉田穿着和服在门口迎接我。在我们以前的会见中，他总是穿着西服，还特别喜欢露出维多利亚式的高领。

第一次看到他穿着传统的日本服装，使我再次觉得明治维新的这种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东西方影响的混合体。我认识的所有日本领导人中，吉田似乎是最西方化、又最日本化的。后来我得悉，三十年代，麦克阿瑟在担任陆军参谋长时，有时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也穿着和服。

吉田的家宽敞舒适，但并不豪华，从那里可以看到富士山的壮丽景致。阿曾夫人再次担当我们的女主人，举止优雅。房间的装饰和陈设，反映了日本人通常有的、对协调和均衡的审美观。但就吉田家的情况而言，这又是东方事物与西方事物之间的均衡。西方的著作和日本的工艺品井排放在一起。吉田睡的是榻榻米而不是床，但在我们吃饭的平台上，用的却是西式的桌椅，而不是矮腿的日本式桌子。就连他招待我们的饭菜，也是日本菜和西式菜兼而有之。

在涉及到世界性的、内容广泛的交谈中，吉田追述起他与牧野伯爵的凡尔赛之行。在议论到我在1953年关于重整军备的讲话时，另一位客人弄错了日子。我还来不及说什么，吉田很快就纠正了他。我想，这个讲话给他的印象，一定比他当时流露出来的反应深刻得多。

他对戴高乐以及我对这位法国领导人的评价表示出特殊的兴趣。我告诉他，我不完全支持戴高乐的国际政策，特别是他在如何对待北约上的矛盾心理。我建议说，用特殊的、日本式的术语说，戴高乐在国际问题上"采取高姿态"的做法是可行的，因为他在国内获得了成功，很有声望。我接着说，就日本的经济力量而论，象戴高乐一样，日本政府在国际事务中也处于可以采取高姿态的地位，这为日本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较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国家提供了可能性。我明确地表示：我确信，"日本不会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巨人和军事上、政治上的侏儒"。就象他在1953年所作出的反应那样，他有礼貌而坚定地避开了我的建议。

回顾1964年我们内容广泛的谈话，其中最重要的话题还是中国。这是十一年前的1953年我在东京第一次见到他时就谈过的话题。在那一次，由于当外交官而成为"中国通"的吉田告诉我，他毕生研究中国文化，对它一直深为尊重。他相信，正如没有哪个侵略看曾经永久地征服过中国一样，共产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企图消除孔夫子多少世纪以来的影响的做法，最终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吉田说，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53年暂时的黯然失色了，但是，他们终究会胜过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

然而，吉田不同意当时流行的蒋介石仍然可能在中国大陆发挥作用的观点。吉田争辩道，虽然蒋介石本人是一位儒家学者，但他疏远了知识分子，这在政治上是无可挽回的致命之处。

在这一点上，吉田与裕仁天皇的观点不一致。我这次访问见到裕仁时，他依然坚决支持蒋介石。

吉田与中国在哲学方面几乎具有天生的亲缘关系。这使他相信，增加中国与亚洲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贸易，最终会使中国抛弃共产主义，支持自由事业。象艾森豪威尔一样，他热忱地相信，潜在的敌人之间的贸易会导致和平。他还认为，中国介入朝鲜，这是一种脱离常规的行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担心其边界可能受到威胁。他相信，中国人民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他们只会反抗侵略，不会发动侵略。

在美日和平条约提交美国参议院审议之前，吉田由于对北京持有上述的态度，使他向北京暗示，他想打开与大陆的关系。参加条约谈判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告诉吉田说，如果他承认中国，参议院就可能拒绝这个条约——因为当时中国正在朝鲜和美国人作战——首相于是放弃了这一想法。我1953年访问日本的任务之一，就是重申杜勒斯的警告。我当时预言，对于他任何可能作出的、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近的行动，美国都会作出强烈的否定的反应。吉田对我的预言没有表示不同意；但很明显，我没有动摇他对与北京重修旧好的意见的支持。如果他不是在1954年退休的话，日本很可能在五十年代就与中国重新建立关系了，而不必等到七十年代才这样做。

因此，在吉田1964年与我会见的议程中，中国问题仍占很重要的位置，这就不足为怪了。吉田和他的日本客人们对那年一月份法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事表示担忧，因为事前戴高乐并没有通知日本。吉田问我，美国是否也会这样做。当我说我不能替约翰逊政府回答这个问题时，前日本驻美国大使朝下幸一郎说，他在华盛顿有点令人伤心的经验：当美国官方宣布与日本有关的政策决定时，事先也不通知他。他预言，在将来某个时候，美国会不通知日本就直接与中国谈判。我有点未卜先知地回答——就象后来事实证明了的——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们在进行导致了1971年出人意料地宣布我将于翌年访问中国的消息的谈判时，讨论的情况不得不对日本及我们在全世界的其他朋友保密，因为任何泄露都会破坏这种刚刚开始的行动。当我宣布这一决定时，它在日本马上被称为"尼克松冲击波"。尽管人们常常认为，美国此次向中国打开大门是触发中日于1972年9月恢复邦交的火花，但实际上中国和日本多年以来就在进行贸易和非正式接触了。成群结队的日本人——包括政治家们——时常访问中国。因此，这两个国家建立官方的关系，与其说是尼克松冲击波造成的，毋宁说主要是吉田二十年之前就预见到的两国逐渐和解的必然结果。

吉田全神贯注地关心着政府的连续住等问题——有的工作可以由一位领导人着手进行，由另一位领导人完成它。我的拜会结束后，吉田陪我走向门口。在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吉田上述的想法显得更加清晰了。当时我对他说，我期望再见到他的那一天的到来。他笑着回答，"不，我想不会了。恐怕我太老了。但是你还很年轻（那时我五十一岁），你将来会走上领导岗位的。"

我见过的所有领导人中，吉田和赫伯特·胡佛一样，都是虽然年事日高、却越来越优雅大度的人。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虽然下野了，但由他选定的、现在仍然尊重他的意见的领导人继续推行着他的政策。因此，他的内心是安宁的。

他确信，自己去世以后，他的优良政绩仍然会传于后世。

吉田1967年死于大矶，时年八十九岁。正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的池田首相听到这个消息后，即刻飞回日本，来到大矶，当着众人在他的导师的遗体前痛哭。几天后，日本为吉田举行了战后的第一次国葬。

从政治意义上来说，麦克阿瑟生命的最后十一年却是白白地度过了。他的智力没有衰退。但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按理应该得到应用的智力并没有得到应用。

其原因之一是，派系斗争使他的名誉被玷污了。他1948年在日本工作期间，在共和党竟选总统候选人时插了进去，参加提名。但在第一次全国性无记名投票中，他仅得到了丢脸的十一票。他1951年从朝鲜回来后，又向议会发表演说，并在国内从这一头跑到那一头，开展反对杜鲁门的亚洲政策的活动。

在1952年的提名中，麦克阿瑟公开偏袒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不拥护艾森豪威尔。在六月的芝加哥大会上，他被选出来为大会的讲话定调子；我们这些站在艾森豪威尔一边的人，当时对他的讲话可能会在代表大会上为塔夫脱拉选票这一点甚为关切。这位将军本人甚至认为，代表们可能会转而投他的票，把他看作"黑马"候选人。

但是，这次讲话是令人诅丧的。讲话稿虽然已经写好并已发出，但由于某种原因，它就象林肯所说的，"完全没有成功"。的商业家和政治家们，都在谈论着他成为1952年共和党候选人的可能性。除了艾森豪威尔以外，所有的人都在这样谈论着。当问题提出来后，他却巧妙地把话题转到欧洲和大西洋的前途上。

1951年5月，他的伙伴、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弗兰克·卡尔森坚持要我在访问欧洲之行中去拜访艾森豪威尔。他确信这位将军打算参加竞选如果这样，他将要求我支持他。在巴黎的盟军司令部里，我看望了艾森豪威尔，谈了一个小时。他热情地向我表示欢迎，但没有谈论他自己，而是夸奖我在阿尔杰·希斯事件的调查中的公正态度，并请我就美国对北约的观点作出估计。他具有罕见的能力，能够使他的来宾们感到没有拘束，认为是他们自己做的好，而不是他本人。结果，大多数人象我一样，在离开艾森豪威尔以后，变成他的热心支持者。

让官职找上门来、而不是用其他方法去谋取职位的做法，增加了他竟选总统获胜的机会。相反，麦克阿瑟1948年在日本任上时，尽管公务繁忙，还处处表现出在谋求官职的姿态。在杜鲁门解除他的职务以后，他的行动又给人以更加强烈的、他亟想成为政界人物的印象。

这不等于说麦克阿瑟不会成为一位好总统。他对外交政策问题有很深刻的理解。在日本期间，他表明自己能够处理好国内问题，能够用一种明智的、公正的方式，全面地处理好从劳工关系到教育问题等方面的事务。但是，他也为通货的稳定、稳健派的压力和财政政策的连贯性等问题所困扰。事实上，他年龄越大，在经济上就越趋保守。我在艾森豪威尔和戴高乐的生涯中，发现也有类似的问题。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麦克阿瑟虽然再也不会担任公职了，但他还经常就预算的平衡、减税、恢复金本位制等问题教训我。

麦克阿瑟如果要当总统，主要问题可能是会出现如下的情况：他在行使政府权力方面所受到的各种约束，比他在部队当将军时或在日本担任占领军最高司令官时所受到的约束还要多，届时他将会发现，这是很难忍受的。另外，他一旦担任总统以后，又得处理伴随整个职务而来的、没完没了的日常琐事。

因此，麦克阿瑟在美国也象他在日本时一样。还需要有一位吉田式的人物，来把他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政策付诸实施。

麦克阿瑟忙于在一大堆政治问题上追赶形势。然而，他又是时势和军事形势变迁的牺牲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由于在法国战壕里的英雄业绩而成为美国步兵们心目中的英雄。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则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尽管有着同样的英勇的记录，却已经是一名"重新服役的超龄军官"了。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麦克阿瑟所代表的那些价值——勇敢、爱国主义、热爱自由——已经开始不合时宜了。它们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复苏，但在朝鲜战争和在越南遭到近乎致命的打击之后，又再次褪色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象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这样慈祥、谦逊和平易近人的将军们，就已显得更加符合于知识界、甚至美国大兵们的口味。总之，他们被当作本世纪的老百姓中的大人物。麦克阿瑟尽管有许多成就，包括在太平洋战争中运用他的战略拯救了数万名美国士兵的生命，但这些成就不可能掩盖他在人们心目中作为一个装腔作势的寡头政治家的形象。

他还想拨动美国公众的心弦，就象他从朝鲜回来时受到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一样。然而，公众很快就对他产生了恶感，选举了他的对手艾森豪威尔当总统——他们两人都凯觎这个职位。这是公众作出的一种选择一他们选择了一位代表团结和稳健路线的人，而没有选择一位曾经是吵吵嚷嚷的党徒和经常引起争议的人。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解放了菲津宾，重建了日本，又在仁川登陆和后来的日子里阻止共产党人控制南朝鲜。他作为一位引起激烈争议的人物回国，不久就从他的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究其原因，是几乎没人了解亚洲和麦克阿瑟本人，或是不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少有人懂得麦克阿瑟的命运就是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为此奋斗了二十年。

作为麦克阿瑟的钦佩者，我从来也没有完全弄明白象他这样一位具有如此巨大和不言而喻的成就的人，为何在美国知识界中却是如此不受欢迎。在麦克阿瑟的大部分生涯中，困扰着他的那些恶毒的攻击，可以部分地用布莱克勋爵为迪斯雷利撰写的古典传记的跋中的话语来解释。

布莱克勋爵指出：虽然迪斯雷利和格拉德斯通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却同样受到同代人激烈而不公正的批评。他写道，"事实确实是，他们两人虽然风格大不相同，但都是不平常的人，都是天才；同时，象大多数在议会民主制度下管理国家的、有才华的人一样，他们激起了很多人的嫌恶，为构成人类的大多数的庸碌之辈所不信任。"

如果麦克阿瑟隐退以后，到他从1935年起就一直居住的菲律宾或日本去，他的晚年可能就不会那么空虚了。日本人崇敬他。那些仍然记住他担任最高司令官的岁月的人们，也一直景仰他。1961年，他在菲律宾进行激动人心的旅行时获悉，菲律宾军队在每次集合检阅时，都要呼唤他的名字，并由一位军上接答："精神永存！"许多美国人赞扬麦克阿瑟对日本人袭击珍珠港进行复仇的行动。然而，不论是日本人、菲律宾人和南朝鲜人，都没有把他看作一位复仇者，而是把他看作解放者。他使日本人民从极权主义和对天皇的崇拜中获得自由：使菲律宾人民从日本人手中获得自由；使南朝鲜人民从共产党人手中获得自由。

在许多美国政治评论家看来，麦克阿瑟的存在似乎是时代的错误。但是，纵观他在亚洲的整个生涯，可以看到，他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在本世纪初期，他随他父亲去远东旅行后，就推测日本可能打算统治它的邻国。三十年代，他就日本对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日益增长的威胁提出了警告。他在日本的进步的改革，无论从广度或深度上，都超过了华盛顿坐办公室的官员们为美国占领日本所描绘的蓝图。在朝鲜，他知道共产党人不仅是为南朝鲜而战，而且是为了控制整个亚洲而战。

他关注的问题的分母，常常是日本。他既全神贯注于日本对远东的威胁，在战后又全神贯注于别国对日本的威胁。在他管辖日本的五年中，出现了两种表面上看来都自相矛盾的议论：第一，麦克阿瑟虽然精通于战争，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位献身于和平的人，第二，他使用了极端专制的手段，以完成把日本从极权主义的统治下永远解放出来的任务。

当然，第一种说法确实不是荒唐的。那种认为士兵们和将军们由于本性难移，使世界处于持久的交战状态的想法，从六十年代起，就只是哲学上的一点残片了。正如麦克阿瑟1962年在西点军校的极其动人的告别演讲中所说，"军人比其他一切人更期望和平，因为他们必须经历和忍受战争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和创伤。"

在美国历史上的和平时期里，没有人被授予绝对的权力。

为了防止滥用职权，民主国家里的政权被分散到社会的不同部门中去。然而，麦克阿瑟在日本时却拥有绝对的权力。自相矛盾的是，不可能用别的方法在日本建立起真正的民主。

一位时事评论员就占领日本问题写道，"麦克阿瑟是在控制。如果在日本采取暴力、专制和经济混乱的方式，一定会把它建设成为一个热爱和平的、民主的、繁荣昌盛的工业化国家。"这政治家是在有意识地开玩笑，但是他基本上还是说对了。日本人学得很快，不久就学会死记硬背地谈论民主的抽象原理。当然，要他们从心眼里相信民主，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二百五十年前，让·雅克·卢梭面对着如何建立公正的政治制度的棘手问题，写道：人们……是不会用抽象的观，点来管束自己的。除非迫使他们快乐，否则他们不会快乐；为了使他们热爱幸福，必须使他们感到幸福。这就是英雄施展才干的一种职责。……卢梭的观点是在一个新社会诞生的早期提出来的。它的价值必须由某些聪明的、具有远见的英雄自上而下地灌输下去。

就日本而言，麦克阿瑟就是使日本人感受到了自由、因之热爱自由的英雄。他和吉田一起，使日本人民珍视自由，并且因此而愿意维护自由。事实上，在现代政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象麦克阿瑟一样更近似于半神式的、被称为法典制定人的人了——即一个具有如此之高的政治远见和能够按照理想的模式独自重新创造社会的人。

象日本自己的明治维新派人士一样，麦克阿瑟运用他的特权地位，把彻底的政治改革引进到日本社会中。他废除了天皇那易被滥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明治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首先，他把裕仁巨大的、实际生活上的和精神上的权威全部转到自己肩上，然后，他又亲自把它最坚硬的核心砸碎，制定了新的宪法，进行了土地改革。接着。又逐步把权力移交给吉田这位日本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人物。十分重要的是，在日本被占领之前和之后，吉田能够缓和麦克阿瑟已经决定了的政策。他们这种独一无二的伙伴关系，产生了现代日本这个伟大的、自由的、象征着最美好的希望的国家。亚洲的其他国家，总有一天也会和日本一样，共同享受到民主、公正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