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隆维斯特看资料看到三更半夜，主显节①天很晚才起床。范耶尔的屋外停了一辆海蓝色新款沃尔沃。就在布隆维斯特伸手握住门把的同时，有个男人也正好开门出来，两人几乎撞在一起。那人似乎在赶时间。
“有什么事吗？”
“我找亨利·范耶尔。”布隆维斯特说。
那人眼睛一亮，随即面带微笑伸出手来。“你想必就是来帮亨利整理家族史的麦可·布隆维斯特，对吧？”
他们互相握了手。看来范耶尔已经开始散播布隆维斯特为何来此的“官方”说法了。那人相当肥胖——无疑是长坐办公室与会议室的结果——但布隆维斯特一眼就看出相似之处，他的脸和海莉十分相像。
“我是马丁·范耶尔，”那人说道。“欢迎来到赫德史塔。”
“谢谢。”
“前不久我在电视上看过你。”
“好像每个人都在电视上看过我。”
“温纳斯壮……在这屋里不太受欢迎。”
“亨利提起过。我还等着听后半段的故事。”
“他几天前跟我说聘请了你。”马丁笑着说：“他说你很可能是因为温纳斯壮才接下这份工作。”
布隆维斯特略一犹豫后决定说出实情。“那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老实说，我需要暂时离开斯德哥尔摩，而赫德史塔就在适当时机跳出来了。至少我是这么想。我无法假装那件官司没有发生过。而且无论如何，我都得入狱服刑。”
马丁点点头，表情忽然转为严肃。“你能上诉吗？”
“这么做一点好处也没有。”
马丁瞄一眼手表。
“我今晚得到斯德哥尔摩，所以非快点走不行。我过几天就回来，到时候再请你过来吃饭。我真的很想听听那场官司究竟是怎么回事。亨利在楼上，你就进去吧。”
范耶尔坐在工作室的沙发上，茶几上摆了《赫德史塔快报》《工商日报》《瑞典日报》和两份全国性的晚报。
“我在外头遇见马丁了。”
“他正赶着去拯救帝国。”范耶尔说：“要咖啡吗？”
“好的，谢谢。”布隆维斯特坐下来，一面狐疑范耶尔似乎很开心。
“报上提到你了。”
范耶尔将其中一份晚报推过来，翻开那一页的标题是“媒体短路”。执笔的是一名专栏作家，曾任职于《财经杂志》，一向以幸灾乐祸地嘲笑每个热衷于某议题或是惹祸上身者而闻名。女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和环保斗士，一个也跑不了。这位作家似乎并没有自己拥护的单一信念。如今在温纳斯壮案结束几个星期后，他开始向布隆维斯特开炮，将他形容成一个大白痴，而爱莉卡则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媒体花瓶。
有谣言传闻：尽管《千禧年》的总编辑是个穿迷你裙、会在电视上闹别扭的女权主义者，杂志社却已濒临瓦解。几年来，该杂志的存续全仰赖编辑们成功营销的形象——年轻记者采取调查式的报道，揭露商界丑闻。这套宣传伎俩对于信仰无政府主义、一心想听到这类讯息的年轻人或许有效，上了地方法院却靠不住。小侦探布隆维斯特最近已经体会到了。
布隆维斯特打开手机，看爱莉卡有没有来电。没有留言。范耶尔一言不发地等着。布隆维斯特察觉到老人是想让他打破沉默。
“他是个笨蛋。”布隆维斯特说。
范耶尔笑了，却又说：“也许吧，但他却没有被法院判刑。”
“没错，而且永远不会。他从未说过什么有创意的话，老是搭着顺风车，然后用最苛刻又不至于惹祸上身的言词对人落井下石。”
“这些年来我树立了不少敌人。要说真正学到什么教训，就是绝不打必败无疑的仗。不过，也绝不能让任何侮辱你的人逍遥自在。等待时机，等你有力量的时候加以反击——即使你已无须反击也一样。”
“谢谢你分享你的智慧，亨利。现在我想听你谈谈你的家族。”他将录音机放在两人中间的桌上，按下录音键。
“你想知道什么？”
“我已经看过 该家族包括所有四等亲与六等亲的孩子在内共约上百人，由于人数实在太多，他不得不在电脑里建立一个数据库。他使用的是NotePad程序，这是两名皇家技术学院成员所发明的极富价值的产品之一，只需付一小笔费用便能在网络上使用的共享软件。对于进行调查工作的记者而言，很少有这么好用的程序。每个家庭成员在数据库中都有自己的档案。
他们的族谱可追溯到十六世纪初，当时的姓氏为范耶尔萨。据范耶尔说，这个名字可能源自于荷兰姓氏范·赫尔史塔；若真是如此，族系便可追溯到更久远的十二世纪。
在近代时期，该家族来自法国北部，于十九世纪初随着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国王来到瑞典。亚历山大·范耶尔萨是名士兵，本身并不认识国王，但因带领驻军表现杰出而扬名。一八一八年，他受封赏获得海泽比地产。范耶尔萨自己也有钱，在诺兰买下了大片林地。他的儿子亚德利安出生于法国，但应父亲要求脱离了巴黎的沙龙生活，远走诺兰这个偏远地区的海泽比，负责管理这块产业。他开始利用从欧洲引进的新方法从事农林业，建立了纸浆厂与纸厂，赫德史塔便在工厂周围发展成形。
亚历山大的孙子名叫亨利，他将姓氏缩短为范耶尔，开展对俄贸易，并创立一支小小的商船队，于十九世纪中叶来往于波罗的海诸国、德国与钢铁业发达的英国。老亨利多方发展家族事业，打造出规模不算太大的矿产业，以及几家诺兰地区最早的金属业公司。他有两个儿子，毕耶与戈弗里，范耶尔宗族的雄厚财力便是由他二人打下基础。
“你了解旧有的继承法吗？”范耶尔曾如是问。
“不了解。”
“我也不太清楚。据家族传说，毕耶和戈弗里争得你死我活——他们在家族事业中争权夺利，已经成了传奇。在许多方面，权力斗争威胁到公司的存续，因此就在临终前，他们的父亲决定建立一个制度，让家庭所有成员都能继承到一部分事业——也就是股份。他确实用心良苦，然而最后却导致无法从外面引进有能力的人才与可能的合伙人，反而使得整个董事会全都是家族成员。”
“到今天仍是如此？”
“一点也没错。如果有家族成员想卖掉股份，也只能卖给自己人。
现在，每年的股东会上有百分之五十的家族成员。马丁持有的股份超过百分之十，我卖了一部分给马丁和其他人后还有百分之五。我哥哥哈洛德持有百分之七，但出席股东会的人多半只持有百分之一或百分之零点五。”
“好像中古世纪一样。”
“很荒谬。也就是说，假如今天马丁想施行某种政策，就得耗费时间去游说，以便争取至少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东支持。这是结盟、派系与阴谋的拼凑结果。”
范耶尔继续讲述历史：
“戈弗里于一九○一年去世，没有子嗣。不，很抱歉，他其实有四个女儿，但在当时，女人并不算数。她们也有股份，但获利的却是家中的男性。一直到二十世纪后女人有了投票权，她们才得以参加股东会。”
“非常开放。”
“不必语带讥讽，当时时代不同。总之……戈弗里的兄弟毕耶有三个儿子：约翰、弗德烈和耶迪恩，全都生于十九世纪末。耶迪恩可以略去不提；他卖掉自己的股份移民到美洲去了。那里至今仍有一个家族支系。不过约翰与弗德烈让公司成了现代化的范耶尔企业。”
范耶尔拿出一本相簿，一面说一面指相片给布隆维斯特看。一九○○年代初的相片中，有两个下巴坚毅、头发梳得油亮的男子，毫无笑意地瞪视着镜头。
“约翰是家族里的天才。他受过工程师训练，有几项新发明取得专利，致力于发展制造业。钢铁成了公司的根基，但业务仍扩展到其他领域，如纺织等等。约翰死于一九五六年，有三个女儿：苏菲亚、梅莉与英格莉，她们是 战后，葛雷格当上中学教师，后来还成为赫德史塔预备学校校长。范耶尔以为他在战后已不属于任何党派，并放弃了纳粹主义。葛雷格在一九七四年死后，范耶尔翻阅他的信件，才知道哥哥在五十年代加入了在政界没有影响力却怪异至极的秘密团体北欧民族党，而且直到死前都还是党员。
引述，亨利·范耶尔，卡带二，○四一六七：
所以说，我的三个哥哥都是政治疯子。在其他方面又有多病态呢？
在范耶尔眼中，多病的古斯塔夫是唯一值得给予几分认同的哥哥，他在一九五五年因肺病去世。古斯塔夫一向不热衷政治，而且似乎略带有厌世的艺术家气质，对于生意或到范耶尔公司工作毫无兴趣。
布隆维斯特问范耶尔：“现在只剩你和哈洛德了。他为什么要搬回海泽比？”
“他一九七九年就搬回家了。那栋房子是他的。”
“和你痛恨的兄弟住得这么近，感觉想必很怪。”
“我并不恨我哥哥。若真要说的话，我可能是同情他。他根本是个白痴，而且是他对我有恨。”
“他恨你？”
“正是。我想这是他回来的原因，那么他就能在有生之年离我很近地恨我了。”
“他为什么恨你？”
“因为我结婚了。”
“我想这点你得作个解释。”
最初，范耶尔与哥哥们失去了联系。所有兄弟当中只有他显露出做生意的天赋，他是父亲最后的希望。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因此避开了乌普萨拉，转而到斯德哥尔摩念经济学。满十八岁后，每次休假与暑假期间他都会到范耶尔企业的某个办公室工作，或是与集团中某家公司的管理阶层一起工作。他逐渐熟悉了家族事业中所有复杂纠葛的关系。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日，当时正值全面开战，范耶尔被派到德国，前往范耶尔企业位于汉堡的分公司视察六星期。当年他才二十一岁，便由范耶尔企业的德国代理人，一个名叫荷曼·罗巴哈的公司老臣，负责陪伴指引他。
“我不会拿所有细节向你疲劳轰炸，不过我去的时候，希特勒与斯大林仍是好友，因此还没有东战线。所有人仍相信希特勒所向无敌。
当时有一种……既乐观又绝望的感觉，这样说应该没错。五十多年后，那种心情仍难以用言语形容。你别误会，我不是纳粹，而在我看来，希特勒就像轻歌剧里的荒谬角色。但在当时，汉堡的平民百姓无不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你几乎无法不受影响。尽管战争愈来愈接近，我在汉堡时也经历过几次空袭，但民众似乎认为那只是暂时的动乱，不久和平便将降临，希特勒也将建立他的‘新欧洲’。大家宁可相信希特勒是神。文宣中似乎有这样的意味。”
范耶尔打开众多相簿之一。
“这就是罗巴哈。他于一九四四年失踪，可能是在某次空袭中被炸死了，我们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我在汉堡那几星期，和他渐渐熟络。我和他与他的家人住在汉堡一处高级住宅区的豪华公寓里，每天都待在一起。他和我一样不是纳粹，但为了方便起见入了党。他的党证为范耶尔企业开启大门、制造生意机会，而做生意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为他们的火车制造货车厢——我一直在想，不知道我们的车厢有没有去过波兰。我们出售布料让他们做制服，出售真空管让他们做无线电接收机——不过老实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商品的真正用途。罗巴哈知道如何争取合约，他这个人很有趣、性情又好。完美的纳粹人。后来我慢慢发现他也有一个拼命想隐瞒的秘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一早，罗巴哈来敲我的房门。我的房间与他妻子的卧室相邻，他以手势示意我静静地穿好衣服跟他走。我们下楼后，坐在吸烟室里。罗巴哈整夜没睡，一直在听收音机，我这才察觉事态严重。‘红胡子行动’已经展开，德国在仲夏节前夕侵略了苏联。”范耶尔无力地摆摆手。“罗巴哈取出两只杯子，替我们俩各倒一大杯烈酒。他显然受到震撼。当我问他这代表什么时，他有先见之明地回答说，这代表德国和纳粹完了。我只是半信半疑——毕竟希特勒看似无人能敌——但罗巴哈和我为德国的衰败干了一杯。然后他便将注意力转向现实面。”
布隆维斯特点点头，表示他还在听着。
“首先，他无法联络我父亲征求指示，但他主动决定缩短我访德的行程，送我回家。其次，他请我帮他一个忙。”
范耶尔指着一幅泛黄的画像，画中有个露出四分之三侧面的深发色女子。
“罗巴哈结婚四十年，但在一九一九年遇见一名年纪小他一半、充满野性美的女子之后，便陷入疯狂热恋。她是个贫穷、单纯的缝纫女工。罗巴哈追求她，而且也和其他许多有钱男人一样，可以将她安置在离他办公室不远的公寓。她成了他的情妇。一九二一年，她生下一个女儿，取名为爱蒂。”
“富有的老男人，贫穷的年轻女子，和一个爱的结晶——这在四十年代应该不至于引发丑闻。”布隆维斯特说。
“对极了。只可惜有一点：那个女人是犹太人，因此罗巴哈在纳粹德国有一个犹太女儿。他成了他们所谓的‘种族叛徒’。”
“啊……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同。后来怎么样了？”
“爱蒂的母亲在一九三九年被发现，后来失踪了，我们只能猜测她的下场。他们当然知道她有个女儿尚未列入流放名单，而专门负责追踪逃亡的犹太人的盖世太保们也正在寻找她。一九四一年夏天，我抵达汉堡那个星期，他们不知怎么从爱蒂的母亲追查到罗巴哈，因而传唤他去面谈。他承认他们的关系，也承认有个女儿，但声称自己已经十年未与女儿联系，不知道她人在何处。”
“那么他女儿在哪儿呢？”
“我在罗巴哈的家中天天与她碰面。一个甜美又安静的二十岁女孩，她替我打扫房间，也帮忙准备餐点。到一九三七年，对犹太人的迫害已经持续数年，爱蒂的母亲哀求罗巴哈伸出援手。他也确实帮忙了——罗巴哈对这个私生女的爱并不亚于婚生子女。他把她藏在他所能想到的最不可能的地方——就在众人眼皮底下。他替她伪造文件，请她来帮忙家务。”
“他妻子知道她是谁吗？”
“不，她似乎毫不知情。就这样平安地度过四年后，罗巴哈觉得危险已逐渐逼近。盖世太保迟早会找上门来。于是他将女儿找来，并向我介绍她的真实身份。她很害羞，甚至不敢直视我。她肯定大半夜都没睡，等着被召唤。罗巴哈请求我救她一命。”
“怎么救？”
“他全都安排好了。我原本还要再待三星期，然后搭夜车到哥本哈根，再转搭渡轮过海峡——即使在战时，这样的旅程也相当安全。就在我们交谈过后两天，范耶尔企业名下的一艘货船即将从汉堡启程前往瑞典。罗巴哈希望我改搭这艘货轮，立刻离开德国。我改变行程的计划必须经过维安部门许可，那只是形式上的手续，没有问题。但罗巴哈希望我上那艘货轮。”
“应该是和爱蒂一起吧？”
“爱蒂是偷渡上船，船上有三百个装机器的板条箱，她被藏在其中一个里头。船还在德国水域时，她万一被发现，我得负责保护她，防止船长做出任何蠢事。等到离德国有相当距离了，再放她出来。”
“听起来很可怕。”
“我觉得很简单，却没想到这趟旅程竟变成一场噩梦。船长名叫奥斯卡·葛拉纳，奉命照顾雇主这个傲慢的小继承人让他老大不高兴。我们在六月初的晚上九点左右离开汉堡，船正要驶出内港时忽然响起空袭警报。英军突然轰炸，这是我经历过最大规模的一次，主要目标当然就是港口。但我们幸运地脱险，后来有一具引擎出现故障，又在布满水雷的水域中度过暴风雨的惊魂夜，才在第二天下午抵达卡尔斯克鲁纳。你很可能会问我那个女孩后来怎么样了。”
“我大概猜到了。”
“想当然耳，我父亲大发雷霆，因为这番愚蠢的冒险行动可能让我失去一切，而女孩也可能随时被逐出瑞典。然而我已经像罗巴哈爱上她母亲一样，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我向她求婚，并向父亲发出最后通牒：要么他答应我们结婚，要么他另外再去找个笨小子继承家业。他屈服了。”
“可是她死了？”
“对，一九五八年，实在太年轻了。她有先天性心脏病，结果我无法生育小孩。这也是我哥哥恨我的原因。”
“因为你娶了她？”
“因为——套他的话说——我娶了一个肮脏的犹太妓女。”
“可是他是个疯子。”
“这句话说得实在太好了。”——
注释：
①主显节（EpiphanyDay），纪念耶稣基督向外邦人（东方贤士）显现的日子，为每年一月六日。
②北欧地区的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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