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_猫与鼠

“愿上帝怜悯和宽恕你们的罪过①……”祷文从古塞夫斯基司铎那张撅起的嘴中飘出，仿佛是一串五彩缤纷的肥皂泡轻盈地从一根看不见的麦秆里吐了出去。它们摇摇晃晃、飘飘扬扬地向上升起，映出了玻璃窗、圣坛和圣母玛利亚，映出了你、我、一切、一切。当祝祷进行到节骨眼的时候，肥皂泡突然不痛不痒地破碎了：“愿上帝体恤、赦免和宽恕你们的罪过②……”那七八个信徒刚刚用他们的“阿门”声刺破这些飞扬起来的气泡，古塞夫斯基便举起了圣饼，用完美的口型使一个在气流中战战兢兢的硕大的肥皂泡继续膨胀，最后用淡红色的舌尖将它送出。气泡缓缓上升，然后降落下来，消失在圣母祭坛前面 让我们三个人重新相聚，一次又一次举行这件圣事吧！你跪着，我站着——皮肤干燥。你的汗水将毛孔扩大。古塞夫斯基把圣饼放在厚厚的舌苔上。我们三个刚刚和谐地说完同一个词，便有一种装置将你的舌头收了回去，两片嘴唇重新合在一起。你的吞咽动作引起了连锁反应，那枚硕大的物体随之颤抖起来。我知道，伟大的马尔克将精神振奋地离开圣母院，他的汗水很快就会蒸发干的。如果说他的面颊后来重又变得湿润，闪闪发光，那是让雨水淋湿的。圣母院的外面下起了毛毛细雨。

古塞夫斯基在干燥的法衣室里说：“他大概会等在门外。咱们是不是把他叫起来，但是……”

我说：“您不用管了，司铎大人。我会关照他的。”

古塞夫斯基用双手在衣柜里摆弄着薰衣草香袋：“他该不会干出什么蠢事吧？”

他穿着法衣站在那里，我也没有过去帮他脱：“司铎大人，您最好还是别操这份心了。”当身穿军服的马尔克湿淋淋地站在我面前时，我对他说：“喂，傻瓜，你还呆在这儿干吗？我看，你还是去霍赫施特里斯①找找前线调配处吧。想点什么理由，解释一下超假的原因。我可不想管这份闲事。”——

①设在朗富尔区的军营。

说完这番话之后，我本该马上离开，可是我并没有走，雨水打湿了我的衣衫：分离不在雨天嘛。于是，我又试着好言相劝：“他们不会处罚你的。你可以说，你姨妈或母亲出了点什么事。”

我每一次停顿，马尔克总是点点头。他时而咧开嘴巴干笑一声，时而谈兴大发：“昨天和图拉玩得真痛快。我可真没想到，她和过去大不一样了。说句实话，是因为她，我才不想再走的。再说，我已经尽过自己的义务了，你说是吗？我准备提交一份申请。他们尽管把我发配到大博什波尔①当教官好了。那帮人恐怕又开始嚼舌头了。我倒不是害怕，只不过有些厌烦了，懂吗？”——

①大博什波尔，波兰小镇，靠近战前的德波边界。

我可没有听信这一套，紧紧缠住他不放：“哦，原来是为了图拉。可是，那天车上的小妞并不是她！她在开往奥利瓦区的二路电车上，而不是五路。这儿的人都知道。你害怕了吧——这我能理解。”

他坚持说自己和她于过那件事儿：“和图拉的事你就相信好了。我还上她家去过呢，就在埃尔森大街。她母亲假装什么都没看见。不过，我可不想再去了，这是真的。也许我真是害怕了。在望弥撒之前，我的确有点儿空虚，现在已经好多了。”

“记住，你并不信上帝。”

“这与此事毫无关系。”

“那好吧，当初你游到那边去了，现在你该怎么办呢？”

“也许可以去找施丢特贝克和他那帮家伙。你不是认识他们吗？”

“别提他们了，亲爱的，我和这帮人早就断了联系，以免招惹是非。既然你和图拉那么有缘分，还去过她家，倒不如向她讨教一番……”

“你要知道，我现在已经不能再在东街露面了。要是他们还没有去过那儿，那也绝不会再拖多久的。说真的，我能不能在你们家的地窖里躲躲？就呆几天。”

我当时不想多管闲事：“你还是另外找个藏身之地吧。你们家在乡下不是有亲戚吗？图拉家也不错，她舅舅有个木匠棚……再不，就到沉船上去。”

这句话引起了一阵沉思。事情就这么一锤定音了，尽管马尔克还说：“在这种鬼天气吗？”我费了不少口舌，把恶劣的天气也作为一条理由，执拗地拒绝陪他到沉船上去。但是，当时的情势却迫使我非和他同行不可：分离不在雨天嘛。

我们花了一个小时，从新苏格兰区跑到舍尔米尔区，然后又跑回来，沿着波萨多夫斯基路向南。路边有一些广告柱，贴着许多号召人们勤俭节约的招贴。我们至少在两个广告柱的背风处猫了一会儿，接着又继续跑。从市立妇科医院大门向西望去，我们看到了一番熟悉的景象：在铁路路基和果实累累的栗子树后面，康拉迪完全中学的山墙和穹形屋顶显得坚不可摧。但是，他对此视若无睹；也许，他正盯着别的什么。后来，我们俩在帝国殖民地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呆了半个钟头，三四个小学生也呆在那个哗啦哗啦直响的铁皮屋顶下面。那几个小家伙有的在互练拳击，有的在长凳上挤来挤去。马尔克把背转向他们，这也无济于事。两个男孩捧着打开的练习本走了过来，他们说的是侉味十足的但泽方言。我问道：“你们没课吗？”

“九点才上课呢，去不去随我们的便。”

“拿过来吧！喂，快点！”

马尔克分别在两个本子最后一页的左上角写下了他的姓名和军衔。那两个男孩并不满足，还要他精确地写出击毁了多少辆坦克……马尔克只得依从他们，像填写邮局汇款单那样先写上数字，再写上字母。他后来还用我的钢笔又为另外两个男孩签了名。我刚要从他手里拿过笔来，一个男孩又发问了：“您是在哪儿干掉那些坦克的？是在别尔哥罗德①还是在日托米尔②？”——

①别尔哥罗德，苏联城市。1943年7月，德军向驻扎在库尔斯克的苏军发动进攻，史称“库尔斯克战役”。

②日托米尔，苏联城市。1943年年底，德苏双方曾在该城激战。

马尔克本该点点头，就算完事了。可是，他却用沙哑的声音低声说道：“不，小家伙，大多数是在科韦耳、勃罗得和布列查尼①一带。四月，我们在布查茨②追上了 ①1940年编入现役的意大利新型战列舰，1941年3月28日受到英国海军的重创。

我懒洋洋地回答着提问，心里暗暗为自己还能掌握这套把戏而感到高兴。“是不是把两听罐头一块儿带下去？”

“试试看吧。”

“别忘了带开罐器！喏，就在这儿。”

“你就像母亲似的关心我。”

“我要是你呀，这会儿就不慌不忙地下去了。”

“当然，当然。这些东西过不了多久就会烂掉的。”

“你又不是在这儿过冬。”

“好在这个打火机还挺灵，下面的汽油足够用的。”

“你最好别把那玩艺儿扔掉，兴许还能当纪念品作价变卖，这事儿谁也说不准。”

马尔克将那样东西从一只手抛到另一只手。他离开舰桥，用脚尖一点一点地探索着舱口，两只手仍然轮流把玩着那样东西，尽管他的右臂上挂着装了两听罐头的网兜。他的膝盖两侧溅起白色的浪花。阳光又一次破云而出，他的颈斜方肌和脊柱向左侧投下了阴影。

“快到十点半了吧，没准儿已经过了呢。”

“水不像我想的那么凉。”

“雨后总是这样。”

“我估计，水温十七度，气温十九度。”

一条挖泥船正在导航浮标前方的航道上作业。我们正好在它的上风处，因此对机器的噪音只能依靠想像。马尔克的老鼠也只存在于我的想像之中，因为他在用脚探到舱口的边缘之前，一直都是背朝着我。

我一直用一个自己琢磨出来的问题折磨自己的耳朵：他下去之前还说过什么话吗？我模模糊糊地记得，他从左侧转过脸来，瞟了一下舰桥，然后迅速下蹲，弄湿身体，红色的体操裤在水中顿时变得黯然无光，他用右手提起装着两听罐头的网兜。那颗“糖块”呢？它没有挂在脖子上。莫非他悄悄地把它扔了？哪条鱼会把它给我找回来呢？他是不是又回头说了些什么？朝着空中的海鸥？朝着海岸？朝着停泊场里的旧船？他可曾诅咒过啮齿目动物？我不相信你曾经说过：“好吧，晚上见！”他脑袋在前，拎着两听罐头钻入水中，滚圆的脊背和屁股跟在颈项的后面消失。一只皮肤白皙的脚蹬出水面，舱口上方荡漾着一圈涟漪。

我把脚从开罐器旁边移开。我和这把开罐器一起留了下来。我真想立刻回到小船，解开缆绳划走：“没有我，他也会想出办法的。”但是，我没有离开，而是开始计算时间。导航浮标前面的那条挖泥船有几个移动式履带抓斗，我用它作为计时工具，紧张地跟着它数数：锈迹斑斑的三十二秒、三十三秒；挖出淤泥的三十六秒、三十七秒；运转吃力的四十一秒、四十二秒；四十六秒，四十七秒，四十八秒，挖泥船的抓斗终于完成了提升、翻倒和重新人水这一连串的动作。它的任务是加深通向海港入口的航道，它也为我计时提供了帮助。马尔克想必已经带着那两听罐头到达了目的地，钻进了波兰“云雀”号扫雷艇的那间露出水面的报务舱。他没有带开罐器，那颗硕大的、甘苦兼而有之的“糖块”或许在他身上，或许不在。

即使我们没有约定以敲击为信号，你也是可以在下面敲击铁板的。挖泥船一连为我数了两个三十秒。怎么说呢？根据清醒的估计，他肯定是……海鸥骚动起来，在沉船和天空之间飞出各种图形。有些海鸥不知何故突然掉头飞开，这可把我给激怒了，开始猛击舰桥的铁板，先是用我的鞋跟，然后又用马尔克的大头皮靴：铁锈大块大块地剥落，灰白色的海鸥粪变成碎屑，随着敲击的节奏翩然飞舞。皮伦茨把开罐器攥在手里，一面敲一面喊：“上来吧，伙计！开罐器还在上面呢，开罐器……”我胡乱敲打喊叫一阵之后，又改为有节奏地敲打喊叫。可惜我不会莫尔斯电码，只能单调地敲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的嗓子喊哑了：“开——罐——器！开——罐——器！”

在那个星期五，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沉寂。海鸥掉头飞走，四周一片沉寂；风儿卷走了一条正在作业的挖泥船的机器噪音，四周显得更加沉寂；约阿希姆-马尔克对我的叫喊毫无反应，四周则最最沉寂。

我独自划着小船回去了。在离开沉船之前，我把开罐器朝挖泥船扔了过去，但是没有击中它。

我扔掉了开罐器，划着小船回去了。我把小船还给渔夫克莱夫特，又补交了三十芬尼，并对他说：“晚上我也许还要用船。”

我扔掉了开罐器，把小船摇了回去，还了船，补交了款，还想再去一次，登上电车，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打道回府”。

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东街按响了门铃。我什么也没问，只是把机车的照片连同镜框一块要了过来，因为我分别对他和渔夫克莱夫特说过：“晚上我也许还要来……”

当我拿着那宽幅照片回到家时，我母亲刚刚做好了午饭。火车车厢制造厂护厂队的一个头头同我们一起就餐。餐桌上没有鱼。菜盘旁边放着国防军地区指挥部寄给我的一封信。

我把那张入伍通知书读了又读，母亲在一旁哭了起来，弄得护厂队的那位先生十分尴尬。“星期日晚上才出发呢！”我说，然后毫不顾忌那位先生，问道，“你知道爸爸的双筒望远镜放在哪儿吗？”

我带着这架双筒望远镜和那张宽幅照片乘车来到布勒森，不过，那是在星期六的上午，而不是在事先说好的当天晚上。那天，雾气弥漫，天又下起雨来了，能见度很差。我在海滨沙丘找到一处最高点：阵亡将士纪念碑前面的空地。我站在石碑基座的最高一级台阶上——尖塔托着一颗被雨水淋黑的金球威严地耸立在我的头顶上方——把望远镜端在眼前望了起来，不说有三刻钟，起码也有半个钟头。直到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我才放下望远镜，把视线投向近处的野蔷薇树丛。

沉船上没有任何动静。两只大头皮靴仍然放在原处。海鸥又飞回锈迹斑斑的沉船上空。它们在舰桥上歇脚，为甲板和皮靴扑粉着妆。可是，海鸥又能说明什么呢？停泊场里仍然只有前一天的那几条旧船，其中并没有瑞典的，甚至没有一条中立国的。挖泥船几乎仍在原处。天气看来有转好的可能。我再一次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打道回府”。母亲帮我装好纸板箱。

我打点行装，把那张宽幅照片从镜框里取了出来。因为你没有提出特别的要求，我便把它搁在箱底。在你父亲、司炉拉布达和你父亲那辆尚未生火的机车上面，我摞上了衬衣、衬裤、日常用品和我的日记本——这本日记后来在科特布斯同照片和信件一起遗失了。

谁来为我写一个精彩的结尾呢？这个由猫与鼠开始的故事直至今天仍像芦苇荡里的凤头——一样折磨着我。我若是回避大自然，科普影片则会向我展示这种机灵的水鸟。《每周新闻》曾经报道过在莱茵河里打捞拖轮，在汉堡港进行水下作业，炸毁霍瓦尔特造船厂附近的地堡，探明空投水雷的位置。男人们戴着闪闪发光的圆顶头盔潜入水中，然后又钻了出来；手臂纷纷伸向他们，拧开螺丝，揭下了潜水员头盔。但是，伟大的马尔克从来没有在亮光闪烁的银幕上点过一支香烟；吸烟的总是其他的人。

无论哪个马戏团来此演出，他们都能赚到我的钱。我差不多认识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我还经常在宿营车后面和这个或那个小丑进行私下交谈。这些先生往往毫无幽默感，都说从未听过有一个名叫马尔克的同行。

一九五九年十月，我来到雷根斯堡，想参加战争幸存者的聚会①，他们像你一样都是骑士十字勋章的获得者。我必须说出这件事吗？人们不让我进入会场。联邦国防军的一个小乐队也许正在演奏，也许正在休息。负责会场警戒的是一名少尉。趁着乐队休息的时候，我请他从讲台上喊你出来：“马尔克下士，门口有人找！”——但是，你并不愿意露面——

①雷根斯堡，德国巴伐利亚州一城市，1959年10月24日至25日，联邦德国“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联合会”在此举行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