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情书 第3节_狗年月

亲爱的图拉：

很可能圣母玛利亚回家时坐渡船去煤气厂旁边的米尔希彼得了；瓦尔特-马特恩同我一道在布拉班克过河。可以肯定，他比以前还要虔诚地信仰天主教。威士忌酒和杜松子酒都醉不倒他，他甚至喝起了便宜的苦艾酒。因为喝了加糖的甜酒，他的牙齿变钝了，很可能有两三次，在可以听见讲话的距离，他冲着圣母玛利亚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那时他在河中小岛上，在布赖滕巴赫桥两侧的木板房之间，或者像往常一样，在茅草堤坝上。他们几乎没有商讨新的问题。他想知道某人呆在什么地方；她要唆使他扑到那条狗身上去：“过去他拣马钱子，可是现在，药剂师格赖恩克在新市场有了一家药房，这家药房什么都卖。它卖腐蚀性、麻醉性和脓毒性的毒药，譬如砒霜，这是一种从矿石当中提炼出来的光滑发亮的白色粉末，一种普通的含砷的酸，一句话：是灭鼠药。要是不存起来的话，剩下的药可以给一条狗用。”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事：瓦尔特-马特恩又重新——而且是在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在我们的出租房屋里露面。但这并不是说，他直接就跌跌撞撞地跑到了我们的木工作坊院子来，望着我们的檐沟怪声大叫。他敲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家的房门，一进门便倒在并不牢实的沙发上。钢琴演奏家沏上茶，耐着性于忍着，这时，马特恩开始向他打听：“他在哪儿？哎呀，您别装模作样。您肯定知道他在哪儿。他不可能化为乌有，绝不可能。要是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的话，那就是您。快说！”

在半开着的窗户后面，我不敢肯定，钢琴家是否比我更清楚。马特恩在威胁。他在沙发上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伊姆布斯紧紧抓住一沓乐谱。马特恩在有绿色电灯光的音乐室里跌跌撞撞。有一次他抓住金鱼缸，把一些水洒向有花的裱糊纸，却没有觉察到，他洒的只是一些水。可是，当想要把大沙钟同他的烟斗一起摔坏时，他却抓住了瓷器芭蕾舞女演员。那条保持平衡的阿拉贝斯克腿在失去平衡之后，掉到了柔软的乐谱上面。马特恩表示歉意，答应要修好损坏的地方。可是，伊姆布斯却亲手用一种叫做“万能胶”的粘合剂把它补好了。瓦尔特-马特恩想帮忙，可是钢琴家在房间里把身子弯得很低，拒绝他帮忙。钢琴家给他冲茶，拿照片给他试看。燕妮穿着硬撅撅的芭蕾舞裙，站成阿拉贝斯克舞姿，近似于瓷器芭蕾舞女演员，不过腿没有受伤。马特恩看得更多的不是这张照片，因为他嘟嘟囔囔地说的并不是穿着银色舞鞋、立在足尖上的东西。常见的问题是：“在哪儿？我可不是好对付的。赶快动身，什么话也别留下。快走，别磨蹭。我曾经四处打听，甚至在木工巷和希温霍尔斯特都打听过。那个女人，那个黑德维希-劳在这个时候已经结了婚。她说，她已经断绝了同他的各种联系，已经断绝了……”

瓦尔特-马特恩砰的一声撞开半掩着的音乐室窗户，拼命爬过外窗台，把我推到丁香花丛中去。我刚站定，他就已经接近那个弄得乱糟糟的半圆圈了。这个半圆圈表示那根链条的有效范围，这根链条在白天把我们的哈拉斯拴在木材仓库。

哈拉斯仍然喜欢咬人，仍然是那么黑，只是在眼睛上方有两个灰白色的小岛。上唇的下垂部分也合得没有从前那么紧了。瓦尔特-马特恩刚离开丁香花小园圃，哈拉斯便跑出了茅屋，把链条拉得紧绷绷的，一直接到那个半圆圈。马特恩敢于走到离哈拉斯一米远的地方。哈拉斯在喘气，马特恩在找一个词儿。可是这当儿，圆锯或者凿榫机的声音传到了他耳里。瓦尔特-马特恩在圆锯和凿榫机的声音之间找到了那个词儿，他把它拣起来嚼得粉碎，趁它还含在牙齿之间尚未消失时，对我们的黑牧羊犬说：“纳粹！”他对着我们的哈拉斯说道：“纳粹！”

亲爱的图拉：

这种拜访持续了一个星期，或者说一个多星期。马特恩带来了那个词；哈拉斯头朝前站着，因为木材仓库把它拴住了。我们——你、我以及有时候还有燕妮，我们这些占地不多的人就住在这个木材仓库里。我们眯缝着眼睛，跪在窥视裂口后面。在外面，马特恩也同样跪下来，这对狗在立正。人脑袋对着狗脑袋，两者之间隔着一个孩子头大小的空间。这儿，是时高时低但却是强忍着的猜猜声；那儿，海沙的沙沙声压过砾石的嚓嚓声，紧接着就是那个词：“纳粹，纳粹，纳粹！”

幸好，除了我们在木材仓库里的人之外，没有人听见这个压低声音说出来的词。可是，朝向院子的窗户全都在偷看。“这个演员又来了。”每当瓦尔特-马特恩来看我们的哈拉斯时，邻居们总要从一个窗户到另一个窗户地传说。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倒是该把他从院子里捧走，可是就连工长也认为，他跟这种事毫不相干。

这时，我的木工师傅父亲径直穿过院子。他把一只手放在口袋里；我敢肯定，他手里拿着样凿。他在马特恩身后停下来，把空着的那只手郑重其事地放到马特恩的肩膀上。他大声嚷着，好让站在出租房屋窗户前的人和站在各个楼层窗口的伙计都听到：“您马上住口，别惹狗！您离开这儿！您又喝醉了。您应该感到害羞！”

我父亲用他那木工师傅的手一抓，就把马特恩提了起来。马特恩无法让自己咄咄逼人，用地道的演员方式神秘莫测地盯着他。我的父亲圆睁双眼，炯炯有神，相形之下，马特恩的目光显得呆滞。“好啦，您只管瞧吧，那儿是院子大门！”可是，马特恩却穿过丁香花小园圃，往钢琴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的音乐室走去。

有一次，马特恩没有经过钢琴家的住宅离开我们的木工作坊院子。这时，他在院子大门口对我父亲说：“您的狗得了犬瘟热，您还没有发现？”

我父亲口袋里揣着样凿，说：“这件事有我哩，您就不用操心了。这条狗没有得大瘟热，倒是您喝得酩酊大醉。您休想再到这儿来！”

木工伙计在他背后大声怪叫，我们手拿水平尺和旋转式钻机威胁他。尽管如此，我父亲还是请来了兽医。检查结果表明：哈拉斯没有得犬瘟热。无论是眼睛还是鼻子，都不分泌粘液，没有任何东西使眼睛变得模糊，进食后也不呕吐。尽管如此，还是给它灌了酵母药剂：“天知道是怎么回事！”

亲爱的图拉：

那时，三七至三八年的演出季节可能已经结束，燕妮给我们讲：“他现在在什米林剧院工作。”他在什未林没呆多久，就到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去了。就连这件事，我们也是从燕妮那儿听到的。因为他们在什未林很快就把他解雇了，他无法再到杜塞尔河畔或者别的地方演戏。“这种事到处都在传。”燕妮说。在下一封信里顺理成章地写着：他在电台工作，当少儿节目播音员；他订婚了，不过这长不了；他仍然不知道埃迪-阿姆泽尔在哪儿，不过他可以肯定，这个人在某个地方；另外，他不再醉酒了，而是重新从事体育活动，像从前在五月份那样，打曲棍球，甚至打拳球；他同朋友们交往，这些人全是过去的朋友，他们同他一样感到厌烦；可是天主教教义全是他妈的胡扯蛋——信中写道——他在那儿，在诺伊斯和玛丽亚-拉赫结识了几个神父，简直令人作呕；也许很快就会爆发战争；瓦尔特-马特恩想知道那条黑狗是否还在——可是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没有答理他。

亲爱的图拉：

这时，马特恩坐火车来到朗富尔，看一看我们的哈拉斯是否还在。他突如其来但又是不言而喻地站在我们的木工作坊院子里——打他上一次来过之后，仿佛不是过去了几个月似的——他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他围着一条英国围巾，扣眼里插着一朵红丁香花，短发，喝得酩酊大醉。他在火车上事事小心，或者说在老远的地方就不动声色。他再也不跪在哈拉斯面前，也不从牙缝里挤出那个小词儿。他朝院子里叫唤着。他指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哈拉斯；这个词卡在站立于窗口的邻居们、我们的伙计、工长和我的父亲的喉咙里。因此，所有的人都消失在他们那两间半的住房里。伙计们在安装门窗上的合叶。工长开动了圆锯。我父亲去开凿榫机。听说没有人愿听到这个词。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在搅拌木工胶。

最后只剩下哈拉斯，瓦尔特-马特恩对我们的哈拉斯说：“你这只黑色的天主教猪猡！”他发狂般地发泄着，“你这只天主教纳粹猪猡！我要把你剁成狗肉丸！你这个多明我会修道士！你这只基督狗！我活了二十二个狗年月，还没有做任何永垂不朽的事情……你就等着瞧吧！”

这个年轻人片刻不停地对着凿榫机和圆锯大吼大叫。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抓住这个暴跳如雷的年轻人的衣袖，把他扶进音乐室，给他倒上一杯茶。

在许多住宅里，在各个楼层，在机器间，都在念警方的通告，但是没有任何人说他的坏话。

亲爱的图拉：

瓦尔特-马特恩从三九年五月到三九年六月十七日，都被拘留在杜塞尔多夫警察局的地下室里。

把这件事当做流言蜚语低声告诉我们的不是燕妮；我闭门研究，从文件上证实了这件事。

他在杜塞尔多夫的玛利亚医院躺了两个星期，因为有人在警察局的地下室里把他的几根肋骨打断了。他得扎好长一段时间的绷带。他要笑出声来并不感到吃力，但却不能笑。他的牙齿一颗也没有被打掉。

这些细节，我用不着闭门研究，所有这一切，在一张风景明信片上明显可见。这张明信片在建筑的正面表明，那是杜塞尔多夫的兰贝尔图斯教堂，当然没有提到警察局的地下室。这张明信片的收信人不是钢琴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而是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

是谁把瓦尔特-马特恩送进了警察局地下室呢？什未林市立剧院总监并没有告发他。之所以要解雇他，并不是因为他政治上不可靠，而是因为他老是醉醺醺的，不能在什未林继续当演员。我没费吹灰之力就了解到了这个得花好大力气才能研究清楚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瓦尔特-马特恩在拘留所里又只呆了五个星期呢？为什么只是几根肋骨被打断，而牙齿却安然无恙呢？如果他不是自愿报名参加德国国防军的话，那么，他恐怕是出不了警察局地下室的。他那但泽自由市的护照救了他。他身穿便服，仍然隐隐作痛的肋骨上揣着入伍服役的通知书，被送回了他的故乡。他在那里，到朗富尔-霍赫施特里斯的警察局营房报到。在允许他们穿上军服之前，瓦尔特-马特恩和几百个来自德意志帝国的老百姓有足足八个星期不得不同吃一锅饭。战争尚未发生。

亲爱的图拉：

在三九年八月，两艘班轮已经停泊在韦斯特普拉特对岸了；在我们的木工作坊里，已经在把军用棚屋和双层床的成品件拼起来。八月二十七号，我们的哈拉斯快要死了。

有人毒了它，因为哈拉斯并没有得犬瘟热。瓦尔特-马特恩曾经说过：“这条狗得了犬瘟热！”就是他给它吃了灭鼠药——砒霜。

亲爱的图拉：

你和我，我们都可以作证，证明是他干的。

那是从星期六到星期日的一个夜晚，我们坐在木材仓库里，坐在你的藏身之处。厚木板、四棱形木料和胶合板经常运来运去，你的住所居然一点事儿也没有，你是怎么安排的呢？

很可能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知道他女儿的藏身之处。在运送木料时，他独自一人坐在仓库里，指挥插进长木料，注意别让一堆平放的厚木板把图拉的庇护所盖住了。没有一个人，就连他也不敢动一动她住所里的财产。没有人戴她的刨花假发，睡她的刨花床，把编织的薄木片盖在自己身上。

晚饭后，我们搬进了木材仓库。本来我们想带燕妮去，可是燕妮累了。我们非常理解她，在下午训练和排练之后，她必须早早上床，因为甚至连星期天她也要排练。要排练《被出卖的新娘》，到时候有很多波希米亚舞要跳。

所以，我们俩坐在黑暗当中，玩不讲话游戏。图拉赢了四次。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在外面解开了狗脖子上的链条。它用爪子抓仓库的墙壁，抓了好久。它轻声哀鸣着，想到我们这儿来，可是我们想单独呆在一起。图拉点燃一支蜡烛，戴上她的刨花假发。她的手在火焰的映照下恰似羊皮纸做成的。她坐在蜡烛台后面裁缝的坐位上，把刨花假发朝前飘垂的头挪到火焰上去。我多次讲：“该停了，图拉！”好让她能继续玩她那干燥得一点火就着的小把戏。有一次，一大块薄木片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不过，木材仓库并未发生冲天大火而化为灰烬，也并未提供“朗富尔木工作坊损失惨重”这样的本地新闻。

现在，图拉用双手取下假发，而我则必须躺到用刨花铺成的床上去。她用编织起来的被子盖在我身上。这床被子全是特别长的刨花，是伙计维施内夫斯基从长木料上刨下来的。我是病人，所以必须觉得自己是在生病。本来嘛，我做这种游戏，年龄显得太大了。可是图拉喜欢当医生，更何况有时候生病也给我带来乐趣。我沙哑着嗓子说：“大夫先生，我觉得自己病了。”

“我不信。”

“可是大夫先生，我到处都不舒服。”

“哪儿是到处？”

“到处，大夫先生，到处！”

“这一次是脾脏吗？”

“脾脏、心脏和肾脏。”

图拉用放在薄木片被子上的手触诊道：“那么您患的就是糖尿病。”

现在我不得不讲：“我还发烧哩。”

她已经在拧我这个胖小子了：“这儿？是这儿吗？”

按照游戏规则，而且也因为真的很痛，我叫了起来。现在，我们又换了一个花样来重复这种游戏。图拉可以钻进薄木片被子里去，因为她生病，所以我必须把我的小拇指放在她嘴里测温度。现在，就连这个游戏也完了。我们玩了两次相互瞅着、不准眨眼睛的游戏。图拉又赢了。因为没想出别的游戏来，所以我们现在又玩一次不讲话游戏。图拉赢了一次，现在我赢了，因为图拉在做游戏时打破了沉默。她从呆板的、光线由下往上照着的脸上，用十根皮薄如纸的淡红色手指发出嘘声：“有人在屋顶上爬，听到了吗？”

她吹灭了蜡烛。我听见木材仓库屋面油毛毡的嚓嚓声。这是一个很可能是穿着胶底鞋、走起路来一步一顿的人干的。哈拉斯已经在发出狺狺声。胶底鞋顺着油毛毡一直走到屋顶边缘。我们——图拉在前面——顺着相同的方向，往厚木板上爬。他正好站在狗舍上面。我们在他下面，在屋顶和码起来的厚木板之间只有很小的空间。他坐着，让双腿在檐沟上面晃来晃去。哈拉斯仍然在下面发出狺狺声。我们透过屋顶和仓库边缘之间通风的裂缝偷看。图拉的小手可以穿过裂缝拧他的这一只或者那一只腿。现在，他低声说道：“听话，哈拉斯，听话。”我们没看见那个低声说“听话，哈拉斯，听话”和“你趴下，趴下”的人，只看见他的裤子；但是，他背对一弯新月而投到院子里的那个影子，我敢打赌，那是瓦尔特-马特恩的影子。

马特恩扔到院子里的是肉。我对图拉耳语道：“肯定是投毒。”可是，图拉一动也不动。现在，哈拉斯用嘴碰肉块，而这时，马特恩在屋顶上给下面的狗打气：“现在吃呀，吃呀，吃呀！”哈拉斯扯着肉块，把它抛开。尽管它是一条老狗，已经有十三年零几个月的狗龄，但它并不想吃，它想玩。

这时，图拉从屋顶与仓库墙壁之间的缝隙里不止一次轻声地说，更确切地讲，是用平常呼唤“哈拉斯”的声音说：“抓住，哈拉斯，抓住！”而我们的哈拉斯先是歪着脑袋，然后才狼吞虎咽，吃了一块又一块。

胶底鞋在我们头上嚓嚓嚓地匆匆穿过屋面油毛毡，朝邻近的院子走去。我敢打赌，这就是他。如今我知道：这就是他。

亲爱的图拉：

我们带着你的钥匙走进屋子。哈拉斯还要吃肉，没有像往常那样跟着我们跑。在楼梯间，我拍掉身上的锯末，缠住你不放：“为什么让哈拉斯吃肉，为什么？”

你在我前面，在离我一层楼的地方说：“它并没有听他的话呀，是不是？”

我在你后面十级台阶远的地方说：“可要是里面有毒呢？”你站在已经比我高了一个楼梯平台的地方说：“那它就死了。”

我隔着拾级而上的楼梯扶手说：“可是为什么？”

“就是为这个！”图拉带着鼻音笑着走了。

亲爱的图拉：

我无牵无挂地睡了一夜，没有做特别的梦。 我们也得放欧洲医蛭，我放三条，燕妮放一条，放在上臂，而不是放在腿上，因为她还要跳舞。图拉用剁碎的荨麻和股票池里的水，在小小的柴火上煮她的和我们的水蛭，直到水蛭煮熟、爆开。尽管有荨麻一起煮，仍然把汤染成了棕黑色。我们不得不喝这种污浊的汤汁，因为图拉很看重煮水蛭这种事。当我们不想喝这种汤时，她就会说：“那个犹太鬼和他的朋友甚至还是歃血为盟的弟兄呢，那个犹太鬼曾经给我讲过。”这时，我们就把沉到底下的渣滓全部喝光，然后感到我们大家都亲如手足。

可是有一次，图拉差一点把我们这种兴致给搅了。她煮好汤之后，吓唬燕妮说：“要是咱们现在喝汤，咱们俩每人都会生一个孩子，而且都是他的。”可是我并不想做父亲。燕妮认为这种事对她来说为时尚早，她最最想做的事是跳舞，在柏林跳，在各地跳。

有一次，在我和图拉之间因为生孩子的事出现了相当紧张的对立情绪。这时，图拉在天鹅之家强迫燕妮往身上放九条欧洲医蛭：“要是你不马上做这件事，我那个在法国打仗的大哥马上就会流血而死。”燕妮把九条欧洲医蛭全都放在身上，到处都是。她面色苍白，然后就昏了过去。图拉溜走了，我用双手把欧洲医蛭扯掉。因为它们还没有吸饱血，全都黏在身上。有几条爆了，在这之后，我还得给燕妮清洗。她身上接触到水，又苏醒过来，但仍然没有血色。她马上就想知道，图拉在法国的哥哥西格斯蒙德-波克里弗克现在是否得救了。

我说：“现在肯定得救了。”

乐于牺牲自我的燕妮说：“那我们每隔几个月就重复一次这种事。”

我劝告燕妮：“我在报上看到，他们现在到处都有库存血。”

“啊，原来是这样。”燕妮说着，感到有点失望。我们坐到天鹅之家旁边，坐到太阳下面。在一平如镜的股票池中，映照着冰库大楼宽大的正面。

图拉，对你——

我要讲讲你所知道的事情。冰库大楼是一座平顶的盒式建筑物。他们把这座大楼的各个角落都用油毛毡包了起来。它的门是油毛毡门。没有窗户。这是一个没有白点的黑骰子。我们总得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它同库登佩希毫不相干；尽管它不是用铸铁而是用油毛毡包起来的，尽管燕妮再也不怕库登佩希，而且老想走到冰库大楼里去，不过，很可能是库登佩希把它放到那儿去的。当图拉说“现在我想要个孩子，马上就要”时，燕妮就会说：“我很想看看冰库里面的情况，你也去吗？”我既不想要孩子，也不想进冰库；我的情况如今也差不多如此。

冰库大楼同我们木工作坊院子里空荡荡的狗舍一样，散发出一种气味。只不过狗舍没有平屋顶罢了，尽管有油毛毡，它还是散发出迥然不同的气味——仍然发出哈拉斯的气味。虽说我的木工师傅父亲并不想养一条新的狗，却没有让人把狗舍劈成小木头，相反，当所有的伙计站在木材刨台边开动机器，所有的机器都在刨木材时，他往往站在狗舍前凝视着它，长达五分钟之久。

冰库大楼映照在股票池中，使池水变得阴森森的。尽管如此，池里仍然有鱼。嘴唇凹陷的嘴里含着口嚼烟草的老人在小锤公园岸边垂钓，傍晚时分钓到手掌般大小的拟鲤。他们不是把拟鲤又扔回池里去，就是把它们送给我们，因为人们本来就不能吃拟鲤。它们全身浸透了腐臭气味，就是在干净水中，也去不掉它们身上的臭味。有两次从股票池里打捞出尸体来。在施特里斯巴赫河的出水口前，一道铁制的堰闸挡住漂木。尸体就在那儿漂到岸边。有一次是一个老头，有一次是一个佩隆肯的家庭主妇。每次我都去迟了，没有看到尸体。就像燕妮要求走进冰库，图拉希望有个孩子那样，我很想看一具真正的尸体。可是，如果在科施奈德赖有亲戚去世——我母亲在那儿有婶婶和堂姐妹们——我们赶到奥斯特尔维克时，棺材往往已经盖起来了。图拉断言，在股票池池底有小孩，是捆上石头沉下去的。而实际情况是股票池为小猫、小狗提供了葬身水底的场所。就连比较大的猫有时候也在随波逐流，全身肿胀地漂来漂去，最后在堰闸边被挡住，被城市管理员——此人就像帝国邮政部长一样，名叫奥内佐尔格——用带钩的竿子捞起来。可是，股票池并非因为这个原因才发臭，它之所以发臭是因为啤酒厂的废水流进池中。一块木牌上写着：“禁止游泳”。我们不游，只有那些印 我们一动不动地坐着，老师们点头称是。报告之间可以提问题。学生们想知道他们得击中多少脾气暴烈的人，得击沉多少吨位的船舶。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以后有一天能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老师们要么提出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给养供应是否一直都井井有条——要么就卖弄一些激烈的言词，谈到坚持到底和最后胜利。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问一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我想，他是一名空军——当他 ①托马（1839～1924），德国浪漫主义画家。他画的黑林山和其他山脉的风景画被复制出版，广泛流传。

作完报告之后没几天，瓦尔特-马特恩又去俄国了。他在那里受了伤，这伤使得他无法参加高炮部队的战斗。他走路时，腿稍微有点跛，于是就被调回老家的高炮部队，先是到柯尼斯堡，然后到了但泽。他在布勒森一格勒特考海滨炮兵连和皇帝港炮兵连培训空军助手。

大家对于他是既喜欢又害怕，他成了我学习的榜样。每逢上士看望我们，站在讲台上作报告时，惟有布鲁尼斯参议教师露出一副讥讽的面孔，请马特恩别作关于奥廖尔战斗的报告，而是念文兴多夫的一首诗，譬如：“阴暗的山墙，高高的窗户……”对他提出怀疑。

我不记得有参议教师认认真真给我们上课的事情。我猛然想起了几个作文题：不是《祖卢人的婚礼准备工作》，就是《一个罐头盒的命运》，或者是《当我还是一块麦芽止咳糖块，在一个小女孩嘴里越变越小时》。在参议教师看来，重要的事情大概莫过于驰骋我们的想像力罢了。既然在四十个学生当中，通常情况下只有两个学生有想像力，那就要允许三十八个四、五年级的中学生在一边打瞌睡。而这时，两个学生——另外一个人和我——却在探讨罐头盒的命运，瞎说一通祖卢人有其独特的婚礼习俗，探听一块在一个女孩嘴里越变越小的麦芽止咳糖的情况。

这个题目使我、我的同学和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忙活了十四天之久，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他缩成一团，百无聊赖地坐在已经破损的讲台后面，为了赋予我们以灵感，还摹仿吃糖、吮吸和吸糖汁的动作。他让想像中的一块麦芽止咳糖从一边腮帮跑进另一边腮帮，差一点把它吞下去。他闭着双眼消耗它。他让糖块说话，让它讲述。简而言之，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在一个糖果短缺并由国家控制的年代，加倍地嗜好糖块，热衷于糖块。当他口袋里没有糖块时，他便给自己虚构出这种东西来。我们所描述的也是同样的题目。

大致从四一年秋天开始，向所有的学生分发维生素药片。这些药片叫做采比翁药片，保存在用棕色玻璃制成的大药瓶里。在过去书脊挨着书脊摆放《迈尔会话辞典》的会议室里，如今摆着写上了标签的玻璃瓶——从中学一年级到高年级——排成一行，每天都由有关的班主任把它们搬进教室，发给开战后 “她到底在干什么呀？他还活着啊。可是，人们觉得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她这样做对他肯定没有丝毫帮助，而是恰恰相反。要是有人给她讲，这样做其实无济于事，只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就好啦。”

邻居们和青少年福利救济会的那位女工作人员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商量。钢琴家想动员燕妮脱下丧服。他说，外表并不重要，只要她心中悼念，就足够了。他感到同样悲痛，因为人们夺走了他的一个朋友，唯一的朋友。

可是，燕妮-布鲁尼斯坚持外面穿黑色丧服，继续作为一种控告走遍朗富尔，走过埃尔森大街。有一次在开往奥利瓦的二路车站，我同她打招呼。她当然是满脸通红，在绯红的面颊周围有一圈黑边。倘若我凭着记忆给她画一幅肖像的话，那么，画上的她有一双浅灰色的眼睛，两道投下阴影的睫毛，一头褐色的、从中间分开的头发，头发从额头上顺着两条软弱无力的曲线平整而呆板地贴在面颊和耳朵上，在脑后编成一条挺直的辫子。我会把又长又瘦的面庞画得像象牙一样苍白，因为面红耳赤始终是例外的情况。这是一种适用于悲痛的面貌，是《墓地》一场中的吉赛尔①。她那毫不引人注目的嘴巴只是在有人提出问题时才讲话——

①吉赛尔是亚丹（1803～1856）同名歌剧中的女主人公，在婚前死亡的少女。

我在有轨电车站说：“燕妮，你老穿丧服真的有必要吗？更何况布鲁尼斯爸爸说不定今天或者明天就会回来。”

“尽管他们并没有写明他死了，但对于我来说，他已经死了。”

因为有轨电车还没有来，于是我便寻找一个话题：“那你到底是不是经常独自一人呆在家里呢？”

“伊姆布斯先生经常来。然后，我们就把那些石块分门别类，写上标签。你知道，他留下了好多材料没有分类。”

我想走了，可是她那趟电车还没来：“你可能再也不会去看电影了，是不是？”

“爸爸还活着时，我们有时候在星期天上午去乌法宫。他最爱看科教片。”

我坚持要看正片：“难道你就不想同我一道去看电影吗？”

燕妮那趟淡黄色的有轨电车来了。“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愿意去。”

身穿冬大衣的人们走下电车。“只要我们能去看一部严肃的电影，那就用不着非得是一部有趣的电影不可，是不是？”

燕妮登上电车：“他们在电影院放映《摆脱锁链的双手》①。这部影片只有十六岁的人才能看。”——

①根据德国作家埃里希-埃贝迈尔（1900～1970）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

要是图拉说：

“买一张正厅后排二号的电影票。”那个女售票员肯定就要看图拉的证件；可我们不用证明自己的身份，因为燕妮穿着黑色丧服。我们身穿大衣坐着，因为电影院里供暖情况很差。见不到一个熟人。我们不能讲话，因为集成曲音乐没有停下来。与此同时，幕布呼呼呼地升起，伴随着信号式的动机乐曲出现，开始放映新闻周报，电影院里一片漆黑。这时，我才把胳臂搭在燕妮肩上。因为重炮轰击列宁格勒至少有三十秒钟之久，所以我的胳膊放在燕妮肩上的时间并不长。在我们的歼击机击落一架英国轰炸机时，燕妮什么也不想看，把前额紧紧地贴在我的大衣上。我再一次让我的胳臂不断地抚摩，但两只眼睛却盯着歼击机，数着进军昔兰尼加时隆美尔的①坦克数目，注视着一枚鱼雷破浪前进的轨迹，看着油轮在光学仪器的十字线中摇晃。当鱼雷击中油轮时，我颤动了一下，然后又把正在爆炸的油轮的闪光和颤动传给燕妮。当新闻周报的摄影机拍摄元首的大本营时，我低声耳语道：“注意，燕妮，元首马上就会来，也许那条狗也在场。”当只有凯特尔②、约德尔以及别的人围着他站在砾石路上的树木之间时，我们俩都感到失望——

①隆美尔（1891～1944），德国元帅，这里指1941年3月24日至4月12日进军非洲昔兰尼加的战斗。

②凯特尔（1882～1946），自1938年起任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在纽伦堡被处决；约德尔（189～1946），自1939年起任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同样在纽伦堡被处决。

当电影院里重新亮起灯来时，燕妮脱下了大衣，而我却没有。科教片演的是狍子和赤鹿，这些动物在冬天必须喂养，要不然就会饿死。燕妮不穿大衣显得更加苗条。狍子并不胆怯。山上的冷杉覆盖着白雪。在电影院里，不仅仅燕妮的丧服套头衫，所有的衣服都是黑色。

本来，在放科教片时我就想抚摩她，可是，实际在正片开始放映之后，我才这样做。《摆脱锁链的双手》并非那种有枪战和手铐的侦探片。那双手是一位女雕塑家的。她爱上了一位雕塑教授。实际上她的名字叫布里吉特-霍尔奈。差不多就像银幕上她老抚摩他那样，我在电影院里也同样抚摩燕妮。她紧闭双眼，这一点我看到了。银幕上那双手一再把泥团揉成赤裸裸的手指和嬉戏的跳蚤。燕妮的皮肤又冷又干燥。既然她夹着大腿，那我就认为，她必须把腿分开。她立即就把腿分开了，然而却让两眼盯着正在放映的正片。她的嘴巴比图拉的嘴巴还要小；这一点是过去我想知道的。当我再抓住第二根手指时，燕妮掉过头来，目光离开了正片：“请别这样，哈里。你会给我带来痛苦。”我立即就住手了，不过，却把另一只胳臂放在了她身上。霍尔奈低沉、沙哑的声音充斥着观众稀稀落落的放映厅。电影结束前不久，我闻了闻我的手指，手指上散发出一股我们上学路上那种尚未成熟的榛子味——苦涩、肥皂般的油腻和霉烂的气味。

我们回家的路使我变得实在起来。在沿着火车站大街往下走时，我说，这部影片太好了；不过，在新闻周报当中人们往往只能看到一些干篇一律的东西；演狍子，真是相当无聊；明天又要去上讨厌的学；布鲁尼斯爸爸肯定会万事顺意。“在柏林，人们对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样说的？你把全部情况写信告诉了哈泽洛夫吗？”燕妮也觉得正片不错；那个霍尔奈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女艺术家；她也希望如此，尽管她确实感到已经……但她还是希望布鲁尼斯爸爸会有好的结局；可是从那以后，哈泽洛夫先生已经写过两封信；他不久就会来，而且把信也带来：“他认为，朗富尔对我来说再也不是合适的地方。伊姆布斯先生也有同感。要是我在柏林的芭蕾舞团工作，你会不时给我写信吗？”

燕妮的答复使得我欢欣鼓舞。希望知道她和她那身黑色丧服很快就要远走高飞的心情，促使我想到一些友好的话语。我好心好意地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绕着弯儿走昏暗的小街，同她一道在二三月的天气中驻足于蓝色防空灯下。我把她推向下一盏灯，压得她紧紧贴在屋前小花园的铸铁栏杆上，劝她同哈泽洛夫一道去柏林。我一再向她保证，不仅仅是偶尔才写信，而是要定期写。最后我命令她离开朗富尔。燕妮把所有的事情都托付给我：“要是你不愿意我离开你，那我就留在你身边；可是如果你觉得哈泽洛夫先生的话有道理，那我就走。”

这时，我便援引那个被带到施图特霍夫去的人的话：“哼，我敢打赌，要是布鲁尼斯爸爸在这儿的话，他也会同我一样说：到柏林去吧！对你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在埃尔森大街，燕妮对于这一次邀她去看电影表示感谢。我匆匆忙忙地干吻了她一下。她最后那句话仍然是：“现在我可是有点累了，另外，还得做明天的英语作业。”

我感到高兴的是她不想把我带进参议教师那个空荡荡的住宅去。在装满已经分门别类的云母石的箱子之间，在未经煮沸消毒的烟斗之间，我会拿她怎么办？又会怎样对付头脑中那些对燕妮一无所求、对图拉却要求甚多的愿望呢？

亲爱的表妹：

后来，在复活节前不久下了雪。雪很快就融化了。与此同时，你开始同从前线归来的度假者干起傻事来，不过没有生孩子。后来，过了复活节后不久，有了空袭警报；不过炸弹并没有落在我们那儿。五月初，哈泽洛夫来接燕妮。

他坐在一辆黑色奔驰车里，坐在司机后面，把车开到屋子门前，下了车。他瘦长、机灵，举止不凡。他肩上披一件过于肥大的、有引人注目的大方格纹的大衣。他搓着戴上了白手套的手，打量着股票房的正面，敲着我们的房门，每一层楼都敲。我从窗帘后面露出半个脸来，然后退回屋里，一直退到地毯边缘。我母亲把我叫到窗前：“你瞧瞧那个人！”

这个人我认识。他刚来时，我第一个看到他。这个人把牙齿朝我扔过来，扔进榛子树丛中。这个人在新生后不久就坐着火车走了。这个人开始抽烟，而且现在仍然抽，戴着白手套抽。我把他的牙齿放在小皮夹子里。这个人走的时候瘪着个嘴，他回来时满口金牙。他笑着，顺着埃尔森大街往上走一段路，再往下走一段路。他笑着，走着，所有的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看见街道两旁的房子，看见偶数和奇数的房号，看见够吐一口唾沫那么宽的屋前花园，看见三色堇。他对一切都看不够，常常沉湎于欢笑之中。他向所有的窗户显示他那满口金牙的哈泽洛夫嘴巴。他用三十二颗金牙发出没有声响的笑声，仿佛在这个鸡蛋形的世界上，除了我们的埃尔森大街之外就没有展示牙齿的更为滑稽的理由似的。可是这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恭恭敬敬地离开了我们的房子。在春光明媚的五月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位于过多金牙上的帷幕落下了。从我们窗帘后面走出来的那两个五短身材的人用四只手相互问候，好像他们在庆祝重逢似的。司机在奔驰车旁活动腿脚，他什么都不想看。可是，所有的窗户都是包厢。那些总长不大的调皮鬼围绕着这次重逢形成了一个圈子。我和檐沟上的那些麻雀都明白：他又回来了，挽着钢琴家的胳臂，穿过那些还在长个子的调皮鬼围成的圈子，把钢琴家推进股票房，必恭必敬地给他撑开门，也不瞧瞧后面便跟着他进了门。

燕妮把她那两口箱子收拾好了，因为在这儿呆的时间已不到半个小时。然后，她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一道离开了股票房。她身穿黑色丧服走了。她手指上戴着安古斯特里，却并未戴我的啤酒瓶橡皮垫项链；那串项链放在一口箱子的衣服中间，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把那两口箱子交给了司机。那些调皮鬼在说黑色奔驰车上那个矮人的坏话。燕妮犹豫不决地站着。司机脱帽致敬。哈泽洛夫想轻轻地把燕妮推到汽车后座上去。他把大衣领子高高竖起，不再向埃尔森大街展露他的面容。他很着急。可是燕妮还不想上车，她指着我们的窗帘，在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还没来得及拦住她时，她就已经走进了我们那栋房子。

凡是我要做的事，我母亲都做。我在窗前对我母亲说：“响门铃时千万别开门。她到底想干什么呢？”

门铃响了四次。我们的门铃安的不是按钮，而是一个旋钮。我们的旋钮门铃不只是发出刺耳的声音，它还格格地响了四次，但我母亲和我并未离开窗前的坐位。

我们的门铃重复了四次的响声将永远索绕在我耳际。

“现在她走了。”我母亲说，可我却凝视着我们饭厅里那些用胡桃木、梨木和椴木做成的满师考试试件。

就连那部疾驶而去、越来越小的汽车隆隆的马达声也留在了我的耳朵里，并且很可能会继续留在那里。

亲爱的图拉表妹：

一星期之后，从柏林寄来了一封信；这是燕妮用她的自来水笔写的。这封信使我感到很高兴，仿佛这是图拉给我写的，而且是亲笔信。可是图拉却给一个水兵写信，而且是亲笔信。我拿着燕妮的信四处跑来跑去，给所有的人讲，我的女朋友从柏林给我写信来了，讲燕妮-布鲁尼斯，或者她新近给自己取的名字——燕妮-安古斯特里，因为那位哈泽洛夫，即她的芭蕾舞教练，以及内罗达夫人——主管昔日的“快乐带来力量芭蕾舞团”，即现在的德国芭蕾舞团的一位国家顾问，都劝她取一个艺名。训练已经开始，甚至还排练按照德国古代音乐编排的四对舞。内罗达夫人其实是英国人，是她发掘出了这种音乐。另外，这位内罗达还是一位古怪的夫人，譬如：“当她要外出、要进城或者要出席一个正式的招待会时，她就穿一件价格昂贵的皮大衣，但里面不穿衣服，而是穿一件训练时穿的针织紧身衣。不过，她买得起这种紧身衣。她有一条狗，一条苏格兰狗，这条狗的眼睛同她的眼睛一模一样。有些人认为她是一个间谍。但是，我可不相信有这种事，我的朋友也不相信。”

隔不了几天，我就给燕妮写了一串满纸陈词滥调和直抒心愿的情书。每一封信我都得写两次，因为在第一稿中粗心大意之处比比皆是。我过于频繁地写道：“相信我吧，图拉！”我写着，“图拉，为什么？今天早晨，图拉。要是你愿意，图拉。我喜欢你，图拉。我梦见了图拉。梦见图拉把东西吃光了，图拉粘住了，图拉谈恋爱，图拉生一个孩子。”

燕妮用纤巧、工整的笔迹准时给我回信。她让信纸的边缘都空着，在两页蓝色信纸的正反两面整整齐齐写满了对我那些建议的回复和对她那个环境的描述。对于我要图拉做的事情，燕妮全都答应，只是生孩子的事现在还为时过早——这也是为了我——每个人都得先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中作出点成绩来，她是在舞台上，而我则是作为历史学家，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

她写到内罗达时说，这位不寻常的夫人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芭蕾舞图书馆，甚至有伟大的诺维尔①的一份原始手稿。她说哈泽洛夫先生是一个尽管有时候也可笑但脸色却有点阴沉的怪人。每当他那严格异常却又是构思奇特的训练一结束，这个人便会在地下室他的工作室中制作一些希奇古怪的与人相似的机器。燕妮写道：“其实他也并非死抱着古典芭蕾不放，因为往往在训练时，但凡有什么事情不如他的意，他就会用不堪入耳的话讽刺挖苦，嚷道：‘明天我要把所有这些玩偶都给辞了。他们该把你们塞到弹药厂去。要是你们不能像我的机器那样做上哪怕是一个干净利落的旋转动作，你们的榴弹就会旋转！’他断言，他那些放在地下室里的假人呈现出一种姿态，一种虔诚、优美的姿态，他的假人总是外八字脚，过不久他就会把他的一个假人放到最前面，放到把杆前，到那时你们会妒忌得脸色发白，才明白古典芭蕾是怎么回事，你们这些小胖子和小丫头！”——

①诺维尔（1727～1810），法国舞蹈家、舞蹈编导和理论家。以其《舞蹈和舞剧书信集》和“情节芭蕾”引起了芭蕾舞创作中的几次突破性的变革。

哈泽洛夫先生就是这样称呼那些男女舞蹈演员的。在燕妮最近给我寄到埃尔森大街来的一封信中，我发现信末附言中有关于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描绘，在那里用铅笔画着一个人物草图。她站在把杆前，给那些小胖子和小丫头示范一个符合规定的手臂姿态。

燕妮写道：“人们很难相信会有这种事，我从那些机器人——顺便说一句，他们既不是小胖子，也不是小丫头——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首先，我现在有了真正的芭蕾舞脚背。我感到伸展手臂时的轨道——拉娜夫人忽略了这一点——非常清晰。在我走路和站着时，无论是擦鞋还是拿起一杯牛奶，往往都在空中留下一道轨迹。甚至就连我打哈欠时——因为晚上我们大家都累得要命——我把手一拿到嘴前，就注意到这道轨迹。可是现在我想结束这封信了。在我入睡时，我会非常非常地爱你，明天早上醒来时也是这样。请你看书别看得太久了，要不然会伤害你的眼睛。永远爱你的燕妮。”

亲爱的图拉：

我试图用这样一封燕妮的书信架起一座桥梁，一座通向你的桥梁。在我们出租房屋的楼梯间，我们相互之间并不回避，我不用防止那种习以为常的面红耳赤：“瞧瞧吧，燕妮又给我写了信来。你感兴趣吗？她相当可笑地写到爱情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要是你想笑一笑，那就一定得看看她胡诌些什么东西。就像那枚戒指那样，她现在名叫安古斯特里。她很快就要随剧团去外地巡回演出。”

我把这封拆开的信像某种无关紧要、有点好玩的东西那样递给她。图拉用一只手指敲点着这张纸说：“你终究还得考虑考虑别的事情吧。不要老是胡说八道，说那些狗屎芭蕾。”

图拉披着芥子般的褐色头发，一缕一缕地下垂齐肩。普茨希那个水兵为她慷慨付账的电烫头发仍然依稀可见。在左眼上方垂着一绺头发。她在鄙夷不屑地猛吐一口气的同时，用一种机械性的动作——哈泽洛夫的假人做此动作时恐怕都无法比她更机械——把这绺头发往后一甩，然后猛烈一耸瘦骨嶙峋的肩膀，又把它甩到同一只眼睛前面。不过，她还没有涂脂抹粉。半夜后，希特勒青年团执勤巡逻时先是在火车总站，紧接着又在乌法根公园的一条长椅上，把她和新苏格兰士官学校的一个中士拿获。从那时起，图拉不管在哪儿都已经涂脂抹粉了。

她被赶出了学校。我父亲谈到扔出去的钱。尽管有执勤巡逻的告发，古德龙学校的女校长仍想让图拉留校察看。据说图拉对这位女校长讲道：“校长，您只管把我赶出去好啦。我的事反正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很想同随便哪个人生个孩子，这种事总有一天要发生的，不是在朗富尔，就是在别的地方。”

为什么您想要一个孩子？嗯，因为想要，所以想要！图拉被赶出了学校，却并未生孩子。她白天呆在家里听收音机，晚饭后就出门了。有一次，她给母亲和自己带回六米最好的海军布。有一次，她带回一张来自北冰洋前线的狐皮。有一次，她偷来一巴仑①降落伞绸。她和她母亲穿着来自全欧洲的内衣。当劳工局的人来到家里，想把她安置到发电厂时，她让霍拉茨大夫给她开了张病假条，说她贫血，肺部有阴影。图拉得到了特殊食品卡和病假津贴，但数量不多——

①计量单位。一巴仓等于十二匹。

当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同巨大的沙钟、瓷制芭蕾舞女演员、金鱼、几捆乐谱和一些发黄的照片一起迁往柏林时——哈泽洛夫称他为芭蕾钢琴演奏家——图拉给了他一封信，一封写给燕妮的信。我永远都没法知道图拉用她的自来水笔写了什么，因为燕妮在下一封信中只是提到，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已平安到达，图拉给她写的信非常友好，她向图拉表示衷心的问候。

这时我又成了局外人，这两个人有了一些共通的语言。当我遇到图拉时，我再也不面红耳赤了，而是面如死灰。尽管我仍然离不开你，但是我慢慢学会了憎恨你和你的胶粘剂；这种憎恨——一种可以使你变得衰老的忧郁症——使我更易于同图拉交往。我既友好又傲慢地给她出一些好主意。这种憎恨从未让我动手打人；因为首先，我在观察自己，直到沉人梦乡；其次，我看书的时间太多；第三，我是一个用功的学生，差不多是一个追逐名利的人，这种人没有工夫去尽情放纵自己的憎恨；第四，我为自己构筑了一个圣坛，燕妮身穿芭蕾舞裙，伸开双臂，就站在这个圣坛上；更确切地说，我把燕妮写的信堆叠起来，想同她订婚。

被爱着的图拉：

当人们坐在燕妮对面，或者在她身边走时，虽然她很有教养，也非常懒散，但她善于极其轻松愉快地用幽默、粗俗的笔调写那些信。她那只眼睛从外表看来在睫毛下显得忧伤和愚蠢，从内在方面看却具有洞察事物的才能。尽管那些人穿着银色芭蕾舞鞋踮起脚尖，在舞台灯光照耀下表示一只垂死的天鹅，但他们跳得枯燥乏味，因而可以击掌叫停。

她就是用这种方式给我描述哈泽洛夫给他的小胖子和小丫头上的一堂芭蕾舞课的。课堂上要排一场芭蕾舞剧。这场芭蕾舞剧应当叫《稻草人》，要不然就是《那些稻草人》或者《园丁和稻草人》。

这时，训练既不在扶把练习时进行，也不在室外进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没完没了地弓着背坐着，徒劳无益地重复着肖邦的那支曲子。这时，窗前的松树在雨中矗立着，松鼠和普鲁士的昔日在树上比比皆是。上午有空袭警报，训练在安放供暖锅炉的地下室里进行。现在，穿着黑色针织紧身衣的小丫头们在长长的芭蕾舞把杆旁显得无精打采。小胖子们挤眉弄眼，心不在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哈泽洛夫伸直双腿突然跳到钢琴上时才结束，这是钢琴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非常熟悉而且不会给钢琴造成丝毫损坏的一个过程，因为哈泽洛夫很善于慢慢地纵身向上，立定跳远，然后小心翼翼地坐在褐色钢琴盖上，而不会使硬质乐器的内部零件发生震动。现在，小胖子们和小丫头们全都苏醒过来，因为他们都明白，哈泽洛夫怒气冲冲地往钢琴上纵身一跳意味着什么，接踵而来的会是什么事情。

哈泽洛夫从上面，不过并非直接地，而是冲着把大厅正面变成窥视镜的大型芭蕾舞镜，对小胖子们和小丫头们提出警告：“难道说非得要这个小毛刷领舞不行？是缺乏人生乐趣吗？是不是要下面的老鼠来咬天鹅？是不是又非要哈泽洛夫取出他的小纸袋不可？”

他再一次构思他那声名狼藉的扶把练习——全蹲，在一位、二位和五位上全蹲，每一位置上做两次，做八次伸展脚位的代嘎热和十六次在二位上的快速代嘎热，做八次小绷脚擦地代嘎热，强调脚尖向外轻轻擦地。可是，只有小丫头们才强调脚尖向外，在地上擦出小小的斑点。不管是那个受到威胁的小纸袋还是肖邦——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联手——都无法帮助小胖子们获得人生的乐趣，完成好干净利落的屈膝动作。他们好比勺子上的面团，拌得要稠不调的色拉油，土耳其蜂蜜粘得可以拉成丝。这些男孩或者小胖子就这样伸着懒腰——他们是韦尔夫兴、马尔策尔、施米特兴、泽尔热、戈蒂、埃贝哈德和巴斯蒂安——睫毛直眨巴，在半脚尖踮起做渐蹲的腿部练习时稍稍叹口气，在单脚划圆圈呈二位时就像喂食前的天鹅一样，扭着脖子，七个昏昏欲睡的小胖子恭恭敬敬地等待着哈泽洛夫的第二次跳跃，这次跳跃在他们跳大踢脚时便接踵而来。

哈泽洛夫的跳跃再一次以立定跳远的方式出现。这次跳跃使他离开钢琴盖，越过钢琴家雪白的头发，伸长膝盖，以令人钦佩的高度和长度落在大厅当中，落在镜子对面。他在这块玻璃面前毫不掩饰，非常奇怪地把那个事先提到的小纸袋取出来。这个上面尖尖的小纸袋，锥形小纸袋，这个出了名的小纸袋，受人敬畏的小纸袋，这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小纸袋，这个像粉末一样柔软、做工精致而且大小合适的小纸袋，这个八分之一磅的小纸袋，他把它专门从上衣胸前的内袋中取出来，命令所有的女孩或者小丫头离开芭蕾舞把杆。他打发她们到发出轰隆声、把面庞映照得通红的小圆铁炉旁的角落里去。她们在那里尖声嚷嚷着挤在一起，转向墙壁，而且还要用苍白的手指蒙住眼睛。就连费尔斯讷-伊姆布斯也用一条丝围巾遮住了他的狮子头。

就在难为情地蒙住双眼和遮住了头后，哈泽洛夫命令道：“朝正前方扶把！”七个男孩和小胖子相互脱去了对方的衣服。他们非常激动地把红色、玫瑰红色、蛋黄色和草绿色羊毛针织紧身衣从男孩子身上脱下来。“准备！”哈泽洛夫用训练有素的手指打着榧子。他们把小脑袋转向墙壁，不断地眨巴着睫毛，沿着芭蕾舞把杆站成一行，十四只手抓着那根被抓坏了的木质把杆。七个躯干在盲目弹出的肖邦钢琴曲伴奏下伸开双臂，弯下身子，把膝盖挺直，让同一个皮肤柔嫩的男孩屁股往供暖情况良好的训练厅里撅上七次。

这时，哈泽洛夫在第一个屁股旁边做出了开始的姿势。他左手拿着锥形小纸袋，就像从空中抓来一样，右手的手指间夹着一把小毛刷，把这把既珍贵、又结实的獾毛小修面刷放进锥形小纸袋里，在费尔斯讷-伊姆布斯伴奏下，嘴里兴致勃勃地吹起了一支优美动听的波兰舞曲。他往往由于镜子的缘故而不断变换位置，从一个男孩屁股走向另一个小胖子屁股。

此外——因此这简直是浪费——他把蘸上粉末的獾毛小修面刷从小纸袋里取出来，取了七次，把蘸上的粉末刷进男孩子们的屁股眼里，刷进小胖子的屁股里，刷了七次。成功啦！

这不是脚气粉。刷进去的不是安眠药粉，不是苗条药粉，不是防狮药粉，不是发酵粉，不是滴滴涕，不是奶粉，既非可可粉，也非绵白糖，不是小面包的面粉，不是费眼力的细小字体，也不是白垩粉。这是胡椒粉，是磨得很细的黑胡椒粉，哈泽洛夫用小毛刷蘸这种粉，不厌其烦地蘸了七次。最后，他在离镜子极近的地方以慢速旋转结束了他的教学演出，站定，满口金牙的嘴巴对着大厅，大声嚷道：“好啦，我的孩子们！先是小胖子，然后是小丫头！往一位运动，全蹲，两臂成花环状！”

不再盲目的伊姆布斯刚把他那弹奏肖邦乐曲的手指放到琴键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羊毛针织紧身衣好像自行闪电般地掉了下来，罩到了七个涂上胡椒粉的男孩屁股上。一次练习就取得不少进步。这些进步表现为敏捷的步伐，大踢腿，手臂的舒展。睫毛默然不语，线条在苏醒，美直淌汗水；哈泽洛夫让那把獾毛小修面刷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扔到了什么地方。

胡椒粉效用相当久，所以在卓有成效的练习之后，那些身上没有胡椒粉的小丫头和这些由于胡椒粉而变得生气勃勃的小胖子，能够按要求排练稻草人芭蕾舞剧第三场，从一群稻草人毁坏园圃到双人舞。

因为后来这台大型演出如此饶有风趣地达到了普鲁士传统军乐的水平——高高踮起脚尖的、地地道道的乱七八糟——哈泽洛夫用三十二颗金牙宣布演出结束。他挥动手巾，命令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关上琴盖，将肖邦的乐曲和普鲁士进行曲埋葬在公文包里，然后宣布评分：“韦尔夫兴，好。施米特兴，好。所有的小胖子和小丫头都好！马尔策尔和燕妮，特别好。你们再呆一会儿。咱们排演园丁之女和王子，第一场踮起半个脚尖，没有音乐。你们其他人准时上床，别来溜须拍马。明天早上，整个芭蕾舞团排演《诱拐园丁之女》和《终场》。”

亲爱的图拉：

我试图复述燕妮那封信的内容。就像在燕妮所有的书信中一样，在那封信中写着：尽管哈泽洛夫非常克制地、颇具讽刺意味地向她献殷勤，但是她却强烈地、继续不断地、坚定不移地爱着我。因此，我一点儿也不用害怕。另外，尽管只有两天时间，她还是要到朗富尔来：“住房现在必须腾出来，所以我们想把家具和收集的石块保管起来。你无法想像，我们在得到搬家许可之前，不得不写些什么样的信啊！不过，哈泽洛夫善于同那些人打交道。当然，他认为这些家具在朗富尔更安全一些，因为柏林遭到轰炸的次数越来越多。无论如何他都要把云母转移到乡下，转移到下萨克森去。他认识那儿的农民和一个矿长。”

亲爱的图拉：

一辆家具搬运车首先开到斜对面的房门口。十五家租房的住户占据了我们那栋房子的窗户。然后，奔驰车在家具搬运车后面不声不响地拼命往前挤，不过仍然留出了装车的空地。司机脱下帽子，及时地站在门口。燕妮身穿黑色皮大衣，可能是鼹鼠皮做的，头缩在高高立起的衣领中，站在人行道上，匆匆抬起双眼，望着我们的窗户。这是一位不能感冒的女士。哈泽洛夫身穿有棕色皮领——海狸鼠皮领的黑色双排扣大衣，抓住燕妮的胳膊。这个扳道工，这位比燕妮矮半个头的伟大的歌舞团经理，就是满口金牙的赫尔曼-哈泽洛夫。但是他既不笑，也不打量我们这栋房子。在他眼里，埃尔森大街并不存在。

我父亲隔着报纸说：“你们已经通了那么久的信，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帮着搬家。”

我差一点儿没抓住燕妮那只藏在皮大衣肥大衣袖中的手。哈泽洛夫只是匆匆地瞟了一眼。“噢，”他说，然后又说，“秀气的小胖子。”接着，他便像指挥芭蕾舞团一样，指挥起家具搬运工来。我帮不上忙，也上不了楼，进不了住宅。家具很重，大多为深棕色，全部用椴木做成。装运家具很有趣，因为有哈泽洛夫指导，一堵墙那么宽的书橱变得轻飘飘的。当燕妮的“房间”离开股票房时——那是用浅色桦木框起来的毕德迈耶尔派绘画——这些作品便在四方形人物的头上飘来飘去，悬浮在空中。在门厅衣帽间与佛兰德箱子之间，哈泽洛夫侧过脸来看着我。他没让那些包装工花多少工夫去包装家具，便邀请我和燕妮到火车总站旁的埃登饭店去用晚餐。他们俩就住在那里。敞开着的笨重木箱堆放在人行道上最后一批厨房用的椅子之间。我答应道：“七点半。”忽然，好像是哈泽洛夫策划好了似的，天上的阳光破云而出，使敞开的木箱里的云母光彩烟烟。就连并不在场的参议教师的气息也扑鼻而来——从烟斗冒出的冷烟也在一起搬迁。但是，一部分云母片麻岩不得不留在原地。八九箱东西把家具搬运车塞得满满的，还剩下两箱。这时，我便在哈泽洛夫的家具包装工芭蕾舞剧中粉墨登场了。我表示愿意在我们的地下室里腾出地方，来堆放云母片麻岩和云母花岗岩，堆放黑云母和白云母。

我在机器间问我的父亲同不同意。我父亲很爽快地答应下来，使我感到意外。他说：“去干吧，我的孩子。在第二个地下室窗户的小五金旁边还有一大块空地。把参议教师先生的木箱存放在那里吧。这位老先生把他的一生都花在搜集石块上了，这本身就很有意思。”

亲爱的图拉：

木箱放到了我们的地下室里。晚上，我坐在埃登饭店的小餐厅里，坐在燕妮身边，哈泽洛夫对面。据说你下午在城里同燕妮见了面，哈泽洛夫不在。为什么？就这么回事！我们几乎没有讲话，哈泽洛夫在燕妮与我之间看出了点什么名堂。听说你们是在沃尔韦贝尔巷的魏茨克咖啡店会面。你们有什么可商量的？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燕妮的小拇指和我的小拇指在桌子下钩在一起。我敢肯定，哈泽洛夫注意到了这一点。魏茨克咖啡店有什么可吃的？燕妮能吃到的是质量很差的糕点和像水一样的冰淇淋。在埃登饭店有海龟肉汤，罐头芦笋，维也纳煎肉排，后来，按照燕妮的愿望，来了份半冻食品。很可能我乘车跟踪了你们，一直跟到煤炭市场，看见你们在魏茨克咖啡店里坐着，说着，笑着，沉默着，哭着，为什么？就这么回事！吃完饭，我注意到哈泽洛夫绷紧的或者说是呆滞的脸上有上千个灰白色雀斑。过去的埃迪-阿姆泽尔在肥胖的脸上曾经有过雀斑，数量比这少，但是比这大，是带褐色的真正雀斑。你们至少在魏茨克咖啡馆闲聊了两个小时，在九点半时，我不得不说：“我曾经认识一个人，他长得很像您，不过是叫别的名字。”

哈泽洛夫招手唤来招待员：“请来一杯热拧檬汁。”

我绞尽脑汁：“这个人先是叫做斯特普恩，后来叫做施佩巴拉，以后又叫做施佩林斯基。您认识这个人吗？”

这位着了凉的哈泽洛夫得到了他的热柠檬汁：“谢谢，付账。”

招待员站在我身后算账。“这个人我认识，他有几分钟甚至名叫楚霍尔，然后叫曲林斯基。后来他找到一个名字，到现在都叫这个名字。您想知道这个名字吗？或者说你想知道吧，燕妮？”

哈泽洛夫把两个白色药片放进茶匙里，付钞票，而且用账单遮住脸：“就这样吧！”

在我想要说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时，哈泽洛夫把药片服了下去，喝了很久柠檬汁。这时已经很晚了。燕妮很累。只是在饭店大堂，在燕妮吻我之后，哈泽洛夫才露出他的几颗金牙，沙哑着声音说：“您很有天分。您知道很多名字。我会帮助您，今天或者后天，给您再举出一个名字来。这就是用x来书写的Brauxel，或者像Haksel一样，写成Brauksel，或者像Weichsel一样，写成Brauchsel。记住这个名字和它的三种书写方式吧。”

说完，两人文质彬彬地、故意慢条斯理地走上楼梯。燕妮往四下张望，张望，张望；甚至当我已经不在大堂，而满脑子装着三个布劳克塞尔时，燕妮仍在张望。

亲爱的图拉：

有那么个人，在我找你时，我已经找到这个人了。在我给你写信时，此人向我建议，应该怎样给你写信。此人叫人给我寄钱来，好让我可以给你写信，无忧无虑地写。此人拥有一座位于希尔德斯海姆与萨尔斯特德之间的矿山，或者说只是在管理这座矿而已，或者说占有比较多的股份，或者说整个矿山都是骗局，都是伪装，都是第五纵队——尽管他名叫Brauxel，Brauksel，Brauchsel。布劳克塞尔的矿山不开采矿石，不采盐，不采煤。布劳克塞尔的矿山开采别的东西。这种东西我叫不出名字来。我只能不断而且必须不断地给图拉讲，我必须遵守二月四号这个日期。我必须堆积白骨山。我必须开始写末尾的童话，因为布劳克塞尔拍加急电报来讲：“宝瓶座行星会合日期临近。堆白骨山，准备并开始流产。把狗放走，及时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