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补遗：卡夫卡形象的新特征_卡夫卡传

很少有作家经历过像卡夫卡现在经历的命运：生前几乎完全默默无闻，而死后很快便世界闻名。

对手弗兰茨·卡夫卡来说，这种命运的刻薄由于他对荣誉持全然无所谓的态度而得到缓解。在他心目中，写作（在他一篇日记中这么写着）是“祈祷的一种形式”。他努力的方向是内心的完美、白壁无暇的一生。不能说他毫不在乎世界对他怎么想。他只是没有时间来顾及这个问题。充斥他心中的是对伦理上最高境界的追求，这是人应该达到而实际上几乎达不到的境界；是一种上升至痛苦、至半癫半痴状态的冲力——不能容忍罪恶，容忍谎言，既不能容忍自我欺骗又不能容忍对他人的刻薄。这是一种经常以自我鄙薄为形式出现的冲力，因为卡夫卡仿佛是用显微镜观察他自己的弱点，渴望与纯洁、神圣获得最紧密的融合，在他的格言中这被冠以“不可摧毁的东西”。这种全力以赴的追求占据了他的一生。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是现代作家中最接近托尔斯泰的人。“倘若心中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之物的信念，人便不能生存。”卡夫卡以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他自己的宗教观。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句话。

卡夫卡生前的状况便是如此。

在他死后，一开始找不到一家大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遗作。每一本我几乎都必须先在另一家出版社中出版。我试图引起一些名人对这些出版物的兴趣。盖尔哈特·霍普特曼写信对我说，可惜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卡夫卡这个名字……今天人们打开每一期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或意大利的杂志，差不多都会碰到这个名字。

今天聚集在卡夫卡这个人物上的耀眼的灯光自然也会引起对他的形象的一切扭曲。但只要充分相信卡夫卡自己教诲的那个“不可摧毁之物”，对那些扭曲也可以不必放在心上。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难以着手的人格的正确的形象轮廓将自己会显现出来，尽管这个轮廓今天还是那么有争议。

但是如果今天就能有机会描绘出本质的、正确的轮廓来，自是令人高兴的。也就是说，如果那些曾与卡夫卡有个人联系的证人出来讲话的话。比如最近我得到的《回忆卡夫卡》一书，这是卡夫卡的一个朋友（弗利德里希·梯伯格，现在在耶路撒冷）写的；比如卡夫卡生命的最后岁月直到他去世的生活伴侣朵拉·笛芒（她不久前，于1952年8月在伦郭去世）在她在以色列可惜太短暂的逗留中，在公众演讲和私下谈了许多她与卡夫卡共同生活的事情，大多数由费利克斯·威尔奇记录了下来。加入这些证言行列的有玛尔特·罗伯特关于朵拉的报道，还有古斯塔夫·雅诺施值得注意的记载。雅诺施的记载之特殊价值在于：他在卡夫卡生前便记下了卡夫卡的言论；这好比艾克曼在歌德每次讲话之后马上将其记录下来，从而给我们留下了了解歌德这个真实的非凡人物的无法估价的源泉。雅诺施自己在他的书的“前言”和附录的“说明和解释”中介绍了他自己的生平和《卡夫卡谈话录》的产生经过以及手稿的故事。这里需要补充一下的是，这部手稿是怎么到我这里来的，它是怎么补充了从1920年3月底以后这段时间里，即从雅诺施认识卡夫卡的那天起，我们对卡夫卡生活的认识。关于这段时间直到不久前还没有很多出版物提及。雅诺施的记载填补了这个空白。

1947年5月，即我最终离开我出生的城市布拉格八年后，我收到了一封从布拉格寄来的信，信是以这几句话开头的：“我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我是您离开这里前不久在布拉格日报’上报道过的那个音乐家；也就是促成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捷克文译本在弗罗里安那儿发表的那个人。”写信者问我，他是否可以把他“关于弗兰茨·卡夫卡的日记记载”寄给我，他在为此找一家出版社。“弗兰茨·卡夫卡是我的青春时代——而且不止于此。您可以想象我的紧张心情，”在雅诺施给我的 这就是雅诺施交给我们的谈话内容之暗淡背景。对当时充满心中的巨大苦恼卡夫卡只是隐隐有所提及，此外，他以客观地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出现，以纵览的方式关心着世界大事、各民族和各阶级以及各宗教间的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卡夫卡在他一生几乎所有情况下持有的巨大的自制力——除非是他坐在日记本前或在与最亲密的朋友谈话时。

雅诺施转达的卡夫卡的话给人以真实可靠的印象，它具有卡夫卡通常讲话风格那种不会误认的标记，这种风格也许比他写作的风格更简明，更精确，对于卡夫卡来说，要说什么没有意义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从未从他嘴里听到过一句不深刻的话。即使在他谈论最日常的普通事情时也同样如此。对他说来（也同样对正在与他谈话的人说来），根本就不存在日常。他从不刻意追求思想深刻的格言，而是一切都自然轻快地从他嘴里涌出，他的话在胚胎状态中就是奇特的，奇特地诞生，根本无须去寻求奇特性。当他没有重要的话可说时，他宁可闭口缄默。在同雅诺施谈话中的素材范围也是我自己在无数与卡夫卡的谈话中所熟悉的，我毫不困难地认出这些话题素材正是卡夫卡关心的核心范围。

在我的卡夫卡传中我仅以一段简短的解释将雅诺施作证的这一整段时间一笔带过。由于那时密伦娜还活着，我有所保留。在那以后，我们从玛加蕾特·布伯一诺伊曼的书中（《斯大林和希特勒管制下的囚徒》知道了更多关于这位不平凡的女性的事，也知道了她在集中营中的可怕的死亡，还有她感染所接触的所有人的那种神奇的、鼓舞的力量。卡夫卡（192年1月18日日记）曾将她的品质说成“无所畏惧”。现在卡夫卡给她的信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认识她的手段，此外还有维利·哈斯撰写的跋和密伦娜这个真正了不起的女人的重要的肖像画。在一定意义上，她生存方式的光芒也在雅诺施的记载中反映了出来，尽管她的名字从未被提到过。可是要理解卡夫卡对雅诺施讲过的许多话并找到正确的回音，就必须考虑到，在卡夫卡当时特别用心考虑犹太人问题的时候（如对话所示），他爱上了密伦娜这么一个捷克女基督徒，而且她的两个女友都嫁给了犹太人。密伦娜的丈夫也是犹太人。为了跟他结婚，她与站在政治舞台上的、身为民族主义思想特别强烈的父亲这个捷克人之间爆发了最激烈的冲突。卡夫卡处在这样全新的、激动人心的环境中，面临这样的抉择，使他能更深入地观察犹太人问题。

在读了雅诺施的《谈话》及《致密伦娜》后我才明白，卡夫卡伟大的长篇小说《城堡》提供了根本性的注脚，这是一首惊人的悲剧叙事诗，写的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无家可归者，他想要在他所选择的家乡扎根，却不成功。

撇开《城堡》之外的一切更广泛、甚至包罗万象的宗教内容不谈，不可忽视传记住这个前提。推诺施无意中为帮助理解这些内在联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关于这些内在联系，密伦娜给我的信件（八封信，一部分对卡夫卡作了广泛的分析，谈到了他与她的关系）和我自己关于卡夫卡生命的那个阶段的笔记，以及密伦娜口头对我的叙述还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人们可以在长篇小说《城堡》中找到卡夫卡对密伦娜的爱情关系的反映，这些往往是以古怪的疑惑和轻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是所发生事情的强烈的扭曲变形，也许只有用这种手法才能拯救他脱离危机。密伦娜在长篇小说中是以极端漫画化的形象借“弗丽达”之身出现的。她为了搭救卡夫卡（K．），迈出了关键性的步子；她与他结合，与他一起在贫困和放弃享受的情况下建立了家室，然而愉快而坚定，她想永远属于他，并通过这一点引导他回到质朴和直接的真实生活中来。可是就在K．取得进展，抓住伸来的手的同时，对那个女人产生影响的先前的联系又冒了出来（“城堡”、民众、社会，尤其是那位神秘的先生克拉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的是以夸张的、妖魔化了的吓人形象表现出来的密伦娜内心无法摆脱的合法丈夫），梦想中的幸福很快便告终结，因为K．不愿只获得一半权利，他希望的是独自将弗丽达娶为妻子，而不能让她老是为“城堡”的信使们，那些谜一般的助手，为克拉姆所占有。可是她却背叛了他，回到了她曾经摆脱的“城堡”的势力范围中去。随着故事的发展而清楚起来，K．心中整体获救的愿望之火燃烧得远比弗丽达坚决，弗丽达心中的愿望像点燃的稻草般一烧便尽，或者很快就失望了。密伦娜口头告诉我，她的丈夫得知卡夫卡是他的情敌并想要娶她时，他重新开始对地产生兴趣。

这部长篇小说和亲身经历的平行线还可以画得更远，可以看到K．身上自我折磨的特征强烈地显示出来。在长篇小说中他把自己看成是一手制造一个邀请、一个职位之任命的假想的骗子。劝他们断绝来往的密伦娜的女友们在长篇小说中夸大地上升为神话般的、命运女神般的女店主形象。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古代悲剧中的合唱队。弗丽达在奥尔加（在长篇小说中）面前表现出来的奇怪的妒忌和蔑视，反映了密伦娜对卡夫卡当时的未婚妻J．W．的态度。她断然要求卡夫卡与W．和她的家庭断绝关系。她的这个要求提得十分尖锐，甚至不合理，卡夫卡自己就曾这么指出过，尽管他还是听从了她。被社会遗弃的奥尔加一家同样也要去迎合现实。像这种现实主义的砖石在《城堡》中还可以找到很多。而整个建筑物大大高出一切这类砖石，作者把人间所有零碎部分富有想象力地改造一番，堆成高大的整体。假如人们看到了这个给人以强烈预感的、始终在模糊的光线中晃动而又有效地发出预言的整体，看到这整个建筑物，人们自然会更加为这部长篇小说深深吸引，产生无穷的赞赏之情。生活中的细节对于产生一部文艺作品所具有的重要性当然不能估计过高；但如果完全忽视其重要性，那么非常容易产生错误的观点。

长篇小说《城堡》构成了《谈话录》以及《致密伦娜》的布景和舞台。卡夫卡是在1921和1922年之间写这部小说的。我可以证明他从事于这部小说之写作的 据我所知，密伦娜没有出过书籍形式的作品，译作除外。

请您什么也别告诉F．。我们要让他喜出望外，同意吗？也许——也许他会为此感到一点欣慰的。

好像在密伦娜和我的通讯关系中出现了较长时间的间歇，下一封信的开端便将证实这点。我丝毫回想不起，密伦娜翻译的那本书是否真的出版了，我是否写了前言。我手头既没有那本书也没有那个前言。密伦娜提到的另一篇前言是为我同弗兰茨·布莱共同翻译的居勒·拉弗格（1909年）的《风趣的丑角》一书而写的。在发现拉弗格方面走在这之前的是保尔·维格勒，他翻译了拉弗格的《传奇寓意剧》（Moralit6sleg一ndaires），可惜译文风格过于夸张，但许多地方译得很出色。依我看，拉弗格是福楼拜之后最伟大的法国作家之一。他今天几乎不为人知（在法国也一样），曾由“法兰西信使”出版（1902年）的三卷本全集已告售罄。什么时候还会再版，并尽可能完整地出版呢？——一然而我离题了。我当然觉得，在美与爱的王国中一切都紧密地联系着，而实际上这是连接人类心灵的唯一真正的桥梁，因此我译的拉弗格著作事实上对卡夫卡及韦尔弗早期诗歌产生了影响。——下面是密伦娜的 最后转引她给我的最后两封信（用德语写的）。第一封是在印有她父亲地址的信纸上写的，这显然表明她与父亲达成了谅解。

亲爱的博士先生：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把这本书寄还给您。请原谅我没有来看望您。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现在能够谈论弗兰茨，您也一定不会愿意同我谈到他。假使您同意的话，我将于九月份来布拉格之前通知您。请您将我留在亲切的回忆中，并向您的太太转达我衷心的问候，很可能有一次我无意中给她带来了伤害。在您有机会的时候，请您把弗兰茨那里的我的信件付之一炬，我放心地把它们交给您，说来当然并不重要。他的手稿和日记（完完全全不是为我写的，而是产生于他认识我之前，大约是十五大本）在我这里，假如您需要，便归您处置。这是他的愿望，他曾请求我除了您以外不给任何人看，给您看也必须在他死后。也许您已经见过一部分了。

我最衷心地祝愿您，并保留着最友好的感情。

您的密伦娜·波拉克

亲爱的博士先生：

我不能前往布拉格，把手稿交给您，尽管我很愿意这么做。我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放心托带的人，我更不敢通过邮局寄上这些本子。我将考虑把布拉格之行推迟到十月，但愿您届时已经回来，我便能把一切亲手交给您。我也请求您把我的信从卡夫卡家里取出，这样对我来说您将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不想自己去请求他们，我与他的亲属的关系从来就不好。

我非常地感谢您，10月1日以后在布拉格再见！如果您那时也不能在布拉格，请您写信到维也纳来，告诉我您何时从意大利回来。

致真诚的问候！

密伦娜·波拉克

此后我还经常与密伦娜谈过话，并接收了卡夫卡的手稿。

从我几年前才得知的一桩事实中可以看出，在观察卡夫卡时绝不能使用过于简单化的心理学。现将这件事报道如下。

1948年春，当时居住在耶路撒冷的音乐家沃尔夫冈·绍肯写信对我说，有人曾经向他透露，卡夫卡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作为证据，他向我出示了一个叫M．M．的女士的信（格蕾特·布洛赫；关于给她的信参见《绝望和拯救》），他（报告者）与她是好朋友。这位女士那时已经辞世，那孩子在此二十多年前已经死去。事情最可悲之处在于，卡夫卡从来不知道有过这么一个孩子——他不到七岁就死了，还在卡夫卡去世之前。孩子的母亲是个自尊心很强的、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独立的女士，她出于敏感很容易闭锁心扉。也许她心里有顾虑，不愿向卡夫卡透露这个消息，因为随着这短暂的关系而来的是长时间的、最终的疏远。我略略认识M．M．夫人，但对她与卡夫卡之间的友谊一无所知。根据弗兰茨对我的叙述，我把他们间的这种关系视为断断续续地出现仇视的关系。在弗兰茨的日记中可找到指着同一个认识方向的暗示。不管怎么说，M．M．是个著名的、卓有成绩的、意志非常坚定、极其聪明的人，对生活有着远大的目光。假如卡夫卡得知，他成了一个儿子的父亲，这会给他的发展带来多么巨大的裨益，其影响简直不可估量。他内心最盼望的莫过于获得孩子；他最怀疑的也莫过于自己生儿育女的能力。每个他的著作的行家都知道那些相关的段落，卡夫卡在那些段落中表达了坐在孩子的摇篮边的渴望。实现这个渴望对于他的意义超过了其本身，也许能从最高层次向他证明自身的价值，因此也许具有决定性意义，他会感到自己身价培增；他始终将缺少后代视为一种特殊的、宣布将他逐入地狱的判决。如果卡夫卡把这个孩子收养过来，孩子也许不一定会死；也许重新觉醒的自信心能够拯救卡夫卡自己的生命，也许他今天就坐在我旁边，使我不必对着虚无命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得承认，这里的生活谱写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卡夫卡著作中一切复杂的冒险性的残酷和讥讽的苦涩特征是那样惊人地相似。

M．M．夫人在布拉格瞻仰了卡夫卡的墓。她那时在布拉格又见到了给我提供消息的人，1940年4月ZI日，她从佛罗伦萨写了封信寄到以色列给他，我从中摘取关键性的几行。“你是当时在布拉格看到我处于莫大的困境中的第一个人，我为那时刚刚预感到的恐惧而忧心忡忡。你在你朋友们杂乱的房间中的音乐演奏。在这个神奇的城市中（我对它的爱超出您的想象）短时间的散步，这些在那时也都还能帮助我克服恐惧心理。我去瞻仰了那个对我来说意义极其重大的男人的墓，他死于1924年，他的高超艺术至今仍为人称颂。他是我的男孩的父亲，这孩子快七岁时突然在慕尼黑死去。远离我和他，而我与他在战争年代就不得不分手了，以后再也没见过——一直到几小时前——因为他在他的家乡，在远离我们的地方死于一种致命的疾病。我从来不提此事。我相信这是我第一次说到这事。我家里人和我的朋友们从不知道，除了我后来的上司以外。他因此而对我很好，很规矩。所以当他1936年去世时，我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失去了一切。想到他们不必再受时间的折磨，我心情平静，感到幸福。”M．M．夫人在好多年中一直是以这么一种独特的方式谈论卡夫卡和卡夫卡的作品的，以致我的消息提供者断定信中这一段所指只能是卡夫卡，绝不会是其他人。此后意大利很快就介入了战争，M．M。同我的消息提供人之间的通信不得不中断。那次重访布拉格已经是在德国纳粹夺权的阴影下进行的了。M．M．当时的住地是柏林，她有理由谈到折磨着她的预感性的恐惧。她逃往瑞士去以色列，最后到了意大利。我的消息提供人得到的最后一次关于她的消息来自不列颠红十字会，落款日期1945年5月16日，报道的是：“M．M．夫人被德国人于1944年5月从S．多那托·迪·科米诺和弗洛希农带走，同其他生活在这个区的犹太人关在一起。我们深感遗憾，当前我们一点都帮不上忙。”进一步的了解表明，M．M．被一个德国士兵用枪托打死了。我检验了消息提供人告诉我的所有线索。这些线索将我引向佛罗伦萨的好几个人，他们住在圣吉尔吉奥和简宁利奇奥里膳宿公寓。找到M．M．遗物的机会十分微弱，那里也有许多卡夫卡的信。居住在弗罗伦萨的作家马克斯·克莱尔帮助我寻找。但是没有下落。有可能卡夫卡的这些信今天保存在一个叫E．Pr．的先生那儿，是这位先生帮助M．M移居智利的（借此机会顺便说一下，卡夫卡写给那个同他两次订婚的“柏林女人”的书信至今仍在期待着与读者见面）。无法知道卡夫卡的儿子名字叫什么，他曾生活在什么情况下，死于什么情况下。没有什么东西像卡夫卡唯一的儿子这样，逝去之后在历史领域内留下的踪迹是这样的少。

卡夫卡的世界声誉并没有使人们能够理解他。围绕着卡夫卡已经出现了一个神话气氛，抹杀了他的人品的真实特征。比如一家瑞士刊物为努力使一般读者对卡夫卡“感兴趣”，竟信口开河说了些最为荒诞不经的故事。如，在他的慕尼黑朗诵会上，有三位女士晕厥过去，被抬出大厅，由于卡夫卡所读的恐怖场面的描写是那么骇人。还有，有两个女人在他尚未掩埋的墓旁爆发了一场争论，两人都声称是他的妻子。——所有这些纯属子虚乌有。关于慕尼黑朗诵会卡夫卡向我详细介绍过。如果发生过那样轰动的事件，他一定会提到的；因为按照他的性格，一切有可能被利用来反对他的事情，使他心情受压抑的事情，他都要特别地强调如果那时真的在慕尼黑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么卡夫卡在布拉格火车站（我去接他）就会对我说：“你看看，马克斯，我是个多少低劣的作者，我不能为人们做点好事，却给他们带来伤害。三个昏过去——这是我可悲的成就。”我敢断定，他会怀着对自己的夸耀性的幸灾乐祸大体上说这么几句话的。关于他的葬礼，那时我自己负有伤感的义务：扶着他的生活伴侣行走；我可以证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有在最遥远最不着边际的地方才会产生这样的谣言。

关于卡夫卡遗留的文学作品的故事我在每本书的后记中（尤其在《诉讼》的后记中），此外还在我的《作为指路人的弗兰茨·卡夫卡》一书中作了详尽的记述。卡夫卡自己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收集在第一册《短篇小说集》中；此外只有那篇幅短小、引人入胜的散文小品《铁桶骑上》也是在卡夫卡生前付印过的，刊登在报纸《布拉格新闻》上；再就是1909年刊登在《波希米亚》上的《在布雷齐亚观飞记》。严格地说，这两篇散文也应该归入第一集。在其它所有集子中材料都是卡夫卡遗留下来的。在有关的后记中我对我的助手汉斯·约阿希姆·雪普斯．海因茨·波利策和艾斯特·霍弗的合作表示了谢意；只有感谢不能得到足够的重复。

关于我的出版工作方法，我在那些后记中也谈了一些。这方面有关的补充可参见我除这本传记外发表的关于卡夫卡的另外两本书：1．《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卡夫卡和托尔斯泰）》，附有菲利克斯·威尔奇的《弗兰茨·卡夫卡的宗教幽墨》，蒙迪阿尔出版社，温特图尔和库尔特·德施出版社，慕尼黑（见221页及其后）；2．《作为弓I路人的弗兰茨·卡夫卡》，楚迪出版社，圣加仑。关于如何准确无误地出版卡夫卡著作的讨论是不着边际的。说穿了只有原文手迹的照片才能保证十分的把握和天衣无缝。其他任何一种出版方式都必须有所选择。原则上应该区分，一个作者是否已经指定发表某个作品，是否他没有指定发表它，或者是否（这也是第三种可能）他明确指定过不得发表。在最后一种情况下，他对那种不完美的、悬而未决的、充满矛盾的作品所抱无所谓态度要比对第二种情况的态度鲜明得多。可惜卡夫卡那儿就是这种情况。可是我知道（因为我经常被他找去当参谋），卡夫卡是如何缜密地对他自己交付出版的书精雕细琢，他是怎样一个劲地打开格林词典查找的，他是怎样为一个破折号是用还是不用同我和其他人讨论的，等等。所以，让疏忽、明显的语言错误、受捷克句法影响了德文风格的“布拉格德语”及类似的东西原封不动，是违背我的良心的。因为我知道，卡夫卡在最终出版前是一定会把这些疏忽大意之处消除掉的。我相信自己通过与我的朋友长期的共同生活对他的意图和语感了如指掌，有把握改掉这类违背他本心的错处。有所改动的只是个别地方，而且仅仅是作者没有修改过初稿中毫无疑问不正确的地方。我举个例子；卡夫卡在手稿中常用布拉格德语的“paar”表达“einpaar”的意思——比如他说：“Nachpaar块hrltten”，向不是说“nachelnpaarSchritt。n”。然而在他自己把手稿修改付印时，他总是把这个错误改掉的。在卡夫卡自己发表的作品中找不到它的踪影。所以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在他的遗稿中碰到这种情况时以我的手代替已不在的他的手来整顿一下。此外，我发表了许多不同的写法，在一个附录中甚至发表了被他画掉的段落，这些往往能帮助人们弄明白卡夫卡描述的意图。也许未来的人们在准确性和详细性上还会超过我；这是没有界限的，影印版除外。

在刚才提到的我的另外两本书的第一本中（《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还有关于卡夫卡伟大的绘画艺术的阐述；人们至今慨无例外地仅仅视之为稀奇古怪的东西。这种看法是会改变的。我打算把我收集的卡夫卡的画（他自己多半是往废纸篓中扔的）作为专题著作出版。此外，我那两本上面提及的书是对卡夫卡进行阐释的，但也还有一些传记材料掺在其中。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我的长篇小说《斯蒂凡·罗特》（1931年）以及以下这些发表的文章中：《关于卡夫卡（城堡）的诠释》（《新苏黎世报》1951年IO月2O日，此外还发表在《艾卡特》上）、《对一个叫弗兰茨·卡夫卡的玩偶之谋杀》（对一个错误的解释的争辩，及第二次争辩，发表在《新瑞士评论》二月号与五月号上）、我的著述《此岸与彼岸》（1946年）第一册中的《漫谈基克加德、海德格尔、卡夫卡》。作家卡夫卡和他的叙述艺术和至今仍鲜为人知的诗歌的独特之优点是我的阐述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完全不必特别予以强调。我对他的诗歌的爱也表现在我将他的两首诗谱写成歌曲（钢琴伴奏或乐队伴奏皆可）这件事上。在我那两本书中，一方面指出他心灵的发展（与对他的形象的静态理解相反），另一方面将他的格言（这些格言突出的是人的心中“不可摧毁之物”，是信念和对上帝的积极的信赖）与他的叙述作（其作品则为一切怀疑和不安敞开大门）分离开来，我通过这两点来阐释他的世界观。在小说中卡夫卡展示了人们是如何困惑，如何迷失了道路，在格言中这条道路自己显示出来，宣布摆脱困惑的前景。自然，人们不应该也不能够将卡夫卡这两种世界观机械地分离开来。格言中也有许多例子表明人由于痛苦和不知所措而喘不上气来；另一方面，在长篇小说中也有穿透黑暗看见希望的目光，并非仅仅是无望的观点。卡夫卡永远是完整的卡夫卡；如果人们这么说了，再说一遍，再予以强调，那么人们最终在“格言中的卡夫卡”身上看。到的更强烈的还是他的启示性的、助人的品质；而在叙述的想象力中的卡夫卡身上看到的则主要还是混乱的、自我烦恼和危机的展现。一个灵魂的两个方面是共于一体。问题必然会提出，一个方面或另一个方面的突出造成的有层次顺序的区别之原因何在？大体上可以这么考虑：在小说中，也包括在书信和日记中，卡夫卡信步走去，听其自然，毫无拘束地把自己托付给天使和魔鬼；而他在沉思的水晶体中（在格言中和一些书信里）则实行自我督检，进行人的自制，试图使自己有所归属，为了一个思想中的或现实中的周围世界的缘故而提高自己，力求取得成㊣(46)果。这里有着决定性的因素——针对命运之错综复杂的：人的意志自由；针对罚入地狱的：仁慈；针对绝望的：结束“亚历山大战役”，代之以和平时期的要求，对致密伦娜的信中由那些力量从深处呼喊的宣言的希望：“尽管如此，你们这些沉默、被推动着的、前进着的、心中充满直至狂野的信赖的人们，尽管如此，我们不会扔下你们不管，即使在你们最愚蠢时也不会，而且尤其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抛弃你们。”穿过卡夫卡混乱、虚无的世界，轻轻地，但不容置疑地响着对人类这一造物的爱的声音，那种上帝的“力量”（是这么预告的）“尽管如此”不会抛弃这些造物，还为他们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