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杜威(JohnDewey)生于1859年,一般公认他是美国现存的①首屈一指的哲学家。这个评价我完全同意。他不仅在哲学家中间,而且对研究教育学的人、研究美学的人以及研究政治理论的人,都有了深远的影响。杜威是个品性高洁无比的人,他在见解上是自由主义的,在待人接物方面宽宏而亲切,在工作当中孜孜不倦。他有许多意见我几乎完全赞同。由于我对他的尊敬和景仰,以及对他的恳挚亲切的个人感受,我倒真愿和他意见完全一致,但是很遗憾,我不得不对他的最独特的哲学学说表示异议,这学说就是以“探究”代替“真理”,当作逻辑和认识论的基本概念。
①杜威已于1952年去世。——译者
杜威和威廉·詹姆士一样,是新英格兰②人,继续百年前的伟大新英格兰人的一些后代子孙已经放弃的新英格兰自由主义传统。杜威从来不是那种可称为“纯粹”哲学家的人。特别是教育学,一向是他的一个中心兴趣,而他对美国教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个人虽然相形见绌,也曾努力要对教育起一种和他的影响很类似的影响。或许他和我一样,对那些自称遵循他的教导的人的实际作法不是总满意的,但是在实践上任何新学说都势必容易有某种逾越分寸和过火的地方。不过这件事并不像有人可能认为的那么关系重大,因为新事物的缺陷和传统事物的缺陷比起来,太容易看到了。
②“新英格兰”为美国东北部佛蒙特(Vermont)等六个州的总称;杜威生于佛蒙特州的伯灵顿(Burlington)。——译者
杜威在1894年作了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当时教育学为他讲授的科目之一。他创立了一个革新的学派,关于教育学方面写了很多东西。这时期他所写的东西,在他的《学校与社会》(TheSchondSociety)(1899)一书中作了总结,大家认为这本书是他的所有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他一生始终不断在教育学方面有所著述,著述量几乎不下于哲学方面的。
其它社会性的、政治性的问题,在他的思想中一向也占很大的地盘。和我一样,他访问俄国和中国受了很大影响,前者是消极的影响,后者是积极的影响。他是 让我遗憾而惊讶的是,我本来以为完全不伤害人的这段话,却惹恼了杜威博士,他作了个回答:“罗素先生把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同美国的工业主义可憎恶的各方面总连在一起,他这种牢固难拔的习癖……几乎像是我要把他的哲学跟英国的地主贵族的利益联系起来”。
至于我,我个人的意见被人(特别是被共产党人)解释成由于我和英国贵族的关系,①这事情我已习以为常;而我也十分愿意认为我的见解和旁人的见解一样,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是谈到杜威博士,如果关于他所受的社会影响我的看法错了,我为此感到遗憾。不过我发觉犯这个错误的还不单是我一个人。例如,桑塔雅那说:“在杜威的著作中,也正像在时下的科学和伦理学中一样,渗透着一种准黑格尔主义倾向,不但把一切实在而现实的事物消融到某种相对而暂时的事物里面,而且把个人消融到他的社会功能里面”。
①本书作者系两度任维多利亚女王的首相的罗素伯爵约翰·罗素之孙,1931年其兄逝世后,依法律规定袭伯爵爵号。——译者
我以为杜威博士的世界是一个人类占据想像力的世界;天文学上的宇宙他当然承认它存在,但是在大多时候被忽视了。他的哲学是一种权能哲学,固然并不是像尼采哲学那样的个人权能的哲学;他感觉宝贵的是社会的权能。我们对自然力量的新支配能力,比这种能力至今仍受的限制给某些人造成更深的印象;我以为正是工具主义哲学中的这种社会权能要素使得工具主义对那些人有了诱力。
人类对待非人的环境所抱的态度,在不同时代曾有很大的差别。希腊人怕傲慢,信仰一位甚至高于宙斯的必然之神或命运之神,所以希腊人小心避免那种他们觉得会是对宇宙不逊的事情。中世纪时把恭顺做得更远甚于以前:对神谦卑是基督徒的首要义务。独创性被这种态度束缚住,伟大的创见几乎是不可能有的。文艺复兴恢复了人类的自尊,但又让自尊达到了造成无政府状态与灾殃的程度。文艺复兴的成绩大部分被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打消。但是,近代技术虽不全然适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倨傲的个人,却使人类社会的集体能力之感复活了。已往过于谦卑的人类,开始把自己当作几乎是个神。意大利的实用主义者帕比尼①就极力主张用“模仿神”代替“模仿基督”②。
①帕比尼(GiovanniPapini,1881—1956),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小说家。——译者
②德意志神秘思想家托马司·阿·坎皮斯(ThomasaKempis,1380左右—1471)有一本著作叫《模仿基督》(DeImitationeChristi)。——译者
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我感到一种严重的危险,一种不妨叫作“宇宙式的不虔诚”的危险。把“真理”看成取决于事实的东西,事实大多在人力控制以外,这个真理概念向来是哲学迄今教导谦卑的必要要素的一个方法。这个对自傲的抑制一撤除,在奔向某种病狂的道路上便更进一步——那种病狂就是随着费希特而侵入哲学领域的权能陶醉,这是近代人不管是否哲学家都容易陷入的一种陶醉。我相信这种陶醉是当代最大的危险,任何一种哲学,不论多么无意地助长这种陶醉,就等于增大社会巨祸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