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大格雷高里到赛尔维斯特二世的四百年间,教皇制经历了许多次惊人的变迁。它曾不时隶属于希腊的诸皇帝①;或有时隶属于西方的诸皇帝;并在其他时期更隶属于当地的罗马贵族:虽然如此,公元八世纪和九世纪中,一些精明强干的教皇却乘机建立了教皇权力的传统。从公元600年起到1000年这一段时期,对于了解中世纪教会,以及它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①希腊的诸皇帝:指东罗马帝国的诸皇帝,因东罗马帝国的诸皇帝大多数是希腊人。——译者
教皇摆脱希腊皇帝获得了独立,这与其归功于他们自己的努力,毋宁归功于伦巴底人的武力——当然,教皇们对此是不存任何感谢之意的。希腊教会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隶属于皇帝,皇帝认为既有资格决定信仰问题,又有任免主教以至大主教的权限。修道僧也曾努力争取摆脱皇帝而独立,为此他们曾不时地站在教皇的一方。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们,虽然情愿归顺于皇帝,但他们却绝不承认自己在任何程度上隶属于教皇的权力之下。皇帝为了抵抗意大利境内的蛮族,不时需要教皇的援助,这时他对教皇的态度恒比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对教皇的态度还要友好。
拜占庭被伦巴底人战败以后,教皇们深恐自己亦将被这些强悍的蛮族所征服是不无理由的。他们借着与法兰克人结盟而解除了这一畏惧。当时法兰克人在查理曼领导下已征服了意大利和德意志。这一同盟产生了神圣罗马帝国,——该帝国曾有一个以教皇和皇帝之间的协调为前提的宪章。加洛林王朝迅速地衰颓了。教皇首先从其衰颓中获得了利益,公元九世纪末叶,尼古拉一世将教皇的权力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国内普遍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罗马贵族的实际独立,公元十世纪时,他们控制了罗马教廷并带来了极其不幸的结局。教廷及一般教会,如何通过一次伟大的改革运动,从而摆脱了对封建贵族的隶属即将成为后面一章中的主题。
公元七世纪时,罗马仍处于诸皇帝的武力统治之下,那时的教皇们若不顺从即须遭难。有些教皇,例如;霍诺留斯竟至顺从了异端观点;另外一些教皇,如:马丁一世终因反抗而遭到皇帝的囚禁。公元685年到752年间的大多数教皇均系叙利亚人或希腊人。由于伦巴底人越来越多地兼并了意大利,拜占庭的势力遂日趋于衰颓。皇帝伊扫利安人列奥,于公元726年颁布了圣像破除令,对此不仅整个西方,就连东方的大多数人士也都认为是异端。教皇们强烈地和卓有成效地反对了这一禁令;公元787年在女皇伊琳(最初为摄政者)治下,东罗马帝国废弃了圣像破除令异端。然而,与此同时西方发生的一些事件,却永远终止了拜占庭对罗马教廷的控制。
大约在公元751年,伦巴底人攻陷了拜占庭意大利的首都拉温那。这事虽使教皇遭到伦巴底人的极大威胁,但也使他们脱离了对希腊皇帝全面的隶属关系。诸教皇由于一些原因更多地喜欢希腊人,而不喜欢伦巴底人。首先,诸皇帝的权力是合法的,而蛮族的国王若非为皇帝所册封,是被看做篡位者的;其次,希腊人是文明开化的;其三,伦巴底人是民族主义者,而教会则仍保持其罗马的国际主义。其四,伦巴底人曾为阿利乌斯教派,在他们改宗以后,他们仍旧带着某些令人厌烦的气味。
公元739年伦巴底人在国王留特普兰领导下企图征服罗马,但遭到求援于法兰克人的教皇格雷高里三世的强烈反抗。克洛维斯的后裔,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已经失去法兰克王国中的一切实权;国家大权操于大宰相手中。当时的大宰相,查理·马特尔是个非常精明强干的人,他和英国国王征服者威廉一样,也是个庶子。公元732年,他在图尔的决定性战役中打败了摩尔人,为基督教世界拯救了法兰西。罗马教会为此本来应该感谢他,但他出于财政上的需要竟而攫取了教会的一些地产,因此降低了教会对他的功绩的评价。但他和格雷高里三世于公元741年相继逝世,而他的后继者丕平,则使教会方面感到十分满意。公元754年教皇司提反三世为了逃避伦巴底人曾越过阿尔卑斯山往访丕平,并缔结了一项证明对双方皆极为有利的协定。教皇需要军事保护,而丕平则需要只有教皇才能赐予之物:正式承认他代替墨洛温王朝最后一个君主,取得国王的合法称号。为了答谢,丕平把拉温那和过去拜占庭总督在意大利的全部辖区赠给了教皇。由于这项馈赠无从期待君士坦丁堡当局的承认,所以这就意味着同东罗马帝国在政治上的分离。
假如历代教皇隶属于希腊历代的皇帝,天主教会的发展将要迥然有所不同。在东方教会中,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从未获得摆脱俗界当局的独立,或有如教皇所获得的那种高于其他教士们的优越性。起初所有主教均被视为平等,而东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一直固持着这种见解。尤其在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和耶路撒冷诸城中尚有其他东方的大主教,但在西方教皇却是唯一的大主教(然而自从回教徒入侵以后这一事实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在西方——东方并不如此——俗人自从数世纪以来就大部分是文盲,这就给予西方教会以东方所没有的方便。罗马的声誉凌驾于东方任何城市之上,因为罗马兼有帝国的传统,又有彼得、保罗殉道,以及彼得曾是 英格兰的一些修道院,特别是在约克州的那些修道院,在当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罗马统治期间的不列颠文明早已荡然无存,由基督教传教士所导入的新文明几乎全部集中于全面直接仰赖罗马的边奈狄克特派修道院。可敬的毕德是贾罗地方的一个修道僧。他的学生埃克伯特,约克的首任大主教,建立了一所教育过阿鲁昆的教会附属学校。
阿鲁昆在当代的文化中是一重要人物。公元780年他于前往罗马途中,在帕尔玛谒见了查理曼。皇帝雇他教法兰克人拉丁语,和教育皇帝的家属。他在查理曼的宫廷里度过了大部分生涯,从事教育与建立学校。晚年他当了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院长。他著了一些书,包括一本用韵文写的约克教会史。皇帝虽然没受过教育,却深信教化之功,他暂时缓和了黑暗时代中的黑暗。但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却为时很短。约克州的文化逐渐为丹麦人所毁灭,法兰西的文化也遭到诺曼人的破坏。撒拉森人袭击了意大利南部,攻克了西西里,并甚而于公元846年袭击了罗马。总而言之,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里公元十世纪堪称一最黑暗的时代;因为公元九世纪曾受到英吉利一些僧侣,以及约翰·司各脱这一杰出人物的拯救。关于后者,我即将作一较详的介绍。
查理曼死后加洛林王朝的衰颓以及查理曼帝国的分裂,首先为教廷带来了利益。教皇尼古拉一世(公元858—867)曾把教皇的权力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和东西两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和法兰西秃头王查理;和洛林王罗塔二世;以及几乎全体基督教国家的主教们发生过争执;然而在几乎从所有的争执中他都取得了胜利。许多地区的僧侣早已依附于地方诸侯,于是他便着手扭转这种局面。他的两大争端是关于罗塔二世的离婚事件,和关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伊格纳修斯的非法罢免事件。贯穿整个中世纪时期教会的势力,经常干预皇室的离婚问题。国王都是些刚愎自用的人,他们认为婚姻的不可解除是一项只限于臣民的教规。然而只有教会能缔结神圣的婚姻,假如教会公布某项婚姻无效,那末就很可能引起王位继承纷争或王朝战争。因此教会在反对皇家离婚事件和非法婚姻事件中占有极其有力的地位。在英格兰,教会在亨利八世治下丧失了这种地位,但在爱德华八世治下又恢复了这种地位。
当罗塔二世申请离婚时,他获得了本国僧侣的同意。但教皇尼古拉却撤掉了默认这事的主教们,并全面拒绝承认该王的离婚申请。罗塔的兄弟皇帝路易二世为此曾进军罗马试图恫吓教皇;但终因迷信性恐惧的增长而撤退。于是教皇的意志终于获得了胜利。
伊格纳修斯大主教的事件是饶有兴趣的,这事说明教皇在东方依然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力。伊格纳修斯因交恶于摄政王巴尔达斯而被免去大主教的职位;弗修斯迄今本为一俗界人士,却被提升为大主教,拜占庭政府请求教皇批准这件事。教皇派遣了两位使节前往调查;他们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后,因受到恫吓,竟而同意了既成事实。这件事曾在教皇前隐瞒了一段时期,但当教皇得悉这件事后,他便采取了断然的措施。并在罗马召集了一次宗教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他免去了一名使节的主教职务,同时又罢免了授予弗修斯圣职的叙拉古的大主教;他咒逐弗修斯;斥革所有经弗修斯受予圣职的人,同时并恢复了因反对弗修斯而被革职的人的职位。皇帝米凯尔三世为此十分恼怒,他给教皇写了一封忿懑的信,但教皇却回答说:“国王兼任祭司,皇帝兼任教皇的日子已成过去,基督教已把这两重职务分开了,基督徒皇帝关于永生问题需要教皇,但教皇除去在有关属世的事务方面是不需要皇帝的。”弗修斯和皇帝为了报复也召集了一个宗教会议,会上将教皇破门并宣布罗马教会为异端。过了不久,皇帝米凯尔三世遭到暗杀,他的继承者巴歇尔恢复了伊格纳修斯的职位,并在这件事上公开地承认了教皇的权限。这一胜利发生于尼古拉死后不久,而又几乎完全归功于宫廷革命的暴发。伊格纳修斯死后,弗修斯重新当了大主教,从而扩大了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间的裂痕。因此,假如从长远着想,尼古拉在这件事上的政策不能说是胜利的。
尼古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主教们比强加于国王们更为困难。大主教们认为自己是非常伟大的人物,他们是不肯驯服于一个教会的君主的。然而尼古拉却主张主教的存在主要归功于教皇,当他在世时,他总算大致上成功地普及了这种见解。在这些世纪里,有过主教应该如何任命的重大疑问,主教们原先是由忠实的信徒从主教区城市中用口头选举出来的;其次也经常为附近教区主教们的宗教会议所选出;但也有时为国王或教皇所选任。主教们可因重大理由得从撤换,但他们究竟应该受到教皇,还是地方性宗教会议的裁判则是不明确的。所有这些不明确之点恒使得这样一种职位的权能有赖于各该职位负责人的毅力和机敏。尼古拉把教皇的权力扩张到当时可及的最大限度;但在他后继者的统治下,这种权力重新陷入了一个低潮。
公元十世纪时教廷完全被置于地方性罗马贵族的统治下。这时关于教皇的选举问题还没有既定的制度;教皇的选任有时仰赖群众的拥戴;有时仰赖皇帝们或国王们,有时就象在公元十世纪中一样仰赖罗马市的地方掌权者。这时,罗马和教皇大格雷高里在世时有所不同,罗马已不是一个文明的城市了。这里不时发生派系战争;一些豪门望族又不时通过暴力和贪污的联合手段攫取统治权。西欧的紊乱和衰颓在此时已达到使全体基督教国家几乎濒于毁灭的程度。皇帝和法兰西国王已无法制止在其境内名义上仍为其诸侯的一些封建主所制造的无政府状态。匈牙利人袭击了意大利北部,诺曼底人入侵法兰西海岸,直到公元911年将诺曼底地方划归他们,他们才以此作为交换条件皈依了基督教。然而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最大的危险却来自撒拉森人,他们既不接受基督教,也不尊重教会。大约在九世纪末叶,他们征服了全部西西里;并定居于那不勒斯附近的嘎里戈里阿诺河畔;他们破坏了蒙特·卡西诺及其他大型修道院;他们在普罗望斯海岸有一块殖民地,并从那里劫掠了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谷地带,遮断了罗马与北方的交通。
撒拉森人对意大利的征服为东罗马帝国所阻止,东罗马帝国于公元915年战败了嘎里戈里阿诺的撒拉森人。但其国势却不能象查士丁尼征服罗马时那样,足以统治罗马。教皇的职位在将近一百年的岁月中竟变作了罗马贵族阶级或塔斯苛拉姆诸侯的赏赐物,公元十世纪初最有权力的罗马人是“元老院议员”狄奥斐拉克特和他的女儿玛柔霞,教皇的职位,几乎为该家所世袭。玛柔霞不但相继有好几个丈夫,而且还有无数的情夫。她将其中的一个情夫提升为教皇号称塞尔玖斯二世(公元904—911)。她俩的儿子是教皇约翰十一世(公元931—936);她的孙子是约翰十二世(955—964),他在十六岁时便当了教皇,“他使得教皇的坠落达于底极,由于其荒淫的生活和奢靡的酒宴,不久便使拉特兰宫成为世人注目之的了。”玛柔霞可能成为女教皇朱安(PopeJoan)传说的根源。
这一时期的教皇们当然丧失了以前诸教皇在东方所具有的一切势力。他们失去了教皇尼古拉一世对阿尔卑斯山以北主教们行之有效的统治权。各地的宗教会议对教皇声明了全面独立,但它们对专制君主和封建领主们却保持不了独立。主教们日益为世俗封建领主所同化。“因而,教会本身也象世俗社会那样,成为同一无政府状态的牺牲;各式各样的邪恶毫无止境地蔓延着;一些稍事关心宗教及关心拯救信徒灵魂的僧侣无不为当前普遍的颓废而悲叹,于是他们便引导着忠实信徒去注视那世界末日的景象和最后的审判。”①
①《剑桥中世纪史》,第3卷,第455页。
过去有人曾认为当时流行着一种恐怖,就是说,当时的人害怕公元一千年将成为世界末日的年份。然而,这种想法却是错误的。因为自从圣保罗以来,基督徒就一直相信世界末日的临近,而他们却依然如故地进行其日常的工作。
为了方便起见,公元一千年不妨被认为是西欧文明衰退达于极点的年份。从这以后开始了一直延续到公元1914的文化上升运动。开始时,这进步主要须归功于修道僧的改革。在修道僧教团以外的大部分僧侣早已变得暴戾、败坏和世俗化了;由于虔诚信徒布施而来的财富与权势腐化了这些僧侣,这种事情甚至在修道僧教团中也屡见不鲜,但每当道德力有所衰颓的时候,一些改革家必以新的热忱,使其重新振奋起来。
公元一千年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转折点还有另外一项原因。大约在此时期,回教徒和北方的蛮族至少停止了对西欧的征战。哥特人、伦巴底人、匈牙利人和诺曼人相继入侵;各部族相继改信了基督教,但每一部族都削弱了文明的传统。西方帝国分裂为许多蛮族王国;诸国王对他们的臣属丧失了统治权;从而呈现了一种具有经常大小不同规模战事的普遍无政府状态。最后所有强悍的北方征服者部族都改信了基督教,并定居于各地。诺曼人是最后期的侵入者,他们特别显示了文明的才智,他们从撒拉森人那里夺回了西西里,从而保卫意大利不受回教徒的威胁。他们把丹麦人从罗马帝国中分裂出去的大块英格兰领土重新纳入罗马的版图。当他们一旦定居于诺曼底之后,立即允许了法兰西的复兴,并对它给予了实质的帮助。
我们用“黑暗时期”这一词汇来概括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这一段时期意味着我们过分着重了西欧。这一时期,适值中国的唐朝,也就是中国诗的鼎盛时期,同时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是一个最为出色的时期。从印度到西班牙,盛行着伊斯兰教光辉的文明。这时举凡基督教世界的损失不但不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损失,而且正好是恰恰相反。当时没有人能想象西欧在武力与文化方面会在以后跃居于支配地位。对于我们来说好象只有西欧文明才是文明,但这却是一种狭隘的见解。我们西欧文明中大部分文化内容是来自地中海东岸,来自希腊人和犹太人的。论及武力:西欧占优势的时期起自布匿战争①到罗马的衰亡——约为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400年间的六个世纪。此后在武功方面便再没有任何一个西欧国家能与中国、日本或回教国家相提并论了。
①布匿战争:指罗马与迦太基在公元前264年—146年间所进行的三次战争。——译者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我们的优越性一部分须归功于科学和科学技术,一部分须归功于在中世纪里慢慢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从事物的性质方面来看,这种优越性,是没有理由持续下去的。俄国、中国和日本,在当前的大战中显示了很大军事力量。所有这些国家都把西方国家的技术和东方的意识形态——拜占庭、儒教或神道②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印度如果获得解放,也将贡献出另一东方的因素。假如文明继续下去,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文明必将呈现文艺复兴从来从来未有的多样性。有一种比政治的帝国主义还要难于克服的文化帝国主义。西罗马帝国灭亡许久以后——甚至到宗教改革为止——所有欧洲文化都还保留着一抹罗马帝国主义色彩。现在的文化,对我们来说,是具有一种西欧帝国主义气味的。在当前的大战之后,假如我们打算在世界上生活得更舒适,那末我们就必须在思想中不仅承认亚洲在政治方面的平等也要承认亚洲在文化方面的平等。我不知道,这种事将要引起什么变化,但是我确信,这些变化将具有极其深刻和极其重要的意义。
②神道:指日本之神道。——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