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我必须做自己_黑书

如果你想要开心，或忧愁，或悔恨，或沉思，或谦恭有礼，

你只需表演出这些情绪的姿势就够了。

——派翠西亚·海史密斯《天才雷普利》

曾经有一度，我想起二十六年前某个冬夜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一段灵魂出窍的经验，并在几篇专栏中略有提及。那大概是十或十二年前的事，确切的时间不记得了（这阵子我的记忆耗损得严重，而我手边的“秘密数据库”不幸又无法提供查阅），总之，写了这个题材之后，我收到一大堆读者来信。大部分的读者都很不高兴我写的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专栏（为什么我不讨论国家议题，为什么我不描述雨中的伊斯坦布尔街道的哀愁），但其中有一位读者在信中说，他“直觉感到”我和他对一个“极重要的主题”有着相同的看法。他说他将很快来拜访我，询问我一些“独特”而“深沉”的议题，他相信，对于这些疑问我们意见相符。

一天下午正当我准备回信打发掉这位读者时，他却真的出现了——是一位理发师，这点已经够怪了。由于我没有时间跟他聊，而且我心想这位理发师一定会滔滔不绝地讲他个人的苦恼，缠着我不放，抱怨我在专栏里没有多提到他无穷无尽的烦忧。为了甩掉他，我叫他改天再来。他提醒我，他在信中早已预告过会来，更何况他也没有时间“改天再来”。他只有两个问题，都是我可以当场回答的。理发师如此开门见山地切入主题，正合我意，于是我便请他有话直说。

“你会不会觉得做自己很难?”

几个人围到了我桌边看热闹，期待有什么笑话可看——仿佛在等着一场好戏上演，可以作为日后茶余饭后的笑料。其中包括一些由我领入行的年轻后辈，还有肥胖聒噪的足球新闻特约记者。因此，面对这个冲着我来的问题，我依照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众人期待我会有的反应，露了一手我的“机智妙语”作为回答。然而理发师却把我的讥讽当成是我真正的答案，听完之后，又问了 我的一辈子充满了这种恐怖的回忆。我坐在扶手椅中伸直双腿，回想着那一次次身不由己的经验，好让自己更陶醉于此时全然自我的状态。

我回忆起：只因为“军中同胞”在我入伍当兵的第一天，就已经认定我是哪种人，从此在我整段军旅生涯中，我一直扮演着“一个在任何危急情况下都能谈天说地的人”。以前我常去看一些二流电影——不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只是想独自坐在黑暗里——那时，每当中场的五分钟休息时间，混在一群无所事事站着抽烟的人群中，我曾想像他们眼中的我看起来一定像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有为青年”，为了这个缘故，我记得我会故意表现成“一个心不在焉、满脑子深沉而神圣思想的年轻人”。过去那段计划军事政变的日子，我们认真地梦想着未来能成为国家的舵手，我记得当年的我行为举止就像一个爱国青年，深爱自己的同胞，以至于夜里辗转难眠，惟恐政变延宕而拖长了人民的痛苦。我回想起在我以前经常流连的妓院里，我假装自己是个失恋的伤心人，不久前才经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原因是妓女们通常都会特别照顾这类男人。行经警察局时（要是我没来得及察觉而赶紧走到对街），我会试着表现出一个平凡好市民的模样。在奶奶家玩宾果时，我会装成好像玩得很开心，虽然我之所以去那里只是因为我没有勇气一个人过除夕夜。我记得，当我跟美丽的女人聊天时，我会把自己隐藏起来，假装我是一个脑子里只想着婚姻和责任的男人（假定那是她们想要的），要不然我就是一个成天忧国忧民没时间想儿女私情的人，或者是一个敏感的浪子，受够了这片土地上普遍缺乏的体恤和同情，或者，俗气一点来说，我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诗人。最后（是的，到了最后），我想起当我每两个月去一次理发师那里时，我都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演员，扮演着我所有身份总和的一个角色。

事实上，我去理发师那里是为了放松（当然，是另一位理发师，不是最开始来找我的那位）。然而，当理发师和我一起看着镜子时，我们看见的，除了即将要剪掉的头发外，是长着头发的这颗头、肩膀和躯干。当下我感觉到眼前镜子里坐在椅子上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别人。这颗被理发师捧在手里一边问“前面要剪多少?”的脑袋、支撑着脑袋的脖子、肩膀以及躯干，都不是我的，而是属于专栏作家耶拉先生。我与这个人毫无关联!事实如此明显，我以为理发师会注意到，但他却似乎没有察觉。不仅如此，仿佛要强迫我接受我不是我而是“那个专栏作家”的事实，他问了我许多一般专栏作家会被问到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战争爆发，我们能够痛宰希腊吗?”，“总理的老婆真的是个荡妇吗?”，“蔬菜商必须为物价上涨负责吗?”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神秘力量阻止我亲自回答这些问题，反倒是镜子里那位让我看得目瞪口呆的专栏作家，以他一贯的卖弄架子絮絮叨叨地替我回答了：“大家都希望和平。”或者，“这么说吧，就算把某些人吊死了，物价也不会下降。”

我厌恶这位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专栏作家，不懂装懂，还自以为了不起地承认应该要接受自己的不足与过人之处。甚至我也厌恶这位理发师，他每问一个问题，就迫使我变得更像“专栏作家耶拉”……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我回忆着不愉快的过去时，我想起了另一位理发师，那位走进新闻编辑室提出奇怪问题的理发师。

夜半时分，我坐在这张让我恢复了自我的扶手椅里，双腿伸到矮凳上，倾听着勾起我不愉快回忆的旧旋律中的新愤怒，我告诉自己：“是的，理发师先生，人们不允许一个人做自己。人们不让他这么做。人们绝不准。”我用与旧旋律相同的节奏和愤怒说出这句话，但这些字句却只让我陷入我所渴望的更深的宁静。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一种秩序，在之前的专栏中我曾经提及，而我最忠实的读者也必然能洞悉。那是某种意义，甚至我可以说是一种“神秘的对称”，存在于这整个故事里：通过某位理发师而回忆起另一位理发师造访报社的经过。它是一个象征，暗示着我的未来：经历了漫长的一天后，夜里，一个男人独自坐在他的扶手椅中，做他自己，就好像一个旅行者，在经历了漫长而崎岖的旅程后，终于回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