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的男人和同伴们,到处打探故事和神话……
——鲁米
卡利普才离开朵儿肯·瑟芮的复制房间没多久,就再度见到与他共搭出租车、看起来活像是黑白电影角色的那个男人。那时卡利普正站在贝尤鲁警察局门口,犹豫着要往哪里走,突然间一辆警车闪着蓝灯从街角窜出来,在人行道旁停了下来。后车门猛然推开,他立刻认出从里面走出来的那个男人,他的脸已经从原本黑白电影的样子,转换为适合夜晚与犯罪的深蓝色。一名警官在他之前先下车, 在一栋过去曾经是托卡里扬旅馆的旧大楼前,卡利普巧遇易斯肯德。从他的口气可以看出他显然已喝了不少茴香酒:他到佩拉宫饭店去接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人员,带他们参观伊斯坦布尔的一千零一夜(在垃圾堆里巡逻的野狗、毒贩和卖地毯的、大腹便便的肚皮舞女、夜总会的无赖,等等),接着,他带他们去某条小巷子里的一间酒吧。在那里,一个手提公文包、长相奇特的男人为了某个难以理解的字,跟人起了口角,不是跟易斯肯德的同伴而是别人。然后警察来了,把男人抓走了,有一名顾客甚至还爬窗逃跑。之后,店里的人就跑来和他们一起坐,就这样,显然今天会是个热闹的夜晚,如果卡利普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入。易斯肯德出来买无滤嘴香烟,卡利普陪着他在贝尤鲁绕来绕去,接着和他一起回到酒吧,店门上标示着:“夜总会”。
迎面而来的是喧哗、欢腾与疏离。一位英国记者正在讲故事,她是个好看的女人。传统土耳其乐团已经停止了演奏,魔术师开始耍起把戏,从盒子里拿出盒子再拿出盒子。他的助手有一双O型腿,就在她的肚脐下方,还有一道剖腹产留下的疤痕。卡利普滑稽地想着:这女的看起来似乎生不出任何小孩,除了她手里抱的那只睡眼惺忪的兔子。在表演完了从土耳其传奇幻术大师扎提·颂古尔那儿抄袭来的“消失的收音机戏法”之后,魔术师再次开始从盒子里接二连三地拿出盒子,场子又冷了下来。
坐在桌子另一头的那位漂亮英国女人一边讲她的故事,易斯肯德则一边翻译成土耳其文。卡利普听着故事,乐观地假想自己其实可以从女人表情丰富的脸上读出大概的内容,尽管他错过了开头。后面的故事在说,有一个女人(卡利普想,一定就是说故事的女人自己),试着说服一个从她九岁起就认识她并爱上她的男人,要他相信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名潜水员找到的拜占庭钱币上的一个明显符号。然而男人只看得见自己对女人的爱,其他什么都看不到,他盲目的眼睛看不见他们俩眼前的魔法,而他所能做的只是把他的热烈情爱写成诗句。“于是,就因为潜水员在海床上找到的一枚拜占庭钱币,”易斯肯德把女人的故事用土耳其文转述,“两位表兄妹最后结了婚。女人因为相信了她在钱币上看到的神奇面孔,从此以后生命全然改观,但是相反,男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基于这个理由,女人决定把自己关进一座塔里,独自度过余生。(卡利普想像女人就这样抛下了慌乱无措的男人。)这时大家明白故事结束了,长桌旁深受感动的听众陷入一阵“人性”的沉默,以表达对“人性情感”的敬意。卡利普觉得这些人愚蠢至极,或许他不能期待大家的反应和他一样,因为毕竟一个美丽的女人甩掉了一个蠢男人,但是根据他所听到的后半段内容,故事的陡然终结(众人在如此夸张的演说之后全部陷入可笑而虚伪的沉默)也实在是太荒谬了。整个景象除了女人的美丽之外,都让人感到无比荒谬可笑。卡利普在心里重新估量,觉得说故事的人其实只是好看而已,算不上美丽。
一个高个子男人说起了另一个故事,卡利普从易斯肯德的话里听得出他是个作家,刚刚听到人群中在传他的名字。这位戴眼镜的作家事先提醒他的听众,他的故事是关于另一位作家,所以千万别搞混了,误以为故事中的主角就是他本人。卡利普留意到这位作家说话时带着奇怪的微笑,脸上露出略为腼腆又有点曲意逢迎的神情,让人摸不透他真正的动机。
故事说,有一个男人长年以来一直窝在他的房子里写小说(他从来没给别人看过,或者,就算他有,也没拿出来出版)。他整个人彻底沉溺于他的写作事业(当时这根本还称不上是一种事业),甚至已成为了习惯。而他之所以从不出现在人群中,不是因为他厌恶人类,或是因为他瞧不起别人的生活,而是由于他整天锁在屋子里写作,根本离不开书桌。在书桌前度过了大半的人生后,这位作家的“社交技巧”几乎完全退化,以致当他有一次难得出门时,居然根本不晓得如何与人交谈,吓得躲在一个角落待了好几个小时,等着要再回到他的书桌前。每天工作十四个多小时之后,他会在黎明前回到床上,听着宣礼塔单调的早祷呼唤,不断在山谷间回荡,然后他会开始梦想自己一年才偶遇一次的心上人。但当他梦想到这个女人时,他并不像别人所说的,是带着激情与性爱的渴望,而只是一名假想的伴侣,他惟一的孤独解药。
几年过后,这位承认自己对于爱情的了解全来自书本、对性爱缺乏兴趣的作家,最后却意外地娶了一位出众脱俗的美女。大约同时,他的作品也出版了。然而他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婚姻和事业的得意而有所改变。他依旧每天花十四个小时坐在书桌前,和以前一样慢慢地、耐心地组合一字一句,瞪着桌上的一叠白纸想像着新作的种种细节。他仍然保持习惯,每天在黎明前躺上床,一边听着晨祷的呼唤,一边编造他的白日梦,但如今他生活中惟一的不同,在于他感觉到自己的梦竟与他美丽安静的妻子所做的梦互相呼应。当他躺在妻子身旁做白日梦时,作家感觉到两人的梦中有某种默契,仿佛在两人如乐曲般和谐的呼吸中,不自觉地建立起心有灵犀。作家很满意他的新生活,在多年的独居后,他并不会因为现在身旁多了一个人而难以入睡。他喜欢在妻子的呼吸声中编造他的梦,他喜欢相信两人的梦境确实交缠不分。
某个冬日,他的妻子离开了他,没有留下半句明确的理由,作家陷入好一阵低潮。尽管躺在床上听着晨祷的召唤,但他就是无法像过去那样,编织出任何一个梦来。从前那些故事他可以信手拈来,并在婚前和婚后安详的熟睡中发展至高xdx潮,但如今他就算绞尽脑汁,也达不到“精彩”与“生动”。作家对自己正在进行中的小说相当不满意,并且感觉到其中似乎有某种不妥当、某种不确定,藏着一个梦中不愿透露的秘密,这使得作家陷入瓶颈,走进了死胡同。妻子刚离开的那阵子,他的白日梦简直恐怖透顶,以至于他完全无法入睡,失眠直到晨祷的召唤结束,直到 星期天早上他都和他的虎斑猫待在家里,有时候当他读到报纸上刊登的粗糙故事而感到恼怒,或是想起好奇的邻居、冷漠的远亲或伶牙俐齿的无礼孩童嘴里的讥讽时,他会假装自己在旧橱柜的小抽屉里找到了一枚戒指,并幻想那是阿尔贝蒂娜遗留下来,而被他的女佣法兰丝在玫瑰木的书桌抽屉里发现了。接着,他会转身对假想的女佣说:“不,法兰丝,”他压低声音,只让虎斑猫听得见,“阿尔贝蒂娜并没有忘记。没有必要把戒指还回去,因为阿尔贝蒂娜很快就会回来。”
我们居住在一个多么可悲而凄惨的国家啊,老记者心想,竟然没有半个人知道阿尔贝蒂娜或普鲁斯特。倘若哪一天出现了一个懂得阿尔贝蒂娜和普鲁斯特的人,那天必然是转机之日,没错,那时路上留着小胡髭的同胞们也许就可以开始过更高尚的生活,也许到时候,他们将不再只因为一时的妒火就拔刀互砍,而会像普鲁斯特那样,在脑中唤起情人的影像,沉浸于天马行空之中。所有那些为报纸写文章的作家和翻译家,自以为有文化修养的人,其实都是一堆愚钝平庸之士,因为他们根本不读普鲁斯特,不晓得阿尔贝蒂娜,也不知道老记者读过普鲁斯特,更没想过他本人既是普鲁斯特又是阿尔贝蒂娜。
故事最令人惊异的地方,不在于老记者以为自己是一本小说的主人翁或是它的作者,因为毕竟,任何一个土耳其人,只要迷上了哪一本国内同胞还没读过的西方经典,不用多久后,都会全心全意地开始相信自己不仅爱看这本书,甚至根本一手写成了这本书。到头来他对周围的人越来越不屑,不单是因为他们没读过那本书,更由于他们写不出和他一样有水平的书。所以,最让人惊讶的并不是老记者长久以来自以为是普鲁斯特或阿尔贝蒂娜,而是没想到有一天,他竟把多年来深藏于心的秘密透露给了一位年轻专栏作家。
或许是因为老记者对年轻专栏作家有一份特殊的情愫,所以才会向他吐露心事。这位年轻人拥有一种神似普鲁斯特和阿尔贝蒂娜的美:他的上唇冒出新生的短髭,体格健壮优美,臀部结实、睫毛密而长,此外,如同普鲁斯特和阿尔贝蒂娜,他的肤色黝黑,身材略矮,丝般柔滑的皮肤泛着巴基斯坦人的古铜光泽。不过,相似点仅止于此。这位年轻俊美的专栏作家对于欧洲文学的品味,只限于法国小说家保罗·科克和意大利作家比提葛利,第一次听见老记者的暗恋故事时,他的反应是哈哈大笑,接着他宣布要把这则趣闻写进自己的一篇专栏里。
老记者这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他恳求年轻俊美的同事忘记这一切,可是对方充耳不闻,只是继续笑个不停。老记者回到家后,马上明白自己的整个世界已然瓦解:置身于空荡寂寥的房间里,他再也想像不出普鲁斯特的妒意、他与阿尔贝蒂娜相聚的时光,甚至是阿尔贝蒂娜后来的去向。全伊斯坦布尔只有他呼吸到并赖以维生的神奇爱情,他惟一能够感到骄傲、无人能玷污的圣洁爱情,很快地,将会在成千上万个愚蠢的读者中,被人粗鄙地传诵,这就好像强暴了他多年来奉为神祇的阿尔贝蒂娜。老记者好想去死。想到阿尔贝蒂娜的名字——那美丽的名字,那亲爱的阿尔贝蒂娜,他的深情挚爱,她的移情别恋可以让他嫉妒而死,她的离去使他憔悴绝望,而第一次见到她骑着脚踏车驶在巴尔贝克的景象,则叫他一辈子无法忘怀——将会被印在一张张报纸上,流落到一群愚蠢的读者手中。这些人除了前总理的盗窃案件和最新广播节目的错误声明之外,从来没读过任何东西,他们将把报纸拿来铺在垃圾筒下面,或是拿来垫尚未清肠去鳞的鱼。
就因为想到这一点,他才鼓起勇气,下定决心打电话给那位有着丝缎皮肤和新生短髭的专栏作家,向他解释,惟有他一个人能够体会如此特别而无可救药的爱情,如此的人性情感,他那卑微而没有止境的妒意。他乞求专栏作家,永远别在他的任何一篇专栏中提及普鲁斯特或阿尔贝蒂娜。“更何况,”他又加强补充道,“你甚至没读过马塞尔·普鲁斯特的经典!”“谁的什么经典?”年轻人问,他早已把这件事以及老记者的迷恋忘得一干二净。于是老人又重述了一遍他的故事,而这位漫不经心的年轻专栏作家再一次爆出大笑,兴高采烈地说对啊,对啊,他非得把这则故事写出来不可。或许他甚至觉得老头儿实际上的确想要张扬这个题材。他便提笔写下这则故事。在这篇有点像短篇小说的专栏里,对于老记者的描述就像是你们之前听到的:一个可怜、孤单的伊斯坦布尔老人,爱上了一本西方的奇异小说,幻想自己既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其中的主人翁。故事中的老记者也和现实中的老记者一样,养了一只虎斑猫。故事中的老记者也同样因为看到自己在一篇报纸专栏中受尽嘲讽,而震惊不已。在这则故事中的故事里,老记者也是在看到阿尔贝蒂娜和普鲁斯特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之后,而想要去死。在老记者最后几个忧郁夜晚的噩梦中,那出现于一层又一层故事中的孤独记者、阿尔贝蒂娜和普鲁斯特,不断重复跌入那无止境、一个又一个的无底深井。每每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时,老记者再也无法感受到那份无人知晓的爱情喜悦。残酷的专栏刊出后过了三天,人们破门进入他的房间,发现老记者已经在睡梦中平静地死去,是那座不肯散发出半点热气的炉子所漏出的煤烟,使他窒息而亡。虎斑猫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但终究鼓不起勇气去啃食它的主人。
尽管内容悲伤,但这故事牢牢吸引了听众,使得大家情绪高昂了起来。有几个人,包括几位外国记者,从椅子上起身,随着不知哪里传来的收音机音乐,和女孩们跳起舞来,就这样又笑又闹,直到酒吧打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