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必看伊格罗塔山峰在普拉西多湾洋面上投下的倒影,不必去西岸共和国,不必在图书馆里辨认玻利瓦尔的手迹,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完全可以揣摩出它确切的形状和难解的谜团。
我把前面一段文字重新看了一遍,准备接着往下写时,它那忧伤而又夸大的笔调使我感到惊讶。一提那个加勒比海的共和国,似乎不能不遥想到它的大名鼎鼎、笔力千钧的历史学家何塞·科泽尼奥夫斯基,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还有另一个理由。我写 毫无疑问,齐默尔曼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目的是为了晋见部长;部长通过秘书建议我和齐默尔曼谈谈,让他了解情况,避免两所大学闹得不痛快。我自然同意。我回到家里时,家里人说齐默尔曼博士已经来电话通知下午六时来访。大家知道,我住在智利街。六点正,门铃响了。
作为平头百姓,我亲自去开门,带他进我的书房。他在庭院里站住,打量了一下周遭;黑白两色的地砖、两株玉兰树和雨水池引起他一番评论。我觉得他有点紧张。他没有特别的地方:年龄四十左右;脑袋显得稍稍大了一些。他戴茶晶眼镜;有一次摘下来,随即又戴好。我们互相寒暄时,我得意地发觉自己比他高一点,但马上为自己的得意感到惭愧;因为我们毕竟不进行体力或智力的搏斗,只是可能不太舒服地澄清问题。我不善于或者根本不会观察别人,但是我记得他那身别扭的打扮,让我想起某位诗人描写丑陋时的丑陋语言。至今我仍记得他衣服的颜色蓝得刺眼,纽扣和口袋太多。他的领带像是魔术师的双扣套索。他带着一个皮公文包,估计里面全是文件。他留着两撇军人似的小胡于;谈话时点燃了一枝雪茄烟,当时给我的印象是那张脸上的东西太多了。太拥挤了,我想道。
语言的连续性不恰当地夸大了我们所说的事实,因为每个字在书页上占一个位置,在读者心里占一个瞬间;除了我列举的细节外,那个人给人以经历坎坷的印象。
书房里有参加过独立战争的我的曾祖父的一帧椭圆形照片和一个放着佩剑、勋章和旌旗的玻璃柜子。我把那些有光荣历史的旧物指点给他看,还作一些说明;他像是完成任务似的迅速扫视一下,无意识而机械地接过我的话头,有时不免显得自以为是。例如,他说:
"不错。胡宁战役。1824年8月6日。华雷斯的骑兵的冲锋。"
"苏亚雷斯的骑兵,"我纠正他说。
我怀疑他故意说错名字。他仿佛东方人那样摊开双臂惊呼道:
"我的 我有预感,我不会在这件事上再提笔了。我的主意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