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蕉叶上的信

××（单复）同志：

连日秋雨，我在灯下给你写信。今年八月中旬，×××（李白凤）逝世，他的爱人检点遗箧，发现他赠给我的诗：“魏武风流贻子孙，红楼残梦付贤昆……”诗到我手，人已云亡，这般光景，实在令人感动。昨天又收到×××的诗：“三十五年认旧踪，几番浮白几谈红。细论功罪抨兰墅，喜见勾芒生雪蕻……”今天又收到你的信，问我：“石头面目几时开？”……你们对我的长篇历史人物小说《曹雪芹》这样热情关心，确是对我最有力的鞭策和鼓舞。你问我怎么写？我因病，无法细谈，现在仅就几个问题，来和你商榷。

解放后，由于党和人民对于曹雪芹的重视，不断提供和发现有关他的一些材料，哪怕是点滴也好，或是一丝线索也好，都是极可喜的。专家和学者们的辛勤劳动，也丰富了我对曹雪芹的一些知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指示，使我有了一把金钥匙。这些都提起了我写作的勇气。当然，也有障碍和阻力，比如：江青居然对美国人维特克说什么：“这个荣国府统治集团里母党与父党的斗争，母党胜利了……”江青妄想把二百年前的《红楼梦》歪曲成为为她做女皇梦而写的。这种无耻谰言，对曹雪芹是莫大的污辱。康熙、雍正、乾隆的宫廷帏幕，在曹雪芹手中都一一撕碎了，难道江青这个白蚁的小翅还能遮没曹雪芹吗？“曹雪芹的光辉是与世永存的”，是谁也撼动不了的。

曹雪芹生活的时代，在欧洲，正是从路易十四头上摘下的王冠，戴在路易十五头上的时候。在东方，正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已经入侵印度的时候。在中国，正是西洋传教士和商人已经踏上“天朝”大门的时候。自行船和机器人已经成为皇帝的玩好。最有趣的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英使进呈的机器人，能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字。乾隆五十年经法国人司铎加以改造，能写满蒙文字。在这颂歌的同时，至少有两种相反的东西也随同进来。一种是：发条；一种是：鸦片。这确实是个变革的大时代。它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又是一个阶级大分化的时代。它是一个受孕的时代，又是一个难产的时代。它是一个挥金如土的盛世，又是一个锦绣成灰的前夕。把曹雪芹放在这个时代的旋涡里来写，想来你会同意的。曹雪芹是十分复杂的，他的灵魂深处，打着比哈姆雷特更深刻的烙印。to be or not to be，thats the question to be or not to be，thats the question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词：“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这个思想也折磨着他。上边，他和宫廷斗争噩梦一般纠缠在一起；下边，他和伶人走卒、市井庸夫传奇似的联结在一起。但他决不是一个怀疑者，更不是一个殉道者。他是一个发现者。他发现，所以他叛逆。

我想，你知道的比我更清楚，在曹雪芹前面有过王夫之、蒲松龄；和他同时代的有戴震、吴敬梓。他们通过社会实践，树立了崇高的思想典范。还可追溯到更远一些，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关汉卿、汤显祖等，都曾为曹雪芹开辟了道路。然后，在曹雪芹手中建立起一座不朽的里程碑。这不仅由于他的天才，也由于时代给他的各种才能和艺术的概括能力。这些人生长在不同的土壤上，还给土壤的影响也有所不同，相互的影响也有所差异。但是，他们都从属于历史发展中的一根红线上。这点则是共同的。关于这一点，我还要引一段恩格斯的话：“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页）因此，怎样来理解曹雪芹和他的时代，我们便不该像老黑格尔那样天真，发现了希腊的“美好的个性形式”便满足了。至于对曹雪芹的历史时代的全面考察，当然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却是我们大家必须做的。面对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条件对我们是有利的。这就是：曹雪芹为我们提供的历史真实，比任何历史教科书所提供的都要多；同时，我们有马克思主义，随时可以提高我们的思想和分析能力，使我们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客观实际，能够有正确的理解，能够看到诸如“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看到“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等等以外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红楼梦》是刻画女性最多的书。曹雪芹甚至把贾宝玉也算在她们的行列之中。按照贾宝玉的排列方法，还把自己放在最前头。这是对的。即使用封建社会的价值来衡量，也是对的。因为贾宝玉是天下“无能第一”，世间“不肖无双”。封建社会把他贬到女性队伍里，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武梁祠汉代石刻上，女娲、伏羲手中拿着的：一个是规，一个是矩，都是工具，我说它是工具，并不是说它们不代表阴阳。人类最早的科学总是和神话交织在一起。特别是伏羲和女娲都掌握着工具，这是值得注意的。

人类最初的分工，是在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出现的。正如最初的优生学，是出现在蜜蜂的分工上一样。在对偶婚阶段，家庭内的分工，是男人取得劳动工具的所有权，女人取得家庭用具的所有权，男人主宰森林，女人主宰家庭。随着私有财富的增长、管理以及继承，一夫一妻制才得以出现。这是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生长的公有制的胜利的结果。它本来是一个历史的伟大进步，但伴随着奴隶制和私有财富的需求，它又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它使两性的关系，成了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女性处在男性的从属地位而被奴役着。

随着继承制度的转移，由母系制过渡到父系制的继承权，在我国，在大禹时代就确立了。由禹传给了启，一直继续了几千年。神话中嫦娥吞食了不死之药，但她在地上不能长生，只有在碧空中才能长生。这正象征着母系制在地上的彻底的消亡。

婚姻的形式，到达了一夫一妻制家庭，这种形态，包含了一切未来在社会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对这个细胞形态，剖析入理，就会反映出历史发展中的种种矛盾。而曹雪芹在这方面恰恰是做得最为出色的。在私有制存在的历史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必然是建立在另一些人的痛苦和被压抑之上。贾宝玉“自甘暴弃”，侧身于女性群中，正是由于情愿站在被奴役、被压迫者这一边，成为一名在“天榜”中的代表人物。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有选择的。我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曹雪芹为大观园中的女性控诉，也就是为被压迫阶级控诉的反映。从这开始，展开惊心动魄的历史长河的缩写，便在一座小小的“大观园”里面容纳了整整一部“二十四史”。

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我们还要谈到曹雪芹所处的时代的民族矛盾问题。从朱舜水所揭露的统治者巧取豪夺中可以看到，从雍正颁发的《大义觉迷录》中可以看到，从乾隆的毁书、禁书、大兴文字狱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再从旗籍奴隶大量逃亡，从机匠“叫歇”，从农民“闹街”，从兵丁“炸营”这些史实中，都可以证实这个问题。只有我们好好地考察这些，才可能在历史本身中去找寻决定它们的动力。但是从哲学的意识中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的事，却是经常被人使用的。

最后，关于曹雪芹的历史趋向问题，也要和你谈谈。以前我看过一位德语作家的小说《乡村的罗密欧和朱丽叶》，我对它的结尾一直不满足，因为他对主人公没有指出应有的出路。我并不是说每篇作品都要这样做，但我对这篇作品，总有这样的要求。因此，《曹雪芹》的去向问题，也经常在我脑子里萦回。感谢《废艺斋残稿》的发现，它为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至于它的真实性如何，且不去管它。但它提供给我们的，比凭空虚构的还更富于想象力，单凭这一点就足够了。

就此搁笔。让我借用××最近给我的诗句：“一天翠雨滴蕉叶，半亩芹根透紫芽。”权且把这信当作写在蕉叶上寄给你吧！现在，雨声还在淅沥，窗外茑萝正挂着累累的花蕾呢。我等待你的来信。

1978年9月1日

（原载《曹雪芹》上卷，北京出版社，198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