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和戴震

曹雪芹和戴震在思想上，有某些相通的事实，早已为人们发现，我这里只想作些补充。

任继愈在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中曾说过：“戴震对程朱哲学这种批判，具有启蒙性质。既和黄宗羲的鲜明的民主政治思想相近，也同《红楼梦》中的某些思想相通。要求解除某些封建束缚，反抗封建等级制度，控诉封建礼教、伦理纲常的压制迫害，在某种程度上向往自由、个性解放等……这些都为曹雪芹的文学巨著和戴震的哲学巨著所共同地憧憬。同时，也正反映着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封建礼教的黑暗、反动和衰败。

“……《红楼梦》中那许多被这个‘理’所压制，所迫害，所扼杀的年轻生命，不正以生动的典型形象证实着戴震的论断吗？曹雪芹以艺术形象的形式控诉封建主义的罪恶，戴震则以哲学理论的形式同样喊出了反对以理杀人的正义呼声。”

友人寄给我安徽戴震研究者们写的《戴震传略》里面，也曾有过这样的话：“据段玉裁回忆，戴震写《原善》开始于离家前后，在反动势力迫害下，在阴森恐怖的社会里，戴震没有退缩，而是顽强地、巧妙地向着封建反动势力斗争，这种战斗的性格，正与他同时期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是共同的。”

我现在试着把曹雪芹和戴震两人某些共同的地方勾勒出来，作个初步的探索。也许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读者，会有些可作参考的地方。

一、他们有着同时代的“机括”

在我国思想史上，这是一个光辉的范例：在同一时代，一位作家、艺术家，以艺术手法创造光彩照人的形象；一位哲学家，以逻辑语言组成他正确的理论。当他们把自己创造性的思想揭示给人时，人们发现他们两人的思想却有着某些不约而同的东西。

这个伟大的作家，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这个伟大的思想家，就是《孟子字义疏证》的作者戴震。

曹雪芹的身世，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事儿了，不必多说。不过，我想插入一段旁证，来说明这一点。曹雪芹同时代的吴敬梓也有和曹雪芹类似的遭遇。吴敬梓在儒林中很少看到的那些真正遵守“礼义”这个“神圣法规”的缙绅先生们，却忘记了荆楚的祖先泰伯。有些迂腐老成的士大夫则想建造泰伯祠，用来倡导“礼义”。结果，只是给当地封建地主们出了一次大风头（在吴敬梓眼中出了一次大丑）。随后，泰伯又被他们忘得干干净净。至于他“披荆斩棘”的功业，不过为统治者过骄奢淫逸的生活开辟了通道而已。但在不懂“礼义”的老百姓身上，却能从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质朴的“礼义”来。

曹雪芹和戴震出生在两个不同的家庭里。

戴震很小就和父亲做过小本生意，因此接触人的面自然会广泛得多，使他能够了解人民的疾苦和需要。

在明代“徽商遍天下”的情势中，休宁出现了工商繁荣的景象，在雍、乾时代又得到更大的发展。瓷、茶、盐三种货物，在二百年前早已成为徽商的主要经营商品。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很有成就的画家和文学家。安徽的戏班开始在北京走红，安徽的人才也向北京大量输送。直到清末民初还有桐城学派牢固的地位和影响呢！

在这里，还须提起一段史实：朱熹这个被康熙列入“十哲”的人物，刚好是安徽婺源人。戴震则是休宁人。

戴震十岁才会说话，因此在村塾读书的时间必然较晚，稍长又经常随父做小生意，二十岁后，就靠当塾师自力谋生。可见他的知识学问更多的是靠总结社会，刻苦自学得来的。就是这么一个微末的教师，敢于站起来反对列为“国学”的程朱理学。这绝不是来自他的天才，而是来自他对社会的深刻认识，来自时代赋予他的使命。

因此，我们不难看到，曹雪芹和戴震两人的行动本身，就描绘出一种共同特色来。他们都敢于公然反对程朱理学，唯有来自普通人的要求和愿望，对他们才有强烈的吸引力。这是不以他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而是要从决定时代的主要因素所引起的矛盾中，才可以找出它的必然来。

二、“西来法”和“东来法”的交叉点

值得注意的是：戴震对当时传人中国的西方科学知识，都曾加以注意。当时的科学，是由一些传教士带来的，因此不能做到有系统的输入。但是，对于这些缺乏系统的科学知识，戴震却能有意识地把它们运用到中国的实践中来。

戴震二十岁便运用西人“龙尾车法”作《嬴旋车记》；二十二岁就作《筹算》，整理中国古代“九章算法”。以后，又写成有关天文、历算、地理、工程、水利等著作。可以说，科学实践对他的哲学理论很有影响。

戴震整理中国古代文化，也是运用了当时传入中国的一些近代科学知识的。戴震写过《七经小记》，他想从语言学、天文、数学、社会政治、地理工程、道德伦理、哲学等许多方面加以考查，企图系统地提出理论。《七经小记》的计划虽未完成，但戴震这种融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意图和途径，则是很有意义的。

康熙对于西洋的历法和数学是很重视的，他自己就学代数学。“Aigebra”意思是“东来法”，康熙对此常常引以为荣。李煦和曹家，很长时间经办外洋对皇家的贡品，因此，曹雪芹从小也有机会接触到外来的新鲜事物。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带“机括”的大玻璃镜、自动报时钟、西洋自行船“模型”、千里镜、洋烟、有立体感的西洋赤身女子画像……也都是得自他亲见亲闻的。据赵岗先生统计，曹寅藏书中有关外国史地的，有十八种之多，内有《东鉴》和《华夷议语》两种。曹雪芹很有可能见过这些书。

但是，曹雪芹是文学家。在接触到外洋事物时，敏感的曹雪芹自会从绘画中的西洋透视法，带翅膀的赤身天使，以及钟表上的花纹图案等等，开阔他对新美学的感受，唤起他对新世界、新天地更多的想象。宝琴口诵的最后两句：“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我觉得就不太像是写西洋女孩儿的口气，反而像是曹雪芹在抒发自己的感情！中土以外，春光历历，也是要纳入曹雪芹的心灵境界以内呢！

在文学方面，吴世昌从“大荒山”、“无稽崖”这些命名的渊源，指出“曹雪芹有没有从当时的传教士那里得知像《天路历程》或《十日谈》这一类的书，那很难说”。我认为曹雪芹看过《新旧约》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圣经》中写“马大拉的马利亚”身上有魔鬼附体，但经过耶稣感化，使她纯化了。尤三姐的塑造原型，和程刻本是不同的。这从标榜“兰墅阅过”的“稿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那原来的造型，是否受到《圣经》上有关马大拉的影响似乎也很值得探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徐启光时代已有鲜明的结合，在戴震和曹雪芹等人身上是不是又有了新的交叉点呢？

三、不是巧合的巧合

曹雪芹写《石头记》花费了十年心血。戴震在《原善》成书以后，于1766年开始着笔，用十年时间，写了《绪言》一书，写此书的动机，用戴震自己的话来说，是“发狂打破儒家中太极图”。写成以后，他对此书重新作了增删。1777年改定后，易名为《孟子字义疏证》，成为他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写作实践的过程，也是探索追求的过程。他们都以不同的方法在积蓄力量，创造最有力的武器。都是以挖封建社会的墙脚作为最终的目的的。我们说曹雪芹和戴震都在自己的代表作中花费了十年心血，可以说是个“巧合”。但是，曹雪芹和戴震用去的都是毕生心血，这就不再是什么“巧合”了。

另外，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披着“不干朝政”的外衣。《孟子字义疏证》也是表面披着“经言”的外衣，骨子里表述自家独特思想。戴震在《疏证》姐妹篇《原善》序言中也说：“余始为《原善》之书三章，惧学者蔽以异趣也，复援据轻言，疏通证之。”这不是明白告诉世人，要了解戴震的真实思想，须在“经言”的特殊解释中才能得到吗？他怕人们“习于先入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自觉”。这些“先入之言”，就是指老庄释氏之言，早已浸淫于人的心目之中。他反对“以神为有天地之本”。戴震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独创性，是清醒的。在反对老庄释氏的同时，也反对以礼教为代表的儒家。

我们看到，文学家曹雪芹和哲学家戴震两人之间，有这些相似相通之处，他们处心积虑地要使自己的背叛封建社会利益的思想，能够为后人所理解，他们企图不被别人“所蔽”。

四、“生死一之”的精神

曹雪芹和戴震，他们都是可以往上爬的。但是，他们都舍弃了这条路，却有意地向下层接近。虽然是有限度的，但由于他们是有意做的，所以是可贵的。也可以说，他们走了他们自己的道路。

戴震避难到北京时，做王安国儿子王念孙的教师。在这以前，还做过《四库全书》总编辑纪昀家的西席。

王念孙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戴震在纪昀家可能为时不久，就和纪昀闹翻。纪昀对戴震甚至要“攘臂扔之”，纪昀骂戴震是“诽谤清身之士，助长流污之行”的人。

曹雪芹生平好友爱新觉罗·敦诚的《四松堂集》，曾由纪昀作序。纪昀称敦诚的著作“自成一家”。称赞他的为人时说“其亦人杰也哉”。

敦诚在《过寅圃墓感作》二首中，有“谁编昌谷飘残帙，渐说当年沈亚之”之句。敦敏曾把敦诚的诗抄录一过，敦诚有感于此，写了以上两句诗。

敦诚赞曹雪芹的诗作是：“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樊篱。”可证他自己也是追寻李贺的诗路的。沈亚之的作品有的已经失传，据说他的诗也是“险崛”的一路，这都和曹雪芹的艺术观点有相近的地方。但纪昀对曹雪芹似没有提及，这也是值得探讨的。

五、对屈原的共同理解

曹雪芹和戴震，两人对于屈原的评价，同样都是不同凡响的。据俞平伯统计，《红楼梦》引用《离骚》、《楚辞》的词句有八处之多。

朱熹说，屈原为人“不可以为法”，屈原的思想不是周公孔子的思想，是不足为训的。

和朱熹相反，戴震谈到屈原时说：“私以谓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指要归于至纯。”对自己作《屈原赋注》的目的，明白说出，是为了使读《楚辞》的人“明其学，观其心，不受后人皮傅用相眩疑”。这也是为屈原思想作明辩，使屈原的真实思想不致受到朱熹的歪曲。这说明戴震看得多么深远透彻。

《红楼梦》写宝玉在《芙蓉诔》里引用了屈原不同世俗的论点：被舜殛于羽山的鲧，由于“婞直”而身亡。以鲧的死同晴雯的死相比，认为都是“直烈遭厄”。

在这里戴震的“至纯”的观点，也正和曹雪芹的“直烈”观点会合为一事。

曹雪芹由于亲闻亲见了许多历史真实，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而执笔写出了《红楼梦》这样一部千古至文，从而成为如陈独秀所说的“盖世文豪”。

戴震写《原善》，也是由于“习所见闻，积非我是”，是针对当时社会思想的痼疾而发的。和曹雪芹写作《红楼梦》一样，也是他观察世态的总结。戴震写成《疏证》，自觉“乐不可言，吃饭也别有甘味”。因为他体会到自己使命的完成。曹雪芹则用诗人的笔法写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也是希望世人能够理解他写书的真正目的所在。他们生存的意义，何等相似！

戴震死后，他的同乡姚鼐骂他说：“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锦庄、戴东原（震），卒皆身灭祠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

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中也曾诅咒曹雪芹说：“唯属笔之曹雪芹实有其人，然以老贡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后萧条，更无人稍为怜恤，则未必非编造淫书之显报矣。”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里说：“此书乃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楝亭之子曹雪芹所撰，……至嘉庆年间，其曾孙曹勋以贫故，入林清天理教，林为逆，勋被诛，覆其宗。世以为是书撰之果报矣。”

这些人都以戴震和曹雪芹绝祠而高兴得忘乎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可见他俩触动封建社会何等深广，使卫道之士对他俩发出了同样的诅咒声音来！仇者的可笑可怜，只能证明：曹雪芹和戴震有同等的伟大这一历史事实。

他们死后受到如此诅咒，生前当然也不会不受到冷遇。

秦蕙田提议起用戴震和钱大昕负责刊正韵书，都被乾隆驳回。乾隆还下谕禁止戴震讲学。他的《原善》，也不得不“藏之家塾，以待能者发之”！

戴震的友人钱大昕说：“休宁戴震少不誉于乡曲”，“性介特，多与物忤，落落不自得”。汪中也说，戴震“自奋于末流，常为乡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

《八旗文志》里面居然没有曹雪芹的名字，可是曹雪芹的光辉，正与时俱增。

至于在思想方面，单就“性才一本”这一点略加考查，就可以看到，曹雪芹与戴震都是相近的。这里就不作具体分析了。

戴震青年时，曾就学于大商人汪梧风的“不速园”，幼年随父做过小商贩，平生足迹都在一些大商埠活动，出入于徽州、南京、宁波、扬州、太原、北京一带。他的游踪几乎也有和曹雪芹游踪相比拟的地方。

因此，他们两人揭出的某些根本观点，和那时代兴起的市民阶层适应，也是毫不足奇了。

综上所述，曹雪芹和戴震虽然出身截然不同，但他们在人生道路上，走到成熟期的时候，却表现出某种相同的思想特征来。

曹雪芹和戴震呼吸同时代空气，有着相应的时代振幅。这一点，是值得探讨的。

曹雪芹是位伟大的艺术家，对于他的思想脉络，在向纵深探求的同时，向横阔的方面作些考察，也是必要的。正如我们读《十日谈》或《源氏物语》时，如果能探求一些薄伽丘和但丁的关系，紫式部和白居易的关系，在这些方面作些发掘，就会使薄伽丘和紫式部这些人的面貌，更清楚地呈现出来。

1982年6月于北京

（原载《江淮学刊》，1982年第4期，198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