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这片大陆成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我从没有过自相矛盾的地方,也从没有过一丝的怀疑。
我聚老、病、累于一身,我万念俱灰,四处受敌,我遭人毁谤,还被恩将仇报。
9月5日乌达内塔将军夺取了政权,而立宪议会任期已满,没有一个有效的机构能使他政变的结果合法化;政变者借助于圣菲市议会,结果承认乌达内塔在掌权期间为政权的代理人。这样驻扎在新格林纳达的委内瑞拉士兵和军官们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兵变,他们在农村教会势力和草原上的小庄园主支持下,击败了政府的武装力量,这是在哥伦比亚共和国发生的 何塞。帕拉西奥斯把一个几年来从东到西一直随身带着的箱子托给胡安?德迪奥斯,阿马多尔保管,但谁也不清楚里面装的是什么。这是将军的一些私人物品,是生活中的某个时刻,由于不能抵御对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东西或某些价值平平的人物的强烈占有欲而积攒起来的,一段时间以后,不得不把它们一直背在身上,不知道怎样才能甩掉它们。那个箱子是1826年从利马带到圣菲的,9月25日谋杀事件后,当他返回南方准备进行最后一次战争时,他仍然把它带在身边。”当我们还不清楚它是不是我们的东西时,我们不能把它扔下。“他这样说。当他最末一次回到圣菲、准备向立宪议会提出最后辞呈时,在他携带的很少几件原先帝国的行李中,就有那个箱子。后来在卡塔赫纳全面请理将军的财物时,才决定打开它,结果发现里面原来是过去曾以为丢失的一堆杂乱无章的私人东西。有哥伦比亚铸造的金盎司415枚、一幅乔治?华盛顿的画像和一撮华盛顿坐骑的鬃毛、一个英国国王赠送的金质鼻烟盒、一个配有数把钻石钥匙、内装圣骨盒的金制匣子和那枚镶有钻石的玻利维亚巨星勋章。何塞?帕拉西奥斯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寄存在德弗朗西斯科。马丁的那座邸宅里,并对所存物品作了记述和登记,同时请他开了符合规定的收据。这样行李的体积就减少到了合理的程度,虽然四个装替换衣服的箱子里还多出三个,另外还多出一个放有10条旧棉、麻台布的箱子和一个放着数种式样的金银餐具的盒子,这些餐具将军既不想扔下也不想卖掉,留着它们是以便万一将来招待嘉宾贵客时用来布置餐桌。很多次曾建议他把这些东西低价处理掉以增加他拮据的财源,但都被他以“此乃国家财物”为理由拒绝了。
将军一行轻装 驱邪的办法并没有能使他得到解脱。白天,他头上戴一顶绸帽,晚上就戴上一顶小红帽,但是他沮丧的心情并未因此有一丝好转。黑暗中,他下床在透进月光的大屋子里漫步,只是已不赤身露体,而是身裹毯子,以免在炎热的夜里冻得打颤,后来光裹毯子也不行了,在绸帽子外面又加上红帽子。
军人们的勾心斗角和政客们的胡作非为使他恼怒异常,以至一天下午,他猛敲了一下桌子,决定再也不容忍他们之中任何人了。
“告诉他们不要再来找我,我有痨病。”他高声嚷道。他做出了严厉的决定,禁止周围的人穿军服和在家里搞军事礼仪。但是,没有这些,他又难以打发日子,安慰性的召见和徒劳的秘密会议,尽管违反他本人的命令,但仍一如既往地照常举行。这时候,他感到身体状况异常糟糕,终于同意一位医生给他看病,条件是不要给他做检查,不要询问他的病痛.也不要企图让他喝什么药。“只是聊聊。”
他说。
没有被选中的这位医生似乎更符合他的愿望。大夫名叫埃库莱斯?加斯特尔冯多,是一个浑身焕发着幸福光彩的老者,一副宽大的身架,一副平和的脾气,头顶因完全秃发而灿灿发光,而且单凭他那种律师才有的耐性也能减轻别人的病痛。在整个沿海地区,他对什么都表示怀疑的态度,他的科学胆识也是有名的。他让胆汁失调者服用巧克力加干酪熬成的油膏,他劝人们在饭后消化时做爱,说这是有利于长寿的妙法良方,他一支接一支地抽那种车把式用包装纸卷的烟卷,并且把这种妙方开给他的病人来治疗身体的各种不适。接受他诊治过的病人都说,他们的病从没有被完全治好过,而是他那口若悬河的谈吐能使人解闷消遣。对此,他发出一声粗俗的笑声。“在我手上死去的病人与死在其它医生手里的一样多,”他说,“但在我这儿死得更快活。”
他坐着巴托洛梅?莫利纳莱斯老爷的车子来到了将军的住处,这辆车一天要来回好几次,接来又送走各式各祥不邀自来的客人,直到后来将军规定除非受邀请者,其他人一律禁止来访。老医生穿着一件没有熨烫过的白色麻布衫,几个口袋全鼓鼓曩囊的装着吃的东西,雨中打着一把脱线的旧伞,与其说是用来遮雨还不如说是用来求雨。礼节性的问候之后, 从写给韦拉克鲁斯的那封信起,到他去世前第六天口授的最后一封信止,将军一共至少写了l万封书信,一部分是他亲笔写的,一部分是他口授、记录员抄写的,还有一些是记录人员根据他的指示撰写的。被保存下来的信件有3000多封,被保存下来的经他签署的文件有8000多份。有时,记录员们被他搞得不知所措,有时又与他们合作得很好。有几次,他觉得口授的信不满意,他不是重新口授一封,而是在原来的信上亲自加上有关记录员的一行字:“正如您将会发现的那样,马特利今天比什么时候都笨。”1817年,在离开安戈斯图拉以便结束大陆解放事业的前夕,为了按期处理完政府的事务,他在一个工作日里一连口授了14个文件。也许由此产生了那永远也没有得到澄清的传说,说他同时给数位记录员口授各不相同的信件。
进入10月后,只有雨丝沙沙声。将军再也没有走出卧室一步,为此加斯特尔冯多大夫不得不运用他最聪明的办法以获得将军允许去看望他并带给他吃的东西。何塞?帕拉西奥斯有这样的感觉,午睡时,将军躺在吊床上一动也不动,他的目光在凝视空无一人的广场上的雨滴,他陷入了沉思,这是在记忆里核查他过去生活中甚至是最短暂的瞬间所发生过的事情。
“我的天啊,”某一个下午他叹息道,“不知曼努埃拉怎么样了!”
“我们只知道她挺好,其它什么也不清楚。”何塞?帕拉西奥斯答道。
从乌达内塔执政以后,没有听到她的一点消息,将军没有再给她写过信,但让费尔南多及时告诉她旅途的最新情况。她最近的一封来信是8月底写的,有关准备进行军事政变的秘密消息是那样多,要透过她那夸大其词的笔法和为了迷惑敌人故意弄成如乱麻一堆的数字中,搞清楚她所要告诉的那些秘密,并非一件易事。
曼努埃拉忘记了将军的忠告,她确实象回事儿地,甚至有些忘乎所以地,扮演起了全国第一个玻利瓦尔主义者的角色,单枪匹马地对政府展开了一场文字宣传战。莫斯克拉总统没有敢对她进行起诉,但并未制止他的部长们这样做。面对官方报纸的人身攻击。她以漫骂相回击,并印成传单,在女奴的护卫下骑着马在皇家大街颁发。她手握长矛,沿着市郊石子路的小巷追击那些分发攻击将军的传单的人,那些每天早晨出现在墙上的侮辱将军的口号,她使用更激烈的辱骂复盖上。
官方组织的宣传战最后指名道姓地攻击她。但她一点也没有畏缩。她在政府里的一些密友给她传递信息说,在国庆节的某一天,大广场上要安装烟火架,架子上挂有一幅将军身着滑稽可笑的国王服装的漫画像。曼努埃拉和她的女奴们不顾警卫队的阻拦,骑着马把烟火架冲得稀烂。于是,市长亲自带了一小队士兵,企图从床上把她抓走,而她则手握两支上好膛的手枪等候着他们,只是通过双方的朋友们调解,才没有酿成更大的事件。
唯一使她的行动缓和下来的乌达内塔将军夺权成功这件事。乌达内塔是她的一位真正朋友,而她则是乌达内塔军事政变的最热心的同谋。当将军在南方与入侵的秘鲁人作战、而她一个人留在圣菲时,乌达内塔是照顾她安全和解决日常生活需要的知心朋友。当将军有非常议会发表那篇不合时宜的声明后,是曼努埃拉说服将军给乌达内塔写了信,“我向您表示我昔日的全部友情和诚心诚意的彻底和解。”乌达内塔接受了这一豁达的表示,而曼努埃拉则在军事政变后还清了这份情谊。公众生活中不再见到她了,而且消失得不露一点踪迹,10月初曾传说她已经去美国了,谁也不怀疑这一消息的可靠性。所以当何塞?帕拉西奥斯说‘曼努埃拉挺好”时是有道理的,因为没有听到有关她活动的任何消息。
将军为无尽的期待而悲伤,期待谁?期待什么?为什么期待?在绵绵阴雨中他感到茫然若失,在对历史往事的又一次探究中,触到了心灵的深处,结果在哭泣中睡着了。何塞?帕拉西奥斯在听到细微的呻吟时,以为是从河里捡米的那条狗在呜咽,却原来是他主人发出的声音。他惊慌得手足无措,因为在贴身服侍他的漫长岁月里,只见过他哭过一次,而那一次哭并不是由于悲伤而是由于暴怒。
帕拉西奥斯喊来了在走廊里值勤的伊瓦拉,他也听到了将军哭泣的声音。
“这将对他有好处,”伊瓦拉说。
“对我们大家都将有益”,何塞?帕拉西奥斯说。
将军比平常哪一天睡的时间都长。无论是邻近果园里鸟儿的啁啾,还是教堂里的钟声,都没有把他闹醒,何塞?帕拉西奥斯俯在吊床边好几次。想听听是不是仍在呼吸。当他睁开眼时,已经八点多了,天已经开始热了起来。
“10月16日,星期六”,何塞?帕拉西奥斯说,“今天是圣玛加丽塔?玛丽亚?阿拉科克日。”
将军下了吊床,眼睛望着飞着尘土、寂无一人的广场和破败不堪的教堂,几只兀鹰在争食一条死狗的残骸。炙人的朝阳预示着今天又将热得透不过气来。
“我们离开这儿,赶快走.”将军说,“我不想听见毙人的枪声。”
何塞?帕拉西奥斯心里一震。他这是生活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代,他的样子也和当时一模一样,赤着脚站在砖坯铺就的地上,下面穿着长长的短裤,剃光的头上戴着一顶睡帽。这是在现实中重温的一个旧梦。
“我们不会听到毙人的枪声,”何塞。帕拉西奥斯说,接着他又有意精确地加了一句:“皮亚尔将军是在安戈斯图拉处决的,不是今天下午,而是三年前如同今天的一天。”
曼努埃尔?皮亚尔将军,库拉索岛人,是个黑白混血儿,为人严酷无情,当时35岁,在爱国者民兵队伍里他功勋卓著,当解放者军队迫切要求所有的力量团结一致以钳制莫里略的部队迅猛推进时,他使将军的权威经受了一次考验。皮亚尔号召黑人、黑白混血儿,桑巴人以及全岛所有无依无靠的人起来反对以将军为代表的加拉加斯的白人贵族。他的声望和象救世主般受到的欢迎只有何塞?安东尼奥?派斯或绰号保皇党人的搏韦斯(52)能与之相比,而且解放者军队里的一些白人军官也因他的影响转而支持他的主张。将军对他使尽了劝导的艺术,都没有收效。最后,将军下令把他逮捕,皮亚尔被押送到了临时首都安戈斯图拉,在这时,将军争取了一批亲近他的军官,地位得到了巩固,这些军官里有几个人后来一直陪同将军进行那次沿着马格达莱纳河的旅行。一个由将军任命、有皮亚尔在军队里的朋友参加的军事法庭对他进行了速决审判,何塞?玛丽亚?卡雷尼奥担任法庭负责人。辨护人称赞皮亚尔是反对西班牙政权的杰出人物之一,他这话没有一丝虚假的成分。皮亚尔被宣布犯有逃跑罪、叛乱罪和叛国罪,被判以死刑并取消一切军事荣誉称号。了解皮亚尔的功绩的人,都认为将军不可能批准这一判决,特别这是在莫里略的部队刚收复数个省份、爱国者的士气极为低落,大家都为队伍可能要大规模溃逃而担忧操心的时刻。将军受到了各种压力,他亲切地听取了皮亚尔最接近的一些朋友的看法,布里塞尼奥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他的决定是不能申诉的。最后,他撤销了关于取消皮亚尔军事荣誉称号的决定,批准了枪决的判决,而且加重为当众执行。那是个一切坏事都可以发生的漫漫长夜。10月16日下午五点,死刑在安戈斯图拉大广场的炎炎烈日下执行,六个月前,是皮亚尔本人亲自从西班牙人手里夺取了这座城市。行刑队队长让人把几只兀鹰啄食的死狗残骸弄走,关严了广场四周的入口处,以免一些无人管理的动物闯进来破坏了行刑的庄严气氛。皮亚尔要求让他给行刑队下令开火,他的这一最后殊荣遭到了拒绝,他的眼睛被强迫用黑纱蒙了起来,但并未能阻止他在离开这个世界时亲吻十字架和向国旗永远道别。
将军拒绝观看处决的场面。当时,唯一呆在他身边的人是何塞?帕拉西奥斯,当广场上传来枪声时,后者看到他如何挣扎着抑制将要流出的泪水。他在给部队通报此事的公告中说:“昨天是我痛心的一天。”在他一生的以后时日里,他将会反复说明,那是拯救国家的政治需要,它说服了违抗命令者,避免了一场内战。不管怎么说,那是他一生中最残暴地使用权力的一次举动,但也是一次最及时的行动,它立即巩固了他的权威,统一了军队的指挥权,并为他获取荣誉廓清了道路。
13年后,在索莱达小镇上,他好象根本没有觉察到自己成了时间次序错乱的牺牲品。他的目光仍然盯着广场,直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妪,牵着一条驮椰子的毛驴穿过那里,她的身影吓得几只啄食的兀鹰四下惊飞。这时,他才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回到了吊床上,也没有谁问他,他就说出了何塞?帕拉西奥斯从安戈斯图拉那个夜晚就一直想知道的那个答案。
“我还将那样干。”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