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斯万之恋_追忆似水年华

要参加维尔迪兰家的“小核心”、“小集团”、“小宗派”，只要满足一个条件，但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要默认它的信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承认当年得到维尔迪兰夫人宠爱的那位青年钢琴家既“压倒”普朗岱，也“压倒”鲁宾斯坦①（维尔迪兰夫人说：“瓦格纳的曲子，再也不可能有人弹得象他那样好了！”），还要承认戈达尔大夫的医道比博丹②还要高明。随便哪个“新会员”，要是维尔迪兰夫妇不能说服他承认别人家的人晚会全都跟连阴天那样无聊乏味的话，那就马上要给轰将出去。在这一方面，妇女要比男人难以驯服，她们不愿抛弃从事社交活动的好奇心，不愿放弃亲自到别的沙龙去体会体会是否比这里更有意思的意愿，而维尔迪兰夫妇感到这种探索精神，这种轻佻的邪魔可能传染开来，对这个小教会的正统教义会带来致命的打击，于是不得不把女性“信徒”一个一个赶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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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朗岱（1839—1934），法国钢琴家；鲁宾斯坦（1829—1894），俄国钢琴家、作曲家。

②博丹（1825—1901），法国名医。

除了大夫的年轻太太外，那年的女性“信徒”几乎就只剩下（尽管维尔迪兰夫人本人是个有德行的人，出自一个极其富有然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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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萨拉·贝尔纳（1844—1923）：法国名噪一时的杰出女演员。

“我看哪，”维尔迪兰夫人后来对她丈夫说：“咱们不该那么谦虚，把咱们送给大夫的东西的价值说得那么低。他是个科学家，不通人情世故。他不识货，咱们怎么说，他就真以为是那么回事。”

“我一直不敢跟你说，”维尔迪兰先生答道，“我早就看出来了。”

到了元旦，维尔迪兰先生就不送戈达尔大夫一颗值三千法朗的红宝石而说价值无几，而是买了一颗只值三百法郎的假宝石，却说是无价之宝。

当维尔迪兰夫人宣布斯万先生晚上要来的时候，大夫大吃一惊，高声叫道：“斯万？”那话音简直有点近乎粗暴了，因为这位老兄总是自以为料事如神，对于小小不然的新闻也比谁都感到意外。看到没人搭理，他真是急不可耐，吼了起来：“斯万？斯万是谁？”等到维尔迪兰夫人说：“不就是奥黛特提起过的她的那位朋友吗？”他这才平静下来，直说：“噢！好，好！”至于那位画家，他很高兴看到斯万给领进维尔迪兰夫人的家门，因为他猜想他已经爱上了奥黛特，而他自己是乐于促成好事的。“再也没有比做媒更有意思的了，”他跟戈达尔大夫咬咬耳朵，“我已经做成多起了，甚至是在女人跟女人之间。”

当奥黛特跟维尔迪兰夫妇说斯万很“帅”的时候，他们还担心他是一个“讨厌家伙”呢。哪知道他给他们的印象好极了；他们不晓得，这是由于他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会的缘故。

跟那些哪怕是聪明过人然而从来没有厕身社交界的人比起来，他多少具有进出过社交界的人士的一个优点，那就是不再由于一心要想进去，或者由于毫无根据的反感而歪曲它的形象，把它看成无足轻重。进出过社交界的人士，他们的风度中摆脱一切冒充风雅的成分，摆脱了显得过分亲切的担心，呈现出潇洒自如，一举手一投足都显得优美，仿佛四肢灵活，做出的姿势恰如他们所愿，而身体的其余部分不会做出任何不合时宜的笨拙动作。社交界人士在向别人介绍给他们的不相识的年轻人优雅地伸出手来，或者是向别人为之介绍的一位大使不卑不亢地躬身时，那简直是一种基本的体操动作，在不知不觉之间，渗透到了斯万的整个社交生活中，因此当他面对象维尔迪兰夫妇和他们的朋友这些地位比他低下的人们时，本能地表示出一种殷勤，主动接近他们，而这在他们看来，一个“讨厌家伙”是绝不会如此的。他对戈达尔大夫表示了片刻的冷淡：眼看这位大夫在他们两人还没有交谈以前就向他眯了眯眼，莫测高深地微微一笑（戈达尔管这种鬼脸叫“要来的都来吧”），斯万以为大夫多半曾经在哪个烟花场中见过他，可他自己极少涉足那种地方，也从来没有沉溺于花天洒地之中。斯万一想这个联想有点不雅，特别是在奥黛特面前，她可能会对他产生不良的好印象，因此赶紧敛容。不过当他得悉在他身边的那位妇女就是戈达尔太太时，他心想她的丈夫是那样年轻。不至于在他妻子面前暗示那样的游乐，对大夫那种狡黠的神情也就不再作刚才那样的解释了。画家马上就邀请斯万跟奥黛特一起去参观他的画室，斯万觉得他这个人挺可爱的。“也许您得到的盛情款待比我当年还有过之呢，”维尔迪兰夫人以假装生气的口吻说，“他会把戈达尔的画像给您看的（这是她向画家订的货）。”她又提醒画家：“比施大师（‘大师’是她对画家的戏称），您可记着点儿，眼神要画得美，眼角要画得细巧逗人。您不是不知道，我要的主要是他的微笑，我请您画的是他微笑的肖像。”她认为她最后这句话说得十分巧妙，又高声重复一遍，让很多客人都能听见，甚至为此随便找出一个借口，让几个客人往她身边靠拢一些。斯万要求结识所有的人，甚至包括维尔迪兰家的一个老朋友，叫萨尼埃特的，他有广博的文献知识，拥有巨资，门

“那可是不胜荣幸之至……”斯万正要往下讲，大夫跟他做了个鬼脸，把他的话头打断。敢情大夫记得，在普通的会话里用强调语气，用庄严的形式，已经过时，所以一听到有人一本正经地用一个庄严的字眼（例如刚才的“荣幸”），就觉得说话的人有一副学究气。而如果这个字眼碰巧又在他所称之为陈词滥调之列，那就不管它是如何常用，大夫就认为这个句子必然滑稽可笑，赶紧自己接上碴，用上一句他以为对方想要讲的套话，其实对方连想都不曾想到。

“法兰西不胜荣幸之至！”他高举双臂，狡黠地高声大叫。

维尔迪兰先生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几位先生在笑什么呢？看起来你们那个角落里全都是乐天派，”维尔迪兰夫人高声叫道。她又象孩子撒娇似地补了一句：“我一个人呆在这里受罚，你们难道还以为我挺高兴吗！”

维尔迪兰夫人坐在一把打了蜡的瑞典式松木高椅子上，这是瑞典一位提琴家送给她的，虽然看起来象张板凳，跟周围古色古香的精美家具毫不相称，可是她还是把它保留下来；她的忠实信徒们不时给她送的礼品，她摆在外面，好让馈赠者认出时心里高兴。她也曾劝他们只送花和糖果，这些东西是不能长久保存的；可是说也没用，结果她家里慢慢地就堆满了脚炉、椅垫、挂钟、屏风、气压计、瓷花瓶，重复冗杂，杂乱无章。

她坐在她那高高在上的位子上兴致勃勃地参加她的信徒们的谈话，为他们开的玩笑而心花怒放，不过自从那次笑得下颌骨都脱了臼以后，就再也不敢当真放声大笑，而代之以一个手势，表示她笑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这就既不费力又无危险。要是哪位常客对某个“讨厌家伙”，或者对某个原是常客后来被打成“讨厌家伙”的人说上一句俏皮话，维尔迪兰夫人就会发出一声尖叫，把她那双已经开始蒙上一层白内障的小鸟似的眼睛紧闭，突然用双手将脸捂上，严密得什么也看不见，仿佛面前出现了什么猥亵的场面或者是要闪避一个致命的打击似的；她装出正在竭力憋着不笑出来，简直象是如果笑将起来，就会笑得昏死过去似的。维尔迪兰先生一直自以为跟他妻子一样和蔼可亲，可当真开怀大笑，马上就笑得喘不过气来，跟他妻子那位经久不息的假笑这种高招相比，真是望尘莫及，自愧不如，这是他最难过的一件事。维尔迪兰夫人则为她的信徒们的兴高采烈而飘飘然，为友好情谊，恶意中伤和斩钉截铁的断言所陶醉，她象一只吃了在热洒中泡过的食料的鸟，栖息在她那张高椅子上，为这充满着友情的气氛而抽噎。

维尔迪兰先生请斯万允许他点上烟斗（“在这里的都是朋友，不必拘礼”），再请年轻的艺术家坐上琴凳。

“不，不，别麻烦他，他到这里不是来受折磨的，”维尔迪兰夫人高声叫道，“谁要折磨他，我可不答应。”

“可这怎么叫麻烦他呢？”维尔迪兰先生说，“我们发现的那个升F调奏鸣曲，斯万先生也许还没有听过；他可以为我们弹弹那首为钢琴改编的曲子。”

“啊！不，不，别弹我的那首奏鸣曲！”维尔迪兰夫人叫道，“我可不想跟上次那样，哭得得了鼻炎，外带颜面神经痛；谢谢了，我可不想再来一次；你们都是一片好意，可是该卧床一星期的不是你们！”

这样一场小戏，每当钢琴家要演奏时总要演出一番，却总跟首次上演一样，观众都乐于观看，仿佛它说明女主人是何等独出心裁，她对音乐又是何等敏感。聚在她身边的人赶紧招呼在远处吸烟或者打牌的人，让他们往前靠靠，示意就要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还象在国会辩论时的关键时刻中那样，嚷道：“听着，听着！”到了

“您说那里的宴会没有多大意思，我相信也是这样；您去参加这样的宴会，真是难能可贵。”维尔迪兰夫人说，在她眼里，共和国总统是个特别可怕的讨厌家伙，因为他手里掌握着诱惑人和强制人的手段，要是她拿来对付她的信徒的话，那是会叫他们退避三舍的，“听说他耳背得厉害，吃饭还用手指头呢。”

“本来嘛，上那儿去，您是不会玩得痛快的，”大夫带着点怜悯说。当他想起一桌只有八个人的时候，又问道：“莫非那是知己朋友间的便酌？”那种热心劲儿与其说是出之于好奇，倒不如说是出之于一个语言学家的钻研精神。

然而共和国总统在他心目中的威望最终毕竟还是胜过了斯万的谦虚和维尔迪兰夫人的恶意，戈达尔在每次聚餐的时候总要关切地问道：“咱们今晚能见到斯万先生吗？他跟格雷维先生有私交。我想他就是一个大伙所说的gentleman（绅士）吧？”他甚至送给他一张牙科展览会的请帖。

“有了这张请帖，您还可以带别人进去，不过不能带狗。您知道，我所以说这个话，是因为我有几个朋友不知道这个规定，临时添了麻烦。”

至于维尔迪兰先生，他可注意到了斯万有这样强有力的朋友而以前一直没有说起，这一发现在他妻子身上产生了何等不良的印象。

要是没有安排外出活动的话，斯万就到维尔迪兰家中参加这个小圈子的活动，不过他只是到晚上才来，而且尽管奥黛特一直恳求，他也没有答应跟他们在一起吃晚饭。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跟您单独吃饭，”她对他说。

“那维尔迪兰夫人呢？”

“啊，那很简单。我只消跟她说我的衣服还没有做好，我的马车来晚了就行了。总有办法应付的。”

“您真好。”

不过斯万心想，如果让奥黛特知道（他只同意在晚饭后同她见面），他还有比跟她在一起更大的乐趣的话，那么她在他身上不久就更要得寸进尺了。再说，他早已爱上了一个长得鲜艳丰满得象一朵玫瑰花似的小女工，她的体态之美远过于奥黛特，他宁愿在黄昏时分跟她在一起，然后再去跟奥黛特相会。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从来没有答应奥黛特上他家去接他一起到维尔迪兰家去。小女工总是在他家附近他的马车夫雷米知道的一个街角等他，到时候登上车来，坐到斯万身旁，在他怀里一直呆到维尔迪兰家门口。等他进客厅的时候，维尔迪兰夫人指着他早上送去的玫瑰花对他说：“我可要说您了，”同时指着奥黛特身边的位子叫他坐下，这时钢琴家正为他们两个人演奏凡德伊的那个乐句——它仿佛是他俩爱情的国歌。他总是从小提琴的震音部分开始，有几拍是不带伴奏的，占着最显著的地位；然后这震音部分仿佛突然离去，而那个乐句就象霍赫①室内画中的物体由于半开着的狭窄门框而显得更深远一样，从遥远的地方，以另一种色彩，在柔和的光线中出现了；它舞姿轻盈，带有田园风味，象是一段插曲，属于另一个世界。这个乐句以单纯而不朽的步伐向前移动，带着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微笑，将它的优美作为礼品向四面八方施舍；可是斯万现在却仿佛觉得这个乐句原来的魔力顿然消失了。这个乐句仿佛认识到了它所指引的那种幸福的虚妄。在它轻盈的优美之中已经有点万事俱休的感觉，就好象是随着徒然的遗憾之情而来的超脱之感。不过对他来说，这些都无关紧要，他不大去考虑这个乐句本身，不大去考虑这个乐句对那在创作时并不知道世上有斯万和奥黛特存在的那位音乐家意味着什么，也不大去考虑它对今后几百年的听众意味着什么，而只把它看作是他的爱情的一种证明，一种纪念品，足以使维尔迪兰夫妇，使这位年轻的钢琴家想起奥黛特，想起他斯万，同时把他们两人连结在一起。甚至他也打消了请一位音乐家把那首奏鸣曲整个演奏一遍的打算（奥黛特一时心血来潮，曾经这样要求过的），以至于在全曲当中他依然只知道这一段。奥黛特也附和着说：“咱们干吗要其余部分呢？这才是咱们那一段。”更进一步，后来他都苦于思索了，以致当这个乐句在他们耳畔掠过，离他们虽是那么近，可又象是在无穷远处，虽是为他们而奏，却又不认识他们的时候，他都感到遗憾了，为这个乐句有一种含义，有一种内在的、不变的而又不为他们所知的美而感到遗憾——就象是当我们收到我们所爱的女子送来的珠宝或者所写的情书时，我们会怪怨宝石的水色和语言中的词语为什么不纯粹是由一段短暂的恋情和一个举世无双的情人的精髓所构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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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霍赫（1629—1677），荷兰画家，善于表现室内光的效果。

他时常在到维尔迪兰家去以前跟那个年轻女工在一起呆的时间太久，以致钢琴家刚把那个乐句演完，他就发现奥黛特回家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他总是把她送到凯旋门背后拉彼鲁兹街她那小住宅的门口。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正是为了不要求她给以全部特殊优遇，他才牺牲早些看到她，跟她一起到维尔迪兰家去这个对他来说并不那么必要的乐趣，而保留伴送她回家的特权——这是她十分领情而他也更为重视的一项特权，因为这样，他就会感到没有别人看到她，没有人介入他们两人之间，而且在跟她分手以后，也没有人妨碍她在精神上与他同在。

就这样，她每晚都坐斯万的马车回去。有一晚，当她从车上下来，他跟她说“明天见”的时候，她快步跑到房子前的小花园里采摘最后一朵菊花，在车走动以前送到他的手里。他在归途中一直吻着这朵花，过了几天，花枯萎了，他就小心翼翼地把它收在写字台里。

可是他夜晚从不踏进她的家门。只有两个下午，他去参加了在她看来是如此重要的活动——吃午茶。在这里的这些小街上，几乎全都是一所挨着一所的矮小住宅，只是偶尔有几家昏暗的小铺子（这是这个过去名声不佳的地段的历史遗迹）打破这种单调一致。这些小街的寂静和空荡、花园和树上残留的白雪、冬季的衰败景象，城市中保留下来的自然景色，这些都为他在进门时感到的温暖和看到的花朵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奥黛特的卧室位于高出于街面的底层，面临着与跟前街平行的一条狭窄的后街；卧室右边是一道陡直的楼梯，两旁是糊着深色壁纸的墙，墙上挂着东方的壁毯、土耳其的串珠、一盏用丝线绳吊起的日本大灯（为了避免来客连一点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起居设备都享受不到，点的是煤气）。这道楼梯一直通到楼上的大小客厅。两间客厅前面有个狭小的门厅，墙上装着花园里那种用板条做的格子架，沿着它的整个长度摆着一个长方形的木箱，里面象花房里那样种着一行盛开的大菊花，这在那年月还是比较罕见的，虽然还没有日后的园艺家培植的那样巨大。斯万看了虽然有些不快，因为种大菊花是头年才在巴黎流行开的风尚，但这回看到这些在冬季灰暗的阳光中闪烁的短暂的星辰发出的芬芳的光芒，在这间半明半暗的小屋中映出一道道粉红的、橙黄的、白色的斑纹，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奥黛特穿着粉红色的绸晨衣接待他，脖颈和胳膊都裸露着。她请他在她身边坐下，那是在客厅深处的许多神秘的隐秘角落之一，有种在中国大花盆里的大棕榈树或者挂着相片、丝带和扇子的屏风挡着。她对他说：“您这么坐着不舒服，来，我来给您摆弄一下。”她面带那种行将一显身手的得意的微笑，拿来几个日本绸面垫子，搓搓揉揉，仿佛对这些值钱东西毫不在乎，然后把它们垫在斯万脑袋后面和脚底下。仆人进来把一盏盏灯一一放好，这些灯几乎全都装在中国瓷瓶里，有的单独一盏，有的两盏成双，都放在不同的家具上（也可以说是神龛上），在这冬季天已近黄昏的苍茫暮色中重现落日的景象，却显得更持久，更鲜艳，更亲切——这种景象也许可以使得伫立在马路上观赏橱窗中时隐时现的人群的一个恋人遐想不已。奥黛特这时一直盯着她的仆人，看他摆的灯是不是全都摆在应有的位置。她认为，哪伯只有一盏摆得不是地方，她的客厅的整体效果就会遭到破坏，她那摆在铺着长毛绒的画架上的肖像上的光线就会不对劲儿。所以她急切地注视这笨家伙的一举一动，当他挨近她那唯恐遭到损坏而总是亲自擦拭的那对花瓶架时，就严厉地申斥他，赶紧走上前去看看花是否被他碰坏。她觉得她那些中国小摆设全都有“逗人”的形态，而兰花，特别是卡特来兰，也是一样，这种花跟菊花是她最喜爱的花，因为这些花跟平常的花不同，仿佛是用丝绸、用缎子做的一样。她指着一朵兰花对斯万说：“这朵兰花仿佛是从我斗篷衬里上铰下来似的，”话中带着对这种如此雅致的花的一番敬意；它是大自然赐给她的一个漂亮的、意想不到的姐妹，在实际生活中难以觅得，而它又是如此优雅，比许多妇女都更尊贵。因此她在客厅中给它以一席之地。她又让他看画在花瓶上或者绣在帐幕上的吐着火舌的龙、一束兰花的花冠，跟玉蟾蜍一起摆在壁炉架上的那匹眼睛嵌有宝石的银镶单峰驼，一会儿假装害怕那些怪物的凶相，笑它们长得那么滑稽，一会儿又假装为花儿的妖艳而害臊，一会儿又假装忍不住要去吻一吻被她称之为“宝贝”的单峰驼和蟾蜍。这些做作的动作跟她对某些东西的虔诚恰成鲜明的对比，特别是对拉盖圣母的虔敬。当她在尼斯居住时，拉盖圣母曾把她从致命的疾病中拯救过来，因此她身上总是带着这位圣母的金像章，相信它有无边的法力。奥黛特给斯万递上一杯茶，问他：“柠檬还是奶油？”当他回答是“奶油”的时候，就笑着对他说：“一丁点儿？”一听到他称赞茶真好喝的时候，她就说：“您看，我是知道您喜欢什么的。”的确，斯万跟她一样，都觉得这茶是弥足珍贵的，而爱情也如此需要通过一些乐趣来证实它的存在，来保证它能延续下去（要是没有爱情，这些乐趣就不成其为乐趣，也将随爱情而消失），以至当他在七点钟跟她分手，回家去换上晚间的衣服时，他坐在马车上一直难以抑制这个下午得到的欢快情绪，心想，“能在一个女子家里喝到这么难得的好茶，该多有意思！”一个钟头以后，他接到奥黛特的一张字条，马上就认出那写得大大的字，她由于要学英国人写字的那种刚劲有力，字写得虽不成体，却还显出是下了功夫的；换上一个不象斯万那样对她已有好感的人，就会觉得那是思路不清、教育欠缺、不够真诚、缺乏意志的表现。斯万把烟盒丢在她家里了。她写道：“您为什么不连您的心也丢在这里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不会让您收回去的。”

他的

正当他要为几个月来把全部时间都用来看望奥黛特而后悔的时候，他却心想在一件宝贵无比的杰作上面花许多时间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情。这是一件以另有一番趣味的特殊材料铸成的杰作，举世无双；他有时怀着艺术家的虔敬、对精神价值的重视和不计功利的超脱，有时怀着收藏家的自豪、自私和欲念加以仔细观赏。

他在书桌上放上一张《耶斯罗的女儿》的复制品，权当是奥黛特的相片。他欣赏她的大眼睛，隐约显示出皮肤有些缺陷的那张纤细的脸庞，沿着略现倦容的面颊上的其妙无比的发髻；他把从美学观点所体会的美运用到一个女人身上，把这美化为他乐于在他可能占有的女人身上全都体现出来的体态上的优点。有那么一种模糊的同感力，它会把我们吸引到我们所观赏的艺术杰作上去，现在他既然认识了《耶斯罗的女儿》有血有肉的原型，这种同感就变成一种欲念，从此填补了奥黛特的肉体以前从没有在他身上激起的欲念。当他长时间注视波堤切利这幅作品以后，他就想起了他自己的“波堤切利”，觉得比画上的还美，因此，当他把塞福拉的相片拿到身边的时候，他仿佛是把奥黛特紧紧搂在胸前。

然而他竭力要防止的还不仅是奥黛特会产生厌倦，有时同时也是他自己会产生厌倦。他感觉到，自从奥黛特有了一切便利条件跟他见面以后，她仿佛没有多少话可跟他说，他担心她在跟他在一起时的那种不免琐碎、单调而且仿佛已经固定不变的态度，等到她有朝一日向他倾吐爱情的时候，会把他脑子里的那种带有浪漫色彩的希望扼杀掉，而恰恰是这个希望使他萌生并保持着他的爱情。奥黛特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到了固定不变的地步，他担心他会对它感到厌倦，因此想把它改变一下，就突然给她写了一封信，其中充满着假装出来的对她的失望和愤懑情绪，在晚饭前叫人给她送去。他知道她将大吃一惊，赶紧给他回信，而他希望，她在失去他的这种担心而使自己的心灵陷入矛盾之时，她会讲出她还从来没有对他说过的话。事实上，他也曾用这种方式收到过她一些前所未有的饱含深情的信，其中有一封是一个中午在“金屋餐厅”派人送出的（那是在救济西班牙木尔西亚水灾灾民日），开头写道：“我的朋友，我的手抖得这么厉害，连笔都抓不住了，”他把这封信跟那朵枯萎的菊花一起收藏在那个抽屉里。如果她没有工夫写信，那么当他到维尔迪兰家时，她就赶紧走到他跟前，对他说：“我有话要对您讲，”他就好奇地从她的脸，从她的话语中捉摸她一直隐藏在心里没有对他说出的是什么。

每当他快到维尔迪兰家，看到那灯火辉煌的大窗户（百叶窗是从来不关的），想到他就要见到的那个可爱的人儿沐浴在金色的光芒之中时，他就心潮澎湃。有时候，客人们的身影映照在窗帘上，细长而黝黑，就象绘制在半透明的玻璃灯罩上的小小的图象，而灯罩的另一面则是一片光亮。他试着寻找奥黛特的侧影。等他一进屋，他的眼睛就不由自主地闪发出如此愉快的光芒，维尔迪兰对画家说：“看吧，这下可热闹了。”的确，奥黛特的在场给这里添上了斯万在接待他的任何一家都没有的东西：那是一个敏感装置，一个连通各间房间，给他的心带来不断的刺激的神经系统。

就这样，这个被称之为“小宗派”的社交机构的活动就为斯万提供跟奥黛特每天会面的机会，使他有时能以假装对跟她见面不感兴趣，甚至是假装以后不想再跟她见面，但这些都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的，因为尽管他在白天给她写了信，晚上一准还是会去看她，并且把她送回家去的。

可是有一回，当他想起每晚总少不了的伴送时忽然感到不快，于是就陪他那小女工一直到布洛尼林园，好推迟到维尔迪兰家去的时间。就这样，他到得太晚，奥黛特以为他不来了，就回家了。见她不在客厅，斯万心里感到难过；在此之前，当他想要得到跟她见面的乐趣时，他总是确有把握能得到这种乐趣的，现在这种把握降低了，甚至使我们完全看不到那种乐趣的价值（在其它各种乐趣中也是一样），而今天才是

“您跟斯万先生常见面？”维尔迪兰夫人说道。

“不，”德·福什维尔先生说。他为了更容易接近奥黛特，便想得到斯万的好感，所以要抓住这个机会讨他的好，提提他那些显赫的朋友，不过要以上流社会人士的身分来谈，带上善意的议论的口吻，不能显得象是庆贺他有这样意想不到的成功似的，“斯万，我跟您从不来往，是不是？再说，谁能有办法见着他？这家伙成天跟拉特雷默伊耶家，跟洛姆亲王夫妇这些贵人厮混在一起……”这指责可真是太离奇了，这一年来斯万几乎除了维尔迪兰家以外哪家也不去，可是他们一听这些他们所不认识的人的名字就气得默不作声。维尔迪兰先生怕这些“讨厌家伙”的名字，尤其是当着他那些忠实信徒的面毫无顾忌地吐了出来，肯定会在他妻子身上产生不良印象，于是赶紧悄悄地向她投过充满关怀和不安的一瞥，但只见她脸上露出一副不屑理睬的神气，对听到的新闻毫不为之所动，不仅作哑而且装聋。当我们听到哪个做了错事的朋友在谈话间吐出几句辩解的话时，我们不也是宁可假装没有听见，也不愿显得是听到了而不反驳，显得是认可了吗？当别人在我们面前提到一个我们忌讳听到的忘恩负义之徒的名字时，我们不也宁可假装没有听见吗？

维尔迪兰夫人为了让她的沉默不至显得是表示同意，而只是象无生命的物体那种无意识的沉默，霎时间脸上看不出半点生气，甚至可说是纹丝不动；她那鼓脑门就象是一件圆雕作品，跟斯万厮混在一起的拉特雷默伊耶之流的名字是钻不进去的；她那微皱的鼻子露出两个鼻孔，也好象是用什么东西塑出来的一样。她那微张的嘴巴象是有话要说。全身上下看来就只是一团蜡、一个石膏面具、一个建筑用的模型、一个工业展览馆里展出的胸像——在这胸像面前，观众肯定要驻步观赏雕塑家是怎样把维尔迪兰家人压倒拉特雷默伊耶家人和洛姆亲王家人以及世上所有的“讨厌家伙”的威严表现出来，从而为这尊坚硬的白石像注入了几乎能与教皇相媲美的尊严。不过，大理石终于活了过来，说是只有不爱挑挑拣拣的人才能上那些人家去，因为那边的女人总是喝得醉醺醺的，男人无知得把corridor念成collidor。

“任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让这样的人上我家来，”维尔迪兰夫人最后说，狠狠地盯着斯万。

钢琴家的姑妈高声叫道：“你们看！我真不明白，这样的人居然还能找到人来跟他们聊天！要是我的话，我准会吓得要死，准要倒大霉！怎么还能有人野成这个样子，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转？”维尔迪兰夫人当然不敢希望斯万会那么顺从，来学这位没头脑的太太。可他至少可以象福什维尔这样来回答吧：“天哪！她可是位公爵夫人呢！有些人还是看重这些玩意儿的；”果真如此，维尔迪兰夫人至少可以这样回对：“就让他们大沾其光吧！”然而斯万却不这样，他只是嫣然一笑，那神气仿佛是说，他根本没法子把这么点玩笑认真看待。维尔迪兰先生还是时不时悄悄地看他的妻子，黯然看着，也完全理解她这时感到一个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未能消除异端邪说时的那种愤怒，而为了试着让斯万收回前言（因为一个人坚持自己意见的勇气在对方看来总是出之于对利害的计较，总是怯懦的表现），他就招呼斯万：

“您就把您对他们的看法坦率地说出来吧，我们是不会告诉他们的。”

“我压根儿就不是怕公爵夫人（如果你们说的是拉特雷默伊耶家的话）。我敢说，谁都喜欢上她家去。我并不是说她这人很‘深刻’（他把‘深刻’二字读得仿佛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字眼似的，因为他的言谈中还保留着往日说俏皮话这种习惯的痕迹，不过由于最近生活中出现了新气象，对音乐热爱起来，这种习惯一时有所消失，所以发表意见时也不乏热情了），不过，说真心话，她是个聪明人，而她的丈夫是个直正的文人。他们俩都很可爱。”

维尔迪兰夫人心想单凭这么一个不忠实的信徒，她就无法保持小核心内部思想的统一；她对这个居然看不出他的话使她如何痛苦的顽固分子满腔怒火，忍不住从心底里发出吼声：

“您要是这么看待他们，那是您的事。可至少别在我们面前说出来。”

“这全看您所说的聪明是怎么回事，”福什维尔说，他也想一露锋芒，“斯万，您所理解的聪明才智倒是怎么回事？”

“对了！”奥黛特叫了起来，“这些大问题，我请他给我讲一讲。他就是不肯。”

“哪来的事！”斯万否认。

“就是这么回事！”奥黛特说。

“您是不是认为聪明才智就是能说会道，就是钻进上流社会的本领？”福什维尔说。

“快把您的甜食吃完，好撤掉您的碟子，”维尔迪兰夫人话中带刺地对萨尼埃特说，他这会儿正陷入沉思，停下了刀叉。维尔迪兰夫人也许是对刚才她自己那口吻有点不好意思，又找补一句：“没关系，您尽管慢用。我这话是对别人说的，为了好上下一道菜。”

“那位可爱的无政府主义者费纳龙①给聪明才智下过一个很怪的定义呢，”布里肖一板一眼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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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费纳龙（1651—1715）：法国散文作家，其小说《忒勒马科斯历险记》反映作者谴责暴君穷兵黩武，为害人民的情绪。

“听着，”维尔迪兰夫人对福什维尔和大夫说，“他要把费纳龙对聪明才智下的定义告诉咱们了，这真有意思，这样的机会真是难得”。

然而布里肖却要等斯万先生讲出他自己对聪明才智所下的定义。斯万不吭声，维尔迪兰夫人原想让福什维尔欣赏的唇枪舌剑也就此告吹了。

“你们看，这跟对我一样，”奥黛特赌着气说，“我倒挺高兴的，总算他认为不够格跟他讨论的还不止我一个。”

“塞维尼夫人这个冒充风雅的婆娘说过，她为能结识拉特雷默伊耶家人而感到庆幸，因为这对她的农民有好处。维尔迪兰夫人刚才说得那么不足称道的拉特雷默伊耶家族莫非就是他们的后裔？”布里肖一句一顿地问道，“不错，侯爵夫人还有另一个理由，在她看来，比刚才所说那个理由还要重要，那就是因为她骨子里是个文抄公，把抄放在首位。拉特雷默伊耶夫人交游广泛，消息灵通，塞维尼夫人经常寄给她女儿的日记当中有关外交事务方面的消息，都是得之于拉特雷默伊耶夫人的。”“不，我就不信他们是一家人，”维尔迪兰夫人冒说一句。

萨尼埃特自从急急忙忙把还装满了菜的碟子交给侍役长以后，一直一言不发，陷入沉思，现在忽然哈哈大笑，讲了一段故事，说是他曾经跟拉特雷默伊耶公爵一起吃过一顿饭，发现这位公爵居然不知道乔治·桑是个妇女的笔名。斯万对萨尼埃特是有好感的，认为应该就公爵的文化修养问题向他提供一些情况，说明公爵会无知到如此地步，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他说到半截就打住了，他明白萨尼埃特并不需要这些证明，他自己也明知道那故事并不真实，是他刚刚编造出来的。这位老好人一直苦于被维尔迪兰夫妇看成是个沉闷乏味的人；那天晚上意识到自己比平常还要无聊，所以不愿终晚不能博人一笑。他很快就投降了，为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神色沮丧，最后恳求斯万别再继续进行已经毫无必要的驳斥：“好了，好了；再怎么说，即使是我错了，总也不算是什么罪过吧，”那口吻是如此软弱可怜，斯万都恨不得说他讲的那故事既真实又有趣。大夫一直听着他们两人说话，心想这正是说Senonevero①的机会，但对这成语的意义不太拿得稳，又怕用错了出乖露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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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enonevero，ebrovato，意大利成语，意为即使这不是真的，至少是挺巧的。

吃完晚饭，福什维尔主动走到大夫跟前：

“维尔迪兰夫人倒也还长得不错，再说，跟这个女人还可以谈得来，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当然，她已经开始有点儿上年纪了。可德·克雷西夫人呢，这小女子可长得挺机灵的；哈，你一眼就能看出她跟美国人一样精明。我们正在谈德·克雷西夫人呢，”最后这句话是对维尔迪兰先生而发的，这时他正叼着烟斗过来，“我想，就女人的身段而言……”

“我倒真想跟她床上见呢，”戈达尔赶紧插上一句。他早就在等待福什维尔喘一口气，好让他乘机插进这一句由来已久的笑话，唯恐谈话一转题，错过了好机会，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故意拿腔拿调，来掩盖通常背人家的句子时感情的缺乏和情绪的激动。福什维尔是知道这句笑话的，听了立即就明白戈达尔的意思，感到很可乐。维尔迪兰先生也乐不可支，他不久前发现了表达他的欢快的一种方式，跟他妻子的有所不同，可同样既简单又明了。他跟一般放声大笑的人一样先仰面耸肩，马上又来一阵咳嗽，仿佛是因为笑得太厉害，给烟斗里的烟呛了一样。他继续把烟斗叼在嘴角，让那假装的窒息和狂笑无限期地保持下去。就这样，他和维尔迪兰夫人（她这时正在对面听画家讲一个故事，先把双眼闭上，再用双手捂脸）就象是舞台上的两个假面具，以不同方式来表示高兴。

维尔迪兰先生没有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这可做对了，因为戈达尔这时要出去方便方便，低声说了他不久前才学到，可每次上同一地方都必说的那句笑话：“我得去找奥马尔公爵①聊一会，”这就把维尔迪兰先生的阵咳又引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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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奥马尔公爵（1822—1897）：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的四子，将军兼史学家，在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中建有功勋，以“去找奥马尔公爵聊一会”表示“出去方便方便”，来历不详。

“你就把烟斗拿下来吧，你这么忍住不笑，会把你憋死的，”维尔迪兰夫人对他说，她这会儿正来给大伙斟酒。

“您的丈夫真是讨人喜欢，他的机智超群，”福什维尔对戈达尔夫人说，“谢谢夫人。象我这样当过兵的，是不会拒绝喝一杯的。”

“德·福什维尔先生认为奥黛特很可爱呢，”维尔迪兰先生对他的妻子说。

“她正想哪天跟您同吃一顿午饭呢。我们来安排，可别让斯万知道了。他会泼冷水的。当然，您尽管来吃晚饭，我们希望能经常看到您。美好的季节就要来到了，我们就可以常在户外吃饭了。您该不至于讨厌到布洛尼林园去吃饭吧？好，好，那好极了！”她又向年轻的钢琴家嚷道：“您今晚不干点儿活吗？”这是为了在象福什维尔这样一位要人面前，既显示她的聪明才智，又显示她对信徒呼来喝去的威风。

“德·福什维尔先生刚才说你的坏话呢，”戈达尔夫人当她丈夫回到客厅时对他说。

他可从晚饭开始到现在，脑子里始终在想着福什维尔高贵的出身，这时对他说：“我现在正在给一位男爵夫人治病，她叫普特布斯男爵夫人；普特布斯家人参加过十字军东征，是不是？他们在波美拉尼地区有个湖，比协和广场还大十倍。男爵夫人闹的是关节炎。她可是个可爱的女人。我想，她也是认识维尔迪兰夫人的。”

过了一会儿，当福什维尔单独跟戈达尔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又继续发表对她丈夫的评价：

“他这个人真有意思，看得出来，他交游甚广。好家伙，大夫知道的事情真多！”

“我这就给斯万先生弹那首奏鸣曲的乐句，”钢琴家说。

“啊！老天！该不是那支《奏鸣蛇》吧？”福什维尔问道，一心想引人注目。

戈达尔大夫从来没有听过这么一个用谐音字进行的文字游戏，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还以为是福什维尔先生说错了呢。他赶紧走到他跟前去纠正这个错误。

“不，没有什么叫‘奏鸣蛇’的，只有响尾蛇①，”他热情急切，得意洋洋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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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奏鸣蛇在原文中为《Serpentàsonate》，响尾蛇为“serpentàsotes”。

福什维尔给他解释了一下这个文字游戏的由来。大夫脸红了。

“您该承认这挺逗吧，大夫？”

“啊！这我早就知道，”戈达尔答道。

他们这就不再吭声了。这时那个小乐句在小提琴部高出两个八度的颤抖的震音的陪送下出现了——这就象是在山区，人们在高得令人晕眩、仿佛是凝滞不动的瀑布背面，看到在两百尺之下，一个正在散步的孤独的女子的细小的身影。这乐句在那透明连绵、高昂而汹涌澎湃的背景之中，从遥远的地方款款而来，优美无比。斯万这时心底里在跟这个乐句窃窃私语，仿佛它是他爱情的知情人，是奥黛特的一个朋友，来嘱咐他不必把这个福什维尔放在心上。

“啊！您来晚广，”维尔兰迪夫人对一位应邀仅仅在餐后“剔牙”时分才到的信徒说，“刚才有位布里肖先生在这里，那份口才，真是无与伦比！可惜他已经走了。您说是不是，斯万先生？我想您这是跟他

而外界的一切却给他带来一次又一次的痛苦。他想把奥黛特跟福什维尔隔离，把她带到南方去些日子。可他又想所有在旅馆里的男人都会追求她，她也会追求他们。他自己过去在旅途中也总是追求新欢，到人头攒动的地方，而现在人家却觉得他有点离群索居，回避社会，仿佛曾经惨遭社会的伤害似的。当他把每一个男人都看成是奥黛特潜在的情人的时候，他又怎能不厌恶人类呢？就这样，斯万那份醋劲儿就比当初他对奥黛特的欢快强烈的欲念更进一步地促成他性格的改变，使得他在别人眼里彻底变了样，连表现出他的性格的那些外部特征也都完全变了。

就在他读了奥黛特给福什维尔的那封信的一个月以后，斯万去参加维尔迪兰家在布洛尼林园设的一次晚宴。正当大伙要散席的时候，他注意到维尔迪兰夫人跟几个客人交头接耳，看来他们是要提醒钢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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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建立了化学命名法，发现氧在燃烧中的作用，提出物质守恒定律。

②安培（1775——1836）：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电动力学的创始人。

从这次晚会以后，斯万明白奥黛特往日对他的感情是永远不会恢复了，他过幸福生活的希望是再也不能实现了。有些日子，她偶尔对他亲切温柔，多少对他表示一点关心；他把她这些回心转意的表面的、虚假的表示一一记下，就好比那些侍候着身患绝症行将离世的病人的朋友们，怀着那种充满温情和怀疑色彩的关切以及毫无希望的欢乐，记下这样的话当作无比宝贵的事实：“昨天他都自己会算帐了，指出了我们计算中的一个错误；他还高高兴兴地吃了一个鸡蛋，如果消化得好，我们明天想给他一块排骨试试，”尽管他们自己也明明知道，对于一个死亡已经不可避免的人来说，这样的事情已经毫无意义。斯万心里当然也明白，如果他现在离开奥黛特生活的话，他对她就会越来越淡漠，就会乐于看到她永远离开巴黎；到时候他自己就会有呆在巴黎的勇气，可是他却没有勇气先走开。

斯万原也常有这样的想法。现在他已经恢复对弗美尔的研究，他至少应该再到海牙、德累斯顿、不伦瑞克去些日子。他深信，在哥德斯密特拍卖时由毛里茨博物馆①当作尼科拉斯·马斯②的作品买去的那幅《狄安娜的梳妆》，实际出自弗美尔之手。他很想就地进行一番研究来加强他的信念。然而当奥黛特在巴黎的时候（甚至当她不在的时候），要她离开巴黎，在他看来可是一个如此残酷的计划，他是明知自己永远也下不了决心去实现，所以才能经常放在心里盘算的——换到一个新地方，我们的感觉还没有被习惯冲淡，我们随时都会唤起原有的痛苦，使它加剧。不过他有时还在睡梦中萌生外出旅行的打算（全无影响根本是不可能的），居然还得以实现。有天他梦见他要外出一年，倚在车厢窗口冲着站在月台上哭着向他道别的青年，劝他跟他一起上路。列车晃动，他也惊醒了，意识到他并没有出家门，而且当晚，

“先生，八点了，理发师也来了，我已经告诉他过一个钟头再来。”

这些话穿透斯万沉浸其中的睡眠之波，在到达他的意识之前却产生了偏离，就象是一道光线在水底显得象是一个太阳一样，也正如片刻之前铃声在他梦乡的深渊之中变成了警钟的声音，闹出了火灾这档子事儿。这时候，他梦中的景色化为灰烬，他把眼睛睁开，最后一次听到大海远去的涛声。他摸摸面颊，是干的。然而他还记得那冰冷的水的感觉和盐的咸味。他下床穿上衣服。他之所以早早地把理发师叫来，是因为他头天给我外祖父写了信，说是下午要到贡布雷去，因为他听说德·康布尔梅夫人（也就是过去的勒格朗丹小姐）要在那里住几天。他回想起那年轻的妩媚的面孔，还有他久别了的乡间的妩媚的景色，两者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促使他下定决心离开巴黎几天工夫。种种偶然的机会使得我们跟某些人相逢，这机会并不跟我们爱他们的时间相一致，可能发生在爱情还没有开始以前，也可能在爱情已经泯灭以后又再重现；事后回想起来，在我们一生中后来注定要成为我们意中人的最初出现总是有预告或先兆的意义的。就这样，斯万常常回顾在剧场碰见奥黛特时她的形象，在那个晚上，他是根本没有想到以后会再见到她的；现在他也想到德·圣德费尔特夫人家那个晚会，他那晚把德·弗罗贝维尔将军介绍给德·康布尔梅夫人。我们生活中的利害关系是如此复杂，以至在同一情况下，尚未到来的幸福的基础已经在我们正在受着的痛苦加剧时奠定，这也并不罕见。这样的事情当然也会在德·圣德费尔特夫人府第以外在斯万身上发生。又有谁能知道，那天晚上他要是上别的什么地方，是否会有别的什么喜事，别的什么不幸，而往后被他看成是不可避免的事？不过，确确实实发生了的事情，他会觉得是不可避免的；他都差点儿要把那天打定主意去参加德·圣德费尔特夫人家的晚会看成是天意如此了：他这个人虽然渴望能欣赏生命丰富多彩的创造，却无法对一个难题（例如到底什么应该是最该企求的东西）长时间苦思冥想，只好认为在那晚感到的痛苦跟尚难预料然而已在萌生中的乐趣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只不过这痛苦与这乐趣之间的平衡太难保持了。

醒来一小时后，当他指点理发师怎样使他的头发在火车上不致蓬乱时，他又想到他那个梦，又看到奥黛特苍白的脸色、瘦削的面颊，疲惫的脸庞、低垂的眼皮，仿佛全都就在他的眼前；奥黛特的万般柔情早已把斯万对她的执著的爱化为对她的首次印象的长期遗忘——自从他们最初相爱以来这些日子，在他刚才睡着时，他在记忆中都曾竭力搜寻它们的确切感觉，从那时以来他已不再注意到的东西也仿佛就在他的眼前。自从他不再感到不幸，道德修养也随之有所降低以来，粗野的话也不时涌上他的心头，他心里不禁咆哮起来：“我浪掷了好几年光阴，甚至恨不得去死，这都是为了我把最伟大的爱情给了一个我并不喜欢，也跟我并不一路的女人！”

第二卷 斯万之恋_追忆似水年华

第二卷斯万之恋_追忆似水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