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种思维方式

众所周知，理解梦境中意象的象征意义是分析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之一；也就是说，绝对不能按照字面意思解释这些意象，而必须猜晓其言外之意。今天，梦具有象征意义这一古已有之的观念不仅引来批评之声而且遭遇最强烈的反对。梦应有含义也因此可以被解析的观点算不上陌生，当然更谈不上非同寻常，其为人类所知的历史可以上溯千年，其真实性也已经不言而喻。甚至在学校这样的地方，我们也曾耳闻埃及之迦勒底解梦人。约瑟（Joseph）为法老解梦以及但以理（Daniel）圆解尼布甲尼撒王（King Nebuchadnezzar）之梦的故事无人不晓；我们很多人都熟悉阿提米德罗（Artemidorus）的解梦书。从各时期各民族的书面记录中我们获悉神传递给人类的预言之梦、警世之梦、救死扶伤之梦等等，这些梦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当一种观念的历史如此悠久，其信服者又为数众多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真实性毋庸置疑。我的意思是，就心理学而言它是真实的。

现代人很难想象存在于我们身体之外的某个神灵可以引领我们进入梦境，抑或此梦将预言未来。然而，如果我们用心理学的语言加以解释，那么理解这古老的说法就变得易如反掌。我们说，梦起源于心理不为人知的某个角落，为做梦之人迎接次日某些事件的发生做好心理准备。

据这一古老的信仰所言，神灵或魔鬼用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言对梦中人讲话，释梦人的责任在于破解梦的谜团。用现代的语言来说，梦由一系列表面看起来相互矛盾而又毫无意义的意象构成，可一旦得到合理的解释，梦的内容便具有相当清晰的含义。

如果我认为我的读者对释梦一无所知，我会义不容辞地引用无数例子来证明此观点。然而，今天的读者对此类事情早已耳熟能详，因此在挑选案例时我务必谨慎以免令大家厌烦。为了表现梦的个体基础，我们不得不将一个人半辈子的历史囊括进去，这一点对描述梦境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当然，如果用性象征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一些典型的梦和梦的主题，其含义相当简单。我们可以应用此观点，但不必贸然断定其表达的内容从根源上也同性相关。如我们所知，日常言谈中性隐喻随处可见，它们经常被应用到与性毫不沾边的事情上；反之，性的象征也决不意味着使用者必定是出于情欲的本意。作为最重要的本能之一，性是引发众多情感的首要原因，而这些情感因素对于日常言谈具有持久的影响。但是情感不等于性，因为情感可以在冲突的情境中自然生发出来—比方说很多情感就起源于自我保护的本能。

确实，许多梦的意象都披着性的外衣或在内容上表达性欲冲突。这点在攻击这一主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入室劫匪、盗贼、谋杀犯和色狼经常是女人性梦中的主要角色，其变体形式名目繁多。谋杀犯的器械可能是长矛、剑、匕首、左轮手枪、来复枪、大炮、消防栓、喷壶；攻击的方式可能是破门而入、追击、抢劫，施暴者也可能是藏身橱柜或者床下的某个家伙。另外，危险可以由发狂的动物加以表现，例如，一匹马将梦中人摔在地上，接着用后腿踢打她的肚子；或是狮子、老虎、用鼻子加以威胁的大象，还有以无穷无尽各色样貌出现的毒蛇。有时毒蛇爬进嘴里，有时它像传说中杀死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的角蝰，张开大嘴袭击她的胸部，有时它化身为伊甸园里或是弗朗兹·斯塔克（Franz Stuck）画作中的毒蛇。斯塔克给这些画作起的名字寓意深刻，例如“恶”、“罪”、“欲”（参见插页14），画中焦虑和欲望糅杂，浓烈的气氛摄人魂魄，远比莫里克（Mörike）那首妙趣横生的小诗来得粗犷：

少女之初恋情歌

网中为何物？我感到

恐惧，全身颤抖！

是一条优美滑动的鳗鱼

抑或是被我捉来的蛇？

爱情是失明的渔夫，

爱情是盲目的，

孩子呢喃着，那么，

我的爱情会如何呢？

它在我手中跳跃！那是

痛苦，不必猜想。

它面露狡黠，不停亲吻着

爬上我的胸膛。

它啃啮我，噢，多么奇妙！

仿佛虫子在皮肤下面蠕动。

我的心脏就要炸开，裂成碎片，

体内一阵颤抖。

我要逃向何处，藏身何处？

这令人战栗的家伙

在我身体里发狂，

然后坠落环中。

这是何种毒药？

噢，又是一阵痉挛！

它在迷醉中挖掘

直到我昏死过去。

以上文字无须解释意思已经非常明了。相比起来，下面那名年轻女子做的梦还稍微隐晦一些。在梦中她看见了康斯坦丁凯旋门。一门大炮矗立在凯旋门前面，左边停着一只鸟，右边站着一个男人。从炮口打出的一枚古炮炮弹击中了她；炮弹进入她的口袋，钻入她的钱包。它停在那不动，女子握紧钱包如同里面藏有稀世珍宝一样。之后画面淡去，只剩下炮筒，上面刻着康斯坦丁的座右铭：“In hoc signo vince”。此梦的性意象这般明显，足以让思想单纯之人瞠目之余备感愤慨。倘若这种认识对做梦者是完全新鲜的，并填补了她意识取向的空白，我们可以说如此解梦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做梦者早已知道此番解释，这梦就变成了重复过往，其目的我们也无从探知。在我们不能发掘出—至少在性的方面—任何除了那些令人厌倦的已知的部分之外的其他内容之前，这样性质的梦和梦的主题会无休止地反复出现。这样就必然导致连弗洛伊德本人也在抱怨的所谓梦的解析之“千篇一律”。通过这些案例我们有理由认为同其他名词一样，性象征主义不过是梦的语言正在使用的一个有效的façon de parler。“Canis panem somniat, piscator pisces.”甚至梦的语言最终也无法摆脱退化成行话的命运。当一个特别的主题或是一个完整的梦不被恰当理解，它就需要意识的头脑通过识别它所表达的补偿内容来重新取向，这时才会有例外情况发生。上文提到的梦绝不是普通的潜意识或者潜抑的案例。我们可以用性来解释该梦，并到此为止，不去深究象征的所有细枝末节。梦结束的地方出现的字—“In hoc signo vince”—指向更深层的含义，然而只有在做梦者意识到并承认某种性冲突存在的时候这个层面才会被触碰。

这几个关于梦的象征本质的案例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如果我们希望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梦象征主义这一惊人的思想，我们就必须首先把它当作既成事实加以接受。心理的意识活动会受到某些生成物的影响，而这些生成物却看似遵循其他毫不相干的规律，并跟随某些意识的头脑绝对不会产生的意图行事，这件事情着实让人惊讶。

梦具有象征意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换言之，既然在意识思维中找不到以象征手法表述的痕迹，那么这种能力来自于何处？让我们对此作稍微进一步的考察。假设我们分析一条思路，就会发现我们是以一个“初始”的或者“主导”的想法开始，不用每次都去回顾而仅凭一种方向感引导，就会获得一系列独立而又连贯的想法。在此过程中并没有象征性表达，我们整体的意识思维一直沿着这些线索进行。如果我们再靠近一点来考察思维，跟随一条紧密的思路到底—比方说解决一个难题的过程—会突然发觉我们正在使用词汇进行思考，在更激烈的思考中我们开始自言自语，偶然为了使思路完全清晰还会用笔写下问题或者勾画一幅草图。在国外生活过的人一定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即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用当地的语言进行思维。任何激烈的思维过程或多或少会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一个人想要表达它，讲解它，或是说服别人的时候。很明显地，思维被向外引导，走向外部世界。到此程度，定向思维或逻辑思维都变成了现实思维，即适应现实的思维，通过这种思维我们模仿客观真实事物的连续性，以至于头脑中的意象严格按照事件发生的自然顺序鱼贯而出。我们也称之为“定向关注思维”。此外，它的特别之处是会导致疲倦，因此只能在短时间内进行。我们获得生命的艰苦过程就是通过适应现实完成的，其中就包括定向思维。生物学术语简单地称其为心理同化过程，如同任何重大成就的取得一样，随之而来的是筋疲力尽的状态。

思维所用的材料是语言和文字概念，从远古时期开始它就是指向他者并被当作桥梁，而其惟一的目的就是交流。一旦思维定向，那么我们为他者思考，对他者说话。语言原本是一个由情感声音和模拟声音构成的体系—表达惊吓、恐惧、愤怒、爱等的声音以及模拟自然环境中的各种声响：惊涛骇浪、流水潺潺、雷声翻滚、大风咆哮以及动物世界的嚎叫声等等；最后还包括那些表示听到的声音和由此生出的情感的混合物的词汇。大量拟声词的痕迹还保留在一些比较现代的语言中；举个例子来说，流水的声音就有这么多的表达方式：rauschen, rieseln, ruschen, rinnen, rennen, rush, river, ruscello, ruisseau, Rhein，还有wasser, wissen, wissern, pissen, piscis, fsch。

因此，简单说来，语言究其根本是一个符号或象征的体系，它表示真实发生的事件或真实发生的事件在人类心灵中的反应。当看到阿那托尔·弗朗斯（Anatole France）下面这段话时我们一定会产生强烈的共鸣：

什么是思考？一个人如何思考？我们使用文字思考；这件事本身是通过感官完成的，它让我们回归自然。想想吧！除了被美化的猴子和狗的叫声外，一个形而上学家再没有什么能够用来建构他的世界体系。他称作深奥的思辨和超验的方法只是把原始森林里传来的表达饥饿、恐惧和爱的叫喊声模拟后以约定俗成的顺序串联在一起而已。也只是因为这些词被松散地加以使用，被人们认为抽象的含义就一点一点地添加进去。难怪这本由接二连三的嚎叫声，濒临灭绝的、孱弱的声音组成的哲学书中，关于这个我们无法继续生存其中的宇宙的事情占了这么大的篇幅。

因此，尽管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思想者，对我们的同伴们来说定向思维也不过是一声叫喊引来的最原初的激动：找到了水源，杀死了熊，或者暴风雨即将来临，狼群在营地四周逡巡。阿伯拉尔（Abelard）的话里存在着明显的悖论，这一悖论从直觉角度表达了复杂思维过程的人类局限：“言语产生于思维，反过来又创造思维。”无论在手段方面还是目的方面，最为抽象的哲学体系都只是自然界声响巧妙结合的产物。这就导致了叔本华主义者或尼采主义者对获得认可和理解的渴望以及孤独感带来的绝望和痛苦。也许，人们期望天才拒绝来自他所鄙夷的乌合之众的廉价的溢美之词沉浸在自己的伟大思想里，并从中获得快乐；然而，他却屈从于更强大群体的本能冲动。他的追寻、探索和心灵的呼喊都是为了这个群体，也因此一定要得到这一群体的关注。刚才我说定向思维真的是使用文字进行的思考，而且引用了阿那托尔·弗朗斯的有趣宣言作为力证，这可能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进而认为定向思维归根结底只是“关乎文字的问题”。这未免走得太远。语言的范围要比言语宽阔，因为言语不过是为了交流而公式化的思想的外向流动。否则，聋哑人的思维能力将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实际情况显然绝非如此。即便对口语一无所知，他也拥有自己的“语言”。从历史角度来讲，这种理想的语言，这种定向思维，正如冯特（Wundt）所说的起源于原始词汇：

声音和意义相互作用所导致的更重要的结果是许多文字慢慢将原始的具体含义丢失得一干二净，变成了笼统概念的符号，来表示关联和比较的统觉功能以及它们生成物。抽象的思想以这种方式得以发展，其本身就是包括语言发展在内的心理和精神物理互换的产物，因为若没有意义的潜在变化这一过程是不可能完成的。

基于同一心理事实在不同语言中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这一事实，约德尔（Jodl）否认语言与思想的同一性。据此他推断有“超语言”思维的存在。它确实存在，而且无论有人选择与约德尔一起称其为“超语言”，还是有人随埃尔德曼（Erdmann）称其为“次逻辑”，它都不是逻辑思维。我和鲍德温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说：

从前判断到判断意义的过渡就相当于从得到社会确认的知识到无须得到确定尚且存在的知识之间的过渡。用来判断的意义已经通过社交确认，其预设和暗示含义都已发展成熟。因此个人判断在经过社会解析（rendering）以及与社交世界交互作用的训练之后，会将其内容再次投射到那个世界。换言之，个人判断向社会肯定运动的平台—新体验得以奏效的层面—已经而且永远是社会化的；并且我们发现正是这一运动作为已解析的意义的“适当”性或共享性（synnomic）特点反射在实际结果中……

我们要更细致地探讨这一问题。思维发展的途径主要是尝试和犯错，还包括实验以及使用尚且未被识别的意义。个体必须使用他的旧思想、前知识和基础良好的判断力来建构新的具有创造性的体系。他树立自己思想的方法如我们所说是“按照先验图式”—用逻辑学术语来讲为盖然性地、有条件地、析取性地—把对他本人来说仍是私人的观点当成是真理投射到世界当中。这样所有的探索得以继续进行。但是，从语言学的观点来看，这一切仍将使用当前的语言和已经被社会或常规用法收录的意义进行。

通过这个实验思想和语言同时得到进步……

正如思想一样，通过永不丢失共享和双重意义，语言向前发展；其意义既是私人的也是社会的……

语言是传统的语域，种族征服的记录，个体才华的沉淀……如此建立的社会“复制体系”反映了该种族的判断过程，反过来成为子孙后代判断力的培训学校。

大多数自我训练是通过言语实现的，借此个人对事实和意象所产生的变幻莫测的反应为合理判断打下良好的基础。孩子说话时，他在世界面前为普遍或一般的意义提出他的建议；得到肯定或是斥责。两种情况对他都具有指导作用。他的下一次试探就从知识的平台起步，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新的词条会更易转化成有效交际中的大众话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与其说这是交流机制—二次转换—获得收获的途径，不如说是从频繁的判断中得到的锻炼。每一次有效判断都是一般判断……此处的目标是指出它受到了功能发展的保护，功能的提升是直接而特别……—《言语功能》。

综上所述，我们得知在语言中存在着有形的—实际的、历史的—心理意义发展和保存的工具。这一点是社会与个人判断共同作用的实质性的证据。经判断为“适当”的共享意义的将成为“社会”意义，作为社会普遍适用和确认有效的意义保存下来。

鲍德温的论证特别强调了语言强加于思想上的限制，这些限制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即心理上还是社会性上，都最为重要—事实上，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必须要自问怀疑论者毛特纳（Mauthner）所持有的思想即言语别无他者的观点是否错误。相比之下鲍德温显得保守谨慎，但实际上他明摆着赞同言语的优先地位。

很显然，定向思维或者称其为“文字思维”是一种文化工具，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大量的教育工作推动了定向思维从主观的、个人的范围向客观的、社会的领域发展，使得人类心智得以重新调整，进而产生了现代经验主义和工艺。它们不为先前年代所知，是世界历史上全新的成果。喜欢寻根问底的人经常会被这样的问题困扰：为什么古老的民族掌握了最先进的数学、机械、物理知识以及巧夺天工的手工艺，却未能加以应用使这些已知的基本技艺（例如：简单机器原理）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技术？为什么他们的兴致只停留在猎奇的阶段，从未曾超越？答案只有一个：古代人，鲜有杰出的例外，完全没有能力将注意力集中在转化无生命物质和人工复制自然这类事情上，否则单凭这些方法他们就能够控制大自然的各种力量。他们缺乏的是定向思维的训练。文化进步的秘密在于心理能量（psychic energy）的流动性和任意支配性。正如我们今天所知，定向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是古代缺乏的现代技能。

这给我们带来了更进一步的问题：我们不进行定向思维时会发生什么事情？答案是我们的思维将缺乏引导性观点进而失去由此产生的方向感。我们不再强迫思路沿着特定的轨道行进，而是任由其漂流，而它的沉浮取决于自身的重力。屈尔佩（Kuelpe）视思维为一种“意志的内在活动”，其匮乏必然导致“各种念头的自动上演”。威廉·詹姆士认为非定向思维或“纯联想”思维是低级思维。他如此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的思维大部分是由一系列接二连三的意象或是貌似只有高级动物才能产生的一种自发的幻想组成。这样的思维无论在现实中还是理论上绝不会得出理性的结论。

通常，在这种不负责任的思维方式中，最终结合在一起的名词都是经验主义的具体物而非抽象概念。

为了补充和完善詹姆士的定义，我们可以说这类思维不会令人厌倦，它会引领我们从现实走向过去与未来的幻想世界。这样以文字形式进行的思维停了下来，意象叠加意象，情感堆积情感，不按现实而是遵照个人意愿重新安排事物顺序的倾向无限扩大。这种思维是回避现实的，其原料自然而然只能由过去那无数记忆中的意象来充当。常言称这种思维方式为“做梦”。

任何人留心观察自己都会发现这个词用得非常贴切，原因是几乎每天入睡时，我们都看见幻想是如何与梦境交织在一起的，以至于白日做梦与夜间做梦无甚差别。我们因此具有两种思维方式：定向思维和做梦，或者说是幻想思维。前者使用言语要素达到交流的目的，这并非易事且耗费精力；后者不费吹灰之力，使用现成的内容在潜意识动机的引导下自然发生。一个带来创新和适应性变化，它照搬现实，企图采取相应的行动；另一个逃避现实，释放主观倾向。而谈到适应性变化，它是非生产性的。

上文我已经指出，历史表明定向思维并不是一开始就如今天这般发展成熟。现代定向思维最清楚的表达方式就是它本身孕育的科学与技术。二者的存在完全而且只是源于定向思维的积极训练。然而曾几何时，当现今文化的先驱们，例如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开始以理解的精神接近自然时，科学的对等物业中。它从过去的幻想里面选取主题，让头脑在定向思维方面接受辩证法训练。在思想者面前闪光的成功标志之一就是在争辩中取得修辞上的胜利，而非肉眼可见的现实的转化。他思考的题目经常超乎寻常的古怪；例如，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如果基督化身豌豆来到世上他是否能够施行救赎，等等。这些问题居然能够被提出来—如何获知不可知的这个常见的行而上学问题进入这一范畴—就证明了中古时期的人的头脑曾经多么奇特，它产生的疑问在我们看来荒诞至极。当尼采谈到中世纪产生的“智慧的辉煌张力”时，他定是在现象的背后瞥见了什么。

从历史角度来看，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邓斯·司各特（Duns Scotus）、阿伯拉尔（Abelard）和奥坎（William of Ockham），以及其他智者所使用的经院哲学精神是现代科学方法之母，而且它仍旧暗流涌动，长久地滋养着今日的科学，未来的几代人也将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它主要存在于辩证法训练中，给予言语符号、字以完整的意义，让字最终具有实质性内容，古代人仅通过赋予其神秘意义就能确立他们的逻各斯（Logos）。经院哲学的伟大成就在于它为智力功能，即现代科技的必要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倘若追溯更久远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科学将会消失在一片朦胧的薄雾中。创造文化的头脑一刻不停地想要摆脱主观经验的影响，为利用自然设计公式，并找到最好的表达方式。有人说，和过去的人比起来我们更加精力充沛、足智多谋，这种想象是可笑的无稽之谈。物质知识的增长并不等于智力的提高，这一点意味着在新思想面前我们如同生活在最黑暗的年代的祖先们一样刚愎自用。我们在知识上变得富有了，却在智慧方面变得匮乏。我们兴趣的重心已经转向物质方面，而古代人则更青睐于接近幻想的思维模式。在古典智慧看来，一切都沐浴在神话当中，即使古典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起步确实为“启蒙”工作奠定了基础。

很不走运，学校的教育让我们对希腊神话的丰富多彩和巨大生机缺乏清晰的认识。被现代人全部倾注于科技的创造力被古希腊人致力于神话。创造的强烈愿望解释了希腊文化中神话那令人迷惑的混沌的状态、多彩的变化、调和重组以及频繁复苏的过程。我们走进了一个不为事物的外在所动的幻想世界，它源于内心深处，产生一系列富于艺术特色的幻想形式。早期古典智慧的这一活动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其兴趣的目标不是如何竭尽全力客观准确地理解真实世界，而是如何从美学角度适应主观幻想与期望。古代人没有在心中给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所谓无限的诸世界留有余地，也不会去考虑开普勒（Kepler）的发现给人类带来的冰冷感觉与幻灭的痛苦。单纯的古代人把太阳看作伟大的天地之父，把月亮看作果实累累的天地之母。万物皆有护灵，都被赋予生命，或像人，或像人的兄弟野兽们。万物都被拟人或拟物，被想象成人或是兽的样子。甚至太阳的圆盘都被装上翅膀或者小脚来表示其运动的特点（插页图2）。这样，一幅宇宙的图画生成了，它完全脱离现实却精确契合人类的主观幻想。不消说儿童的思维大体与此相同，他们也会赋予玩具生命，想象力丰富的孩子们很容易认识到他们正居住在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里。

我们知道这种思维也存在于梦中：实际情况被抛在一边，杂乱无比的事物被收罗在一起，现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不可能组成的世界。弗洛伊德发现清醒状态下思维的标志是前行（progression）：思想刺激从内部知觉或外部知觉系统出发经过内心联想到达运动神经端的前进，即神经兴奋过程。他发现梦里情况正好相反：思想刺激从前意识或潜意识范围退行（regress）到知觉系统，这给予梦以特别的气氛，感觉的清晰度时而会如幻觉般生动。这样，梦思倒退成记忆的原料。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在退行过程（regression）中，架构梦思的材料转化成其原料。”然而，原始知觉的复活只是退行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是向婴儿期记忆的退行。虽然人们可能将两者等而视之，但因为后者自身所具有的重要性，这里有必要特别指出。有人甚至把它当成“历史的”退行。在这种意义上，正如弗洛伊德的观点一样，梦可以被描绘成改变了的记忆—记忆通过投射到当下而发生了变化。记忆中的原始景象不能复活，因此只能转变成梦以得到满足。在弗洛伊德看来，梦的基本特性是对通常都回溯到童年的记忆的详细描述，也就是说，把记忆带到离现在更近的地方并用童年时代的语言重新改写。但是，由于婴儿期心理生活不可否认地具有原始特点，原始特点也就成了梦的特别之处。在这一问题上，弗氏特别指出：

沿着退行的捷径而实现欲望的梦只是为我们在这方面保存了心理组织初级的工作方法的样本，这种工作方法因其收效甚微已经被抛弃。当心智年轻且缺乏能力时，这种方法曾一度支配着清醒的生活，而今却被放逐于夜晚，就像已经被成年人丢弃的原始武器弓和箭又再次出现在幼儿园一般。

以上的思考引得我们试图把古希腊人的神话思维与儿童、原始人和梦的思维的相似性作一个比较。这个想法一点也不稀奇；从比较解剖学和进化学中我们充分了解到人体结构与功能是一系列胚胎突变的结果，与种族史中的类似突变相对应。因此在心理学上，假设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间也存在一致性似乎合理。如果事实如此，那就意味着婴儿期思维和梦思只是人类早期进化阶段的重演。

在这点上，尼采的态度非常值得关注：

在睡梦中我们经历了先前人类的整个思想……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人在梦中推理，那么人类在清醒时也已推理了千万年；头脑中出现的对需要解释的事物进行解释这一原动力是充分的而且被当作真理……人类本性中的返祖因素仍在我们的梦中显现是因为它是每个个体更高级别的理性得以发展并继续发展的基础。梦载我们回到遥远的人类文化中并提供给我们更好的手段以理解当时的境况。梦思如今轻易地走向我们是因为这种按照第一个偶然的想法就能解释得奇妙而流畅的方式早已经过了无数岁月的磨炼，如今才被我们掌握。由于大脑在白天不得不去满足高级文化强加给思维的苛刻要求，梦便成为其消遣形式……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多么晚才发展出更为敏锐的逻辑思维，即因果的严格区别，这都是由于我们的理性和智力官能总要不由自主地归回那些原始的推理形式，而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的生命已经走过半程。

关于梦思的原始本质，弗洛伊德在释梦的基础上亦得出类似的结论。因此把神话看作梦般的结构这一观点并非多大的进步。弗洛伊德本人是这样阐述的：“对种族心理的这些创造所进行的研究一点也不完整，但是，比方说神话是整个民族愿望-幻想变形后的余迹—年轻的人类长久以来的梦—却有着绝对的可能性。”兰克也同样认为神话是一个民族共有的梦。

里克林已经注意到童话中梦的机理，亚伯拉罕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说：“神话是被取代的种族婴儿期心理生活的片段”；他又说：“因此神话是种族婴儿期心理生活中保留下来的片段，梦则是个体的神话”。那么下面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即神话缔造者的思维方式与我们在梦中的思维大体相同。当然我们可以在儿童身上观察到神话创造之初的努力，因为他们在扮过家家的游戏（games of make-believe）里经常会模仿历史。但是，在是否能够确定神话起源于种族“婴儿期”的心理生活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恰好相反，神话是那个年轻的人类最为成熟的作品。正如人类的祖先，那些带有腮裂特征的鱼类，是进化彻底的生物而非胚胎一样，神话的缔造者—居住于神话中的人是成熟的现实存在体而非四岁孩童。神话当然不是婴儿期幻象，而是原始生活最重要的必需品之一。

也许有人反对说，孩子的神话倾向是教育灌输的结果。这样的辩驳是苍白的。人类曾经真正离开过神话吗？每个拥有眼睛和智慧的人都能看到这个世界是无生命的、冰冷的，而且是永无止境的。他从未见过神，他的感官证明他从未被迫需要神的存在。相反，人类需要最强烈的只有本能的非理性力量才能够解释的内心情感来创造宗教信仰，虽然其谬理早已被特土良（Tertullian）所批驳。同样我们可以从儿童身上看到原始神话的素材，却不能剥夺他对神话的需求，亦不能降低他为自己创造神话的能力。我们几乎可以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全世界的传统被一举毁灭，整个神话以及整个宗教历史将在下一代来临时重新开始。纵观历史，只有零星的几个人在知性鼎盛时代成功地摆脱了神话的束缚—大众却从未做到。启蒙运动也未见成效，它仅仅消灭了瞬间显灵的说法，却没有摧毁创造的冲动。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之前的反思中。

刚刚我们在讲体现于儿童身上的系统发生心理之个体发育再现，并且发现原始思维是共属于儿童和原始人类的特性。现在我们得知同一种思维也占据了现代人生活的很大部分，只要定向思维停止工作它便悄然登场。任何兴趣衰退或稍许疲惫都足以使通过定向思维得以表达的细腻的对现实的心理适应止步，取而代之以幻想。我们会偏离主题让思想走自己的路；若注意力继续散漫下去，我们就会渐渐失去眼下所有的感觉，这时幻想便占了上风。

此时重要的问题产生了：幻想是如何形成的，其本质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诗人让我们受益良多，科学家却对此所知甚微。精神治疗医师是最先开始阐述这一主题的，他们证明了幻想是以典型循环的方式进行。口吃的人幻想自己成为了不起的演说家，这在狄摩西尼（Demosthenes）的案例中，由于他本人的巨大能量而成为现实；穷困潦倒的人幻想变成百万富翁，孩子幻想变成大人。受迫者在对压迫者发动的战争中凯旋，失败者用宏图大略鞭策或者取悦自己。所有人都在幻想中寻找安慰。

但是幻想的素材来自于何处呢？让我们看下面这则典型的青春期幻想案例。面对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茫茫未来，少年埋怨起过去，自言自语道：“如果我的生身父亲不是凡夫俗子，而是某个身世显赫、风度翩翩的伯爵大人，而我只是由养父母带大，那么有一天，一辆金色的马车会载着伯爵大人来到我的面前，把他失散多年的孩子接回那座富丽堂皇的城堡”云云，这就如一个母亲讲给孩子听的格林童话。对于一个正常的孩子，幻想转眼即逝并被瞬间遗忘。然而，在古老的世界里，这个幻想曾是被普遍认可的事实。罗慕路斯（Romulus）和雷姆斯（Remus）（插页图3）、摩西（Moses）、塞米拉米司（Semiramis），们都是亲生父母遗失的孤儿。别人是神灵的嫡亲，而贵族家庭则在古代的英雄和神祇中寻找血统。因此，少年的幻想不过是曾一度广为流传的古代民间信仰的回响，远大抱负的幻想亦在选择中找到曾经真正有效的古典形式。这点也适用于某些性幻想。前文中我们提到性攻击的梦：抢匪破门而入实施危险行为。这也是神话主题，而且毋庸置疑，在逝去的岁月里该主题曾一度真实地存在。还有很多其他的英雄强奸主题不仅在史前比比皆是，即使在后来文明时代的神话里也相当流行。我们只需想想被劫掠的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戴安尼拉（Deianira）、欧罗巴（Europa）以及塞宾妇女。我们也不会忘记今天地球上很多地方仍然保留着古代的抢婚习俗。

不计其数的例子都证明了一件事情，即那些对我们来说秘密的幻想曾经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些只突现在我们的梦与幻想中的一切曾经是有意识的习俗或被普遍接受的信仰。但是，那些强烈到足以铸造一个高度发展的民族的精神生活的东西是不会历经几代的时间就从人类灵魂中消失殆尽，不留一丝痕迹的。我们必须记得，仅仅八十代的时间就将我们与希腊的黄金时代割裂开来。八十代意味着什么？与将我们与尼安德特人或是海德堡人分开的浩瀚岁月相比，八十代的跨度几乎让人无法察觉。关于这点，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伟大的历史学家费雷罗（Ferrero）曾作过的一段评述，其观点相当的犀利：

众所周知，在时间上距离现在越远的人其想法和情感与我们越发不同；如时尚或者文学，人类的心理也在世纪转化间不断变化。因此，一旦在过去的历史中发现略感生疏的制度、习俗、法律或者信条，我们立刻千方百计地搜集能够解释的办法，通常这些复杂的说明都会变成无稽之谈。当然，人类的变化不是在朝夕间完成；他内心深处的心理状态依旧，即使文化随时代发展日新月异，其心理功能却未受影响。心理学基本规律原封未动，至少在人类获取知识后的短暂历史时期如此；而且，在我们身上清晰可辨的心理学基本规律可以解释包括其中最为新奇的几乎所有现象。

心理学家应该毫无条件地接受这一观点。狄俄尼索斯（Dionysus）秘教崇拜仪式和古雅典地府秘密宗教仪式都已从我们的文明中消失，神的兽形形象也仅存残迹，例如装饰教堂塔楼的鸽子、羔羊和公鸡。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童年时期我们经历了原始思维和感觉再次升腾的阶段，贯穿我们生命的幻想思维与古老的心理状态遥相呼应，由始至终陪伴着我们新近掌握的定向与适应性思维。如同身体的多种器官，其功能已经废退，却尚存痕迹。表面上我们的心理已经放弃了那些原始冲动，却仍然带着人类进化各阶段的标记，并在梦与幻想中回应着已逝的模糊岁月。

心理象征性表达的才能来自何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考虑两种思维方式的区别—一方面是定向和适应性思维，另一方面是受内在动机驱使的主观性思维。若没有适应性思维的不断纠正，后者会来势汹汹生成这个世界主观的、扭曲的图像。这种心理状态最初被描述为婴儿期的和自体享乐的，或者按布勒伊勒（Bleuler）所说，“自闭的”，此说法清晰地表明了如下观点，即从适应性的角度判断，这个主观的图像与定向思维形成的图像比起来相形见绌。我们可以在精神分裂症中找到自闭症的理想案例，而婴儿期自体享乐行为更多表现的是神经官能症的特点。这个观点推理出一个绝对正常的过程，那就是非定向幻想思维危险地接近病态，这并非由医生的犬儒主义思想造成，而是因为医生是最先评估具有这种思维类型的人。非定向思维主要是出于潜意识动机—而非意识动机—的主观驱动，前者所占的分量要远远大于后者。它生成的世界—图像与有意识的、定向思维的产物截然不同。然而，说它只是客观的世界—图像的变形这一设想是没有真实根据的，人们仍然会问引导幻想过程的主要的潜意识内在动机本身难道不是一个客观事实吗？弗洛伊德本人曾经在多个场合指出潜意识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本能，而本能当然是客观事实。同样的，他部分承认了它们的原始本性。

表面上，梦与幻想的潜意识根基只是婴儿期的记忆。实际上，我们涉及的是基于本能的原始思维或古代思维，和长大后相比，它们自然地更加清晰地出现在儿童时期。但是它们本身并不幼稚，更非病态。因此在阐述其特点时我们不应该借用病理学的表达方法。同样基于潜意识幻想过程的神话在意义、内容以及形式上亦是如此，虽然生成的世界-图像与我们对事物理性客观的认识很少吻合，但它绝非幼稚，描述自体享乐或自闭态度的词语对它也不适用。心理本能的原始基础关乎单纯的客观事实，它只是大脑或任何其他器官的与生俱来的构造和功能而不取决于个体经验或个人选择。正如身体经历了进化过程并且呈现出各个历史阶段的清晰痕迹，心理也是如此。

相反，定向思维完全是意识现象，幻想思维却不然。它很大一部分属于意识范围，但至少同样多的部分在半影（half-shadow）或完全潜意识状态中行进，因此我们只能间接地加以揣测。通过幻想思维，定向思维得以和长久以来埋藏在意识的门槛下的人类心理最古老的层面接触。直接参与意识活动的幻想作品首先是弗洛伊德、弗鲁尔努瓦、皮克（Pick）等人特别关注的清醒梦或白日梦；其次是普通梦，对意识来说其外表令人困惑，只能通过间接推测的潜意识内容获得意义。最后，在分裂变态心理中存在着彻底的潜意识幻想体系，它们具有的明显趋向是自身由彼此分离的人格构成。

以上种种都表明潜意识的产物与神话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很有把握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以后生活中出现的内倾都是向婴儿期记忆的退行，虽然衍生自个体过去的经验，却普遍带有淡淡的原始色调。随着内倾性和退行性的加强，原始特征也越发显著。

此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下面关于虔诚的牧师阿贝·奥格尔（Abbé Oegger）的故事由阿那托尔·弗朗斯（Anatole France）讲述，我们以此为例。牧师阿贝·奥格尔可以说是个梦想家，爱好玄思冥想，对犹大的命运兴趣颇深：他是否真的如教堂的讲义宣称的那样永远受罚，还是最终得到了神的原谅。奥格尔采纳了易于理解的观点，那就是神以其超凡的智慧选择犹大在耶稣的救赎大业中充当工具。若没有犹大，人类将永远不能分享神的拯救，那么全善的神不可能降罚于这件必不可少的工具。为了消除疑虑，奥格尔在一个夜晚来到教堂，恳求神明示犹大得救的事实。这时他感到天堂之手触碰了他的肩膀。第二天奥格尔找到并告诉大主教他决心在世上宣讲福音，赞扬神不尽的慈悲。

此处我们讨论的是发展良好的幻想体系，它在处理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棘手问题，也就是传说中的犹大这一人物是否遭到了惩罚。关于犹大的传说本身是一个典型的主题，即对英雄恶意的背叛。这会让人想起齐格弗里德和哈根，巴尔德尔（Baldur）和洛基（Loki）：齐格弗里德和巴尔德尔都是被最亲密的伙伴出卖，被奸诈的叛徒谋杀。该神话感天动地，极富悲剧色彩，原因在于品行高尚的英雄并非在公平的战斗中倒下，而是死于背叛。与此同时该类事件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恺撒和布鲁特斯（Brutus）的案例。该神话极为古老却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它表达了嫉妒之心让人类无法安眠这样简单的事实。此法则可以普遍应用于神话学传统：它并非要纪念过去日常发生的平凡事件，而要使具有普遍意义并不断得以更新的人类思想永垂不朽。因此，神话英雄和宗教创立者的生平事迹是典型的神话学主题最纯净的浓缩，其后面的个体形象完全消失。

那么虔诚的阿贝为什么对犹大的古老传说感到焦虑呢？我们被告知他要在世上宣讲福音，赞扬神不尽的慈悲。不久以后，他离开了天主教堂投身成为一名新耶路撒冷教会教徒。现在我们理解他关于犹大的幻想了：他就是背叛主的犹大。因此，他首先要确定主的慈悲才能摆脱困扰扮演犹大的角色。

奥格尔的案例大体说明了幻想机制。意识的幻想可能由神话或其他素材编织而成；理解它不能单看文字表面，而应根据其意义进行解释。太过咬文嚼字会让人摸不着头脑，进而对心理功能的意义和目的感到绝望。然而，阿贝·奥格尔的案例表明他的怀疑和希望只是在表面上关乎历史人物犹大，实际上则围绕他自己的人格，他力求通过解决犹大的问题寻找一条通往自由的路。

有意识的幻想通过使用神话素材阐明了人格中某些未被发现或者不被承认的倾向。我们不难相信某种未被发现或者被人视而不见的倾向几乎不可能与有意识的人格协调一致。因此，它大多是关于我们认为不道德或者不可能的事情的问题，对其有意识的认识会遭遇最为强烈的抵抗。如果某人语气坚定地告诉奥格尔他正在为成为犹大作准备，奥格尔会说些什么？因为他发现犹大受罚与神的慈悲相冲突，便一直思考着这一矛盾。以上解释是意识的自然顺序。同时潜意识进程与其并驾齐驱：他想成为犹大，或者被迫成为犹大，因此他先要确定神的慈悲。对他而言，犹大象征了自己的潜意识倾向，他利用这个象征反思自己的处境—对其进行直接认识实在痛苦。由此看来，典型神话一定要存在以便解释种族和民族情结。当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讲到古典时期的每个希腊人都有丁点俄狄浦斯情结，而每个德国人身上则带有些许浮士德的影子时，他似乎已经隐约明白了这条真理。

我们在阿贝·奥格尔的简单故事中遇到的问题在研究另一组幻想时再次出现，而这一次问题的存在完全源于潜意识活动。在此，我们要感谢一名年轻的美国女子，她的笔名为弗兰克·米勒，她提供给我们一系列的幻想案例中一部分是诗歌体裁。弗鲁尔努瓦于1906年在《心理档案》（日内瓦版）上发表“潜意识创造性想象数例”（Quelques Faits d’imagination créatrice subconsciente）一文，使这些材料得以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