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C.G.荣格继承人协会决定出版《红书》，从那个值得纪念的一刻起，十多年已经过去了，而这部多层次作品应该针对什么样的读者群体，却引发了大量的思考：专业的心理学史研究者？普通的读者？目标是注重意象的视觉型的人？爱好书法的人？精美图书的收藏家？出版的形式和设计应该优先考虑哪些方面？这些问题都很难回答，因为即便是昂贵的原始皮革封面都包含着一种信息，令人难以解读。很多提议被讨论，后来又被放弃。最终，W.W.诺顿出版公司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将完整的图片复制出版，并在2009年面世，出版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当初出版社的决定非常正确。这部作品迅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且已经被翻译成九种语言。很明显，设计一本书不仅要照顾到作品本身的各个方面，还要考虑到不同的读者群体。如果将那些为成功出版这部书做过贡献的人的名单列出来，那么这个名单将不是一般的长。但是，有两个人应该被特别感谢，他们是吉姆·梅尔斯（W.W.诺顿出版公司）和索努·沙姆达萨尼（腓利门基金会）。

自1962年起，C.G.荣格的《红书》已广为人知。但是，此书今天才得以首次出版，最终到达广大读者手中。荣格在《回忆·梦·思考》中已经描述过它的起源，它是次级文献中被无数次讨论的主题。因此，我在这里只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1913年是荣格生命中关键的一年。他在这一年开始进行一项自我实验，并一直持续到1930年，这项实验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直面无意识”。在这项实验的过程中，他发展出一项技术，可以借助它“到达（他的）内在过程的底部”，“把情绪转译成意象”和“抓住活跃在……‘地下’的幻想”，后来他将这种技术称为“积极想象”。他首先在《黑书》中记录自己的幻想，后来对这些文本进行修改，并加入对它们的思考，随后将修订后的内容用花体字誊抄到一本名为《新书》（Liber Novus）且用红色皮革封皮包着的书中，并配上自己的绘画。这本书一直被称为《红书》。

荣格把自己的内在经历讲给自己的妻子和亲密的同伴。1925年，他在苏黎世的心理学俱乐部做了一系列关于他的专业和个人发展的报告，其中他也提到了他的积极想象技术。除此之外，他对此严格保密。例如，他没有跟自己的孩子讲过自己的自我实验，孩子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很明显，对他而言，很难解释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他让一个孩子在他写作和绘画的时候看着他，这也是对这个孩子爱的表现。因此，对于荣格的后人而言，《红书》总是被一股神秘的气息包围着。1930年，荣格结束了自己的自我实验，并放下《红书》的创作，但他并未写完这部作品。尽管它在荣格的书房中占有一个无上荣耀的地位，但他却让它沉睡了数十年。与此同时，他通过自我实验获得的领悟对他随后的作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59年，他试图在旧草稿的基础上将全部的文本誊抄到《红书》中，并尝试将一幅未完成的画作画完。他也开始为这部书写后记，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花体字的誊抄和后记都戛然而止了。

尽管荣格积极考虑将《红书》出版，但他从来没有做出必要的行动。1916年，他私下将《向死者的七次布道》出版，这部短小的作品源自他的直面无意识。一直到1958年，他才出版1916年描述积极想象技术的论文《超越功能》。有很多的原因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出版《红书》，如他所言，这部书没有完成，他对炼金术这一主题的研究兴趣不断增加，使他无法继续写完此书。在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他把在《红书》中细致地处理自己的幻想描述为一个必要但麻烦的“美学化详尽阐述”。直到1957年年末，荣格宣称《黑书》和《红书》都是他的自传性记录，但是他不希望将它们收录在《荣格全集》中，因为这两部作品不具备学术特征。作为让步，他允许阿尼拉·亚菲在写《回忆·梦·思考》时可以摘录《黑书》和《红书》中的内容，而事实上她并没有引用。

1961年，荣格去世。他的全部作品归他的子孙们集体所有，之后子孙们成立C.G.荣格继承人协会。荣格遗产的版权给他的子孙们同时带来义务和挑战：将德文版的《荣格全集》全部出版。在荣格的遗嘱中，他希望《黑书》和《红书》由他的家人保管，但没有进一步做详细的说明。由于荣格特意指出不能将《红书》收录进《荣格全集》中，因此继承人协会认为这是荣格对这部书最后的遗愿，而且完全是一件私人的事情。继承人协会守护着荣格未出版的作品，就像守护一座宝藏一样，从来未考虑过再出版任何作品。《红书》一直留在荣格的书房中长达二十多年，由弗朗茨·荣格保管，是他接管了父亲的房子。

1983年，继承人协会将《红书》放到一个保险箱中，他们明白这部作品是无可替代的。1984年，新任的执行委员会拍摄五张照片为家族所用，这是荣格的子孙们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观摩这部书。这次细致的处理有它的益处。相对于其他东西，《红书》得到良好的保管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数十年以来，它几乎从未被打开过。

1990年之后，德文版《荣格全集》（也是著作选集）的编辑告一段落，执行委员会决定开始彻底详查所有可以找得到的未出版的材料，并思考进一步的出版。由于继承人协会在1994年将档案和编辑的重任委托给了我，因此我接下了这项任务。结果我们找到与《红书》有关的一整套草稿和不同的版本，其中就包含花体字抄本中已经遗失的那一部分，它以草稿的形式出现，还有一部名为《审视》的手稿，这一部分接着从草稿结束的地方开始写，包含《向死者的七次布道》。但是，是否和如何将这些重要的材料出版，还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乍一看，这些材料的风格和内容与荣格的其他作品几乎没有共通之处，很多事实并不清晰，而且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没有人能够对这些材料提供一手的信息。

但是，自荣格那个时代以来，心理学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而且在今天能够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当我在进行这些项目的时候，我遇到了索努·沙姆达萨尼。我们就进一步出版荣格著作的可能性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主要包括一般的著作，当然还有《红书》。这部著作从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涌现出来，而生活在21世纪的读者并不熟悉这个环境。但是一名心理学史专家却能够将这部历史文献呈献给现代的读者，借助于原始资料，沙姆达萨尼可以将它嵌入原来的文化情境中，置于科学的历史中，并和荣格的生活与工作相联系。1999年，索努·沙姆达萨尼提出一项出版计划，并遵循计划的指导原则。2000年春，在没有经过讨论的情况下，继承人协会决定根据沙姆达萨尼的提议将《红书》公开出版，并委托索努·沙姆达萨尼负责编辑。

多年之后，我多次被问到为什么现在将《红书》出版。我们的一些新的理解起到主要的作用：荣格本人并没有把《红书》视为一个秘密，虽然看起来它似乎就是一个秘密。文本中有很多处包含“我亲爱的朋友”的话语，换句话说，它针对的是一名读者。事实上，荣格让自己亲密的朋友誊抄这部作品，并和他们一起探讨这些抄本。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出版，他仅仅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荣格自己说他后期作品的所有素材都是来源于他的直面无意识。因此，作为直面无意识的记录，《红书》已经超越私人的领域，成为他著作的核心。这样的理解能够让荣格的孙辈们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现状。决策的过程需要时间，而典型的文本内容、概念和资料能够帮助荣格的子孙们在面对充满情绪的事物时做出更加理性的决定。最终，继承人协会民主决定《红书》可以出版。从决定到现在出版，中间经历了很长一段过程，但结果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如果没有这么多人的协作，一起为这个共同的目标奉献自己的技巧和精力，这部书根本不可能出版。在这里，我代表C.G.荣格的后代子孙，向所有的参与者致以最衷心的谢意！

乌尔里希·霍尔尼

C.G.荣格作品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