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冯　契

在老友陈旭麓同志辞世两年多以后，他的遗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经过他的学生的整理，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对我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贡献。

我在读这本书稿时，不禁想起了许多往事，也颇增感慨。老友的声音笑貌不时浮现，他和我在校园中丽娃河畔边散步边交谈的情景宛在眼前。那种谈天时“相忘于江湖”，而困难时“相濡以沫”的友情，是终生难忘的。我们的交谈虽总是天南地北，没一定范围，但谈得最多的是学术问题。旭麓搞历史，我搞哲学，两人专业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却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互相切磋。我认为哲学演变的根源要到社会史中去找，他认为历史演变的规律要借助哲学的思辨来把握；所以，我们常把自己正在研究、思考的问题提出来向对方请教。往往是通过无拘无束的讨论，得到对方的启发和诘难，便把问题引向了深入。1987年夏天，我写完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请旭麓把全部书稿通读一遍，他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基本上都采纳了。他说等他把《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整理出来，也要请我通读一遍，听听我的意见。却没料到1988年12月1日，他竟抛下凝聚了数十年心血的手稿，猝然与世长辞。现在我遵守诺言，通读了这部书稿，但已无法和他进行讨论了。这真是终生憾事！

下面我着重就“史识”问题谈一点“读后感”。

刘知幾谓史家须具“才、学、识”三长，而世罕兼之。旭麓却是当之无愧的“三长”兼具的史家，《新陈代谢》一书足以证明这一点。此书把史与论有机结合，通过对精练的史实的分析，以阐明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规律，并用生动的文笔表达出来，引人入胜，处处显示出作者的“才、学、识”融为一体的风格。“三长”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史识”。旭麓说：“史识是治史的眼睛。”又说：“不为历史现象所迷惑，不为议论家捉弄，要有一双治史的眼睛。”(1)正因为他有一双敏锐的治史的眼睛，所以能透过史实的种种现象，揭示出其中的本质联系，写成这部才气横溢、情文并茂的著作。

那么，怎样才能有治史的眼睛？先决条件是要“解蔽”（荀子、戴震用语）。只有解除种种蒙蔽，思想获得解放，才能有明澈的眼力，以洞察历史的真相。旭麓说：“解放思想就是对自己实行民主。”(2)这是什么意思呢？民主意味着人人自作主宰。在学术上，只有解放思想，自作主宰，自尊其心，也尊重别人，这才是民主的态度。有了这种民主态度，思想上的束缚解除了，眼睛不受蒙蔽，于是发挥史学家的良知来写信史，说真话，自由讨论，实事求是，史学才能真正成为科学。

而在中国近代史这一研究领域，多年来确实存在着一些蒙蔽眼睛、束缚思想的东西，所以急需做“解蔽”的工作。自50年代开始，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形成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轴心，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递进为主线的构架。这种构架标志着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水平，然而积久不变，便成了束缚人的框框。正如旭麓所指出的，按这种框框编纂的两百多部近代史，“只有肥瘦的差异，很少有不同风格和个性的显现，而且被大家援用的三次革命高潮也未必都称得上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高潮。这就促使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认识，由原来认同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线索之外探讨新的线索”(3)。

《新陈代谢》一书，就是作者解放思想，敢于摒弃旧的僵化的框框而代之以新的生动的线索的产物。这无疑包含有“史识”上的跃进。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被克服了，但不是抛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而是真正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把阶级斗争的事实同生产方式的演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研究。作者以为，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即推封建主义之陈而出民主主义之新）。所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有其很大的独特性，这需要通过对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各方面作具体深入的研究来说明。在本书中，作者在社会结构方面，不仅考察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革命变革，而且考察了农村社会组织、城镇中的行会组织在近代的演变，近代社会中特有的会党组织的作用，不平等条约制度化引起的社会变化等；在社会生活方面，不仅研究了物质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变化，而且研究了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口问题，以及政治革命和外来影响如何引起社会习尚的改变等；在社会意识方面，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欧风美雨影响下的种种社会心态，并表现为语言构造上的变化等。这样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考察研究，就使得本书主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展现为非常丰富多彩的内容，而作者杰出的史识也就凭借其深厚的学力和长袖善舞的才能而得到具体生动的体现。

作者以“新陈代谢”作书名，当然意味着他要探索中国近代历史的辩证法。他在书中多次提到要“借助辩证思维”，“离开辩证思维和历史主义是难以解释其本来意义的”等等，正说明他是一个自觉地运用辩证法作为“治史的眼睛”的史学家。例如，书中关于“中体西用”说的分析，关于中国近代史中的革命与改良、爱国与卖国、侵略与进步等关系的研究，关于会党在近代史上的两重作用的考察等等，都充满着辩证法的光辉，并由于其中某些问题先已写成单篇论文在报刊发表，所以早就产生了广泛影响。辩证法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本书对所涉及的事件，不论是重大史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到新文化运动等），或是和一般人生活有关的事件（如辛亥革命时期的剪辫子、禁缠足、废跪拜等），都能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对所涉及的人物，不论其角色如何，也绝不是简单地扣个政治帽子了事，而是力求通过具体分析，把他写成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譬如说，第六章中对那位“不战不守不和，不死不降不走”的叶名琛的刻画，对当时处中西折冲之局者三种类型的分析；第十八章中描写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的痛苦心情如何因人而异；……这些篇章都写得形象生动，人物具有个性特色，使读者很自然地联想起《史记》、《汉书》的列传中所运用的笔法。

作者在第十九章论述新文化运动时写了一段带总结性的话：“八十年来，中国人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进而‘中体西用’，进而自由平等博爱，进而民主和科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认识世界同时又认识自身，其中每一步都伴随着古今中西新旧之争。”这里所列举的是从1840年以来的中国先进人物在文化意识上所经历的主要环节，这些环节构成了文化上的古今中西新旧之争的辩证发展线索，反映了中国人在奔向近代化过程中的认识的逐步提高。经过许多志士仁人艰苦探索，终于认识到了应以“民主和科学”为评价文化的标准，“而后才可能有完全意义上的近代中国和近代中国人”。所以说：“中国人认识世界同时又认识自身。”而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当然都需要“史观”。上述文化意识的每个发展环节实际上都以一定“史观”为视角，而“史观”也有其新陈代谢的运动。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中的早期改良派，都持“器变道不变”或“中体西用”说，他们为采纳西学找根据，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历史变易观取代顽固派的形而上学不变论。到了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把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变易观改造为历史进化论；严复批判了“中体西用”说，把西方的进化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这以后，中国的先进人物，不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在历史观上都主张进化论，并认为历史进化的方向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社会。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扬民主和科学之旗，他们本来都是进化论者，不过随后发生了分化，陈独秀和李大钊首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用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意识，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说明社会历史进化过程，于是民主和科学的要求就被安放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了。所以，同上述文化意识上的发展线索相联系，“史观”也经历了由历史变易观到进化论、再到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过程。“五四”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以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便促使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这就是中国人所作的“历史的选择”（本书最后一章即以此为标题）。

旭麓用“近代中国”一词，是指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以“五四”（1919年）为界可划分为两个段落：前八十年和后三十年。本书所写，主要是前八十年的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而对后三十年，只是在最后一章中附带勾画了几笔而已。旭麓原计划要写一百一十年，但天不假年，只留下了前八十年的讲稿。关于后三十年，虽然他主编过书，发表过许多文章，有很多独到见解，但生前未能写成系统化的讲稿。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事！

一本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吸取营养，而对后继的学者来说，是只有通过它才能超过它的。本书就是这样的一本著作。我相信，它的出版，将会使广大读者得益；同时我也期待着青年史学家将通过它来超过它。

1991年5月

【注释】

(1)《浮想录》，见《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史学的烦恼》，见上书。

(3)《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见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