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_夜半撞车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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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力回忆发生撞车的那天夜里，那么晚，我在方尖碑广场可能做的事情。我应该确切说明，在那段时期，每当我离开左岸的那些街区，我就感到十分高兴，仿佛我只需穿过塞纳河便可以从我的麻木状态中清醒过来。蓦地，一触即发。最终，我将遇到些什么事情。

我大概过于看重地形学。我常常暗自思忖，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为什么我同父亲见面的地点从香榭丽舍大街渐渐挪到奥尔良门。我甚至记得，我在绿道街那家旅馆的房间里铺开一张地图。我用红色圆珠笔打上一些叉号，作为标记。一切都已在一个以星形广场为重心，随着向西延伸的通道直到布洛涅森林的地带开始。然后是香榭丽舍大街。我们不知不觉经过玛德莱娜广场和巴黎林荫大道，悄然向歌剧院区走去。然后，走得更远些，靠近皇宫小区。在好几个月的时间内，我来到“鲁克世界”那儿和我父亲碰头。我想，他总算在这漂泊不定中找到了一个落脚点。我们渐渐走近我力图在地图上划定的界线。我们从“鲁克”走到“科罗娜咖啡馆”，这家咖啡馆位于圣日耳曼一奥赛尔广场和卢浮宫堤街相交的街角。是的，我觉得，那条界线，它就在那儿。他总是约我晚上九点钟在“科罗娜咖啡馆”见面。咖啡馆都快要打烊了。在咖啡馆的尽头，我们是惟一的两名顾客。沿河街道上再也没什么来往车辆，我们听见圣日耳曼一奥赛尔广场的大时钟在每一刻钟报时的钟声。就是在那儿，我 的内容也与这篇文章不相适应。如果我愿意的话，她会让我读一读这篇文章。

而我，哪一条路把我引向当费尔一罗什鲁地区的群体呢?只是单纯的好奇心。我对博维埃尔感兴趣。

我想要知道有关他更多的事情。一位博维埃尔博士的生活可能是什么样的呢?她莞尔一笑。她也对曾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初看起来，他从未结过婚，而且对某几位女学生颇有意思。可是，他究竟是否真的有兴趣呢?她们总是具有同样的体貌特征：苍白的脸色，金黄色的头发，俨然信奉基督教的年轻姑娘的严肃神态，接近于神秘主义。起初，这一点使埃莱娜感到不安。在讨论会过程中，她感觉到有几位年轻姑娘傲慢地盯视她，而且觉得她跟她们不是一个格调的。于是，我就对她说，我们倒是挺合得来。我呢，我也一样，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跟什么东西合拍。我想，她大概和我一样，在巴黎感到有点失落，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尽力寻找一个可能指导自己生活方向的轴心，有时与一些博维埃尔博士们交错而过。在博维埃尔身上发生的一件小事曾使我们俩惊讶不已。在前一个星期的一次聚会，他的脸肿了起来，仿佛有人痛打了他一顿：一只眼睛发黑，而鼻梁上和脖子周围都有一些瘀斑。他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只字不提，而且，为了转移注意力，他显得得比平时更加起劲。他同听众们交谈，常常问我们，我们对他所讲的一切是否清楚、明白。在整个讲座过程中，只有鹰脸秘书和那位肤色白皙的金发女子神色不安地盯视他。讲座结束后，金发女子在他脸上敷了块药纱布，他则面带微笑地由她照顾。谁都不敢向他提出哪怕最简单的问题。“您不觉得这有点怪吗?”埃莱娜。纳瓦希那问我，她的语气镇静自若，仿佛看穿了一切似的，如同那些从小就对什么事都司空见惯的人那样。我差一点就要同她谈起，我在皮卡尔见到的与博维埃尔在一起的那个女人，但是，我难以想象这个女人居然这样把他痛打一顿。再说，也没有任何一个女人会这样。不，这想必是某种更加意外、更加复杂的东西。在博维埃尔博士的生活中，有阴暗的部分，也许是一个他认为见不得人的秘密。我耸了耸肩，对埃莱娜·纳瓦希那说，这就是巴黎的秘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她居住在里昂火车站对面那一大片楼房中。我向她解释，我比约会的时问早到了一个小时。她欢迎我到她家，以免在外面久等。可惜，她的母亲却不能容忍她出其不意地带个人回家，到她们位于埃米尔一吉贝尔街5号的小小的套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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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一次聚会时，我重又见到了埃莱娜·纳瓦希那。博维埃尔博士脸上的瘀斑几乎看不见了，他只在左颊上贴了一块小小的橡皮膏。我们始终不知道究竟是谁打了他。他不会透露只字片语。甚至，每次和他一起上车的那位金发姑娘也一无所知，我对此深信不疑。男人们会带着他们的秘密离开人世。

那天晚上，我问埃莱娜·纳瓦希那，她为什么对印度音乐有那么浓厚的兴趣。她告诉我，为了摆脱压在心头的重负，并最终到1Ali''1能够呼吸到纯净而清新的空气的境界，她经常聆听这种音乐。而且，这是一种沉静的音乐。她需要轻松和宁静。我赞同她的意见。

我陪她去上钢琴课。她大部分是在七区上课。我就一边漫步，一边等候她，或者，在雨雪天的下午，我就躲进一家最靠近她去上课的那栋大楼的咖啡馆里。每次钢琴课都持续一个小时。她每天有三到四个小时的课。

于是，在她上课期间，我就沿着军事学校那些荒废的房屋踽踽独行。我担心自己失去记忆，担心自己迷了路而又不敢问路。行人很少，我能询问他们我该走哪条路吗?一天下午，在塞居尔大街的尽头，到了15区边上，我突然感到惊惶万分。我仿佛觉得自己快融化在这片预示大雪来临的浓雾里。我希望有个人拽住我的手臂，对我说些宽慰的话：“不，这没什么，我的老兄??您大概缺乏睡眠??去喝一杯白兰地吧??马上就会过去的??”

我尽量回忆一些具体的细节。她对我说，对于钢琴课，她总是不费力气，轻易就安排好了。她让他们学一样的曲子。那首乐曲的名称是胡梅尔（胡梅尔(JohannNepomukHummel，1778—1837)，德国著名作曲家．钢琴家。）的包列罗舞曲。有一天晚上，她在一家餐厅地下室里被我们发现的一架钢琴上弹奏了这首曲子。过一会儿，我会请她用口哨吹胡梅尔的包列罗舞曲给我听听。想必是一个在西班牙旅行过的德国人。我最好还是在她授课的大楼前等着她。奇特的街区??一个琢磨不透的街区，博维埃尔会用他如此冰冷，如此滑溜的嗓音这么说。我沉溺在这样的情绪里是多么懦弱啊??只要在塞居尔一苏福兰交叉路口出现了一点预示雪天的雾霭，就足以使我意志消沉。我真是个卑微的人。这是因为回忆起那天下午，当埃莱娜·纳瓦希那从大楼走出来时下的那场雪，可是，每当我想起这一段生活，我就闻到了雪的气味——更确切地说，一股冻坏你肺部的寒气，而对我来说，它最终与乙醚的气味混淆起来。某个下午，上完钢琴课后，她在一块薄冰上滑了一跤，她摔伤了手。破裂的伤口鲜血淋淋。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我们找到了一家药房。我要了药棉和一瓶乙醚，而不是九十度的酒精。我不认为这是我故意犯的错误。

我们坐在一张长凳上，她打开瓶塞，就在她把棉花浸湿，要敷在伤口处时，我闻到了那么浓烈的乙醚气味，是我从小就那么熟悉的气味。我把蓝色的瓶子放入我的口袋里，但是，这气味却依然在我们周围缭绕。这气味充溢在我们经常歇息的里昂车站一带的旅馆房间内。这是在她回自己的家之前，不然，就是晚上将近九点钟，她来同我见面时。这些旅馆的服务台并不要求顾客出示身份证件。由于临近火车站，来往的人太多了。顾客们在房间里逗留的时间不会很长，火车很快又要把他们带走。昏暗的地方。有人递给我们一张登记卡，我们必须在上面写上我们的姓名和地址，不过，他们从来不会核实这些姓名和地址是否与这些人的护照或身份证相符。总是由我为我们俩填写卡片。我就写上不同的姓名和地址??然而，我同时把这些姓名和地址记录在记事本里，以便下一次变换姓名。我希望把有关我们的线索和出生日期都弄混，因为我们俩还是未成年人。去年，我在一个旧票夹里发现了这页纸，当时我把我们的假身份列成清单写在上面。

乔治·阿卡德：巴黎9区，拉罗什福科路28号。

伊薇特·丹迪亚克：洛吉埃路75号。

安德列·加比颂：马德里，若热·胡安街17号。

让一莫里斯·热德林斯基和玛丽一若斯·瓦思：比亚里兹，卡萨·蒙塔尔沃区。

雅克·皮什：柏林，施特格里兹，奥尔朗街2号。

帕特里克·德·泰鲁阿纳：尼斯，伯辽兹路2l号。

苏兹·克莱：阿姆斯特丹，维择尔街98号??

有人告诉我，每家旅馆都会把这些登记卡转交给毒品搜查组。那儿，他们把这些登记卡按字母顺序排列。据说，以后他们就把这些卡片销毁掉，但是，我并不相信这一点。登记卡依然原封不动地躺在柜子里。

某个晚上，一名退休的警察，闲得无聊，为打发时间翻阅所有这些老掉牙的资料，偶尔发现了安德列·加比颂或玛丽一若斯·瓦思的登记卡。他暗自思量，为什么三十多年来，这些人总是不住在原地，或地址不详。他永远不会知道真相。很久以前，有一位姑娘教授钢琴课。

在我们相见的里昂车站一带的旅馆房间里，我注意到，那儿留下了消极防卫时期的黑色窗帘，然而，那已是战后时期。人们听见走廊里来来往往的脚步声，砰然作响的关门声，不时响起的电话铃声。房间隔墙那头，整夜都有人在说话，嘹亮的嗓音是旅行推销员的说话声，正在没完没了地谈论他们的生意。楼梯上传来了提着行李的人的沉重的脚步声。然而，尽管人声鼎沸，我们俩终于到达她曾跟我谈起的那恬静、安谧的境界，在那儿，空气是那么清新。过了一会儿以后，我感到，从那时起，只有我们俩住在旅馆里，旅馆的客人都已离去。

他们到对面的火车站去乘火车。四周是如此安静，以至我竞以为，置身于靠近被大雪隐没的边境线上一个外省都市的小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