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_愚人之死

我不知道自己的故乡籍贯，不认识任何堂表亲戚，甚至不记得父母的音容相貌。我只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当我刚刚三岁，他才五岁的时候，母亲把我们俩遗弃在纽约的一家孤儿院外面，从此杳无音信。对于这一切，我从来只字不提，别说告诉科里、佐顿和戴安妮了，甚至和我在世界上唯一最亲的人——我的哥哥在一起时，也绝对闭口不谈。

我不愿意谈它的主要原因是它听起来催人泪下，而身临其境的我们在当时却不觉得它有那么悲惨。孤儿院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那里的教学制度完善，院长精明能干，直到我和阿迪离开时，这里给我们的感觉都是良好的。就在哥哥18岁那年在外面找到了工作和住房后，我从孤儿院跑出去投奔他。几个月后，我又离开了哥哥，谎报年龄参了军，加入了 被我邀请参加婚礼的有我唯一的亲人——我的哥哥阿迪，还有写作班上的同学们。婚礼前最使我感到麻烦的是一定要向维丽以及负责婚姻登记的法官解释为什么我要使用“墨林”这个战后才改的假名。我以自己是作家，“墨林”是我最喜欢用的笔名为理由，还拿马克-吐温来做比喻，法官非常通情达理地表示了认可，还告诉我他所认识的上百个作家均是如此这般地改名换姓。他不知道我改名的真正目的是由于我对写作有一种神圣感，认为它是一座绝对纯洁高贵的艺术圣殿，害怕别人知道了我的底细后而玷污了这片净土。我希望人们以为作家的我和以前现实生活中的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

婚后，通过欧-格莱蒂的政治背景，我在联邦预备役局谋到了一份职业，成了GS-6预备役行政部门的一个职员。

孩子们出生之后，婚姻生活开始乏味，每天每周都如复印机一般地机械运作，据说这就是正常家庭的幸福标准。维丽和我从不出远门，节假日我们一家子就和她娘家的或者我哥哥家的亲人们聚餐。我上夜班的时候，她会和公寓里的房客们互相串串门。她交了很多朋友，周末的晚上，当这些朋友举行派对时，她总是兴高采烈地去参加，而我则是坚决留在家里照看孩子们和写作，任维丽怎么动员我都足不出户。轮到她在家里招待这些朋友的时候，我厌恶极了，而且丝毫没有掩饰这种不耐烦的情绪，搞得维丽往往因此而不开心。记得有一次，我以照料孩子为借口，躲到卧室里看手稿，维丽见我失踪得太久了，忍不住扔下朋友来找我。当发现我只是为了阅读而不肯回到她的派对上去的时候，她伤心欲绝，脸上那种极端痛苦的表情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经历了这场小风波以后不久，另一痛苦降临到我的身上：凌晨两点，我突然被胃部和整个背部的一种剧烈的刺痛疼醒了，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去找私家医生，只能硬撑到第二天才去我们享受免费治疗的退伍老兵医院。那里的医生给我做了X光等各种各样的检查和化验，折腾了整整一个星期仍然查不出是什么病。在我第二次发病的时候，医生们只好从发病的症状来诊断可能是患了胆结石。又一个星期后，我再次发病，医生见我痛苦不堪的样子，给我注射了吗啡，这次我躺在床上有两天不能上班。

临近圣诞节的时候，为了挣点钱给孩子们买节日礼物，我私下里到一家银行兼职上夜班。就在节前的一个星期，快下夜班之时，我的病又突然猛烈发作了，疼得我死去活来，我还是坚持要去退伍兵医院。我坐出租车走到第22商业大街，在医院入口处对面的马路旁下了车。深更半夜的，出租车马上就开走了。我还没走上半步，腹部的疼痛猛然加剧，一下子跪倒在街上。紧接着，强烈的疼痛放射到了我的整个背部，我实在无法忍受了，当即躺倒在冰冷的人行道旁。整条大街空寂无人，马路对面的医院大门离我只有100英尺之遥，但我已经疼得完全瘫痪了，一动也不能动。这时的我没有丝毫害怕，反而只求速死以摆脱痛苦，只要不再承受这份折磨，我宁肯不再为妻子、孩子和我的哥哥活下去。随着对死亡的渴求，墨林的传奇故事一下子间进了我的脑海，蓦然，我想到自己不是一个该死的魔法师，还不该死去！于是我用打滚来止痛。记不清楚我怎么样给滚得掉进了人行道旁的阴沟里，头靠在阴沟的边缘上。我稍微张开双眼，看见附近一家商店那装饰来迎接圣诞的节日彩灯，疼痛似乎减轻了一些。我躺在阴沟里，只觉得自己是条可怜虫——当我出版了一本书，被评论家誉为天才，称作美国文坛的新星时，怎么会想得到今天竟会瘫倒在阴沟里，像条狗似地悲惨地死去，而偏偏造成死亡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需要加班赚点钱来买圣诞礼物，仅仅是因为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处境并来关心一下我的死活！我完全陷入了自怜自叹的悲哀中，不可思议的是这种自我怜悯居然有吗啡一样的麻醉功效，疼痛又减轻了一些！

我至今不能记起自己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才从阴沟里挣扎出来，爬到医院的大门口，只记得当我终于爬到有灯光的地方并被人发现后，匆忙赶来的医护人员七手八脚地把我抬进急诊室。我一边梦呓般地回答各种问题，一边庆幸自己终于奇迹般地逃脱了死神的纠缠，躺在了温暖舒适的病床上。

医生给我注射了吗啡，疼痛完全消失了，我只是感觉到又乏又困，所以很快便沉沉地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一位曾经给我看过病的年轻医生正在给我把脉。他名叫科恩，看见我醒了，笑着说：“已经给你的妻子打了电话，她说等孩子们上学后就来医院看你。”我点点头说：“我猜我不能等到圣诞节就得动手术，是吗？”科恩医生稍微沉思了一下，然后继续微笑着说：“你既然已经熬到现在了，为什么就不能等到圣诞节后？我把手术安排在27号，你可以在圣诞节晚上来，我们为你做好手术的准备。”“好的。”我说。我信任他，因为他似乎是医院里唯一理解我为什么不愿意在圣诞节前做手术的人。我记得他说过：“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推迟手术，但是我支待你。”我无法向他解释是为了使孩子们得到玩具，因为孩子们相信圣诞老人会在平安夜给他们送礼物来，所以我不得不打两份工；我无法向他解释我必须对家庭和家庭的幸福负责，因为这个家是我在世界上唯一拥有的东西。

我将会永远记住这位年轻的医生，他的样子就像电影中那些标准的医生，特别是他平易近人，从不装腔作势的作风令人不胜感激。这天他开了很多吗啡让我带回家，捧着如此大剂量的麻醉药，我有点纳闷，不明白他这是为了什么。直到手术后几天，科恩医生兴冲冲地对我说：“小伙子，你患的是胆结石，检验却查不出来，我们是根据你的症状来诊断的。手术证明了我们的诊断完全正确，果然是胆结石，好大的一块石头啊！告诉你，除了这块结石，你没有其他毛病。手术时我给你仔细地全面检查过，你尽管放心好了，很快你就会重新壮得像头牛似的！”我当时根本不明白他到底指的是什么，足足过了一年以后，才意识到他那么高兴是因为在我的腹腔里没有发现癌细胞，才知道他不愿意在离圣诞节仅一个星期的时候给我动手术是担心我会以为自己身患绝症而万念俱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