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_唯一的爱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觉得自己慢慢地恢复了知觉，意识到了周围的一切。我再一次支配了音乐，以克制的激情弹完最后几个音符。我听任自己的头垂了下去，感情已完全消耗尽了。

我不知道西尔维亚感觉如何，但我觉得快活极了。

她一句话也没有说，而是走了过来，两只手捧着我的脸，吻了吻我的额头。

几分钟以后，我们向饭馆走去。这时，圣米歇尔大道已是一片黑暗。欢声笑语，这最富于人情味的音乐，从餐馆和咖啡厅流人大街。然而她仍然没有发表一个字的评论。

我们在楼下陈列的海味中挑选出要吃的东西以后，就走到楼上，侍者给我们开了一瓶家常红葡萄酒。西尔维亚端起酒杯，但没有喝酒。她似乎陷入了沉思。终于她开始笨拙地说道：

“马修，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来自一个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的世界，”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身子俯过桌面，带着火一般的激情说，“除了你刚才的演奏。”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

“你弹得像天使一样。你可以成为职业钢琴家。”

“不对，”我纠正她道，“我是个不折不扣的业余爱好者。”

“可是你本来是可能成为一个职业钢琴家的。”

我耸了耸肩。“也许会，也许不会。关键是，一个得了肺病的孩子，你要给他弹巴赫，就得让他的健康恢复到能听才行。我是说，咱们就是因此才要到厄立特里亚去的，不是吗？”

“当然，”她微带踌躇地说，“只不过我觉得——我是说——你似乎可以有很多的机会。”

突然我感觉到，在生活中迈出这样重大的一步，她的心情很矛盾。也许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要去的地方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法玛公司及其产品一无所知的地方之一。

等我们在弗洛尔咖啡厅的一张桌子旁开始工作的时候，已经是回回点了。我们要了咖啡，开始看第二天要学的疾病。

弗朗索瓦总是在后面的一个小间里接待仰慕者。这时他向我们走过来，看看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应该想到这一点的。

他看了一眼我们的材料，然后装出蔑视的神气对我说：“你可真叫我失望，马修。”

“你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如果我和一个像达历山德罗女士这样漂亮的姑娘约会，我是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研究流行病学上的。”

“一边去，弗朗索瓦。”西尔维亚装作生气地说。

他退了回去。

我们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把第二天那些复杂的材料看完一遍，里面还包括许多数据。

西尔维亚终于宣布说我们准备好了。“咱们要不要换上一杯脱咖啡因的咖啡，然后再喝杯睡前酒？”

“当然，为什么不呢？何况这次轮到你付账了。”

这是很长的一晚，令人兴奋，可也很累。我盼望能抱着枕头睡觉了。

“我刚想起来一件事，”我们正收拾东西的时候西尔维亚说道，“公司日本部的经理刚送给我爸爸一只很小的新录音机。你可以录几盘磁带，我们好带到阿斯马拉去听。”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回答说，“既然将来我们的钱没什么用，咱们干吗不买点真正的演奏家的磁带，比如说阿什肯纳齐①或丹尼尔·巴伦波姆的？”

①阿什肯纳齐（1937-），钢琴家，指挥，生于苏联，后来入冰岛籍。

“我喜欢你的演奏。”她坚持说。

“你还是尽量改掉这个习惯吧。”我劝她说。

我们离开了咖啡厅，开始慢慢走回旅馆。

“你最初是怎么开始的？”她问道，“我是指弹钢琴。”

“你要我长说还是短说？”

“我不急。让我带你去面包房，我们可以给自己买点早餐，怎样？”

我小的时候总是幻想爸爸会来参加一次学校的运动会，在百码短跑里胜过所有别的爸爸。不用说，这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比赛的那天他总会“有点不舒服”。

有的时候他也会蹒跚地来到学校露个面，不过那时他就会作为个旁观者迷迷糊糊地坐在一边，不时拿出随身带的小酒瓶偷偷喝上一口。因此，直到有一天上午在学校的操场上偶然看见他在校门口时为止，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积极地使用体力。那天他好像是去找我弟弟的算术老师波特先生。

我正全神贯注在打半场篮球，突然听见汤米·斯特德曼大声喊道：“天哪，希勒，你爸真了不起。”

我突然感到一阵毫无道理的激动。我以前从没有为父亲感到骄傲过。遗憾的是，我欣喜的心清马上就化成了泡影。因为汤米如此佩服的是我爸爸给了波特先生一拳，波特先生没防备，身子一歪摔倒在地。

等我跑过去的时候，挨打的人已经站了起来，正威胁地朝我父亲晃着手指头。

“这事不算完，你这醉鬼。”他一面往教室楼里走，一面大声喊道。

父亲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他注意到了我，对我喊道：“嘿，马修，你看见我把那邪恶的巨人打翻在地了吗？”

我沮丧极了。你无法相信我感到多么羞耻，只希望能化成水珠渗到地下去。

“爸，你于吗要这么做？妈求过你——”我突然停了下来。“我是说，这只会使蔡兹的处境更糟。”

他吹胡子瞪眼地说：“很抱歉，儿子，可我不能让那个野蛮人迫害你弟弟。我觉得你应该为我感到骄傲。走，我带你们两个出去吃饭。”

“不行，爸，”我低声说道，“我们还有4节课呢。你还是回家去吧。”

我意识到如果我不采取主动，他是不会走的，因此我就抓着他的胳膊和他一起往校门走去。我能感到同学们火辣辣的眼光穿透了我的背，我没有敢回过头去。

不幸的是，我们走到出口处时，我看见了他们。他们都站在那里看着，安静得惹人注意。

不知为何，这使情况更糟。我知道嘲笑是不可避免的，想到以后什么时候会碰见一群小孩向我吃吃地笑就觉得害怕。

我回过身去，开始走上通向同龄伙伴的长长的路，双眼死死地盯着地。

“你没事吧，马修？”

我抬起头来，惊奇地发现是波特先生。他似乎没有生我的气。

“是的，先生，我没事。”

“他常常这个样子吗？”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是应该承认他是个酗酒成癖的醉鬼，从而增加自己的耻辱呢，还是应该尽量挽回几分尊严？

“有时候这样。”我模模糊糊地答道，慢慢走回汤米·斯特德曼身边。“嘿，咱们还打球吗？”

“当然要打，希勒，当然。”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一个多方面都令人痛苦的事件中，最痛苦的就是朋友们都表现得那么礼貌，都那么可怕地、充满怜悯地、煞费苦心地有礼貌。

幸亏父亲再也没有对现实世界进行过类似的堂吉诃德式的出击。后来他一直呆在家里，“写他的书”，咒骂世界的不公平。

那个时候，我自己对于命运给予我的也不十分满意。我唯一的解脱便是晚上安顿好蔡兹以后的时间。他非常听话地很快长大了起来，不久就能独立生活，很情愿地回到自己房间去学习了。这使我能独自练钢琴。我常常一连练上好几个小时，发泄自己的愤怒，把父亲缺乏的自律一古脑儿地召唤到自己身上。

上中学以后，我就没有时间坐在那里听他这时已变得漫无边际的讲话了，而且他终于把我逼急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费劲地练习肖邦的卿兴幻想曲》，他突然脚步不稳地出现在门口，厉声说道：“我想干点活呢，你非得弹得这么响吗？”

我想了一下，蔡兹正在楼上用功呢，他并没有嫌我声音大，于是我紧盯着他的眼睛，没有提高嗓门但火气不小地粗暴地说：“是的。”

我回转身去弹琴，再也没有理他。

我沉默了片刻，然后平板地说：“那以后不久，他自杀了。”

她一把紧抓住我的胳膊。

“虽然他从来不出去，却在车库里留着一辆车。有时他会去坐在车里，我猜他是在幻想自己正行驶在开阔的公路上，朝着某个目的地前进。有一天，他采取了在我看来是最终拒绝现实世界的表示，把一根软管接在了汽车的排气管上……”

我看了看她，她一时语塞。

“不过，我很少谈起这件事。”

“对，”她同意道，“你用不着经常提。它总是在那里——就在一层薄薄的记忆的帷幕后面——等着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浮现出来。”

这个姑娘，她能理解。她真的理解。

我们在全然的沉默中走完了其余的路。

到旅馆后，她默默地吻了我，又一次捏了捏我的胳膊，便轻轻地离开了。

正是夜深人静之时，我向来最恨这个时刻。但是在那一刻，我并不感到完全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