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节_奥利弗的故事

我对香港没有留下多少记忆。只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玛西-宾宁代尔是在香港。

我们是星期二早上离开纽约的，中途飞机只在费尔班克斯①停了停，加了一次油。我倒很想在阿拉斯加实地来一客“烤阿拉斯加”②尝尝。玛西却一心想出机场去打一场雪仗。两个人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妥当，扩音机里已经在叫我们登机了。

①在阿拉斯加州。

②一种甜食，又叫烘烤冰淇淋，即在冰淇淋蛋糕上覆以经过了烘烤的蛋白。

我们两个人占了三个座，睡得真是能有多舒服就有多舒服。按不住这过节一般的兴奋的心情，我们居然也加入了那班没正经的男女所说的“高空俱乐部”。也就是说，人家乘客都在欣赏屏幕上克林特-伊斯特伍德①为了一把金元而把大批坏蛋开枪打倒，我们却在那里偷偷尝我们爱的滋味。

①美国著名电影演员。

飞机在东京着陆，已是星期三（！）的傍晚了。在这里换机，中间有四个钟头的间隙。经过了二十个小时的飞行加缱绻，我已是疲惫不堪，所以就在泛美航空公司的转机休息室里找了一张长沙发，不客气呼呼大睡起来。玛西却依然精神十足，她早就约好了几个人从市区赶来跟她在这里碰头，此刻她就在跟他们谈判。（这并不违反我们事先达成的协议，我们说好了她要办四天的公事，剩下两个星期我们就什么都不管，痛痛快快度我们的假。）等到她来把我叫醒，登机转飞香港时，她跟那位专门供应精致小商品的日本商人高岛矢之间的一笔时髦珠宝饰物买卖，也已经连每个细节都谈妥了。

我再也不睡了。我太兴奋了，巴巴的只等着看香港那港口一带的灯光。一直到快近午夜时分，飞机徐徐降落了，这时一派闪耀的灯光才终于映入了我的眼帘。那个场面真比我以前见过的照片还要美妙十倍。

有一位叫约翰-亚历山大-项的，到机场来接我们。显然他就是替玛西照看在港一应业务的头号主管。他年已三十好几，一身穿着都是英国货，说话的口音却是一副美国腔。（“我是在美国念的商学院，”他说。）他老是喜欢说“一切OK”，他为我们作出的种种安排也确实可以赞一句“一切OK”。

因为，飞机降落后还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就已经离了机场，穿过港湾，前往我们下榻的维多利亚了。我们搭乘的是一架直升机。从机上看去，那个景色真是太壮观了。整个城市，就像嵌在黑沉沉的中国海上的一颗钻石。

“本地的俗话说得好，”约翰-项说。“‘万点灯火一天红’呵。”

“都这么晚了，怎么他们还没睡觉？”我问。

“过我们的新年呗。”

瞧你这糊涂蛋，巴雷特！你是干什么来的，怎么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了！亏你还研究过今年是狗年呢！

“那你们要到什么时候才睡呢？”

“啊，过个两三天也不算什么希奇。”项先生说罢一笑。

“我可顶多只能再支撑半分钟了，”玛西叹口气说。

“你该是累了吧？”这个龙马精神的奇女子也会说这样的话，倒着实使我吃了一惊。

“累透啦，明儿一清早的网球也不想打了，”她说完，还在我耳朵上亲了亲。

黑夜里我看不到这别墅的外貌。可是那屋里装修陈设之豪华，简直就跟好莱坞电影中看到的一样。别墅高高的坐落在半山腰里。也就是说，比下面的港口要高出近一英里（我们乘坐的直升机都没有飞得这么高呢），因此从后院里远远望出去，那景色是绝美的。

“可惜眼下是冬天啦。天太冷了点，不然还可以下游泳池里去打几个转，”约翰说。我倒没有留心，原来花园里还有个游泳池呢。

“我的脑袋这会儿就在直打转呢，约翰，”我说。

“他们这里的时装展览为什么就不在夏天办呢？”玛西问。在这别墅里当差的总共是一个“阿妈”，两个男听差，他们正忙着把我们的行李搬进来，打开箱箱包包，把衣服挂好，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只好闲聊天了。

“香港的夏天可不是怎么好过的，”约翰回答说。“那么高的湿度，才不好受哪。”

“是啊，湿度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说这话的是巴雷特，他事先早已把资料看得烂熟，这会儿虽然困倦，这一条还是记得的，所以就引用了。

“对，”项先生说。“跟八月里的纽约差不多。”

显然他是不大愿意承认香港也不是桩桩件件都“一切OK”的。

“明天见了。我希望你们能喜欢我们的城市。”

“啊，那是一定的，”我回答得十二分得体。“贵地真堪称流光溢彩，花团锦簇。”

他走了。我这句文绉绉的评语，无疑使他听得很得劲。

玛西和我疲劳过了头，反倒又不想睡了，我们就索性坐一会儿。男听差里那个当上手的送来了葡萄酒和橘子汁。

“这个安乐窝是谁的？”我问。

“是一个房地产大老板的。我们只是租用的，一年一算。我们进进出出的人多，自己立个门户比较方便些。”

“我们明天干什么呢？”我问。

“喔，还有不过五个来钟头，就要有车子来接我去我们的办事处。接下去我要设午宴招待金融界巨头，少不得要谈笑风生周旋一番。你也可以来参加嘛……”

“多谢，我就免了吧。”

“那我就让约翰来听你使唤。让他陪你去游览游览。看看胡文虎花园①，逛逛市场。下午可以去一个小岛上玩玩。”

①即虎豹别墅。

“就我跟约翰两个人？”

她笑笑。“我还想让他陪你去沙田看看。”

“对了，就是那个万佛寺。对不对？”

“对，”她说。“不过大屿山那边还是改天就你我两个人去，我们可以在那里的宝莲寺过夜。”

“哎呀，你对本地还挺熟呢。”

“我来过好多次了，”她说。

“就独自一人？”我掩盖不住内心的妒意。这次我跟她来香港玩，我要从头到底不容外人插足。

“岂止是独自一人，”她说，“简直是了然一身寂寞得要命。只要一望见落日，这种寂寞之感就来了。”

好极了。她也加人望落日的队伍了，不过她还是个新手，我来教教她。

就明天吧。

我当然还得买架照相机。

“我们走吧，”我对约翰说。

我憋得都快透不过气了。

我把话头转到了天气上。

“到了盛夏季节这里的日子一定是很不好过的，”我说。

“潮湿极了，”约翰答腔说。

这个题目我们是早就谈过的了，所以我的回话也是现成的。

“就跟八月里的纽约差不多，是不？”

“不相上下，”他说。

“那是不是……影响了女工的工作效率呢？”

“你是说……”

“我看车间里没有安装空调啊，”我说。

他对我瞅了一眼。

“这是亚洲，奥利弗，”他说，“不是加利福尼亚。”

车子还在一路往前开。

“你住的公寓里有空调吗？”我问。

约翰-项又瞅了我一眼。

“奥利弗，”他若无其事地说，“在我们东方，工人对生活所抱的期望是没有那么高的。”

“是吗？”

“就是。”

“可约翰呀，在你们亚洲难道普通的工人就不想要吃饱肚子了吗？”

他没有答腔。

“那么，”我又接着说，“你总也承认凭这一块八毛钱是维持不了生活的吧？”

我知道他心里是早就恨不得一个“千钧掌”把我给劈死了。

“这里的人干活就是不怕吃苦，”他是一副理直气壮的口气。“我们这里的太太们是不会在美容院里捧着本杂志解闷儿的。”

我知道出现在他脑子里的一定是我的母亲，在他的心目中我的母亲就是坐在干发器下打发时光的。

“就比方说你看到的那个小女孩吧，”他又接着说。“她一家都在那个厂里做工。她母亲到晚上还要替我们再做些针线活儿呢。”

“在自己家里做？”

“对，”约翰答道。

“哎呀，这不是劳工法上所说的‘在家做工’吗？”我说。

“不错。”

我犹豫了那么一下。

“约翰老兄，你是商学院毕业的堂堂研究生一个，”我说。“你总应该记得在美国‘在家做工’所以被判为违法的道理吧。”

他笑笑。“你不了解香港的法律。”

“算了吧，你这个丑恶的伪君子！”

他猛的一踩刹车，车子刺的一声停了下来。

“我没有必要来挨你的臭骂，”他说。

“你说得对，”我说着就开了车门。可是不行，我不能就这样气冲冲一走，我还得把这个道理说一遍给他听听。

我就把口气放得很温和的，对他说：“在家做工所以被判为违法，是因为那可以不受工会规定的最低工资的约束。不得已而去干这种活儿的人，老板高兴给多少他们就只能拿多少。通常都是可怜巴巴的，差不多等于零。”

约翰-项对我一瞪眼。

“你的演讲讲完了吗，自由派的先生？”他问。

“讲完了。”

“那就请听我来讲讲，你也了解了解本地实际存在的情况。这里的工人所以不参加工会，是因为大家都情愿一个人的工资让几个人分着挣，大家都情愿自己的孩子去干活，大家都情愿能弄上点活儿拿到家里去做。你明白啦？”

我也不想去跟他多说了。

“还可以告诉你这个臭律师，”约翰最后说，“在本港是根本没有什么最低工资的。你这个下地狱的坯子！”

他一踩油门就呼地把车开走了，所以我也没有来得及告诉他：我这不是早已在地狱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