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美国驻伯尔尼公使馆的公使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以后又收到莱斯里。斯鲁特的来信。自从德军占领法国南方以后，从美国发出的普通邮件便收不到了，而且官方邮包也没有了。但中立国的外交邮包提供了往返传递信件和报告的非正式途径。斯鲁特在瑞士外交部里的一位朋友给塔特尔带来了这只厚厚的信封——为了另外一桩事情和他会面，谈完话之后交给他这个信封，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
亲爱的比尔：首先我必须表示歉意，因为我附上的有关百慕大会议的备忘录字迹写得恐怕难以辨认。为了护理一只扭伤了的足踝，我只能躺在床上作书。我已辞去了外交部的职务，因此办公室和秘书我都没有了。
由于跳伞不慎，我扭伤了足踝。现在为你潦草地写几行的是一个变了样的莱斯里。斯鲁特！我一直是个——说得宽厚一些——胆小的人。但离开国务院之后，却到了战略情报局。自此以后，我一直在奔波，不知道何处才是安身之所。不过，我却有一种快乐感，这是一种新鲜的尽管是使人惶恐的感觉，好比一个摔到飞机外面的人发现自己在下坠时竟能欣赏——不管多么短暂地——四周的景色和冷冽的微风一样。昨天跳伞以后，下坠时的景象经常在我脑子里出现：一场骇人的恶梦，尽管令人心惊胆战，却又使人欣喜若狂。
你当然知道战略情报局的情况。我还记得，“疯狂的比尔”多诺万将军去年匆勿路过伯尔尼时曾惹得你冒火。这是一个临时凑合的情报班子，一个极端希奇古怪的单位。显然，关于我正在干些什么，我能告诉你的不多。但我正在干一些事情；在脱离了国务院之后，这的确使我感到快慰。我经历了一场职业上的大灾难，但形势发展得如此快，我实在无暇自怜。
比尔，国务院是座宝殿，里面的美人全都给绑走了。剩下的是一群吱吱叫的整天无所事事的阉宦。外交政策大部分为罗斯福先生和霍普金斯先生两人所左右；其余部分则由多诺万将军的班子插上一手。国务院里这些太监继续有名无实地散发官方文件，而这些文件的价值跟草纸差不了多少。
如果这一切听起来不大顺耳，要记住我已经毁掉了我的专业，放弃了十年的宝贵资历，因为我认为这是真理。国务院在百慕大会议上所作所为断送了我的前程，也许这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反正我是早晚要滚蛋的。犹太人问题已发展成为象癌症一样折磨着我，而布雷肯里奇。朗只能使我的情况恶化到精神错乱的地步。现在我已脱离苦海，走上了康复的道路。
朗把我调到欧洲事务处，这是你知道的，去处理犹太人问题。他那时经受异常沉重的压力，要他设法打破从希特勒那里逃亡出来的难民所面临的签证问题已经形成的一个僵局，同时为那些被横加罪名、一批一批被消灭的犹太人做些事情。他是个掉在水里的人，拚命要捞救命稻草。我想，他要在科里安插一个享有“亲犹”名声、善于花言巧语的人物，这个人能对犹太人表示无限同情，尽管没有任何帮助他们的实权。而且我想他指望我，作为一个善良而忠诚的国务院雇用文人，去执行他的政策，不管这些政策多么不合我的脾胃。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当初要接受这个职务。答案是，我也不知道。我看我那时确实希望朗是说了话算数的，希望我能在犹太人问题上发表见解，使局面松动，使有关方面放宽限制，起到缓和作用。
如果我曾抱有这种希望，那么我当时确实是自欺欺人。从一开始，直到我在百慕大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离去以前，我到处碰壁。总的说来，我现在为布雷肯里奇。朗感到遗憾。我甚至不把他看作戏中的坏蛋。他成为这样的人物实在身不由主。他把我派到百慕大去无非要我充当基督徒里的索尔。布卢姆，一个明显抱有亲犹态度的起配角作用的外交官。有朝一日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未来的国会调查会上提到我这个人。把我提出辞呈这件事记录在案恐怕不太雅观，但时至今日，我当然无意为国务院撑面子了。
而且这是个什么样的面子！我们的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安排会议时为了避开外来压力、挑战和争论，做了多么细致的工作啊！报纸记者不能入场。劳工领袖、犹太领袖、示威群众——广阔的海洋使会议不受他们干扰。春天的花朵为百慕大带来明媚的景色，会议在远离新建的军事基地的美轮美奂的饭店里举行，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到游泳池去游泳或喝上几杯这个岛上用甜酒调制的美酒。晚上社交活动开始后，当你周旋于百慕大的名流之间时，你几乎想不起战争还在进行。
可怜的哈罗德。多德斯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这次被迫就任我们的代表团团长——哀求我不要辞职。但到了 三会议这次会议商定的宗旨是“解决政治难民问题”。在议程项目中极力避免使用“犹太人”这个字眼。而且，唯一可以讨论的“政治难民”是那些已在中立国的难民。就是说，那些生命已有保障的人！这些议事规则是保密的。还没有片言只语泄漏到报刊上去。
有朝一日，会议记录终将暴露在世人面前。这些记录终将表明，一切都是枯燥无味、弄虚作假的东西，是外交上虚与委蛇、装模作样、不知所云的使人反感的行径。每一次扩大议程项目范围的尝试都受到挫折。每次有关采取具体行动的建议——即使是为了减轻中立国家里难民麋集造成的压力——都遭到阻挠。没有资金或没有船只；或没有地方可以容纳；或这些人带来太大的安全问题，因为他们中间可能混有间谍或搞破坏活动的人；或者有关行动可能“干扰战争努力”。
玩来玩去都是一套推卸责任的把戏。美国人主张把北非和近东作为收容难民的地方。英国人坚持开放西半球。最后，他们衷心地对消极的结论达成协议；为了制造采取行动的错觉，他们同意使奄奄一息的难民委员会恢复活动，这个委员会是一九三八年同样以失败告终的埃维昂会议建立的。
对那些不得不参与这种几乎是赤裸裸的卑鄙勾当的代表进行谴责是容易的。他们只不过是傀儡，他们执行他们政府的政策，最终还是体现他们国家的公众意志。
四必需进一步采取步骤在这次会议带来灾难性后果之后，还有什么工作可做呢？
充其量而言，可以做的着实不多。德国人嗜杀成性。欧洲犹太人大多在他们手中。只有盟国的胜利可以挫败他们的阴谋。但如果我们愿意尽力之所能做一些事情，我们还是能够免除在这些纳粹罪行中的共谋罪责。现在的情况是，百慕大会议已将美国政府变成屠杀行为的无动于衷的旁观者。
离现在大约还有十六个月，一次总统竞选将要举行。到那时，欧洲犹太人全部惨死在屠刀之下可能已是既成事实。美国人民那时将有一年半的时间去扭转他们对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行为感觉迟钝的状态。证据将大量涌现。可以想象用B时入侵欧洲将已实现，一些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也将被占领。美国公众是讲人道的人民。尽管今天他们不愿意“接纳所有那些犹太人”，但到一九四四年年终，他们将要寻找为此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因为他们竟然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些责任将恰如其分地落在今日的掌权者身上。
这份备忘录的作者深知总统是一位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将乐于向犹太人伸出援助的手。但在这次规模巨大的全球战争中，这个问题远不是一个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既然有所作为的余地不大，而且这个问题又是如此使人望而生畏，谁还能怪罗斯福先生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事务上呢？
要求开放巴勒斯坦或者修改移民法的鼓动看来都是没有希望的。支付高昂的集体赎金的计划，以及轰炸集中营这一类非军事目标的建议都是与主要的作战方针格格不入的。不过，某些事情是可以做的，而且必须做到。
五短期步骤罗斯福总统能够立即做的最迫不及待、最能取得成效的一件事是免除国务院，尤其是免除布雷肯里奇。朗先生处理整个难民问题的权限。
朗先生现在负责处理这个问题，他简直就是灾难的化身。这个不幸的怀疑主义者，在形势的逼迫下，正处于危险的境地。他决心尽量少干事，同时阻止任何其他人干更多的事。他不遗余力地试图证明他是正确的，而且是一贯正确的，没有其他任何人能成为犹太人的一个更知己的朋友。在内心里，他似乎还认为有关纳粹暴行的传闻多半是旨在规避移民法的一种巧妙的手法。
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被反复灌输这个观点。有太多的人具有和他一样的僵化的限制主义信念。国务院的士气以及它执行人道主义使命的能力都是很低的。必须建立一个行政机构，它受权探索拯救犹太人的任何可能途径，并采取迅速行动。对现行签证规定进行合乎常识的调整便可以立即挽救一大批有条件根据现有限额进入美国的犹太人。他们不会构成财政上的负担。犹太人的社团将能提供几乎是任何数字的救济金。
拉丁美洲的限制主义是以我们自己的限制主义为基础的。新机构一旦向拉丁美洲各国表明美国的态度已经改变，那些国家中有一些是会步我们后尘的。
新机构应立即把尽量多的难民撤离四个中立的欧洲避难所——瑞士、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减轻他们的重担，并把它们现在的“救生艇已满”的态度改变为欢迎那些还有机会到达它们边境的犹太逃亡者的态度。
新机构应设法说服国会领袖临时接纳也许是两万名难民。如果世界上有十个其他国家能以我们为榜样，这个行动将构成一个响亮的明确的信号，它向屠夫们自己以及尚未把它们的犹太籍国民交给德国人的各卫星国政府表明，盟国是说话算数的。
因为随着战局的推移，大屠杀终将降低速度，最后停止。屠夫和他们的帮凶迟早要胆寒。这个转折点可能在百分之九十九的犹太人都已死去或者出走的时刻到来，也可能在百分之六十或七十的犹太人都已死去或者出走的时刻到来。大概不能希望有一个更低的数字了；但即使做到那么一步，也可以算是一件历史大事了。
莱斯里。斯鲁特威廉。塔特尔给总统发出信后没接到对方的收函通知，也一直不知道总统是否已收到他的信。就历史事实而言，在百慕大会议的真相暴露后，公众反应在一九四三年逐渐高涨，后来达到舆论哗然的程度。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白宫的一项行政命令免除了国务院处理难民问题的权限。根据这项命令，成立了一个战争难民委员会，这是一个受权处理“纳粹灭绝所有犹太人的计划”的行政机构。一个强有力的美国抢救行动的新政策开始实施了。到了那个时候，飓风已经肆虐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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