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的六十高龄、一头白发的女秘书站在门口探进头来。“有一位叫莱斯里。斯鲁特先生来了，帕米拉。”
在倍尔美尔大街上陈旧的小小办公室里，帕米拉坐在她父亲的转椅上哭泣。冷风摇撼着松动的窗扇子，十二月的阴沉天气，中午时窗子上也是一片紫光。她裹在一件羊皮外套里面，一条羊毛披巾把头和耳朵都扎得紧紧的，还是觉得寒气逼人。房间里的古老煤油取暖器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可以说只能闻到点热气味，仅此而已。
斯鲁特走了进来，帕米拉两手擦着眼睛，赶忙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件俄国的皮里子大衣和一顶棕色大皮帽。他一向是个瘦个子，现在一套细条子衣服象是挂在身上，还露出招绔来，两眼通红，眼眶发黑。
“你好，莱斯里。”
“帕姆，听到你父亲的不幸消息我很难过。”
“我不是在哭父亲的死，我已经忍受过来了。什么风把你吹到伦敦来了？你在伯尔尼工作这样快就结束了吗？要喝点威士忌暖和一下吗？”
“天啊成得靠它救命。”
她指着桌上的一份打字稿说：“这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他没来得及写完。《观察家》要它。我正在给它收尾。我想大概就是它把我的眼泪引出来的。”
“什么文章？新闻电讯稿吗？”
“哈，不是，那不成了古董了吗？这是一篇战地随笔。他定的题目是《基德尼山脊的日落》。”帕米拉递给他半杯纯威士忌，向他举起了另一个杯子。“请吧。当时的情形是，他正在口授这篇东西，蒙哥马利的新闻官来电话要他立即就去会见。”
帕米拉樵怀忧伤的面容、肿胀的眼睛、蓬乱的头发、疲弱的声音，这些都可以归因于她的哀伤，斯鲁特心里这样想，可是现在她似乎油尽灯灭了。往日的帕米拉即使是在她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她曾经有过情绪非常沮丧的日子——也不曾丧失掉其顽强不屈的锋芒、不露声色的外表下面的一种令人倾心的英俊气概。如今斯鲁特看到的则是一个年过三十、抑郁忧伤的妇人。
“你相信预感吗？”威士忌使她的声音沙哑。
“我说不上来。你怎么啦？”
“韬基有过一个预感。我知道，我本来也可以乘那辆吉普车去的。连蒙哥马利的新闻官都给我开了绿灯，这对一个妇女是特别的破例。韬基突然象骡子一样蛮不讲理肥我撵开。他干脆大发脾气屏得我也火气上来了。我们是在火头上分手的。这样我才活了下来，坐在这里跟你一起喝酒。”她伤心地举起杯子，一饮而尽。“莱斯里，我是彻底不信神鬼的，只相信看得到、听得见和摸得着的桩桩件件。可是，他却知道了。你别问我什么道理，触到地雷是一件意外的不幸，这我知道，可他预感到了。那篇基德尼山脊的文章就是临终绝笔之类的东西。”
“你还记得拜伦。亨利吗？”斯特鲁问道。
“可不，当然记得。”
“上星期我在里斯本遇见了他。我担心还会有更坏的消息。‘诺思安普敦号’沉没了。”斯鲁特本来含有幸灾乐祸的醋意，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他自己对这一点也感到有愧于心。并不是他对帕米拉有什么过不去，也不是对维克多。亨利怎么样，但在他们两人的罗曼司中，他曾扮演过不堪一击的情敌，这种不好过的滋味一直留在他心头。但她听了也没有动感情的样子。“帕姆，你在这里各方面都有熟人，是吗？你能不能打听一下亨利上校是否还活着，再给拜伦发个电报？拜伦在里斯本所能得到的消息，只是听那里的一些海军人员说，那条军舰在海战中被击沉了。”
“干嘛不去找你们的海军武官？”
“他上苏格兰去了。”
“那好，”她轻松地、几乎有点愉快地说，“咱们就打听一下拿利上校的下落吧。”斯鲁特觉得，如此对待沉痛的消息倒是一种异乎寻常的表现，实在异乎寻常。事实是仅仅讲起这个男人，她就活跃起来了。她吩咐那位秘书打电话给空军少将勃纳一沃克。“那么，拜伦怎么了？娜塔丽呢？”
“拜伦找到了她。找到了她，还有孩子。”
“我的天啊。找到啦！在哪里？”
“马赛。吃饭的时候他足足跟我讲了两个小时。真能写一本小说。”
“可不是吗，那一家子！他怎么找到的呢？娜塔丽现在哪儿？”
斯鲁特刚刚开始讲拜伦的经历，电话铃响了。是勃纳一沃克打来的。帕米拉立刻亲呢地把帕格。亨利和拜伦的情况告诉了他，叫他“亲爱的”。她挂上电话，对斯鲁特说：“他们有一条专线直通华盛顿。他会尽快接通的。你见过我的未婚夫吗？”
“见到过一次。在华盛顿你们大使馆里的一次迎宾行列里。你也在场，不过那时他还不是你的未婚夫。”
“哦，当然不是。亨利上校也在那里，还有娜塔丽。现在还是继续讲在马赛发生的事吧。再喝点威士忌吗？”
“那还用说，只要你舍得。”
“人家对我都很好。我有的是酒。”
斯鲁特相当详细地告诉了同拜伦偶然相遇的情况，并且说拜伦还在千方百计地打听家人的下落。盟军入侵北非那天，通往马赛的电话中断了。后来拖了很久才断断续续地恢复了通话，但他却一次也没打通过。他有三十天的假期，在这期间他天天在里斯本各家营救机构的办公室里厮混。“
“娜塔丽到底怎么啦？怎么会那样胆小怕事？怪不得拜伦会那样生气，帅B米拉说。
斯鲁特两眼呆呆地望着她，茫然地重复了一句：“她是怎么搞的？”
“莱斯里，记得不记得，有一天你把门上的钥匙丢了，就是这个姑娘爬进你在斯克里勃路的那幢房子二楼的窗子。你还记得吗，在莱哈尔饭店的时候，我用＿只盛汤的碗把菲尔的头打破之后。她怎样面对那些宪兵而毫无惧色？当时我们都叫她雌狮子。”
“这些又有什么相干呢？她要是想和拜伦偷越国境的话，那才叫发疯呢。”
“那又怎么样？拜伦不是有外交护照嘛。难道还会比现在的处境更糟？”
斯鲁特眼圈发黑的两眼闪烁着红光。在帕米拉看来，他就象发高烧似的。但他却温和而镇静逾常地对她说：“咬，我的宝贝，我来老实地告诉你她的处境可能会糟到怎么个地步。能给我再来那么一小杯烧酒吗？”
帕米拉在斟酒，斯鲁特就从上衣口袋里拔出来一支钢笔，坐在帕米拉的书桌旁，开始在一张黄色的纸上画了起来。“瞧，这是战争爆发前的波兰，对吗？华沙在北面，克拉科夫在南面，维斯杜拉河横贯其间。”这是一张画得很熟练的地理略图，一挥而就。“希特勒打了进来，他和斯大林瓜分了这个国家。侧地一下！这条线的西边是德国占领下的波兰。占领军政府。”一条弯扭的粗线将波兰一分两半。斯鲁特在这条线的西边画了三个又粗又黑的圈圈。“你瞧，你已听说过集中营吗？”
“是的，听说过，莱斯里。”
“但这几个集中营你可没听说过。我刚花了四天的工夫同这里的波兰流亡政府人士交谈过。事实上我就是为了这个到伦敦来的。帕姆，这是相当精彩的新闻题材。你不是正在继续你父亲的工作吗？”
“我在试着呢。”
“那好，这个内容也许会成为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新闻。把这个消息报道出去的记者将会载入史册。在这三个地方——这样的地方另外还有，只不过波兰流亡政府在伦敦得到的目击者提供的材料都是有关这三个地方的——德国人就象处置耗子那样，成批地消灭活人。德国用火车从欧洲各地把他们运到这些地方。这是一场利用铁路进行的大屠杀。犹太人一运到，德国人就用一氧化碳或用步枪行刑队把他们杀死，然后再把尸体烧掉。”他用钢笔一个圈一个圈地点着说：“这个地方叫特雷布林卡，这里是卢布林，这是奥斯威辛。如我所说，这样的地方还有的是，但这三个地方已得到证实。”
“莱斯里，集中营已不是新闻了。这一类新闻已经报道过多年。”
斯鲁特朝她苦笑一下。“你没听到我的话。”他压低嗓门，用咬牙切齿的耳语声来加强他的语气。“我讲的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一个一百万人进行的大屠杀。就在我同你谈话的这个时候，屠杀正在大规模地进行。这是一个荒诞绝伦的计划，一个用了专门建造的巨型设备来进行的规模庞大的秘密行动！你不叫它是新闻？那么什么才算得上新闻呢？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罪行。它使过去的一切战争相形见细。这是地球上生活的新现象。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眼下已大约完成了一半。这难道不算是一篇新闻报道吗，帕米拉？”
帕米拉看过许多关于毒气室和集体枪杀的屠杀报道。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当然，德国秘密警察是一帮穷凶极恶的暴徒。单是为了从世界上清除这批家伙，这场战争也是值得打的。消灭欧洲所有犹太人的计划当然是有点言过其实，危言耸听，不过她也曾看到过这种讲法。很显然，这种讲法全是别人兜售给斯鲁特的；也许是因为他的工作情况不妙，也许由于他未能忘怀娜塔丽，而现在对于随意抛弃自己所崇拜过的一位犹太女子又感到内疚，所以他现在就这件事情抓住不放。她低声说：“亲爱的，这我可真无能为力。”
“我看倒不见得，不过我们刚才是在谈娜塔丽。拒绝和拜伦同走，这可得要有了不起的勇气，比起爬进二楼的窗口来，这个勇气可要大得多。出境签证她还没拿到手。火车上挤满了德国秘密警察。要是出点儿事的话，她和孩子就会被他们撵下火车。可能就这么把她关进集中营。可能就把她押上东去的另一列火车。然后他们把她和孩子一起杀掉，再烧成灰烬。那可真是太冒风险了，帕姆，即使她并不知道得这么详细，她在骨子里也已经预感到了。她知道出境签证就要到了，她也知道德国人对官方文件敬若神明，这是制服他们的一件法宝。这件事她做得对。我曾经把我的看法讲给拜伦听，他听了气得脸色发白，并且——”
这时电话铃响了，她作了个抱歉的手势叫他不要说了。
“谁呀？啊，这么快？”她眼睛张得大大的，放射出宝石般的光芒。她向斯鲁特频频点头。“好哇！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亲爱的，八点见。”她挂上电话，眉开眼笑地对着斯鲁特。“亨利上校安然无恙！你知道，要是从海军部打听这个消息得等上一个星期。你们的陆军部把邓肯的电话立刻转接到海军人事局，他马上就得到了回音。亨利上校现在正在回华盛顿的途中。你看是我打电报给拜伦呢？还是你打？”
“这是拜伦在里斯本的地址，帕姆，还是你打吧。”斯鲁特急匆匆地在笔记本上写了个地址撕了下来。“听我说，这里的波兰人正在把他们的文件汇编成一本书。我可以给你弄到这本书的校样。还有，他们找到一个从特雷布林卡逃出来的人。就是这个集中营，”——一根皮包骨头的手指使劲地点着桌子上的那张略图——“华沙附近。他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穿过了纳粹欧洲，把照片送出来，把真相说出来。我通过翻译跟他作了交谈。没法不相信他说的，他的经历是一篇《奥德赛》那样的史诗。抢先发表的话是会引起轰动的，帕米拉。”
帕姆觉得很难集中注意力听他讲话。帕格。亨利安然无恙地活着！在返回华盛顿的途中！这给她的计划、她的生活平添了新的前景。至于斯鲁特的“抢发新闻”，在她看来，他未免有点过份着迷。她仿佛听见她父亲在说“没价值，绝对没有。过时的货色”。胜利才是新的内容，历经四年的灾难和挫折之后，在北非、在俄国、在太平洋所取得的胜利，还有反击德国潜艇的胜利，是这次战争的真正的伟大转折点。而德国人对欧洲的恐怖统治以及对犹太人的暴行，则象潮汐表那样已为人所熟知。
“莱斯里，明天我去跟主编谈谈看。”
斯鲁特直挺挺地向她伸出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掌心潮湿，轻轻地一握。“好极了！我在这里还要再呆两天，你要找我，可以打电话到多尔切斯特饭店，或者美国大使馆，分机是739.”他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子，脸上浮起昔日在巴黎的微笑，使他推怀的面颊和丧魂落魄的眼睛闪出亮光。“谢谢你的好酒，老姑娘，谢谢你倾听了一个者水手的故事”
他歪歪倒倒地走出了门。
这时飞机在恶劣天气的上空嗡嗡飞行，天空明亮湛蓝，阳光照射在覆盖大地的白云上，使人目眩。斯鲁特心情沉重地倒在椅子里。他心里在想，从伯尔尼一路来，不仅仅在距离上而且在思想上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道路。在瑞士首都的暖房里，在中立的舒适气氛笼罩下，对犹太人的关怀好似一株疯长的植物在他心头成长。现在他已回到现实中来了。
如何才能唤醒美国的舆论呢？怎样才能摆脱“元首的脸”那样的傻笑、芬顿的玩世不恭和冷嘲热讽呢？最重要的是，怎样才能和“基德尼山脊”这样的文章竞争呢？塔茨伯利的那篇文章写得感人肺腑、扣人心弦，描绘了一场大屠杀，但对欧洲犹太人来说，不存在基德尼山脊这样的机会。他们手无寸铁，根本谈不上战斗。他们大部分人甚至连想也没想到，一场大屠杀正在进行。送往屠宰场的绵羊是令人不忍思考的。人们要转而去想别的东西。现在有一场惊心动魄的世界性戏剧供人观看，这是一场赌注下得最大的竞赛，主队最后会获胜。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终究是无法同基德尼山脊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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