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一位替《星期六晚邮报》写文章的人问英国的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历史上有过类似大萧条这样的事情没有？他回答说：“有的，那叫黑暗时代，前后共400年。”为此惊呼大难临头，未免言过其实，但是这两个历史时期至少有一点看来确实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民虽然身受其害，却都不懂得是什么在作祟。
有人笼统地归罪于“时势”，这所谓“时势”乃是胡佛的隐讳真相的说法。有人又把大萧条同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溃混为一谈，往往说，“大萧条以来我还没有进过城”；或者说，“过去我常进城，不过那是大萧条以前的事了。”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约翰·E·埃杰顿说大萧条的局面是某些人偷懒怠工造成的。他说：“很多现在嚷嚷要工作的人，不是有工作时偏要罢工，便是根本不想干。他们无非想乘机替共产党鼓吹罢了。”对于这种含沙射影的指责，失业队伍里着实有不少人竟也默然忍受。他们采取这种态度，其原因在于40年前美国基督新教的道德观还很有势力。千百万人陷入绝境，当然不是咎由自取，可是社会工作者们却一再说：失业的人自觉羞愧。1932年2月，有个人被房东撵走，他对《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说：“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固定工作了，有时我真觉得自己像个杀人犯似的。我怎么搞的，连自己的孩子也没法照顾啦？”
由于教养的关系，这样的人自小就相信，谁卖力气，谁就有出息。现在呢，不管勤的懒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丧。正如沃尔特·李普曼当时所说：“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17年后，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剖析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在陷入这种困境时是如何的痛苦：“如果他屡试屡败，前程绝望，一个人就很可能再也没有内在的力量去抵抗外界的压力，于是满心内疚，只恨自己无能。”某某人宁可自杀也不靠救济过活，这样的报道当时报纸上登过不少。埃米尔·迪尔凯姆法国社会学家(1858～1917年)。——译者早就创造了“利他主义的自杀者”这个术语，说这种人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成为社会的负担。
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在于从柯立芝总统到胡佛总统任内的所谓“新世纪”的繁荣并没有确实的基础。回顾起来，大萧条似乎是产业革命最后来了一次大动荡，由此在新的技术革命到来之前造成的一个间歇时期。 自从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垮台以来，“南海泡影”这个词，一直被用以形容一种没有前途的企业“南海泡影”是南海公司的诨名。这家公司是做股票经纪生意的，1711年在英国伦敦成立，取得南海贸易的专利权。因为有利可图，股票价格飞涨，本来是100镑一股，竟涨至1000镑一股。后来股票暴跌，希望破灭，所以人们称之为“南海泡影”。——译者。这个“泡影”确是破灭了，它的股票行市竟跌到了只等于极盛时代的13.5%。不过，后来它还是翻过身来，继续做了80年生意。相形之下，美国钢铁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情况就显得更糟。波特小姐毕业时，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已经跌到1929年前的价格的8%。整个来说，纽约证券交易所行情牌上的股票价格，只等于1929年的11%；投资者的损失达740亿元，相当于世界大战全部战费的三倍。全国有五千多家银行倒闭(与胡佛家乡西布兰奇市毗邻的艾奥瓦城有五家银行，全倒闭了)，8.6万家商号暂停营业。美国国民总产值从1040亿元下降到410亿元(1973年估计为21770亿元)。1932年，有27.3万户人家被房东撵走。工人即使谋得一职，每周平均工资也只有16.21元。
不过有些行业却是分外兴隆。出售避孕药物的行业一年赚了2.5亿元(当时的青年后来做了爸爸妈妈，早把这事忘了)。在全国居民中，有一半以上每星期看一次电影(成人票价二角五分，儿童一角)。吸纸烟的人逐年增加，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习惯是有害的。“开耳温奈特”牌冰箱和“阿特沃特?肯特”牌收音机畅销一时。小型高尔夫球场和流动图书馆也很兴旺。阿尔弗雷德?C?富勒组织了一批人挨户推销刷子，成绩很好，仅在严峻的1932年8月一个月里，销售额竟由1.5万元增加到5万元，以后更逐年增加100万元之多。有一个名叫J?保罗?格蒂的天才人物，悄悄把好些廉价油井买了下来；太平洋石油公司共有100万股份，他竟在1932年2月掌握了其中的52万股。各地也有个别幸而得手的生意：例如马萨诸塞州昆西市有一家外观挺特别的餐馆，屋顶漆成鲜橙色，外表模仿殖民时代的建筑风格，这时正濒于破产。赶巧街对过来了一家戏班子( 1932年这一年，美国65%的工业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里；仅占全国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59%。芝加哥有个人叫做塞缪尔?英萨尔，此人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长和11家公司的总经理。由他掌管的各种公用事业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王国，其中包括150家公司，有5万雇员为325万顾客服务。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拥有的证券实值在30亿元以上。失业的人们在瓦卡大道低处烧火取暖，仰望着那高耸入云的英萨尔大楼，对一些记者感叹说：“为什么那个老头儿不能帮我们一点忙呢?”
这个老头儿实在无法帮忙，因为他有他自己的难题。他那个由控股公司构成的金字塔式的王国快倒坍了。不消几天，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包括大批的教师)，就要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手里那些英萨尔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价的4%了。英萨尔由36名保镖护卫着，日夜奔走，力图挽回颓势，可是这年4月，他那两个投资信托公司就被宣布破产了。6月，他因欠下6000万元的债，逃往欧洲，库克县的大陪审团陪审员在12人以上的叫大陪审团。——译者便对他提起公诉。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巴黎安排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却从后门偷偷溜走，搭上夜半的快车南下罗马，接着又飞往雅典。他的律师告诉过他，雅典是安全的，因为希腊跟美国没有签过引渡罪犯的条约。当时这种条约确实没有，但是到了11月初，两国的外交官们就签了这样一个条约。英萨尔急忙男扮女装，租了一条船逃到土耳其。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国当局，终于押回本国受审，可是结果却被判无罪，因为当时还没有管制控股公司的法规。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这时说了一句俏皮话：“控股公司原来是这样的一种地方：警察搜你的身，你就把贼赃递给同伙，这就万事大吉了。”
罗杰斯还说：“这些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没有越出法律范围，可是已经到了边缘，跟吃官司只相去毫厘了。”为了寻找犯罪证据，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在华尔街到处调查，果然查出了一些不寻常的人物。银行家艾伯特?H?威金把本银行(大通银行)的股票抛空卖出，事后又撒谎骗人。因为生意不好，纽约花旗银行的查尔斯?米切尔撕毁了跟谷物交易银行合并的协定；他还硬要本银行的记账员们和出纳员们按股票市场崩溃以前的价格(每股原价200元，当时已跌到40元)继续分期付款购买花旗银行的股票，同时既不要保证也不收利息，就把股东的240万元借给本银行的高级职员做投机买卖。此外，米切尔还把证券亏本卖给家人，事后又买回来，这样来逃避联邦所得税。J?P?摩根也用类似的办法钻空子，1929、1930、1931这三年，他一文所得税也没交过。《芝加哥论坛报》老板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一年只是象征性地上了1500元的所得税，却写了许许多多的长篇社论，敦促读者老实纳税，分文不少。
安德鲁?梅隆这时也以财政部长的资格追逼那些拖欠税款的人们，可是对自己却采用另一种标准。遵照梅隆的指示，国内收入署署长为他写了一份备忘录，列举12种逃避联邦税的办法。这条新闻使全国为之震惊。于是，指派了财政部一位税收专家去审查梅隆的个人所得税申报书。结果发现梅隆竟采用了这位署长的五条建议，其中包括虚报赠款若干宗，亏损若干项，借以偷税漏税。这些事情的揭露使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赖特?帕特曼气愤极了，便在1932年1月25日要求众议院弹劾梅隆部长，罪状是“品质恶劣，行为越轨”。但是对梅隆心怀敬意的仍然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公开发表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无异犯上作乱。有个仰慕梅隆的人(他的律师)尖锐地指责《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说他是“向激进分子提供炮弹”。
英萨尔使的花招是合法的，逃税同样也是合法的。但是尽管当时的税法漏洞百出，有些人还是不免越轨，陷入法网。“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尔?克罗伊格曾得过法国荣誉军团大员勋章法国荣誉军团系于1802年由拿破仑创立，借以奖励军政界有功人员。现在勋章分五级，大员勋章是 罗斯福回到了他市内的住宅东65街49号，他的母亲拥抱他，兴高采烈地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刻。”可是罗斯福却好像有点失去了竞选时的信心。上楼之后，他儿子(25岁)把他扶上床，低头吻他，祝他晚安。罗斯福抬头对儿子说：“吉米，你知道我这辈子只担心一件事，那就是失火。可是今天晚上，我好像为了一件别的事担起心来了。”年轻的儿子问他：“爸爸，你担心什么呢?”罗斯福答道：“我担心我干不了总统的工作。”
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体，这是当时人们意见很分歧的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还只不过是中间道路。约翰?多斯帕索斯轻视社会主义，把它比做喝不醉的淡啤酒。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法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埃德蒙?威尔逊等人。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是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每月新书俱乐部选上了《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做，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里同左派人士眉来眼去的人可不止一两个。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比尔博承认：“我自己也染上一点红色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是直截了当，竟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告诉他们吧，奥尔森正在给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共产党，他就不收。”为了让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补充一句：“明尼苏达州是一个左翼的州。”
然而，更大的危险却在于政治上的右派。知识分子没有权力，比尔博和奥尔森也不过是政界的两个怪人。有钱有势的人以及陆军部长赫尔利都属于右翼。早在1931年，政府就不肯裁减军备，因为这样做势必“削弱维持国内治安的力量”。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称“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在亚特兰大市成立了，虽然它们名声不好。(有人问休伊?朗格，美国会不会出现法西斯主义，他回答说：“肯定会，但是在这里不叫做法西斯主义，要叫做‘反法西斯主义’。”)可是继黑衣社之后，又出现了什么银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团”、美国民族主义党等等组织。据说有一个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已经作好准备，如果新总统办事无能，他就动手。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对国会作证说，纽约某债券掮客出价1.8万元，想收买他为右派工作。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对学生们说：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倘若说有什么人能代表美国的统治集团的意见，这位得过诺贝尔奖金、拥有34个名誉学位、当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巴特勒博士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了。
为了培养出一批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的人而准备牺牲立宪政体的，还有没有别的人呢?有。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企图收买巴特勒将军的那个债券掮客之外，很少人公开出来提倡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但是却有不少人拥护极权主义的原则。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声称：“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这是影射罗斯福，他两腿瘫痪。——译者1932年，纽约州众议员小汉密尔顿?菲什说：“如果我们不能在现制度下实行独裁，人民就要改革这个制度的。”1933年2月，他又写信给当选总统罗斯福说：“不论你需要什么权力，我和共和党其他党员都准备给你。”艾尔?史密斯认为，应该把宪法收起来，“束之高阁”，直至危机过去为止。《浮华世界》周刊(这个杂志有几个副主编，包括克莱尔?布思?布罗考，日后的卢斯夫人)竟发出这样的呼声：“任命一个独裁者吧!”沃尔特?李普曼要求削减国会权力，让总统全权处理国家大事。他说：“危险的不是我们失去自由，而是我们办事不利索，不彻底。”共和党参议员戴维?A?里德爽性说：“如果美国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墨索里尼的话，那就是今天了。”
《纽约人》周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位姑娘在格林维治村格林维治村在纽约市下曼哈顿区，是艺术家文学家聚居之处。——译者的酒会上对一个无精打采的年轻男人说：“哦，这很简单嘛，只要我们小组把发电厂和电台夺过来就行了。”多数人认为，当前的危险是城里可能发生暴动。据说陆军部长赫尔利正把他手里为数有限的部队集结在大城市附近地区。但是造反的人总是叫当局防不胜防，暴动偏偏发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大家一向认为农民是美国人当中最保守的，可是，在共和党占优势的艾奥瓦州(胡佛总统的家乡)，晒得黑黝黝的本地农民就首先手拿干草杈和霰弹枪干了起来。他们终于用武力来反抗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了：一夸脱牛奶，农民卖给分销商只得两分钱，可是分销商在苏城却卖八分啊!
在64岁的艾奥瓦州农民协会前任主席米洛?雷诺的领导下，农民们把通往苏城那十条公路全部封锁了，用钉上长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横在路心。过路卡车所载运的牛奶，不是被倒进沟里，就是拿到市内免费分送。只有给医院送牛奶的卡车才能通过。如果警察护送队来了，同情暴动的电话接线员在一小时前就向农民通风报信。警官们纷纷被解除武装，手枪和徽章都扔到玉米地里。20号公路于是得了个新名，叫做邦克山20号公路。邦克山是美国波士顿市附近的小山，1775年独立战争时美军在这里打败英军。——译者有个戴着一角钱一顶的草帽的老头子眼望着《哈泼斯》月刊编辑玛丽?希顿?沃尔斯，这样说：“他们说封锁公路是非法的，可是我说，当初波士顿人把茶叶倒进海里，也不见得合法吧?”1773年波士顿人民抗议英国征收重税，把东印度公司进口的342箱茶叶倒进海里，这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前奏。——译者
农民运动继续扩展，弄得梅因市、康斯尔布拉夫斯市和奥马哈市跟外地交通都断了。在威斯康星州，声势汹汹的农民一天之内就冲进一个牛奶场三次，把3.4万磅牛奶全都倒翻在地，还把汽油倒进牛奶桶里。国会有个小组委员会听取了俄克拉何马州人奥斯卡?阿默林格作证，叙述一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是怎样跟他谈话的。牧场主说：“我们美国也应该来一个像俄国那样的革命。”阿默林格问他打算怎么干，他回答说：“我们会得到400支机关枪……还有火炮、炮车、弹药、步枪，一支大军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快有了。如果美国有足够的人敢像我们这样干，我们就要向东进军，把东部各州和西部切断。我们有吃的。我们有猪、牛、玉米，东部各州什么也没有，只有扣押我们的土地的权柄。我们要给点颜色让他们看看。”阿默林格还告诉众议院劳工委员会说：“先前有好日子过、不随便说话的人，现在有不少也发出这样的议论了。”
威尔?罗杰斯说：“保罗?里维尔里维尔是波士顿人，1775年4月18日晚上，英军出发进攻北美洲革命军，他连夜骑马由查尔斯镇到列克星敦镇，沿途大声报警，让大家及时准备。——译者仅仅唤醒了康科德镇上的人，但是这些家伙却唤醒了整个美国。”且听艾奥瓦州的人在20号公路上唱出了这样的歌：
让我们过个农民节，
农民节要好好地过，
我们吃我们的小麦、火腿、鸡蛋；
让他们吃他们的金子吧!
在苏城东面48英里的切洛基镇附近，米洛?雷诺的农民军营地被人用霰弹枪袭击，苏城因此很快就解围了。雷诺跑了，包围其他城市的农民也跟着撤退。但是雷诺说，“你们挡不住农民运动，正如挡不住1776年的美国革命一样。”农民们使用武力，反抗政府，这是合乎美国传统的，谁也不敢惩罚他们。康斯尔布拉夫斯镇有60个人被逮捕了，但是有一千个武装农民围攻监狱，当局只好赶快放人。农民们认识到直接行动有效，便决定想办法要回那些被取消了回赎权的土地。
堪萨斯州一个村子外面，警察发现了一具尸体。被杀的是律师，他刚刚宣布把一个500英亩的农场的抵押回赎权取消。内布拉斯加州的夏延县有二十万农民债台高筑，于是他们的领导人宣称，如果本州立法机关不想办法帮助他们，他们就要集合起来，把州议会大楼踏平。在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冬季，艾奥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尔、范布伦县和勒马斯等地都因取消农场回赎权问题发生了暴动。其中勒马斯事件特别吓人：穿着黑衬衫的自卫队冲进法院，把法官查尔斯?C?布雷德利从高座上拉下来，蒙上眼睛，拉进汽车，开到一个偏僻的交叉路口。自卫队头头对他说：“你肯不肯发誓，以后再也不签署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了?”法官不答应。再三问他，他还是不答应。他们便打耳光，用脚踢，把他打翻在地；还用一根绳子一头绑着他的脖子，一头绕在路标上；又把一个油污的轮毂盖盖在他的头上，旁边有人大声说：“这就是他的皇冠!”法官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不过，尽管法官被剥光衣服挨了毒打，过后他却不敢对那些人提起公诉。
在法院签署了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之后，往往有好几百名农民出现在拍卖场上，大声嚷：“不准卖!”准备出价竞买的人被推到一边，土地被扣押的人的邻居们便用几块钱就把原来的土地买下，还给本主。有一次，县执法官主持拍卖，一匹马只卖得五分钱，一头荷尔斯泰因公牛也是五分，三头猪又是五分，两只小牛四分，如此等等，到全部财产转手时，总值只有一元一角八分。购买人把土地又归还原主，并由官方发给地契，确认他有99年的产权。代表东部各州保险公司派来打官司的律师们往往被绑架，受到被绞死的威胁，弄得总公司不得不软下来，同意暂缓扣押土地。1933年1月底，全国农民协会主席约翰?A?辛普森告诉参议院农业委员会说：“规模最大、最美好的革命，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地露头了。”美国农业服务社联合会主席爱德华?A?奥尼尔三世还补充说：“除非给美国农民想点办法，不然的话，不出一年，农村就要闹起革命来的。”
在那个多事的冬天，许多敏感的青年渐渐懂事了，30年后，他们将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尽管他们对于周围事物反应不同，但是没有谁能忘记大萧条时期的情景。他们一生中目睹美国历史多次发生危机，可是对于他们性格的形成，这个来得最早的危机影响最深。
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1932年时，罗伯特?F?肯尼迪7岁；弗兰克?丘奇和詹姆斯?鲍德温8岁；马克?哈特菲尔德和诺曼?梅勒9岁；约翰?林赛、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弗洛伊德?麦基西克10岁；惠特尼?扬和约翰?格伦11岁；詹姆斯?法默、斯图尔特?尤德尔和查尔斯?珀西12岁；爱德华?布鲁克、乔治?华莱士、麦乔治?邦迪和拉塞尔?朗13岁；比利?格雷厄姆、奥维尔?弗里曼和小阿瑟?M?施莱辛格14岁；约翰?F?肯尼迪、小罗伯特?塔夫脱、约翰?康纳利和劳伦斯?F?奥布赖恩15岁；阿瑟?米勒、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尤金?麦卡锡和约翰?托尔16岁；戴维?洛克菲勒、彼得?多米尼克、赫尔曼?沃克、索尔?贝洛、沃尔特?赫勒和白修德19岁；威廉?威斯特摩兰、坦内西?威廉斯、乔纳斯?索尔克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18岁；杰拉尔德?福特和理查德?M?尼克松19岁。
1932年秋，尼克松在惠蒂尔学院三年级读书，主修历史，同时在自己家里开的商店里卖新鲜蔬菜。每天天亮前他就赶到洛杉矶公共市场去跟菜农讲价钱买进蔬菜。他家里有饭吃(当时美国还有八千万人既不挨饿也不靠救济过活，他是其中之一)，所以并无怨言。但是，他是大学生，这个身份又跟别人不同；因为当时18～22岁的青年，上大学的不到1/8，上过中学的也只有一半。对大多数人来说，正规教育仍然限于在只有一个教师的小学里读书，这样的小学在全国有143391所之多。
如果我们能回到1932年去，便会发现典型的中产阶级多半住在城市里；郊外住宅区已经开始形成，但只占18%的人口。那时，一个人带着家小舒舒服服住在离工作地点不远的地方，还是可能的。如果一个70年代的人回到1932年的住宅区参观，他首先会发现街道上有好些东西不同于今日：“停车”的交通标志是黄的，邮箱是绿的，牛奶瓶又厚又重，房屋外表破旧。原来从1929年起，没有几所房子经过粉刷，有些房子还没有盖好就停工了。例如，在底特律市东杰弗逊街，麋鹿会原定要盖的11层楼就没有完成，34年来，那上无片瓦的屋梁一直仰对着天空。
70年代的各种用具、轻巧装置和物质享受，多数还很少见。那时还没有电动割草机、家用空气调节装置和自动洗碟机；没有干衣机、电热毯、定时自动开关收音机；没有保温玻璃窗、尼龙丝袜、易洗易干的衣服和冷藏食品；没有自动咖啡锅、配干电池的电动剃刀；没有过滤嘴香烟、电动牙刷、乙烯基塑料地板；没有圆珠笔、电动打字机、口述录音机、静电印刷复制机；没有泡沫塑料、高保真度立体声收音机、黏性胶带；没有家用电冰箱、盒式录音机、彩色的或瞬间印出的胶卷；没有玻璃纤维钓竿、垃圾处理装置、磁带录音机；没有扫雪机、电动手术刀；没有家用吹发暖风筒，没有电动罐头刀，没有公共场所的音乐播送装置。尽管吉尔伯特?塞尔德斯在《哈泼斯》杂志上曾预言过：“不久我们大概就会有简便廉价的机械装置(目前正在不断改进中)，把广播中心台发射的电影放映在家用收音机旁边的小银幕上了。”可是那时还没有电视机，连黑白电视机也没有。但是虽然没有这些，中产阶级居然也度过了大萧条时期的整个30年代。简直像拓荒者的生活!
大多数美国人在家取暖都是用热空气炉，人工加煤，一天两次。一个冬天，全国大约需要4亿吨煤，由一个浑身黑黝黝的人送来，运煤的卡车开到地下室窗口，煤倒入滑槽，滚进炉子旁边的煤箱里。当时所谓“冰箱”不是电冰箱，而是装冰块的箱子，由一个送冰的人送来。家庭主妇需要多少磅冰，写在厨房窗口的一张卡片上，是100，75，50，或是25磅，一看便知。只有有钱的丈夫才能给太太买一个新式的烤面包电炉，能同时把两面烤焦(这是那一年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商品目录中所谓“特级烤面包炉”)。在大多数的家庭里，面包是放在煤气炉、煤炉或者柴炉里烤的。炉子也用来烧热大熨斗，把从洗衣店里刚拿回来的洗净了的衣服熨平；如果家里没有热水龙头，还用炉子烧热水，一大桶一大桶地拿去洗澡。
留声机得用手上发条，这叫做“维特罗拉”或者“格拉摩风”，不叫电唱机。家庭主妇开始做那繁重的清洁工作之前，先戴上防尘帽；通常只有一种机器可以帮点忙，这就是地毯清洁机。1932年12月，由亚拉巴马州电力公司供电的大小住户，总共只有185部真空吸尘器。大多数农庄的照明都靠煤油灯。在全国农家中，用得上电力的只有10%(在密西西比州只有1%)。90%的农家既没有浴缸，也没有淋浴设备。75%的农家室内没有自来水。50%的农家到井里或小河里打水，到室外洗衣服，给小孩洗澡。(有好几百万住在城市的家庭只有一块洗衣板，全家都用它，通常是星期一就把衣服晾在门外。)虫子很多，每到夏天就是个问题。滴滴涕那时还没有，不分农村城市，惟一的防虫设备是喷药器(“亨利，快点拿‘飞立脱’指喷药枪。——译者来呀!”)和粘蝇纸。做妈妈的给孩子弄点水果汁也得自己动手，买来“花旗”蜜橘，放进铝制挤汁盘，花上半天工夫一个一个地把果汁挤出来。
姑娘们懂得怎样用发夹夹住头发(男孩大约在同样年龄也 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区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夜复一夜》塑造了玛夷?韦斯特和乔治?拉斐特两个人物形象。乔治在同一个朋友谈话时说：“上帝，多么漂亮的‘宝石’啊!”玛夷回答：“亲爱的，上帝与‘它’无关。”当时，所有那些独揽大权的人，包括威尔?霍?海斯，都在观望这种变化。在巴斯拜?伯克利创作的音乐《四十二街》中，演唱这首音乐的合唱团的一个女孩说：“恐怕我要‘传播’。”第二位说：“在你左边的第一个‘门’。”前者又说：“不，在我的‘袜子里’。”这样无耻淫荡之事并不是比比皆是。对青少年来说，性教育在所有的科目中是最禁忌的。像神话故事中的魔鬼和经常旷工的职员一样，每当新一年的第一天，他们往往信誓旦旦，要痛改前非，而不到一周，又会故态复萌。在性报道的处理方面，几乎是在使巨大的犯罪心理得到解脱。每个青春发育期的男孩都知道，手淫会使人精神萎靡不振，久之，会导致性无能，就如俗话所说：“手掌上长出了头发。”
姑娘们也操心得很。她们怕在学校里被称为“骚货”、“破鞋”。由于青年人的社会主要是男系中心，她们处境就更加困难了。很少人请姑娘们去骑自行车兜圈子，跟她们交换钢弹珠或者橡胶糖画片，讨论克利夫兰市的全国航空比赛，玩“插小刀”、“占山头”、“夺大旗”、“抓逃学”(除非她们是自己的姐妹或者顽皮的姑娘)等等游戏。有时，男孩和女孩可能不大自然地交谈一下，评论伊帕纳民间歌唱团、克利科特俱乐部爱斯基摩歌唱团、两洋吉卜赛歌唱团的优劣。可是每年到了7月4日这个国庆日，男孩都在放大爆竹，往地上扔摔炮，用两英寸的天地响和“樱桃炮”把铁罐炸得飞上半空，姑娘们却多半只能在旁边瞧，炮声一响就吓得尖声叫喊。
到了夏天，中产人家要是担负得起每星期八元的费用(这不算太多)，就把孩子至少送走十天半月。即使不为别的，只因每年小儿麻痹症流行，也得这样做。小儿麻痹症一来，人们就待在家里，不敢去看电影，不敢参加集会，有些人甚至不戴口罩就不敢出门。这样，城里许多中产阶级的儿童就在童子军夏令营或者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学会了游泳，逐渐爱上了忍冬花的香味和篝火周围飞来飞去的萤火虫和六月虫。他们懂得了，8月蝈蝈儿叫，再过六个星期就霜冻了。
有时候，全家人把手提箱拴在崭新的“雪佛兰”牌汽车(在底特律市的离岸价格是445元)旁边的脚踏板上，开车去“旅行”。所谓旅行是很冒险的，路上确有发生事故的可能。装在双座跑车或者轿车背后的备用轮胎往往要拿下来派用场。30年代的轮胎，一破就爆炸。坐汽车并不舒服，“路边旅馆”的饮食质量也靠不住。过夜是件麻烦事，因为房间难找。据美国汽车协会说，旅客通常要花一个星期才能到达目的地，再花一个星期才能回到家里。看起来好像游览了不少地方，可是你要知道，路上平均一天只能走234英里。一号公路穿过华盛顿、费城、纽约市和波士顿市的中心，到了特拉华河和哈得孙河(乔治?华盛顿桥还在建造中)必须坐渡船过河，而在大萧条年代，缅因州的公路一到冬季路中间多雪，两旁土又松，车一开快，就会出事。那时还没有州际公路。从东海岸驱车横过全国，惟一道路是沿着30号公路(林肯公路)进入芝加哥市中心，再沿着66号公路走。这两条公路都只有双排车道，有好几段只是泥路，没有铺柏油。66号公路爬过落基山脉，急转弯处坡度很陡。
如果这些听起来有点像是原始生活，那么我们还要补充几句。正如卡罗琳?伯德所指出的，当时美国社会的某些方面是令人感到愉快的。当然，要有钱才行，但不必很多。每年有五六千元收入，甚至更少一点，就能过今天无法得到的舒适生活了。中产阶级的生活环境比现在安静得多。那时没有超音速喷气机的震耳噪音，没有风动碎石机、强冲力钻岩机、空气压缩机，也没有链锯；没有高保真度收音机、磁带录音机、录音扩放装置；没有125分贝晶体组，也很少铆钉枪。人们彼此之间的往来也不那么多，联邦调查局只有三百多万个手指印；社会保险没有数字代号，全国没有划分邮区，自拨长途电话没有装上，也没有信用卡电脑储存银行。那时上大学相当容易，1932年只有3.5万人考大学。如果你想坐飞机的话，班机很少，但是对旅客们却招待得很殷勤，因为当时劳力过剩，航空公司可以要求那些持有护士执照的女服务员伺候得特别周到。
你完全用不着预先通知旅馆、高级餐馆、理发店或者医院给你留地方。谁也不担心污染问题，因为工厂烟囱根本不冒烟。家庭教师、理发师、女装裁缝、音乐教师，甚至内科医生都会一请就登门服务。如果你在办公室工作，秘书会每天早上准时上班，绝不随便跑出去喝咖啡。她们不在办公室打私人电话，也不因为工作超时就提意见。“只要有人在工厂门口排长龙等活干，厂里工作效率就一定高。”这是塞缪尔?英萨尔的说法(他是会这样说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则把这条原理说得含蓄些：经济越衰退，活儿就干得越出色。
除环境舒适外，用70年代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生活最喜人的是外事。美国不仅不用为国外的危机操心，而且就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国外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日本人在中国胡作非为，但是谁有闲工夫去过问它呢?德国举行了总统竞选，84岁的保罗?冯?兴登堡击败了43岁的阿道夫?希特勒；但是对于他们两人，美国人同样不感兴趣。在伦敦，威尔士亲王跟一个叫沃利斯?辛普森夫人的女人谈情说爱，不久前她入宫觐见过英王，后来辛普森夫人跟丈夫离婚，和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爱德华八世结婚。辛普森夫人是平民身份，又属再嫁人，为英皇室所不许，因此爱德华八世于1936年退位。这件事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引起种种议论。——译者可是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她是有夫之妇嘛。西贡当时是那么远的地方，只能做好莱坞一部电影的背景，片名《红尘》，由克拉克?加布尔主演，是逃避现实的影片。中东地区比美国中西部地区还要平静。正如《时代》周刊4月4日所报道的：“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是只占居民16.9%的少数民族，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只是十年前国际联盟委任英国统治该地时，曾经给过犹太人代办处一些提出参考意见的权利罢了。”
尽管已经是30年代的第二年了，但是许多日后被认为代表30年代的著名人物当时还没有出名。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在书报上出现，只不过因为他是一本反共小册子《在暴风雨中》的作者。(1932年的其他作家有威廉?福克纳、克里斯托弗?莫利、奥尔德斯?赫克斯利、约翰?多斯帕索斯、鲁滨逊?杰弗斯、T.S.斯特里布林、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詹姆斯?M?巴里、查尔斯?诺德霍夫和詹姆斯?诺曼?霍尔。)那些出生年月为众所周知的人——例如乔治?萧伯纳、拉迪亚德?吉卜龄、乔治?M?科汉，以及约翰?高尔斯华绥——人们是把他们当做前辈人物看待的。这在文娱界尤其如此，五个最卖座的电影明星是玛丽?德雷斯勒、珍妮特?盖纳、琼?克劳福德、查尔斯?法雷尔和格里塔?嘉宝。这时艾琳?邓恩刚刚上银幕；克劳黛?考白特(与莫里斯?薛瓦利埃合演电影)也是初出茅庐。琴逑?罗杰斯只不过是巴斯比?伯克利的歌舞团里一名跳踢踏舞的舞女。纳尔逊?埃迪和弗雷德?阿斯泰尔一年以后才到好莱坞。四岁的雪莉?邓波儿刚在国内的标准银幕(高18英尺，宽24英尺)初露头角，她那些影片都是单盘胶卷短片，名叫《娃娃戏》。本尼?古德曼和汤米?多尔西同住在一个寓所，在纽约各剧场的乐队里工作，并在推销霍夫曼姜汁啤酒的广播节目里吹单簧管，表演许多新鲜手法。在得克萨斯州博芒特市，16岁的哈里?哈格?詹姆斯跑去找一个名叫劳伦斯?韦尔克的旅行乐团团长，问他说：“你不是要找一个喇叭手吗?”队长要他表演一下，詹姆斯便拿起喇叭拼命地吹。韦尔克摇头说：“孩子，你吹得太响了，我们乐队不好用。”
回头看来，那时美国人好像完全看不到未来的发展。奥古斯特?皮卡特教授坐着气球穿过了同温层，便在飞行日志里写道：“我们已经达到了54120英尺的高度，打破了人类的一切纪录!”那时人们无法知道，再过一些时候，这件事就成了明日黄花了。威廉?毕比博士坐在潜水器里，在百慕大群岛附近海里下沉到2200英尺，人们觉得他真了不起。他们谁会相信，30年后，海底观察员能够在同样的深度生活整整一个月呢?1932年美国海军举行演习，有一艘航空母舰在瓦胡岛的东北面从几艘担任警戒的驱逐舰旁边溜过去，拂晓时“袭击”珍珠港，“炸沉”了停泊在那里的好些军舰。那时有日本人在檀香山窥探，可是没有人注意；东京还有关于这次演习中“袭击得手”的长篇官方密报，可是也没有人知道。
最可惊的是，报纸读者竟不知道剑桥大学的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发现了中子。这是原子裂变的关键，可是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却无人懂得。根据当时的物理学说，只有极大穿透力的冲击物才能使原子核分裂。打破原子核被认为完全是理论性问题。人们觉得，用不带电荷的中子打破原子核肯定是办不到的。拉瑟福德勋爵在一个会上说过，那些以为有朝一日能放出大量原子能的人，不过是“白日做梦”。艾伯特?爱因斯坦那时正从德国逃出，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去，他也说，要放出原子能，是“异想天开”。铀只有惟一的一个用途值得一提，就是涂在时钟上，使数字夜里发光。钟表原来是用镭涂的，1932年改用铀了，因为新泽西州有个钟表厂发现涂镭的工人得了不治之症。他们查出，吸收了镭积聚在骨头里，就必死无疑，因此吓坏了。改用铀做涂料之后，钟表厂的人放心了。铀是那么保险，那么无害!谁都没想到它也会使人丧生，甚至没有想到它会使人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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