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我们下了工,回到营棚里。雨下了整整一天,我们身上的破衣服简直绞得出水来;大伙儿都在冷风中哆咳,好像狗一样,冷得上牙对不拢下牙。又没有地方烘衣服,没有地方烤火,再加肚子里饿得比死还难受。可是晚上我们是没有东西吃的。
“我脱下身上湿漉漉的破衣服,扔在木板床上说:‘他们要我们采四方石子,其实我们每人坟上只要一方石子也足够了。’就是说了这些话,可是我们中间有个坏蛋,他把我这些牢骚向营的警卫队长告密了。
“营的警卫队长,或者照他们的说法,俘虏营长,是个叫米勒的德国人。个子不高,可挺结实.全身白得出奇;头发是白的,眉毛是白的,眼睫毛是白的,甚至于那双暴眼睛也是淡白的。俄国话讲得就跟咱们一样,而且重音打在O字上。仿佛是个土生土长的伏尔加流域人。骂起娘来可是个了不起的好手。也不知道那畜生打从哪儿学来这一手?他叫我们在住区一一他们把营棚叫作住区——前面排起队来,自己带着一群党卫队员,伸出右手,在队形前面走着。他的手上戴着皮手套,皮手套里还有铅制的衬垫,用来保护手指。他一面走,一面每隔一个人打着我们的鼻子,打得皮破血流。他把这叫做‘预防感冒’。天天都是这样。营里总共有四个住区,他就今天给 “我使劲夹住面包,左手拿起了咸肉,因为这种意外的转变而弄得完全不知所措了,也没有说声谢谢,就来了个向后转,拔脚向门口走去,同时心里想:‘要是现在他在我的肩膀中间来上一枪,我就不能把这些东西带到朋友们那儿啦。’不,总算没有事,这一次死神又在我的身旁滑过去了,只让我感到身上一阵冰凉……
“我从警卫队长办公室出来,脚步还很稳健,但一到院子里就瘫痪了。我踉踉跄跄地走到营棚里,就倒在水泥地上失去了知觉。弟兄们在黑暗中把我推醒说;‘谈吧!’嗯,我想起了办公室里的经过,就给他们讲了一通。‘咱们怎样分配这些东西呢?’睡在我旁边的那个同志问,他的声音有些哆嗦了。‘大家平分,’我回答他说。我们等到了天亮。面包和咸肉用麻线切开来。每个人分到火柴盒子那么大的一块面包,连一粒面包屑都没有浪费。嗯,至于咸肉呢,你自己明白,只够抹一抹嘴唇。不过分得没有一个人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