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 章 初生芥蒂_诺贝尔的囚徒

如果只有在斯塔福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成功，那么它不是真正成功的实验。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我必须如何处置这件事？在同一份杂志上发表声明说，实验因为某种不知道的原因无法重复。在克劳斯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看来，那就是我的肿瘤发生普遍理论的终结。那就不是诺贝尔奖的问题，而是关乎我的名誉。

康托进退维谷。这封匿名信究竟是出于专业上的嫉妒、无端的怀疑，还是有什么更加严重的事情，都已经无关紧要。匿名信很可能是星期天总呆在实验室里的那八九个人中的某个人写的。比较稳妥的做法是把斯塔福叫进办公室来，当面询问这种指控，然后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重复那个实验，万一失败了就通知库尔特-克劳斯。如果那还不行，那他就只好进行预料之中的公开忏悔：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一封公开信，声明撤回康托－斯塔福实验。声明的结尾通常是“有待实验验证”。根据发表这种撤回声明的署名，人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只签康托的名字，所有的人都会怀疑有欺诈行为，如果签上两个人的名字，显得很草率，不负责任。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正式声明撤回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犹如穿上让人恐怖的粗毛衬衣。如果康托这么做，那他的肿瘤发生假说就将成为癌症研究方面又一个被抛弃的猜想。

迄今为止，康托从来没有撤回过一篇已经出版的文章；他也从来没有公开报告在其他地方不能重复的实验。这种级别的错误，尽管是一个年轻的合作者犯下的，永远也不会被人遗忘。毕竟，康托是这篇文章的合作者；即使他的名字放在最后也没什么区别。他仍然要负主要责任。康托不寒而栗地回想起，当初他听说一位有名望的同事蒙羞时，那被强行压制下去的欢乐。那是康奈尔大学一位一丝不苟、非常谨慎诚实的教授。当他认识到他合作者的数据有污点的时候，毅然收回了一篇已经出版的影响十分广泛的论文。康托阅读了正式的撤回声明之后，他才对那位教授感到同情，为他骄傲地认为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自己实验室里而感到有些自责。

尽管在得失成败的危难关头，康托还是决定什么也不说：既不告诉斯塔福，也不对克劳斯说。通过保持沉默，他认为自己仍然未被任何可能的丑行玷污。然而，沉默只能为他换来一些时间，他必须要么验证他的理论，要末放弃。花费几个星期的宝贵时间，再次重复斯塔福的实验是不可能的：万一再次失败代价太大。放弃也是无法容忍的一种选择：他的理论实在太完好了。他意识到(他喜欢说完全彻底地感到)，它肯定正确。在他看见脚下那封匿名信的指控之前，康托就已经构思了 “你回来的时候告诉我说：康托打电话给你了。坦率地说，我很生气。”

“你不必生气。整个事情与我们无关。问题不在于打电话，而是艾西说他准备干什么：他要把我的笔记本复印一份寄到哈佛去。”

“是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认为那事最简单的解决办法。”

“不。”他态度非常激烈，她感到很惊诧。“我告诉过你，我的笔记很潦草。其实，即使克劳斯再打电话来要资料也没有什么尴尬的。”

“就算如此，最后克劳斯又打电话来了。”她心平气和地说。

“没错。我没有告诉你当艾西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去的时候，我有什么感觉。那些话刻在我头脑里：‘不要担心……还没有。’我从来没有看见康托对学生或者博士后发脾气。当时他要真发脾气，我也不能责怪他。可他没有。他只是说必定是遗漏了什么细节，说要我们一起在他私人实验室里重做一遍。你知道大家为什么想要和他一起工作吗？“

塞莱斯蒂纳若有所思地说：“我想知道他的真实思想。”

斯塔福似乎没有听见她在说什么。“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这几个星期里的感受。”

“杰里，你不必告诉我。我可以感觉得出来。那又怎么样？一切不都结束了吗？”

斯塔福摇摇头。“我以为没事了，算是过去了，其实不然。我没有告诉你，在过去三个星期里面，艾西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喜欢呆在实验室里面：时不时地，动手做一点小实验，一般都是我们正在做的实验，他再重复一下。或者花几天试着做些新的实验，然后把它交给某个人去做。当然，他这样实在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我敢打赌，克劳斯和大多数像他那样的人肯定已经有很多年不动手做实验了。”

“那又怎么了？”她的声音里满是好奇和关心。

“这一次，他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面，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在干什么，他这样已经好几个星期了。他几乎谁也不见，特别是我。艾西以前几乎每天到实验室来。他总是询问实验室里的人他们在干什么。我常常希望他不要这样紧跟在身后盯着我们。现在——”他的声音越来越轻。

“杰里，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去问他呢？你总是对我说那个人多么坦诚。到他实验室去。”

“门锁了。”

“你不是开玩笑吧？”她故意欢快地说，声音听上去很勉强。“去敲他的门，直到他开门为止。”她没有把握地提出。

“不行，塞莉。我不敢。”

“杰里！”她伸出手去想要抚摸他的脑袋，他推开了她的手。

“我告诉你为什么。”他声音很轻地说。“我想他正在重复做我的实验。他不想让我在旁边。”

“莱昂纳多，你是我认识的人里唯一没有自动应答机的。我希望我的电话不算太晚。你都变成陌生人了。”葆拉-柯里很善于用很轻快流利的说话方式来掩饰她的不快，不过，她的语气还是泄漏了她的真实感情。到目前为止，她邀请康托吃午饭，她提出去听音乐会克罗诺斯音乐会，然后去买票；当他们那个室内乐小组在她寓所内演奏的时候，她提出(当然是很委婉地)让他留下来帮助她收拾。她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斯塔福博士，我是说，你的人早已经完成了。难道他不相信你？”

“葆拉，在科学上，我们的研究必然会取决于其他科学家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如果你看过科学论文，等一会：我去拿一份来给你看。”

葆拉被他孩子般的热情所打动，他跳起来，一步跨越两级台阶的样子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给，你看这篇文章的最后。”他翻开发表在《自然》上面的那篇论文的重印本。“有11条参考资料，是其他人的著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利用了他们的研究和研究成果。如果他们的研究靠不住的话，我们的也就不可能可靠。科学绝对是一幢建立在良好的信任基础上的大厦。如果基础不可靠，那就如坐泥潭了。”

“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你们的社会合同与哈佛那个重复你们实验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她坚持说。

“啊哈，问得好。一项实验必须由其他人独立重复，以证实其可真实靠。完全是为了证明我们没有犯什么错误。当然，并不是每个实验都会重复。但是所有重要的实验都必须通过这道程序。我们的实验毫无疑问属于重大的实验。那就是为什么库尔特-克劳斯决定要验证它。在癌症研究方面，他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一种肿瘤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这么说，他是出于友谊才重复你的实验的？”

康托犹豫了一下。“不，不完全是出于友谊。虽然我们在大学里是朋友。”他匆忙补充说。“我还是把它归结于出于怀疑。”

“可我以为你说这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

“克劳斯从来不盲目地相信任何东西，特别是在重大事件上。不管个人动机如何，怀疑主义在科学上是健康的。”

“现在他已经验证了你的研究结果，下面会怎么样呢？你会获得诺贝尔奖吗？”

康托脸红了。“你怎么会问这个？”

“噢，在我看来，能够说明癌症产生的理论很重要，足以获得诺贝尔大奖了。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她假装很天真地问。“莱昂纳多-康托，诺贝尔奖得主，听上去真了不起。”

他故意装作很谦虚的样子，就像所有认真的竞争者谈到这个问题时一样，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他自己的家里面。“‘世界上有许多应该获得诺贝尔奖却没有获奖，也永远不会获奖的人。’这话是狄塞里斯说的。他清楚他在说什么。他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还曾经是诺贝尔基金会的总裁。”

那只说明他认为他应该获奖。葆拉-柯里有片刻时间想说出这一想法，她旋即想起，谈到这个话题时，康托的幽默感可能很有限，于是她回到原先的问题上来：“那么，现在你的朋友克劳斯已经满足了他健康的怀疑，接下来怎么样呢？”

康托往后靠在椅子上，眼睛扫视着花园。他很长时间没有说话，葆拉差点想重复她的问题。最后，他的目光落在她的身上。“他的怀疑并没有消除。他们无法重复斯塔福的实验结果。”

“什么？为什么不能？他总不至于说你是——”葆拉突然打住，她觉得很惊讶自己对于想像之中的对艾西的不敬竟然会这样气愤。

康托轻轻地摆摆手让她保持沉默。“嘘，嘘，葆拉，不是那么回事。你还是不明白合同的条款。那与谩骂无关。这是科学：我们必须证实研究成果的正确性。不管怎么说，开始的时候，克劳斯的失败并不十分令人吃惊。我们只是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简单的交流信息，就是你在这里看见的。”他指着桌子上的重印件。“很粗略，真的：只是简单介绍了这种理论，指出实验获得成功。它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细节使得另外一个实验室可以重复那个实验。问题出在斯塔福把实验细节完全写出来，我们把资料寄到哈佛去以后，他们仍然不能够复制他的实验结果。”

“你是说斯塔福的实验有差错？”

“不！”康托厉声说。“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你太绝对了。这可能意味着，他无意之中，遗忘了某个至关重要的细节，也可能是克劳斯的人忽视了，没有按照要求去做。我当年学化学，读研究生时，曾经经遇到过这种事。当时，我在作一个反应，称作“去碳化”反应。作这个实验要在一个玻璃管里面把一种物质，加热到在其融点之上。最初，十分完美，可后来，出来的结果非常不稳定。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原因：原来，我最初使用的是软玻璃，它稍微有一点碱性，而后来我选用了派热克斯耐热玻璃。事实证明，正是这种少量的碱促进了这种反应。”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吗？”葆拉开始感兴趣了。她原先始终认为科学实验应该没有丝毫含糊。

“绝对！”康托急于说清楚这一点。“我告诉你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你听了会吃惊的。哈佛大学的卡罗尔-威廉斯(CarrollWilliams)，他是一位倍受尊敬的昆虫生物学家。他曾经有一位捷克来的博士后，卡雷尔-斯拉马(Karelma)。他到哈佛去继续他在布拉格开始的研究。他随身带了一些他在家乡已经研究了多年小虫，可很奇怪，尽管他喂给它们同样的食物，斯拉马始终无法让这些昆虫在马萨诸塞交配，繁殖后代。你知道最后是怎么回事？”

“是他们养昆虫的那个广口瓶底部铺垫的那张纸片！”康托得意地说。“那张纸是用来放养昆虫的作用。他在布拉格一直这样做，最后，他把纸拿走以后，那些昆虫在剑桥过得得很快活。”康托很高兴讲述这个故事。他因此忘记了他真正的问题。“欧洲的纸张所用的树与北美洲的不同，是用香脂冷杉木造的。他们从香脂冷杉纸浆里离析出了后来被称作“纸因子’的东西，它造成昆虫不正常的生长和夭折。我仍然记得那篇实际上应该说是非常严肃的结论：《波士顿环球报》和《华尔街日报》有抑制作用应该禁用，而《自然》和伦敦的《泰晤士报》则无碍。”

“莱昂纳多，我对你知识的渊博感到惊讶：我们从肿瘤开始，一直谈到《华尔街日报》对昆虫的抑制作用。”她举起玻璃酒杯。“为斯塔福博士的实验也遇到这种有趣的情况而干杯。”

“真那样就好了。”他忧郁地说。“谁知道呢。克劳斯 “‘别的’是什么意思？”葆拉打断他。

“数据被人为操纵。甚至彻底出错……”

“会有这种事吗？”

“不经常发生。”他坚定地回答。“刚才我说了，人们的记忆长久得令人难以相信。我猜想是终身难忘。我们互相依赖，需要绝对的信任，所以，一旦某人在科学界的信誉毁了，就再也不可能完全恢复。一般来说，就是身败名裂。”

“你们这些人互相的期望是什么呢？绝对完美？”葆拉问。

“当然不是，不过，倘若研究成果很重要，它会影响许多其他人的想法或者研究方向，那谴责和指控就会是‘你为什么要如此匆忙公布？为什么不等到实验结果被证实以后？’”

“那你怎么回答呢？莱昂纳多，如果有人问你的话？你为什么这么匆忙发表？”

“坦诚地说，大多数科学家都具有分裂的人格：一方面，他们信奉严格实验的方法，相信它的规则，以及知识进步的最终的客观结果；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是难免犯错的人，具有一般人的感情弱点。我现在谈论的是人性的弱点。我们全都知道，在当代科学中最伟大的职业风险是同时发现。如果我的理论正确的话，我绝对肯定，或迟或早，有人会有同样的想法。在我这个竞争激烈的领域很可能很快就会出现这种事。激励科学家的动力——他的自尊，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很简单的愿望上：得到与自己同等的人——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克劳斯们——的承认。只有原创思想才能得到这种承认和赞誉，这就很愚蠢地意味着你必须是第一。因此争取获得优先权的动力很强大，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包括我在内，建立优先权的唯一方法就是看谁最先发表——你好像突然沉默不语，葆拉，我让你失望了？”

她迟疑了很长时间才开口。“与其说是失望，不如说是醒悟。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告诉任何人你最近的想法的原因吗？这么说还没有人先公布？”

他点点头。“我想是的。”

“莱昂纳多，最后一个问题，”她隔着桌子身体往前倾，“你为什么要自己做这个实验，整天埋头在实验室里面，什么人都不见？为什么不让你那位斯塔福做这项实验呢？第一次实验不是他做的吗？他不是你实验室里最优秀的吗？这一次有什么不同？”

“好的科学家一次只改变一个变量。”

葆拉-柯里看上去很不解。“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再信任斯塔福了。”